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現在，何婷正準備打第八個電話。所有的渠道都已打通，隻欠孔祥副部長一個批示，二女兒就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了。何婷看著辦公桌上的電話機，胸有成竹地一笑。這一局也是勝利在握。可惜現在軍隊裡不委任女人做將領，不然，何婷照樣可以當一個不亞於任何男人的常勝將軍。其實女人在征服什麼、占有什麼、得到什麼的欲望上，比男人有韌性得多。在彆人看來，何婷的一生夠順利了。一九四五年參加革命的一個滿洲國的“電台之花”，很快地入了黨。她是一個有頭腦的、進攻型的女人，斷然不肯留在文工團裡，早就看準了“政治”這碗飯。於是她沿著政工部門的階梯：文書、乾事、辦事員、科員、科長……直至六二年孔祥把她提為處長。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她現在應該是局長。每每在電視上的國際新聞裡，看到馬科斯夫人或撒切爾夫人周旋於外交場合的時候，她的嘴角上總是撇著冷笑。如果不是機緣不對，誰能斷定她不能成為馬科斯夫人或撒切爾夫人那樣顯赫一時的人物呢？於是她便悻悻然地從電視機前走開，自怨自艾地坐在自己的房間裡生悶氣。從不氣餒的她，這時便會感到黃金時代已經杳然而去，她這一生虧得厲害。什麼都讓她想發脾氣：掛曆上那個電影明星笑得太媚——她也同一般女人一樣，特彆容易發現彆的女人的缺點；老太太的紅燒肉燒得不爛；或是大女婿的吉他，撥楞撥楞地響得她心煩；因為中風十幾年不上班，也不能升官兒的老頭子，口齒都不清了，還嗚嚕嗚嚕地要求她上這兒、上那兒，給他買這種或那種吃食，到了這種份兒上，七情六欲哪樣都不見減退。彆看他走路磕磕絆絆淨摔跤，隻要她照顧得稍不周到，就會到部裡去告她虐待他。憑什麼她得攤上這麼一個丈夫？一吃東西，那些嚼碎了的食物便順著嘴角往下流，讓她看了惡心、想吐。隨時往褲子上拉屎拉尿，一走近他，就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但她還是希望他活著，拉屎拉尿也好，流哈喇子也好，隻要他還在喘氣，每月一百幾十塊的工資就一個也不能少。虐待？換個彆人試試，誰能守這十幾年的活寡？誰能這樣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他？他偏癱的時候，何婷不過才四十多一點，因為生得白嫩，看上去還隻有三十六七的樣子。如今雖已到了五十多歲的年齡，竟還有一個甜得讓人發膩，比十七八的姑娘還嫩的嗓子。她圖的什麼？榮華富貴？恩愛夫妻？同舟共濟？到了如今，事事竟還要她親自出頭露麵疏通關係。像她這種資格、這種條件的女人，誰不靠在自己老頭子的身上享清福？中學時的同學夏竹筠不就是當著這樣的官太太嗎？要是老頭子不病呢？也該是個副部長了。誰能料得到今天？當初何婷嫁給他的時候，三十剛出頭的處級乾部，一米八○的魁梧漢子，英俊、漂亮。要地位有地位，要貌有貌，要才有才。唉，嫁男人真有點像押寶。可是，隻要她一走出家門兒，她就會像一頭覓食的母獅子，抖擻起全部的精氣神兒。這會兒她便如一頭母獅那樣，伏身地上，慢慢地朝她的捕攫目標爬去，準備縱身一撲……卻偏偏有人敲門。何婷不耐煩地招呼：“進來。”房門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又是那個申請二米五立車的、某個水電站設備科的技術員。進門之後，就站在門口，不敢再往前多走一步，天生一個讓人坑蒙拐騙的角色，這種人跑設備，真不是材料。上次他來的時候，何婷好像無意之中問了一句：“你們那山溝溝裡出木耳吧？”何婷最近對木耳極為關心，聽說它具有減緩血小板凝結趨勢的作用，因而可以減緩動脈血管的粥樣硬化，抑製心臟病的發作，還可以延年益壽。“木耳？”聽他那口氣，好像一輩子也沒聽見過這個詞兒，更不要說見過木耳了。真是沒見過的死腦筋，六十年代以前畢業的大學生多半都是這種派頭。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經過一個“文化大革命”，連這點做人的經驗都沒學會。像上次，給馮局長老家那個小電站解決配套的機電設備，人家縣裡就知道拉些土特產來。又不是不給錢。這個人要不又是馮局長介紹來的，何婷早給他回了，拿到哪兒去也是堂而皇之的理由，早在多年前建成投產的項目，誰還包你一輩子。那人說：“何處長，申請二米五立車應該附上的加工工件最大尺寸、加工量和加工件圖紙您看了之後，還有什麼需要我們補充的情況嗎？”糟！忘了，忘了，她早忘了。而且那幾個表格扔到哪兒去了，她也記不起來了，應該及時交給處裡的人去辦就好了。這一段時間，她全副精力都投入二女兒留京工作的事情上去了。唉，真是老了，記性也不好了。要在過去，一天要辦哪些事情，就是不用備忘錄，她也一條條地記得清清楚楚。怎麼辦呢？她沉吟了一會兒說：“你是不是再補兩份，我們還要和物資部門、部機床局等單位進行交涉，一份是很不方便的。至於還需要補充什麼情況嘛——看看那些單位還有什麼要求，我們這裡倒沒什麼意見了。”那人連連點頭：“那好，那好，明天我再送兩份來。”一點也想不到這裡頭有什麼蹊蹺。“你請坐。”何婷推過去一把彈簧軟椅。“哦，不，不，謝謝，我這就回去準備資料。”“還有什麼事你儘管說。”畢竟何婷覺得心裡有些歉然。“沒什麼啦，能解決二米五的立車已經夠照顧我們啦。”那人點頭躬腰，感謝不儘。何婷送他到走廊。“您請留步，請留步。”他一麵點頭，一麵退著走遠了。在走廊裡何婷迎頭碰上了賀家彬，她想起分配給處裡的那張電視機購買證，羅海濤多次表示想要，他是她那個核心的中堅。這個人情還不該送？！彆人不會說什麼，賀家彬也許會說怪話，先摸摸他的態度，其他人那裡好說。“哎，老賀，處裡分到一張日本‘三洋’牌電視機的購貨票，你買不買？”態度極其親密，好像他們之間從來沒有過什麼口角，好像他們打認識那天起，就是步調一致，利益一致，觀點一致的老戰友。“我才不花那個冤錢買電視機呢，就衝那些電視節目。哼！”正中下懷。何婷知道他不會要。真蠢，不要也不說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給老羅，你看怎麼樣？”好像賀家彬是支部裡的副書記，何婷沒有一件事不尊重他的意見。“憑什麼？因為他是黨員，是支委，就該先給他是不是？人家辛工程師都快退休了，再不給他，退休之後讓他上哪兒分票去？”真不識抬舉，不論她乾什麼事，賀家彬都要唱反調。“這不是和你商量嘛。”給辛工？他對她有什麼用？一個就要退休的老書呆子。不行，她還得想個什麼借口，把這票證給羅海濤。何婷的臉上依舊堆著親密無間的笑，心裡卻想：下午黨委會就要討論你的入黨問題，等著瞧吧。何婷安下心來，再去打她的電話。“喂，誰呀？”“曹秘書，我是何婷啊。”何婷笑著，笑聲裡透著無比的謙和。她和每個部長的秘書都很熟。秘書，可真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彆看他們的官銜都比她低，頂多不過是個副處級，可和他們接觸的時候，何婷反倒顯得低聲下氣。要想在部裡站住腳，或是通個天，往哪個部長的耳朵裡吹點什麼，或是探聽點消息，這是關鍵的一環。花多少功夫，賠多少心力，都是上算的。“啊，是何處長呀，有什麼事嗎？”曹秘書熱情得很，沒打一點官腔。“我想跟孔副部長通個電話，也不知他這會兒忙不忙？你看現在請他接電話合適不合適，啊？”好像接不接電話的決定權在曹秘書那裡，其實她很有把握，孔祥一定會接她的電話。“你等等，我給你看看去。”“那太感謝你了。”“自己人，客氣什麼。”何婷聽見那邊放下了聽筒。接著她聽見電話撥到另一個機子上去的聲音。“哪一位呀？”孔祥拖著長長的四川腔問道。“哎呀，老首長，您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啦，您早把我們這些兵給忘嘍，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這樣的埋怨，誰聽了也會覺得心裡癢酥酥的，隻會嗬嗬地樂。“啊哈哈——小何呀，這張嘴還是那麼厲害嘛，你好久也不來看我了嘛。”“還小何哪，白頭發一腦袋了。哪次去部裡沒去看您，”何婷說的是實話，這尊佛，能不拜到嗎。“您是個大忙人，要麼在開黨組會，要麼就外出了。我呀，主要是找您檢討去，您不知道，那個寫報告文學的賀家彬，就在我這個處。給部裡捅了那麼大的婁子，都怪我平時思想政治工作沒有抓好，情況掌握得也不及時，文章發表我才知道。孔部長，您就狠狠地批評我吧。”嗬，那個痛心疾首。“小何，不要有顧慮喲，這件事和你無關嘛，有人借著這件事給自己樹碑立傳嘛，這個背景你哪裡曉得嘛，對賀家彬這種人以後注意加強教育就是嘍。”“啊呀呀，還有這樣的事情，一篇文章，有這麼大的背景。”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實心裡比誰都清楚。“還是不能忘記毛主席的話喲，不能忘記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現在有些人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嘛，打著三中全會的旗號，實際上搞的是資產階級那一套，衝擊黨的領導、衝擊黨的路線嘛，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一提起“專政”這個字眼兒，孔祥頓時覺得像是喝了一碗參湯，嗓門兒也洪亮起來，說話也流暢起來，氣兒也粗了，腰也硬了。像一輛安了十個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麵有沒有目標，先他媽的放上一通。那聲音讓他心裡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兒直癢癢，癢癢得直想讓他大聲喝彩。他老覺得，憑他的條件，他該當個公安部長那才過癮。縱的，往上數，彆說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傳的老貧農。往下數，兒子、女兒全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橫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區裡出來的。再說政治立場，哪次運動他不是左派？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當了個走資派，不過那個不算，十一大上已經否定了。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經他的手就處決了幾個不法資本家和貪汙犯嘛，彆看汪方亮、鄭子雲比他級彆高，那時候他們都被關了幾個月呢。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上頭讓他打十個右派，他能打上二十個，現在全他媽的一風吹啦，不算數啦。多會兒看見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會兒心裡不是滋味。那些人本該是對他點頭哈腰的奴才，這會兒卻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覺得他像是吃了敗仗，這叫人以後還怎麼工作。唵？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他恨不得把機關裡的乾部編成連隊，搞成軍隊建製，那一套他熟得很。彆看部黨組那些成員，開起辦公會，說起生產、業務，哇啦、哇啦地沒完，他簡直就插不上一句話，乾這個他是行家。一九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部裡開了幾十次批判會。後來地震，禮堂裡開不成了，是他給田守誠出了個主意，把會場搬到部大院門口開去。他特意讓辦公廳行政處新買了標語布，太陽一照，耀眼的紅，幾個大白字“誓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行到底”顯得格外醒目。沿著會場拉上了有線喇叭，那稀落的口號聲也顯得紅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們在鬨騰什麼，來來往往圍觀的不少。那幾次批判會開得好不熱鬨，每次批判會，都由他親自作總結發言，一口一個“老右派”“老賣國賊”。“我早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這句話一時成了部裡廣為流傳的名言，因為大家恰好拿了這句話來回敬他。報社還來了個特派記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生產上取得了偉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雲雲。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裡也沒譜，不過按照過去的經驗，凡事往好裡說準出不了婁子，沒人真會去查。就是到了現在，孔祥心裡也不服氣：反擊右傾翻案風哪一點錯了？看吧，現在的政策，一樁樁，一件件，哪一條不偏右？晚上下班之後，他常去老戰友家裡轉悠。圍著一瓶子酒，幾碟子小菜，一邊兒吭吭地往桌子上蹾著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蕩，一邊兒發著心裡的牢騷：姓鄧的，認準了，跑不了你。你就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咱們走著瞧。可是到了白天，一進辦公室，他又泄了勁。老鄧什麼時候才能出點婁子？他到越乾越自信了。這兩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過得風平浪靜，不開批判會了，不遊行了，不喊口號，不抓反革命了，那讓他乾什麼？孔祥感到了閒散的難受。去年好容易讓他逮住一個茬兒，研究所裡的一個技術員政治學習的時候說了一句：“黨內民主生活，我覺得還不夠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沒經過選舉，隻憑一個人的一句話，這和封建社會的皇帝傳位有什麼兩樣？”孔祥立即讓政工部門把這個情況編入政工簡報，火速上報，就差沒在信封後麵插上三根雞毛。簡報中還指出，這種言論是新形勢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那種認為階級鬥爭不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不再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的觀點，是一種極右思潮的反映。雲雲。他還幾次三番地給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公安局把那個技術員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來，那些天他可著實地忙了一陣。鬨得政治部跟著他團團轉，鬨得公安局左右為難，到了最後人家一聽是重工業部的電話都沒人願意接了，誰都怕和他沾包兒。電話裡，又是帽子、又是威脅、上綱上線，聽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誌把那個技術員抓起來，他真敢告發公安局包庇現行反革命。公安局的一位小夥子說：“我算服了這位部長了，比公安局還公安局，沒準兒將來咱們這個公安局全得讓他專了政。”孔祥那一套話裡賣的什麼藥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個瓢。反正不是傳真電話，隻能聽，不能看。何婷沒有工夫聽他過這個癮，也說不定一會兒就有什麼要緊事把他扯走，那她這個電話就算白打了。“孔部長，我個人還有一件事要請您照顧一下呀。”照理這事不便在電話裡說，去辦公室找他也不合適，讓秘書聽了去，誰能擔保他是拆台還是補台，有時一件事的成敗全在一句話。彆看這個老頭，懵懵懂懂，糊糊塗塗，離了秘書話都說不清楚，“烏紗帽”的觀念可是一清二楚。隻要有一句話讓他聽起來不那麼清楚，不那麼順當，琢磨三天也沒琢磨透，他這裡就得風吹草動，一推六二五。何況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後門可以走，但萬萬不可招搖，否則這叫什麼後門。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裡去。一九六二年那時候她還在乾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長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處長的前前後後，去得勤了一些，最後一次幾乎是讓孔祥的夫人攆出來的，當時那個尷尬勁兒，直到今天仍是記憶猶新。何婷和孔祥確實沒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這一條：女人在男人那裡，比男人在男人那裡好辦事。在不喪失原則的情況下，利用一下這個有利的因素又有什麼不可。她接著說：“我那個小女兒，就是妞妞嘛，小時候還叫您乾爹呢，大學快畢業了。咱們部裡的研究所正好有個名額，現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門已經同意要了，他們打了一個報告送到部裡，隻要您批個同意這事就算妥了。”“研究所？好像有這麼回事——”孔祥在回憶著。“您已經看見呈文了？”何婷沒想到這麼快。“不，不是。有人向我提過，說前不久研究所有個處長和他的老伴先後去世了，留下三個孩子。老二、老三還小，需要照顧，老大是即將畢業的一個大學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是這樣！不管怎麼說，孔祥不應該把這個情況當麵捅給她，讓她怎麼往下說？又怎麼表態才合適呢？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何婷那白白淨淨的臉上，一霎間飛起了一塊塊不均勻的紅斑，像是得了蕁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裡的電話筒“叭”的一聲砸下去才好。然而她不能那麼乾。她隻是用力地拉扯著擰成了麻花一樣的電話軟線，“嘩啦”一下碰翻了茶杯，茶水浸濕了攤在桌子上的公文、保密手冊和玻璃板下的那塊絨墊，她一個巴掌把那些公文、保密手冊全都胡嚕到地上。心裡罵道：裝什麼假正經。當初孔祥的女婿，那個隻學了一門階級鬥爭課的大學生，還不是靠著她的力量才安排到她這個單位來的嗎。這些人都是過河拆橋、不講良心。一九七四年機關編製正逐漸恢複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有多少人趁這個機會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塞了進來，而乾校裡卻有好些等分配、懂業務的同誌盼著回來。那些人，哪個人的家裡沒有大大小小的困難需要照顧？到頭來還不是被那些什麼都不懂，可是有門子的人擠到外地去了？這年頭，誰老實誰吃虧。然而憤怒並未使她忘記對眼前這個局麵進行冷靜的計算和剖析。雖然在入黨申請書上，她填寫的是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生，然而在身體力行上，她信奉的卻是自己的私利。退坡是不予考慮的方案。沒有那麼容易。那三個孩子將會活上幾十年，有足夠的時間去為自己奮爭，而她的時間已經不多，不論她或她所能利用的關係，隨時都可能失去，到那時還能不能有人為她辦什麼事呢？她不敢保證。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為物質形式所代替，真是世風日衰，每況愈下。事在人為！孔祥這段話，算得了什麼打擊？她怎麼能在一句話前頭敗下陣來。彆管他話裡究竟包含的是什麼意思，她現在隻有裝傻，相機還得巧妙地提醒他：彆忘九九藏書了自己是怎麼回事兒。“是啊，那三個孩子也真是應該照顧。現在安排個人，不像前兩年那麼困難。很多新的研究單位成立起來了，隻要有真本事，還是有地方安排的。唉，要不是家裡實有困難，我真張不開這個嘴，工作這麼多年，我還從來沒為自己的事情張羅過。越是自己的事，越不好辦，不像給彆人辦事豁得出去，什麼顧慮也沒有。我的情況您也知道，家裡那個病號，光帶他上醫院，背他上下樓就夠難為人了，還不要說其他方麵的困難。我又是個處長，現在正是大乾‘四化’的時候，哪一點做得比群眾差都不好交代。背著這麼個大包袱真影響我的工作，沒個幫手怎麼行呢？反正我也沒有彆的辦法，又沒學會走後門，隻有依靠老領導了，不用我多說，您也了解我的困難。這樣吧，您要不好辦，也彆為難，以後再有什麼機會，想著您那乾女兒就行了。”那邊的口氣立刻變了，準是想起了沒有還上的那份人情。“妞妞啊，把她這乾爹也忘了，讓她來耍嘛。”行！有門了。何婷的情緒漸漸地安定下來。放下電話之後，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彎腰拾起剛才盛怒之下胡嚕到地上的文件、筆記本，拿塊抹布，揩乾桌麵和玻璃板。玻璃板下，幾個孩子站在八達嶺上對她開懷大笑，一個個高大，健壯，漂亮，像他們爸爸年輕的時候一樣。什麼時候，他們的羽毛才能豐滿起來，不讓她這個老娘勞心了呢？排隊買飯的時候，何婷正好排在石全清的後麵，她挺神秘地對他說：“吃過午飯，到我的辦公室來。”什麼事呢？石全清心裡翻騰起來，一餐午飯也沒吃好，四兩米飯匆匆地、勉強地扒拉到肚子裡去。是不是賀家彬在哪兒又逮了個茬兒，告了他一狀？或是他在申請福利補助時，把已經工作的兒子算在了供養人口之內，群眾有意見把給他的補助拉了下來？或是那日他在老錢家裡吃醉了酒，大罵何婷提工資的時候心裡隻有羅海濤，而沒給他長一級，老錢把話傳給了她？石全清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何婷這個人，待人處事反複無常，很難揣度。賀家彬的話倒挺中肯：“更年期的心理變態。”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飯的時候，石全清走去敲門了。一開門，就看見何婷拿著一杆秤在稱白木耳。石全清好傷心啊，就像一條忠心巴巴的狗，無緣無故讓主人踹了一腳那麼傷心。那白木耳是石全清托一個電站采購員給何婷買的，早上人家剛送來。何婷頭也不抬，兩隻眼睛盯著秤杆，把個秤砣前挪挪、後移移，打得老高老高的。說：“哼，刨去包木耳的報紙，每斤差不多少一兩，一共差了二兩。”石全清真想說：“你秤砣不打那麼高，沒準兒就夠了。”少二兩！少四兩也合算。一斤白木耳才八元五角錢，上哪兒買去。說是內部價格，說不定那個電站知道是何婷買的，往裡搭了錢吧。難道她就是為了差這二兩木耳，才把他找來嗎？這女人，什麼邪事都想得出來，沒準兒她以為差的這二兩木耳，是他匿下來了。真不該經手給她辦這種事。何婷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大塑料口袋，石全清趕緊走過去幫她把塑料口袋撐開，耐心地等著她把那兩斤白木耳裝進去。她拍拍手，撣了撣掉在身上的碎渣和塵土，這才走過去把門縫關嚴，然後小聲地對他說：“你知道老羅昨天上哪兒出差去了嗎？”“不知道。”“青島，為了你的外調。”提起青島，石全清頓時覺得魂飛魄散。他父親那一輩弟兄們，解放前在北平合夥開過布店，以他們家的股份最大。解放前夕他父親把他們家的股份抽走了，以石全清的名義在青島開了個紗廠。不用說，誰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資本家賴是賴不掉的，實行贖買政策的時候，他還吃過定息。參加工作以後，他從未向組織上交代過這個問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出入黨申請的時候才被組織發現，他的組織問題十幾年沒有得到解決，卡就卡在這個問題上。何婷曾多次在支部大會上為他開脫：“我們不要唯成分論嘛。”郭宏才絲毫不肯妥協，那個工農乾部真是狹隘到家了。“這根本不是什麼唯成分論，而是隱瞞自己的曆史，對組織不忠誠老實，這是個原則問題。我認為他條件不夠，不能馬上發展。”支部大多數同誌都是這個意見，最後的決議是：“條件尚未成熟，不能馬上發展。”等到郭宏才出差的時候，何婷竟背著支部把那條決議改為“基本符合條件”。郭宏才出差回來後知道了這個情況，就去質問何婷：“改成‘基本符合條件’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決議？上次支部會後我就出差了，是不是支部又重新討論過？”這個，何婷不能瞎扯。“沒有。”“沒有，為什麼這樣改？”郭宏才立刻跑到黨委大鬨天宮，何婷栽了個大跟頭。這次羅海濤又是為了這個問題外調去了。派羅海濤，顯然是何婷刻意的安排，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才能把石全清的資本家成分含混過去。“青島的問題你得好好想想，應當怎麼辦。怎麼不去問問你姑父，到底怎麼回事？”“唉，姑父有病，迷迷糊糊了。”“問你媽呀。”何婷真是做到耐心啟發了。“我娘記不得了。”“嗨，你幫她回憶回憶嘛。”何婷提出的“權威發言人”，既和石全清有最密切的血緣和社會關係，卻又不是直接參與剝削的石家兄弟。真高哇！石全清那麼機靈的人怎麼就沒想到這點呢，他是當局者迷嗎？不，不是，他沒有往那兒想的膽子。他幾乎被何婷那瞞天過海的本事嚇住了，竟敢如此胡作非為。僅從這點來說，石全清覺得他比何婷還夠個黨員。光憑何婷這幾句話，剛才為白木耳所受的侮辱和委屈，也算值了。石全清臉上堆滿了討好的笑，心裡卻說：“娘們兒，我知道你心裡想的是什麼，你可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給自己再添一條狗腿。我現在是臥薪嘗膽，等我入了黨，轉了正，這些年低聲下氣受過的屈辱，全得找回來，你等著吧。”這個馬拉鬆的會，已經整整開了三個小時，老頭們全累了、膩味了。一個個斜躺在沙發上，就跟躺在床上差不離，上廁所、接電話的次數也多了起來。難怪鄭子雲在部裡作報告的時候總是站著講，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也不肯坐下。有人遞條子讓他坐下，他總是說：“咱們搞工業的應該有點朝氣，我看見有些廠子裡開會，簡直是躺著開，這不好。謝謝大家，我還是站著講好一些。”何婷帶著明顯的傾向性，介紹了黨小組會和支部大會討論賀家彬入黨的情況，她想利用黨委會的決議，推翻支部通過的決議。何婷慣於耍弄小權術、政治上不大正派的毛病，方文煊早有所聞，可是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麵對麵地領教過。儘管自始至終，她從未和馮效先交換隻言片語，卻可以感到他們之間的默契。對麵座位上，馮效先已經換過兩次茶葉，提神的濃茶使他顯得精神抖擻。人人心裡明白：馮效先在這兒等著哪。他們又都裝著不知內情的樣子，陪著他在這兒沒完沒了地討論賀家彬的入黨條件。馮效先最大的本事就是“泡”。開這個會，竟然換了兩次茶葉，就是一種打持久戰的架勢。他能白花一元二角錢買那本雜誌？腳上這雙黑色馬褲呢的千層底布鞋，一雙才七元多錢。穿到現在還不褪色，新買的一樣。鞋麵依然墨黑、墨黑，鞋底兒依然漂白、漂白。那一摞紙就值一元二角錢？看完之後，當大便紙都不好使，又硬又滑，還不如報紙。要不是兒子說得那麼邪乎他才不買呢：“爹，這下你可全國出名了，有篇文章罵你‘急流勇退’，你還不趕快看看。”到底是自己的兒子。因為花了一元二角錢，他從雜誌的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又是什麼《愛的生活》，又是什麼《戀》，說的全是那些墮落的女人、反共賣國的知識分子……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和黨唱對台戲又是什麼？賀家彬在局裡、部裡折騰得還嫌不夠，竟然折騰到社會上去，和這些人糾纏到了一起。宋克在部黨組會上的發言，馮效先早已聽說了，自己赤裸裸地跳出來，很不策略，這個賬就是算，也不能算在明處。著什麼急？機會總是有的，眼前不就是個時機嗎？何婷提出的異議對馮效先很有利，完全為他撇開了對那篇報告文學懷恨在心的嫌疑，彆管人們心裡怎麼想，大麵上誰也挑不了理去。而對方文煊卻是一個火中取栗的難題。刨去其他兩條不算，算一條就行了：群眾反映賀家彬作風不正派，多年來和萬群關係不正常。談到前麵的問題，老頭們還能各抒己見，說到這裡，全都低眉垂目裝聾作啞起來。現在，這出戲就看方文煊怎麼唱了。萬群……方文煊想起早上在機關門口看見她的時候，她連招呼都沒向他打，隻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知道她正在辦理調動工作的手續。方文煊翻來覆去地想著這件事。這能怪他嗎？他出差的時候，馮效先擅自決定把她調到郊區的一個工廠，借口是專業歸隊。辦得這麼快，一定早就謀劃好了，方文煊出差回來才知道。就算他在局裡，如果主管政工、人事的馮效先作出這個決定，他又有什麼勇氣表示反對呢？方文煊不敢細想下去。除非萬群自己提出異議，而萬群又是萬萬不肯求人的。唉，他真是害了她。現在何婷提出的這個問題，分明是馮效先對他的再一次進攻。這真是欺人太甚了。這個問題，還想拿捏他多少年？他究竟犯了什麼法？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他是和萬群睡覺了，還是接吻了？他簡直想拍案而起，把他多年來憋在心裡的矛盾、痛苦、猶豫、自私、歉疚……一古腦地倒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看個明白。讓人們知道，他應該受到譴責的地方不在這裡，而在於他並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沒有勇氣和舊世界徹底地決裂。而他們其實和他一樣，應該受到同樣的譴責。方文煊臉色蒼白，渾身顫栗。他強迫自己鎮定。他不是賀家彬而是方文煊，感情用事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現。他下了決心，非乾到底不可，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這樣一想，他倒平靜下來了。也許這是他能為萬群做的最後一件事，為她說清這不白之冤。為什麼是最後？難道他們永遠不再見麵了嗎？應該不再見麵了。假如他沒有權力給，也就沒有權力拿。“群眾反映？哪些群眾？討論接受新黨員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每一條意見都要有根有據才能服人。何婷同誌，你是不是可以談得具體一點？”何婷沒有想到，方文煊竟沒有設法回避這個問題，這有點反常，不像他平時的行為。她心裡有些忐忑起來。“聽郭宏才說過。”“還有彆人嗎？”“還有石全清同誌。”方文煊立刻走到電話機旁，撥了電話。“電力處嗎？請郭宏才同誌和石全清同誌到黨委會議室來一下。”躺在沙發上的老頭們好像來了精神，一個個全都欠起了身子。氣氛顯得有些緊張。牆上那個電表的大紅秒針，嗖、嗖、嗖、嗖轉得飛快，仿佛在驅趕著不願意往前走的時間。有誰喝了一口水，茶杯蓋磕在茶杯上，竟像響了個雷那麼驚人。郭宏才一進門，臉上立刻浮起隻有輕易不露聲色的莊稼人才有的狡黠微笑。石全清看到這種場麵，立刻低下了頭，慌亂的眼睛不知往哪裡看才好，像個被提審的犯人。方文煊還想給何婷留點麵子。女同誌嘛，等著她自己證實。何婷愣是穩住勁兒，不吱聲。方文煊隻有發問：“郭宏才、石全清同誌，何婷同誌說，你們反映賀家彬同誌生活作風不正派，和萬群同誌的關係不正常，現在請你們把具體情況談一談。”郭宏才說：“沒有，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隻說過，賀家彬同誌不錯，能夠經常幫助萬群同誌，這樣雪裡送炭的同誌現在不多。”現在不多……現在不多……這幾個字像回聲似的，在方文煊的耳邊繚繞，使他感到心頭一陣酸楚。方文煊沒有回頭去看馮效先和何婷。每張沙發上都發出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他把眼睛轉向石全清。石全清用儘全力，想把自己的一雙眼睛固定在方文煊的臉上，然而不行，他隻好越過方文煊的頭頂，看他身後牆壁上一塊淡褐色的漬痕，或牆角那個放茶具的櫃櫥，或那隻紅色的電話機。“有一次，我看見賀家彬同誌很晚才從萬群家裡出來。”“幾點？”“呃——十點多。”“你確實看見他從萬群同誌家裡出來？”“是從他們那棟樓裡。”“那你怎麼斷定他是去萬群家，而不是去彆的同誌家呢？那棟樓裡，住著我們局裡的好幾位同誌。我知道的，我去過。”方文煊這時轉過臉來，磊落地看著馮效先。“馮效先同誌，你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嗎？可以再落實一下。”“看看何婷同誌還有什麼意見？”馮效先才不接這個球呢，誰拋出來的再拋給誰，他乾嗎給彆人撿球去。可是，這個石全清是個多麼不中用的家夥啊。從郭宏才和石全清一進門，何婷就有了準備。現在，她既不說自己錯了，也不說他們對了，隻說：“有些事情不便在這裡糾纏了，回頭我再找機會和郭宏才和石全清同誌交換意見吧。”確實有種人，當麵被人戳穿謊言也不會臉紅。然而這發生在一個女人身上，未免令人毛骨悚然。方文煊環顧四座：“這個問題看來清楚了吧？”他從那些點頭的節奏裡，看出一種要不是興高采烈，便是如釋重負的情緒。然後對郭宏才和石全清說：“那好吧，麻煩你們了，謝謝你們的幫助。”郭宏才有點不舍地離去，他巴不得方文煊再問點什麼，好把何婷的一切假麵拆穿。石全清夾著兩條腿，好像屁股上有一條尾巴，生怕人走了尾巴還留在門裡，身子很快一閃，走出了黨委會議室。“現在可以表決了吧？”方文煊的臉上，終於有了一些血色。他從煙盒裡慢慢地抽出一支煙，點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再研究、研究吧。”馮效先那拖長的聲音，表示著不滿和不甘。“不是研究過了嗎。”有位花白頭發實在不耐煩了。“思想不是還沒有統一嘛。”馮效先又開始“泡”了。“那還有個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集體嘛。”誰也不想再陪著馮效先“泡”下去。方文煊這時才動了感情：“我們都是過來人了。想想當初我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是個什麼心情？這是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啊。難道因為一兩個放不到桌麵上的原因或一兩個人的反對，就非得等到統一了思想、全數通過才算數？要是他永遠也不打算統一怎麼辦？我們就拖下去，把一些好同誌關在黨外？有些事情，可能是長時期統一不了的。這不像是買臉盆，你想買花的，我想買白的，大家遷就一下問題就解決了……我提議，現在舉手表決。”於是，方文煊莊嚴地舉起自己的右手……通過！此時電話鈴卻響了起來，方文煊拿起聽筒，他的臉立時變得慘白。“醫院裡來電話，萬群同誌車禍，恐怕已經無救了。”馮效先一生也不會忘記，方文煊說這話時望著他的那兩道目光，像兩道銬住罪犯的枷鎖。難道他是個殺人犯嗎？為什麼這樣看著他。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嘛。他畢竟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躺在沙發上，他直起身子，而後又站了起來，憋住正要噴出的一口煙。剛剛琢磨出來的、那些準備套住方文煊的連環扣，頓時全從腦子裡飛走了。哦，興許他是錯了，然而錯在哪兒呢？好像把一個判十年徒刑的犯人，和一個判死刑的犯人押在一個房間，臨到執刑的時候，卻把那個不該槍斃的犯人槍斃了。唉，這該怎麼說。馮效先決不相信陰曹地府或因果報應之類的無稽之談，但萬群的影子就像貼在他的視網膜上，怎麼也抹不下去。特彆是那天，通知她調動工作時的樣子：坐在他的對麵，抱著兩個胳膊肘，瘦得像個骷髏。臉上的皮緊緊地貼在骨頭上，兩隻眼睛深深地凹下去，半闔著眼，似笑非笑地瞧著他，就像看一個走江湖的，玩雜耍的。那笑容挑起他更加對立的情緒。他記得他當時心裡還這樣想過：你笑，呆會兒有你哭的。她沒哭，隻是不笑了。還是那麼固執地看著他，眯著一隻眼睛，像在看顯微鏡下的一個切片。好像他連走江湖的、玩雜耍的都不是了，而是能夠引起疾病的一種病原體。能這樣地對待黨的領導嗎？能不對她進行一定的教育和挽救嗎？這樣下去她會犯錯誤，到那個時候，可不像調動工作這麼便宜了。無論如何有一種想法他擺脫不了：假如沒有調動工作這回事，出事的那個時間，她會坐在辦公室裡，而不是騎著車子竄來竄去買搬家、捆行李的繩子，或是給孩子辦轉學手續……馮效先覺得心裡發悶，好像誰往他的心臟上捶了兩拳。方文煊坐在汽車裡，不明白自己是去哪裡，又是去乾什麼。車子開得飛快，趕著去乾什麼似的，難道有誰在這快速的後頭等著他？早已沒有人等他、需要他，他也不再盼著什麼。曾經有過，那等待。在乾校那低矮、潮濕的小屋裡。“這地方適合種植蘑菇。”——這是誰說的？想起來了，是賀家彬。難道他和她的感情隻能像蘑菇一樣，長在那陰暗的、潮濕的、不見陽光的地方？他覺得汽車窗外掠過的那些樓房，行人，汽車，都在向他這輛汽車倒過來，或是往他這輛汽車的軲轆底下鑽。方文煊拍拍司機的肩：“小嚴，慢點。”司機放慢了車速。心裡想，出了車禍老頭害怕了。想起來讓人心裡發疼的人已經遠去。幾小時以前方文煊還在想，他們不應該再見了。對，這不是再見，而是告彆，最後趕去看她一眼。邁進另一個世界的那一瞬間，她在想什麼？恨他，還是原諒了他？總以為從生到死是一個長極了的過程，他不是走了幾十年了嗎。其實生和死的距離竟是那樣的貼近，一秒鐘不到便已成為隔世，叫也叫不應，聽也聽不見了。但他為什麼不在她活著的時候來？“……我們已經將司機拘留起來了。”那穿民警製服的人，在醫院的門廳裡對他說。他還說了些什麼？說了出事的地點和經過。這一切都已無用，她已經沒有了。上哪兒找去？也許那日光燈管，那天花板，那牆壁知道。然而它們沉默地嚴守著秘密，帶著一種懲罰的決心，不肯讓他知道。山、川、日、月，風、雨、雷、電，多少年之後，還會造就那麼一個小女人嗎？等到他們相遇，他還會認識她嗎？隻要她還唱那“哈瓦那的鴿子”；穿那條綠色的花裙；歪著頭，睜著一雙那麼願意相信人的眼睛，問著：“是嗎？”醫生向他講述搶救的經過——實際上送到醫院之前就已經死亡——那麼，誰來搶救他呢？難道那醫生聽不見，他的心正在撕成碎片並且發出哀痛欲絕的呼號嗎？沒有一個人安慰他，誰也不會知道，他失去了多麼珍貴的一切。這事情真顯得有些滑稽。到了這個份上，他都不能顯得喪失神誌，或是放聲慟哭。這樣的滑稽戲他不是第一個演出，也不是最後一個。要是他現在突然得了心肌梗塞才好呢，那他就不必站著，不必點頭，不必說話……天，有那麼一大群人圍著他。他們在這裡乾什麼？好像在聽福爾摩斯的偵探。腳步在地下室的樓梯上空空地響著。清晰、冷漠、無情。醫生領著他走向太平間。“太平間”，為什麼會是這麼一個古怪的名字？對了，到了這裡，倒真是永久地太平了。對於死者是這樣，那留下的該怎麼辦？未必隻有他一個人落到這個境地，彆人一定也經曆過，他們是怎麼熬過去的？醫生懂事地在門口停住。謝謝。假如醫生不進去更好。但醫生並不知道萬群對他意味著什麼。真冷！她不是在這裡冬眠吧？一塊塊長形的白布。每一塊神秘的白布下，都是一個結束了的故事。驚濤駭浪後的歇憩。25832。她已經變成了一個號碼。這便是她最後的收入。不算少。這號碼會跟著她火化嗎？不，那裡，火葬場，還會給她一個號碼。他寧願變成那個尾數。清洗得很潦草。這是真正的血肉模糊。扁了的腦殼上，頭發一綹綹地被凝了的血漿粘在一起，東一撮、西一撮地矗在那裡。這頭發，果真在春風裡飄動過嗎？他看見過，像飛動著的鳥的翅膀。被血染汙了的腦漿，儲存過痛苦多於歡樂的記憶。他真想找到，哪一部分儲藏過關於他的。是淌到耳梢的那一些嗎？為什麼它不會說話？方文煊不能相信，這一堆黏糊糊的、正在變成腐質的東西，產生過她的思維和情感，主宰過她的靈魂和肉體。雖然到頭來人人都是一樣，然而這畢竟不同，這是她。那張臉，像被不耐心的孩子捏過的橡皮泥，不等捏出什麼形狀，便丟在一邊了。再找不到眉毛那規整的線條。曾經那麼富於表情的嘴唇，竟沒有表現最後的痛苦，卻像孩子一樣任性而賭氣地噘著。這裡為什麼連一張椅子也沒有？方文煊覺得站立不住。大約從來沒有人坐在她的病床旁邊，悄聲細語地陪伴過她，她過著多麼寂寞的日子啊。這窄小的白布單子，白布單子下仿佛縮小了的身體，血肉模糊的頭顱，歪扭了的五官，無一不在替從不說出半個苦字的她，傾訴著命運對她的不公正。現在，她去了，卻把無言的譴責留給了他。哦，醫生，為什麼你不譴責、你不輕蔑，卻這樣畢恭畢敬耐心地等待著？唉，人們經常看到的，隻是那套虛假的麵具。再沒有什麼可怕的了，醫生，願你記住這荒誕的故事。方文煊真想在那腫脹起來的，帶著血腥味的嘴唇上吻一下，最初的，也是最後的。但他沒有那樣做，他覺得，那嘴唇似乎憤怒地扭動了一下。不會吧？也許是他眼睛裡飽含的淚水，把眼前的一切變得恍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