鮑德溫兄妹就住在一條擠滿房屋和樹木的大街的中段。加納先生跳下大車，把馬拴在結實的鐵樁上。“我們到了。”貝比拾起包袱，因為屁股的傷和幾個小時的舟車勞頓，費了好大力氣才爬下車來。加納先生在她落地之前就到了甬道和門廊，而她瞄見門開處一個黑人姑娘的臉，就從一條小路向房後繞去。她似乎等了很久，那同一個姑娘才打開廚房門，請她在窗前的座位上坐下。“我給你拿點吃的好嗎，太太？”姑娘問。“不了，親愛的。我隻是挺想喝點水的。”那個姑娘走到洗碗池邊壓了一杯水。她把杯子放到貝比·薩格斯的手上。“我叫簡妮，太太。”貝比在水池邊遲疑了一下，但還是把水喝個精光，儘管它喝起來像一種正兒八經的藥。“薩格斯。”她用手背抹著嘴唇，說道，“貝比·薩格斯。”“很高興見到你，薩格斯太太。你要在這兒留下來嗎？”“我不知道我會留在哪兒，加納先生——是他帶我來這兒的——他說他給我安排好了。”然後她又說道：“我自由了，你知道。”簡妮笑了。“是的，太太。”“你家裡人住在附近嗎？”“是的，太太。我們都住在藍石路。”“我們都失散了。”貝比·薩格斯道，“可也許不會太久的。”萬能的上帝啊，她想，我從何處開始呢？找人寫信給惠特婁。看看誰帶走了帕蒂和羅莎麗。她聽說，有個叫丹的要了阿黛麗亞到西部去了。犯不上去找泰瑞或者約翰。他們三十年沒有音訊了，要是她找得太緊而他們又正在東躲西藏，找到他們就會使他們反受其害。南希和菲莫斯死在了弗吉尼亞海岸一艘將駛往薩凡納的船上。她知道的就這些。是惠特婁那裡的工頭給她帶來的信兒，倒不是工頭怎麼心地善良，而是因為他想讓她聽他的擺布。船長在港口等了整整三個星期，塞滿了貨船才起航。在貨艙裡沒活下來的奴隸當中，他說，有兩個是惠特婁的小黑鬼，名字叫……但是她知道他們的名字。她知道。她用拳頭堵住耳朵，不想聽它們從他嘴裡說出來。簡妮熱了些牛奶，倒在一隻碗裡，又拿來了一盤玉米麵包。貝比·薩格斯客氣了幾句，就來到桌旁坐下。她把麵包撚碎，扔在熱牛奶裡，發現自己這輩子從來沒這麼餓過。這很說明問題。“他們會在乎嗎？”“不會，”簡妮說，“想吃多少吃多少。這是我們吃的。”“還有誰住在這兒？”“就我。還有伍德拉夫先生，他乾外麵的活兒。他一個禮拜來兩三天。”“就你們倆？”“是的，太太。我管做飯洗衣裳。”“也許你家裡人知道有誰需要個幫手。”“我一定幫你打聽，不過我知道屠宰場要個女的。”“乾什麼？”“我不知道。”“男人們不願意乾的活兒，我估計。”“我表姐說豬肉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外加每小時兩毛五。她是做夏季香腸的。”貝比·薩格斯把手舉到頭頂。錢？錢？他們會每天都付給她錢？錢？“這個屠宰場在哪兒？”她問道。簡妮還沒來得及回答，鮑德溫兄妹就走進了廚房，身後跟著咧嘴直笑的加納先生。毫無疑問，是兄妹倆，兩人都穿著灰色衣服，在雪白的頭發下麵，他們的臉顯得太年輕了。“你給她東西吃了嗎，簡妮？”哥哥問。“給了，先生。”“彆起來了，珍妮。”妹妹說道，於是好消息變得更好了。他們問她能乾什麼活兒，她沒有把她完成過的幾百樣差事數落個遍，隻顧打聽那個屠宰場。她乾那個太老了，他們說。“她是你能見到的最好的鞋匠。”加納先生道。“鞋匠？”鮑德溫妹妹挑起又黑又濃的眉毛，“誰教你的？”“是個奴隸教的我。”貝比·薩格斯答道。“是做新鞋子，還是光修補？”“新的舊的，什麼都行。”“好嘛，”鮑德溫哥哥說，“那可挺了不起，可你還得乾點彆的。”“拿回去漿洗怎麼樣？”鮑德溫妹妹問。“行，太太。”“一磅兩分錢。”“行，太太。可拿回哪兒去啊？”“什麼？”“您說‘拿回去漿洗’。‘回’哪兒去啊？我要去的地方是哪兒？”“噢，聽著，珍妮，”加納先生說，“這兩位天使有所房子給你。他們在城外有一處宅子。”那所房子在他們搬進城之前屬於他們的祖父母。最近租住它的一大窩黑人剛剛離開了俄亥俄州。對於珍妮一個人來說，房子太大了，他們說（樓上兩間，樓下兩間），可這是他們能做到的最佳和唯一的選擇。作為漿洗衣服、做些針線活兒、做罐頭以及諸如此類（哦，還有鞋）的報酬，他們會允許她住在那裡。規定她必須保持清潔。以前那一窩黑人可不怎麼樣。貝比·薩格斯接下了這份工作；失掉那份賺錢差事當然很難受，可一所帶樓梯的房子令她激動不已——雖說她爬不了樓梯。加納先生告訴鮑德溫兄妹，她不僅做得一手好鞋，飯也做得不賴，說著，還亮出他的肚皮和腳上的樣品。大家都大笑起來。“你需要什麼就說一聲，”妹妹說，“我們不支持奴隸製，甚至加納的那種。”“告訴他們，珍妮。在我家之前你住過更好的地方嗎？”“沒有，先生。”她說，“沒住過。”“你在‘甜蜜之家’待了多久？”“十年，我想是。”“挨過餓嗎？”“沒有，先生。”“受過凍嗎？”“沒有，先生。”“有人碰過你一個手指頭嗎？”“沒有，先生。”“我讓沒讓黑爾贖你？”“是的，先生。你讓了。”她說道，心裡卻暗想：可是你占著我的兒子，而我一無所有。我歸天以後，他還得一直為了還債讓你租來租去。他們說，伍德拉夫會把她帶出去，然後三個人就從廚房門口消失了。“我得做晚飯了。”簡妮道。“我來幫忙，”貝比·薩格斯說，“你太矮了，夠不著火。”伍德拉夫把馬抽得飛跑起來時天已經黑了。他是個胡子很重的年輕人，下巴上有一塊胡子遮不住的燒傷。“你是在這地方土生土長的嗎？”貝比·薩格斯問他。“不是，太太。弗吉尼亞。來這兒兩年了。”“原來是這樣。”“你去的房子棒極了。又大。一個牧師和他一家曾經在那兒住過。十八個孩子呢。”“我的天。他們到哪兒去了？”“到伊利諾伊去了。艾倫主教讓他去那兒管一個教區。大著呢。”“這一帶有什麼教堂嗎？我有十年沒邁進去過了。”“怎麼會呢？”“我們那兒沒教堂。我不喜歡我在最後這個地方之前待的那個地方，可我在那兒倒總有辦法每個星期天去趟教堂。我敢說上帝現在肯定忘了我是誰了。”“去見見派克牧師，太太。他會重新把你介紹進去的。”“我用不著他介紹。我會自己介紹自己。我需要他做的是把我重新介紹給我的孩子們。我猜，他認識字吧？”“當然。”“太好了，我要澄清好多事情。”可是他們澄清的消息少得可憐，她不得不放棄了。在牧師替她寫了兩年的信之後，在兩年的漿洗、縫補、做罐頭、做鞋、種菜和去教堂之後，她發現的隻是：惠特婁的地方已經沒了，而且，也沒法給“一個叫丹的男人”寫信，如果你知道的隻是他去了西部。不管怎麼說，好消息總還有：黑爾結了婚，很快就有了個孩子。從此，她便把精力集中在那件事，以及她自己用來布道的標誌上麵，決心用她那剛一過俄亥俄河就開始跳動的心來做點什麼。而且它行得通，很行得通，直到她開始驕傲，見到她的兒媳婦和黑爾的孩子們——其中一個出生在路上——就忘乎所以，還舉辦了一個讓聖誕節遜色的黑莓慶祝會。現在她站在菜園裡，嗅著非難的氣味，感覺到了一個黑壓壓趕來的東西，並看見了那雙絕對不討她喜歡的高幫鞋。絕對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