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那之前他常常說：“那僅僅是宣傳，隻是用來欺騙黑人的謊言。”一九四七年，美國人開始拆除喬治五世公園裡的兵營，為此許多人感到失落。一個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邊給我剪發，一邊說：“聽說戰爭結束了。”我說：“我也聽說了，可還是有些懷疑。”博勒說：“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傳的行家，但我是這樣看待的，如果他們要繼續打仗，就會保留這些兵營的。”“可他們拆除了兵營。”我說。博勒說：“確實。二加二等於幾？告訴我，等於幾？”我說：“四。”他若有所思地為我剪了會兒頭發。然後說：“好，我很高興戰爭結束了。”理完發，我一邊付錢一邊說：“你認為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你覺得我們要去慶祝一下嗎？”他說：“彆著急，夥計。彆著急。這是件大事，我還得好好想想。”於是這事就不了了之了。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當停戰的消息傳到西班牙港，人們瘋狂不已，街上就像在過狂歡節。一首新的卡裡普索小調不脛而走，街上的每個人都隨歌而舞：“日日夜夜，瑪麗·安小姐”“伴著男友漫步河邊。”博勒看著舞蹈的人們，說：“愚蠢！愚蠢！黑人怎麼這麼愚蠢？”我說：“可你沒聽見嗎，博勒先生？戰爭結束了。”他吐了口唾沫說：“你知道什麼？你去打仗了？”“可收音機已經播了，我也在報紙上看到了。”博勒大笑。他說：“任何人都會把你當孩子看。你自以為長大了，但你居然還相信報紙上的一切？”這話以前我也聽過。博勒活了六十歲了，他發現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報紙上的任何東西。這是他全部的哲學，但這並沒有使他高興。他成為這條街上最悲傷的人。我認為博勒生性就是悲傷的。十一年來，我每周至少見他一次，但確信從沒見他笑過，除了冷笑。他個子高挑，不胖不瘦，卻麵帶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掛，兩眼大而無神。令我吃驚的是，博勒不做理發師後還能維持生活。我猜他是一個登記在冊的搬運工，他的手推車是我見過的最小的。那不過是兩個輪子上架了一個小盒子，他獨自推著。那高大的身軀，帶著一副聽天由命、無所謂的架勢，讓你覺著他這麼做是何苦呢。小車上隻裝了兩三包麵粉或糖。每逢周日，博勒又變回理發師。如果他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那就是會理發。博勒經常對我說：“你知道塞繆爾嗎？”塞繆爾是我們這兒最成功的理發師。他很富有，每年都會花一周時間去度假，而且喜歡讓每個人都知道這事。我說：“是呀，我知道塞繆爾。可我一點兒也不喜歡他碰我的頭發。他根本不會理發，隻會在我頭上亂抓一氣。”博勒說：“你知道是誰教會塞繆爾理發的嗎？知道嗎？”我搖了搖頭。“我，是我教塞繆爾的。他剛開始學理發時，連自己的胡子還不會刮呢。他哭著求我說，‘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麼給人理發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現在怎樣了，嗯？塞繆爾是越來越發了，但我仍舊住在這間破爛的老房子裡。塞繆爾有一間專門理發的屋子，而我還得在那棵芒果樹下露天理發。”我說：“可是在外邊挺好的呀，比在悶熱的屋子裡坐著好。可是你為什麼平常不給人理發呢，博勒先生？”“哈，孩子，這是個大問題。事實是，我就是信不過自己。”“不對。你理發理得非常好，比塞繆爾強。”“我倒不是這個意思，孩子。當一個人坐在你麵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歡這個人，手裡還捏著一把剃刀，這個時候什麼怪事都可能發生。這些天，我隻在喜歡一個人的時候給他理發，我可不願意隨隨便便給誰理發。”儘管在一九四五年時，博勒並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驚小怪的人之一。當時西班牙港僅有的三份報紙，《特立尼達衛報》、《西班牙港新聞報》和《晚報》，他每期都買。戰爭爆發後，《晚報》開始發行特刊，他也買。那些日子裡，博勒老說：“有許多人自以為可以擺布彆人的生活，他們以為我們窮，我們就無知。可我偏不信這個邪，你們聽著，我會每天坐下來讀報紙，天天這麼做。”博勒對《特立尼達衛報》特彆感興趣，有段時間，他每天都要買下二十多份。《衛報》正舉行一種叫“失蹤的球”的有獎遊戲。他們在報上印出足球比賽的圖片，但不標出球的位置。你隻要用“X”標出球的位置，就有機會贏一大筆錢。標注這個失蹤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樂趣之一。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興地給《衛報》寄上一份標有“X”的報紙。對我們大家來說，這是一周中最激動人心的事。哈特常說：“博勒，我打賭，你一旦贏錢了，就會忘了我們大家。你會離開米格爾街，在聖克萊爾大道買棟大房子，夥計，是吧？”博勒說：“不，我不會留在特立尼達，我想走，去美國。”博勒開始標兩份X圖了。然後三份、四份、六份。他沒有贏到一分錢，人卻變得越來越暴躁。他總是說：“你們聽著，這是一個巨大的惡作劇，那些辦報紙的家夥早就陰謀好了，他們已經定下了誰會拿這個獎，他們隻想把所有黑人的錢騙到手。”哈特說：“你不要灰心，再認真地試一次就行。”博勒買了一遝坐標紙，放在印著“失蹤的球”圖片的報紙上麵，然後在每條線的交叉處，他都標上一個X。為了做好這事，博勒不得不每周買一百到一百五十幾份的《衛報》。有時博勒會叫博伊、埃羅爾和我過去，說：“現在，孩子們，你們認為那個失蹤的球在哪兒？瞧，我要你們閉上眼睛，用這支鉛筆標出它的位置。”有時博勒會問我們：“這星期你們夢到過什麼沒？”如果你說你什麼都沒有夢到，博勒就會非常失望。我常常會編幾個說說，博勒就會來解夢，把它們和失蹤的球聯係上。大夥兒開始叫博勒“失蹤的球”。哈特常說：“瞧那丟了球的家夥。”有一天，博勒走進了《衛報》辦公室，在警察趕到之前，狠狠揍了一個助理編輯一頓。在法庭上，博勒說：“你們聽著，那個球根本就沒有失蹤，因為它從來就不在那兒。”博勒被罰款二十五元。《新聞報》登出一則消息：““失蹤的球”一案”“行凶者被罰”儘管博勒花了將近三百元試圖標中失蹤的球，但是連個安慰獎都沒得到。在法院結案後不久，博勒就停止了日常的理發，也不再看《衛報》。我記不得博勒為什麼不再看《晚報》了，但我知道他為什麼不再看《新聞報》。戰爭期間，西班牙港有一陣子出現了非常嚴重的住房緊缺。一九四二年，一名聲稱能救濟無房戶的慈善家出現了，他說他預備啟動一個建房互助計劃，願意參加這項事業的人，隻要存入兩百元作為基金，一年後他們就可不花一分錢得到一棟嶄新的房子。一些重要人物都支持這個新計劃，還舉行了許多的宴會，為這個項目打下一個美好的開端。這個項目投入了大量的廣告，據說有五六棟樓盤已經建成，並交付給了一些參加過宴會的人。報上刊登出多張人們手拿鑰匙開門並遷入新居的照片。博勒看了《新聞報》上的這些照片和廣告後，掏了兩百元。一九四三年，建房互助會的負責人失蹤了，和他一起消失的還有兩三千棟夢想中的住宅。博勒從此終止讀《新聞報》。那年十一月的一個周日，博勒向我們這幫坐在芒果樹下等著他理發的人宣布了一個聲明。他說：“現在我告訴大家一些事情。請上帝為我作證，如果我違背了我的誓言，那就讓我的兩隻眼睛瞎掉。聽著，從今天起，我不會再看報，哪怕我學會了中文，我也絕不看中文報紙，你們聽清了嗎？你們不要相信報紙上的任何東西。”當時他正在給哈特理發，哈特聽完後立刻站起身離開了。後來哈特說：“你們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我想我們再也不能讓博勒理發了。你們明白，這家夥真的把我嚇著了。”我們不必好好琢磨哈特的決定，因為幾天後，博勒就來告訴我們說：“我會一個一個地拜訪你們這幫家夥，因為那將是你們最後一次看到我。”他看起來十分沮喪，我想他就要哭出來了。哈特說：“這下你要做什麼？”博勒說：“我要離開這個島，永遠不再回來。這兒到處是該死的騙子。”埃多斯說：“博勒，你會帶走小推車嗎？”博勒說：“不會，怎麼，你喜歡它？”埃多斯說：“我在想，對我來說，它似乎挺不錯的。”博勒說：“埃多斯，車歸你了。”哈特說：“你去哪兒，博勒？”博勒說：“以後就知道啦。”那天晚上，他離開了我們。埃多斯說：“你們認為博勒是瘋了嗎？”哈特說：“不。他是去委內瑞拉了。他之所以保守秘密，是因為委內瑞拉的警察不喜歡從特立尼達過去的人。”埃多斯說：“博勒真是個好人呀，他走了我很難過。你們知道，有些人還對博勒留下的小推車眼紅呢。”那天晚上很晚，我們去了博勒的小屋，把他留下的所有有用的物品都一掃而光，不太多，就一小塊油布，兩三把舊梳子，一把彎刀，一條板凳。我們都很傷心。哈特說：“這個國家的人對可憐的博勒的確不怎麼樣，我對他的離開沒有一點責怪。”埃多斯很實際地環顧房間，說：“但是，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走了，夥計。”第二天下午，埃多斯宣布：“你們知道那輛小推車我換了多少錢？兩元！”哈特說：“這事你做得太他媽急了，知道不，埃多斯。”然後，我們看見博勒本人在米格爾街上走。哈特說：“埃多斯，你有麻煩了。”埃多斯說：“是他自己給我的，又不是我偷的。”博勒比任何時候看起來都更疲倦更沮喪。哈特說：“怎麼了，博勒？你創紀錄了，夥計。彆跟我說，你去了一趟委內瑞拉，又回來了。”博勒說：“該死的特立尼達人！該死的特立尼達人！我不明白為什麼希特勒不來這兒，炸死島上那些婊子養的。他炸錯人了，你們知道嗎！”哈特說：“坐下吧，博勒。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博勒說：“現在不行。我有些事要先去辦一下。埃多斯，我的小推車呢？”哈特笑了。博勒說：“笑什麼，我不明白有什麼好笑的。小推車呢？埃多斯，你以為你能做出那樣的推車？”埃多斯說：“你的小推車，博勒？可是你已經給我了。”博勒說：“我要你把它還給我。”埃多斯說：“我把它賣了，博勒。瞧這兩元錢，是我賣了賺的。”博勒說：“你出手可真快，夥計。”埃多斯站了起來。博勒說：“埃多斯，有一件事我求你以後彆再做了。聽著，埃多斯，當我求你了，彆再找我理發了，我都不相信自己。去把我的那輛小推車買回來吧。”埃多斯嘟噥著離開了。“這個世界真可笑，還真有人把一輛小推車看得那麼重。它能跟我的藍色清潔車一樣嗎？”博勒說：“如果我能親手抓住那個拿了錢卻沒把我送去委內瑞拉的孬種，我一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你們知道那人乾了什麼嗎？他開著摩托艇帶我們兜了一晚上，然後把我們扔在了一片沼澤地，說到委內瑞拉了。我碰見一些人，就和他們說西班牙語，但他們搖著頭大笑。你們知道怎麼回事嗎？他還是把我們擱在特立尼達，隻不過距離拉布雷亞三四英裡。”哈特說：“博勒，你還不知道你有多幸運呢。有些這樣的人會把你殺了，然後拋屍野外，夥計。他們可不想給委內瑞拉的警察惹麻煩。要知道，去委內瑞拉是違法的。”打這之後，我們很少見著博勒。埃多斯設法找回了那輛推車，讓我轉交給博勒。埃多斯說：“你知道黑人在這個世界上為什麼就過不好嗎？當時你也在場，他自己給我的，現在又讓我還給他。就給他吧，告訴他，埃多斯讓他見鬼去吧。”我對博勒說：“埃多斯說很抱歉，讓我把這輛小推車送回來。”博勒說：“你了解黑人是什麼樣的，他們拿彆人東西的時候手很快，輪到給彆人點什麼就不情願了。這就是黑人過不好的原因。”我說：“博勒先生，我也拿走了一件東西，但我送回來了。就是那塊油布，我拿給我媽了，可她讓我拿回來。”博勒說：“不要緊。對了，孩子，這些天誰給你理發的呀？你的頭看起來像隻雞窩。”我說：“是塞繆爾給我理的，博勒先生。我告訴過你，他根本不會理發。你瞧他把我的頭理成什麼了。”博勒說：“周日過來吧，我給你理。”我猶豫了。博勒說：“你在害怕嗎？彆傻了，我喜歡你。”於是周日我過去了。博勒說：“你的功課怎麼樣啊？”我不想說大話。博勒說：“我想讓你幫我做點事，但又不確定該不該找你。”我說：“交給我辦吧，博勒先生。我願意為你辦任何事。”他說：“不，彆急。等你下次過來時我再告訴你。”一個月之後，我又去博勒那兒，他說：“你識字嗎？”我向他保證說識。他說：“好吧。我要做一件秘密的事，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你能保守這個秘密嗎？”我說：“是的，我能保守秘密。”“我這樣的老頭子也沒多少時日了，”博勒說，“我這樣孤零零的老頭子活著總該圖點什麼吧，所以我要告訴你下麵這件事。”“什麼事呀，博勒先生？”他給我剪頭發的手停下來，從褲子口袋裡掏出一張打印的紙。他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問：“一張彩票。”“是的。你真聰明，孩子。的確是張彩票。”我說：“可是你讓我幫你做什麼呢，博勒先生？”他說：“首先你必須向我保證不告訴任何人。”我向他作了保證。他說：“我想讓你幫我看看這張彩票是不是中了。”六周後開獎了，我去看博勒的彩票中了沒有，然後告訴他：“你的號碼沒有中，博勒先生。”他問道：“連二等獎也沒中嗎？”我搖搖頭。但博勒並不失望。“果然不出所料。”他說。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這一直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在這些日子裡，博勒買了每一期的彩票，但沒有一張中過。沒有人知道這事，甚至連哈特和彆的人都對他說：“博勒，我覺得有件事你該去試一下。你乾嗎不去買買彩票？”博勒總回答：“我早就不乾這種事了，夥計。”一九四八年聖誕節期間，博勒的號碼中獎了。雖然不多，隻有三百元左右。我跑到博勒的屋子，對他說：“博勒先生，你中獎了。”博勒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他說：“瞧，孩子，你現在倒是能耐大了。你可彆把我惹毛了，否則看我不揍扁你。”我說：“可你真的是中獎了，博勒先生。”他問：“你他媽的怎麼知道的？”我說：“我看報紙了。”一聽到這兒，博勒真的生氣了，他一把抓起我的衣領，尖聲嚷道：“我告訴過你多少次了，你這個沒用的小雜種，絕不要相信報上的任何東西。”我隻能向特立尼達賽馬俱樂部核實。我告訴博勒：“這是真的。”可他拒絕相信我。他說：“這些特立尼達人就會撒謊、撒謊。他們就知道騙人。他們騙得了你，可騙不了我。”我把這事告訴了街上的人：“博勒徹底瘋了。這人中了三百元，可就是不信他中了。”一天，博伊對博勒說：“喂，博勒，你到底還是中了彩票呀。”博勒追著博伊，大吼道：“你這蠢貨，竟敢嘲笑一個可以當你爺爺的人。”再看見我時，他說：“你就是這樣保守秘密的？就這樣保守秘密？你們這幫特立尼達人怎麼都這樣，嗯？”之後博勒把他的小推車推到埃多斯屋前，說：“埃多斯，你不是想要我的小推車嗎？給你，拿去吧。”接著，他拿起彎刀把小推車砍得稀爛。他又對著我喊道：“人都以為我好愚弄。”然後他掏出彩票，把它撕碎，衝到我麵前，硬是把那些碎紙片塞到我的襯衣口袋裡。後來，他孤零零地在他的小屋裡待著，很少出門來到街上，也不再和誰說話。每月唯一出來的那次，就是去領養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