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時鐘一樣的準確，差十五分八點，田守誠邁著不慌不忙，從從容容，四平八穩的步子，走進了辦公室。邊走還邊和迎頭碰上的、小字輩的工作人員，開兩句無傷大雅的玩笑。天天如此。他不像其他部長，常常在八點以後，汽車才駛進部機關的大院。田守誠習慣地往他那張大得足以容下一個人在上麵睡覺的寫字台瞥了一眼，上麵，一大摞文件、報告之類的東西在等著他。這是每天要辦的第一件事。田守誠脫下大衣，往衣架上掛去，不行，那個衣鉤鬆動了，他又換了一個。轉過身來，雙手習慣地捋了捋一絲不亂的頭發，又泡了一杯花茶，然後在寫字台前坐下，開始翻動桌上那一大摞東西：密碼電報、中央文件、值班室的電話記錄、等著他簽發的各司局的請示報告、人民來信，等等等等，全按文件製定單位的等級、問題的輕重緩急，順序排列著。肖宜，是田守誠頗費躊躇，而後又頗為得意地選定的一個秘書。因為肖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全部造反派的一個頭頭。田守誠明知肖宜把他這個決定的動機看得底兒透，但田守誠並不把肖宜的感覺放在心上。他隻需估量這個決定，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派群眾，能否造成他所期望的印象就夠了。和一個小人物是不必花費心思去較量的，田守誠隻把精力花費在對付等量級水平的對手身上。何況至關重要的事情，還有林紹同秘書去辦。田守誠順水行舟般地一路看下去，該劃圈的，劃了；該簽發的，簽了；該批示的，批了。在一份部辦公廳請示該不該給本部招待所的服務人員分發獎金的報告上，田守誠那支洋洋灑灑的大筆停住了。發獎金？給招待所的服務員？這兩天報紙上的社論，又在強調思想教育，政治掛帥。要求個人所得獎金不得超過本單位兩個月的平均工資。似乎有刹住獎金風的趨勢。工廠都在壓縮獎金開支額，服務人員就更不好說了。何況這是部裡辦的招待所，又不是國務院事務管理局辦的，也不是市服務局辦的。人家那裡，對於這個問題，也許有一套辦法、條例。不過那套辦法，當然是根據他們的情況製定的，不好照搬，萬一出了問題不好辦。田守誠不打算由他來開這個口。於是，他在報告上批道：“按上麵指示精神辦。”對自己這條批示，田守誠覺得很得體。上麵？哪個上麵？讓經辦人揣摩去，就這麼含含糊糊的才好。而且，根據田守誠的回憶，關於各部自己辦的招待所該不該發獎金，似乎上麵從沒有過具體的指示。下麵，厚厚的一份報告讓田守誠發怵。難道寫這報告的人，不懂得那個不成文的規矩嗎？給上級機關打報告，越往上去，字應該越大，字數也應該越少。田守誠信手翻去。原來是上麵轉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肖宜怎麼搞的，這樣的信也要轉給他嗎？繼而又想，肖宜不會錯，肯定需要他親自處理，才會送給他的。什麼問題呢？他潦潦草草地看去，竟然是批評經中央領導同誌同意過的，到二○○○年建成多少鋼鐵基地、煤炭基地、十來個大慶的規劃，是左傾思想在經濟建設上的反映，是沿襲五八年大躍進、不嚴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錯誤。信上列舉了一九七九年的國家基本建設計劃中，有哪些不夠基本建設條件的項目，硬是列入了計劃，拉長了基本建設戰線，浪費了多少有限的基本建設投資……看得田守誠眼皮直跳。他沉下心來，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寫信的，準是重工業部的人，所以這封信才會轉給他。誰呢？田守誠翻到最後一頁。哦，賀家彬。“天安門事件”的時候，這個賀家彬折騰得挺熱鬨，又是送花圈又是寫詩，要不是他那個局長方文煊頂著、包著的話，差點沒給送去坐班房。不過也幸虧有人頂著、包著，不然，真的送了進去，現在又是田守誠的一筆賬。田守誠不由得笑了一下。什麼年月了，還吃這碗飯，太不識時務了。照轉賀家彬所在的司局嗎？不，這件事比較棘手。對中央領導同誌同意過的方案提出指責，上麵不會不掛號的。部裡不表示個態度就這麼轉下去，萬一將來上麵有人想起來，問上一句，怎麼答複呢？田守誠把有關部門在信上的批字又看了一遍，似乎看不出什麼傾向性的意見。隻寫道：“轉去人民來信一封。”這該如何處理？田守誠不停地、機械地轉動著手裡的鉛筆，很長時間，不知怎麼下筆。最後，他終於在那份人民來信上批了一句：“請鄭子雲副部長閱處。”這麼處理還是說得過去。鄭子雲現在正熱衷於抓什麼體製改革、企業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實質上在和“學大慶”唱對台戲。不是嗎？前些日子在曙光汽車廠搞了個民意測驗，真是笑話。什麼“你喜歡什麼？”他們喜歡什麼？喜歡邪門歪道！“你關心什麼？”關心他們自己！“你痛恨什麼？”痛恨乾活！“需要什麼？”他們需要錢，就知道向錢看！“業餘時間乾什麼？”吃喝玩樂，不信上館子裡看看！“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希望嗎？”問他們？！“‘四化’最大的障礙是什麼？”現在誰能聽誰的？“你願意在這個廠工作嗎？”他願意上美國，你送他去嗎？搞的什麼名堂！思想政治工作這麼搞還不亂了套？民意測驗，那是資產階級的玩藝兒。拿鄭子雲和田守誠相比，一個好比是打守球的，軟磨硬泡；一個好比是打攻球的，一個勁兒地猛抽。田守誠會時不時地給鄭子雲吊上幾個小球，然後冷眼地瞧著鄭子雲毫不吝惜地消耗著自己的精力。他並不把鄭子雲當做太了不起的對手，犯不著跟他費那麼大的勁。鄭子雲的對手早就有了，那便是這個社會裡，雖說是殘存的、卻萬萬不可等閒視之的舊意識。雞蛋碰石頭啊。去年田守誠出國考察，開中央工作會議時，由第二把手鄭子雲參加。那時，所謂六十一個叛徒問題還沒有個說法，廬山會議也沒有平反，劉少奇的問題還沒提到日程上來。你鄭子雲聽就是了嘛，發什麼言！說什麼：“乾部免不了要犯錯誤的，以後誰犯了什麼錯誤，就是什麼錯誤。是什麼性質錯誤，就是什麼性質的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是叛徒、特務。劉少奇那個專案的材料，什麼問題都不說，光說是叛徒、內奸、工賊，我認為這是蘇聯秘密警察的辦法。還有彭德懷、楊尚昆同誌的問題，也說他們裡通外國，抓一些莫須有的事，不能說服人。今後處理乾部，要實事求是。”這樣的話，是衝著誰呢？太危險了。當然嘍，現在劉少奇同誌的冤案平反了，六十一個叛徒的問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問題，都平反了。但終究是冒險的。而冒險總會有所失誤，說不定哪一次一個筋鬥就栽了下去。“反擊右傾翻案風”那次，田守誠那麼一個謹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結果還是失算了。那個教訓，足夠田守誠窩心一輩子。會上有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不是會議的議題，可以把這個問題作為理論問題從容討論。鄭子雲卻說：“這個問題討論得好，下一階段的會才能討論得好。這次會議要討論許多重大的方針政策，討論了就要乾的。這許多方針政策是以指導思想為基礎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意見。如果有的理論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負責同誌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說現在是讓他們‘放’，如果現在是‘放’，以後是不是又要‘收’？我們具體執行的同誌就不放心，沒法放手去乾。理論家可以從容討論，我們回去就要根據會議的精神乾，我們不可能坐而論道。”人家講人家的意見嘛，你鄭子雲願意論就論，不願意論就不論，得罪人有什麼好處，特彆是輿論陣地，搞不好什麼時候找岔子在報刊上給你來一家夥，那影響可怎麼收得回來。還說什麼“宣傳毛澤東思想，要全麵準確，要打破‘四人幫’搞的‘一句頂一萬句’的枷鎖”。還好，在對“凡是派”的問題上，他的表態還是明確及時的。這才是頂重要的一件事。什麼叫政治，政治就是看準了風向，該表態的及時表態。其他全是瞎扯淡。田守誠從裡間走了出來，把準備在廳局長會議上用的講話稿還給了肖宜，說道：“肖宜同誌，這篇東西我看過了，具體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見，隻覺得說得還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調研室的同誌們研究研究，結構再調整一下，語言再凝練一些，內容再充實一些。文字不能太嚴肅，可也不要太活潑；要站得高一點，但也不要太空。請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田守誠總是這樣，自己從不動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圖、觀點，清楚、明確地告訴經辦的同誌。剛開始給田守誠當秘書的時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頭。一個講話，總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為什麼改，以及應該改些什麼。田守誠作一個報告，肖宜總要累掉幾斤肉。漸漸地，他也摸出了一點規律，想出了一點辦法。現在，肖宜畢恭畢敬地聽著，認真地翻著手裡的文稿，不斷地點著頭。等田守誠說完，立刻說：“是，一定按您的意見改好。”其實，他心裡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貼貼、勾勾劃劃，把第一頁變成第三頁，第九頁變成第七頁，拖上幾天，什麼都不用改，等到作報告的頭天晚上十點鐘送到田守誠家裡，再說句：“我們按您的意見改了。”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誠講完之後，還會對他說：“這次改得不錯，比以前的好多了。”“還有，這幾份文件我看過了，請你轉給有關同誌吧。”這時，林紹同走了進來。默默地看了田守誠一眼，田守誠立即會意地走進裡屋，林紹同隨後跟了進去，並且隨手把裡屋的門關上了。真可笑！好像誰會對他們這種見不得人的活動感興趣。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誠和林紹同的關係親昵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為由走了出去。肖宜正巴不得離這種不正常、沒原則的東西越遠越好。紀恒全把賀家彬那份人民來信送給鄭子雲：“田部長那裡轉來的。”鄭子雲匆匆地翻了翻，然後，朝站在一旁的紀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東西往寫字台裡一塞：“好吧，就這樣吧。”“就這樣吧。”是鄭子雲表示談話或辦事到此為止的意思。看著紀恒全走出房間，鄭子雲又從寫字台裡拿出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認真地再看一遍。他一麵看一麵微微地點頭。漸漸地，他感到被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緊緊地攫住。那東西用它看不見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撓他的心。那是什麼呢？他非弄清楚不可。鄭子雲不喜歡不明不白的東西。他潛下心來審度自己。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東西竟有些令人難堪。他猶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過去。“你沒有勇氣正視它嗎？”他尖刻地反問自己。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後像鬥牛那樣紮下自己的腦袋，硬著頭皮，猛地一下撲了上去。他終於明白。他絕不可能寫這麼一篇報告，去明明白白地闡述自己真正的看法。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但隻是身份嗎？他能無愧地說，那難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祿的塵埃所遮蔽嗎？從乾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當鄭子雲還被作為“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彆人不一樣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討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號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號是“拱形的線”。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你以為他是那麼慷慨嗎？不，接著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產，一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裡。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裡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分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又逐漸下降至半勺。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號就不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雲有一種變得年輕的感覺。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著刻薄的玩笑話。回到部裡，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裡看電影，在公共汽車上，鄭子雲遇見了他。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雲說：“您體驗生活來啦。”工作、工作，忙、忙。把鄭子雲的什麼都擠掉了。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聽葉知秋說，她準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心思乾“四化”的廠長。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製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文人嘛！心血來潮。也許這就是靈感吧。鄭子雲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已經撥了三個號碼，又把話筒放下了。他覺得不妥。已經不是在乾校的情況了……鄭子雲和部內任何一位同誌的交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係。他覺得，過分親昵的關係，會給他那一貫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致非議。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彆之間，鬥爭相當激烈。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號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夥地糾結著，從上麵到下麵。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搞什麼高指標，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標，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完了。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製態度。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不懂。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真是讓人啼笑皆非。難怪有人緊緊地抓住權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對生產目的性的討論冷嘲熱諷。這樣一個在共產黨的綱領裡開宗明義便明確了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有人偏偏不願意懂。這個問題不解決，工業生產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確，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倒空著，長期不能投產。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國強民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隻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來。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雖然毛主席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讚成高指標，計劃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財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產生積極效果。有人甚至說：“世界上的貨幣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曆史上曆來如此。”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而然就上去了。隻有民富才能國強。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在基本建設計劃的製訂上，不考慮項目的可能性，不做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析，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隨便批東西、批項目，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著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轟的群眾運動、簡單的口號，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產，代替科學的管理……自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嘍，結果是一塌糊塗。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麵還有個大慶，大慶周圍還有個大慶。沒過多久，又說鬆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隻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後，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這是什麼作風。…………矛盾是錯綜複雜的。困難哪。困難在於，這場鬥爭，不像戰爭時期那樣敵我分明。有些說法表麵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麼貧困，這像是沒有儘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人的靈魂將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儘全力的掙紮中遭到腐蝕。它引起激憤、憂慮、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著……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雲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恢複了信心。鄭子雲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於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三中全會隻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的。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當時，“凡是派”的一些人還在台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著的手腳。以後一係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條思想路線，就是抓住了“四人幫”，人們還是在過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革。農村的放寬政策，休養生息，是同窮乾、大乾、苦乾、以糧為綱相對立的。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以計劃調整為主，開展市場調節，保護競爭。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反對高指標，反對浮誇風，反對過高的積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彆提高糧價，穩定農民這一頭。為“天安門事件”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包括為錯劃的右派平反。糾正對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以調動千百萬人的積極性。這一切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大決定，都是在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展開的。三中全會的曆史影響是深遠的，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大轉折。對此必須給予充分的估計和肯定。在這樣一個思想、政治路線的指引下，有什麼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麼障礙是不可越過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開一些局麵，指導思想不正是從三中全會那兒來的嗎？想到這裡，他心裡踏實了、熨帖了。他把賀家彬寫的那份東西，鎖進寫字台最底層的抽屜。若有人問起來，像一九七六年對待揭發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樣，用“找不到了”交賬吧。這種處理人民來信的辦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來信者的原單位一轉了事。對反映問題的人缺乏應有的保護，對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推卸。“文革”後期，他“解放”出來主持專案工作。許多乾部的曆史專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專案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結論的話，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會鬨起來說你右傾、包庇，到處貼大字報，到“四人幫”那裡去告狀。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這個管專案的職撤了，還鬨個右傾複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沒什麼。要是換上個“左傾”的老爺呢，那些乾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還不如自己留在這個崗位上。他呢，采取軟磨硬泡的辦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實事求是的結論。他總能找出些理由拖時間，這裡再查查吧，那裡再外調一下吧。查來查去，討論來討論去，無窮無儘。最後把那些人磨煩了，水到渠成也就解決了。同專案組的關係也沒鬨僵，下一個專案咱們還是在一塊好好研究。就這樣窮磨，把他經手的專案全都解決了。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辦法。他常常苦笑著想：一個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沒有這個官僚呢？可能還要壞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處。反正我們已經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點吧，總比弄得稀巴爛強。但是這種無窮無儘的虛功、會議、爭論，耗去人們多少精力啊。“有什麼事情嗎？”田守誠問林紹同。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紹同找他，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需要他特彆注意的事情。“早上碰到小紀，說昨天上午鄭副部長和汪副部長上B大學去訪問戴教授了。”“噢？！”田守誠愣了好久。越鬨越離譜了。兩個共產黨的部長，怎麼心血來潮，去拜訪一個資產階級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國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剛剛改正不久。“他們——”田守誠拖著長長的話音沉吟著，難怪部裡最近私下有人議論，重工業部有兩個司令部。笑話，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誰又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又來了，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聽得反胃的話。“談什麼事情呢？”田守誠問。“不清楚，是他們兩個人去的，沒帶秘書。我估計總是和將要召開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有關吧。”這麼說，鄭子雲和汪方亮決心乾了。“聽調研室籌備會議的同誌說，他們正在考慮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會學、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成果。”田守誠啞然。花樣真多。這兩個人，一天到晚和什麼教授、文人、新聞記者拉拉扯扯。到處座談、講話、寫文章，放著好端端的部長不乾，弄這些個沽名釣譽的事。文人，就像化學家阿累尼烏斯所定義的活化分子一樣，是頂能惹是生非的一種人。“據他們說，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是加強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麵。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入手，也是研究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的一個途徑。”林紹同繼續解釋著。心理學？早已批判過的資產階級學科嘛。現在提倡乾部知識化，但也不能胡來，變成趕時髦的一場鬨劇。當然，調動人的積極性，提法還是對頭的，隻是路子不大對頭。體製改革、加強企業管理，這是全黨全民關心的、勢在必行的工作。現在各個工業部門，各個省、市都在搞試點，闖門路，能夠抓出些成績，自然是眾望所歸的一件事。作為重工業部的第一把手，他應該做出些決策，提出些辦法。但是，經濟理論界有一幫人頭腦發熱，跟著他們胡鬨會捅婁子，出問題。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麼，看什麼？田守誠也說不清楚。反正，根據他的經驗，那些讓人拿不準，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過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風，一上來就是七八級，飛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麼刮吧，刮上一兩天，就會轉成五六級，三四級，最後變成一二級。眼下他隻需找些人搭個班子，做些姿態。對鄭子雲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還能起點鉗製作用。他說：“是的，我們應該抓好企業管理、體製改革工作。我也有個想法，還沒考慮成熟，是不是把企業管理司和調研室合並，成立一個谘詢委員會，研究開展這方麵的工作？”林紹同一愣。這麼一來，不是把調研室從汪方亮的管轄下挖出來，另立一套人馬，和汪方亮唱對台戲嗎？汪方亮是什麼人物？論魄力，論智謀，論根子，哪一方麵都是硬邦邦的，不是關鍵時刻，不應輕易交鋒。“恐怕還需要再斟酌、斟酌。”田守誠看了看林紹同。林紹同也木無表情地看著田守誠。但兩個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誠垂下雙目。田守誠待人處事，大多留有餘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中被開除黨籍這件事來說，田守誠當時是舉手同意的。私下裡，卻很會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誠還對汪方亮說：“那時候，開除你黨籍的決定顯然是錯誤的，但我也不好反對，因為我和你私人關係過密。”汪方亮並不買賬，立時拉下臉來說：“胡扯！首先是原則。應該說的，就要說。什麼私人關係不私人關係，我不承認和你有什麼私人關係。”“文化大革命”後期，田守誠和鄭子雲先後恢複了工作。逢年過節，田守誠總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時候，汪方亮還因為“惡攻”的罪名未恢複工作，更沒有恢複黨籍。想想，那是什麼罪名，又是什麼時候啊。有幾個人能這麼乾呢？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不容易。鄭子雲卻從來沒去看望過汪方亮。但在討論處理他的問題時，卻堅持實事求是。如果田守誠和鄭子雲在部黨組會議上發生意見分歧，形成不了決議的時候，汪方亮幾乎總是鄭子雲的支持者。其實，他們兩人的私人關係並不十分密切。據田守誠多年的觀察，鄭子雲不交什麼朋友。隻能這樣理解，那是兩個互相需要的幫手，而並非推心置腹的朋友。紀恒全告訴鄭子雲：“報社葉知秋同誌來電話——”鄭子雲覺得葉知秋太過地不拘小節。動不動就打個電話，而且在電話裡直呼老鄭，為什麼不稱鄭子雲同誌呢？部長的電話，參加聽的人少說有一打，還不算她那一頭的。是一種炫耀嗎？不像，她當然不是那種世俗的女人。而且，時不時地還要寫個語氣相當隨便的條子或短箋給他，又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無非是對社會上一些問題的看法，或是對他們曾經交談、辯論過的一些事情，再做一些說明和補充。文筆詼諧而瀟灑。但，在中國這塊封建意識還到處尋隙侵蝕的土地上，女人，是頂頂讓人敏感的問題啊，稍不注意，就會使人身敗名裂。鄭子雲對待女人的問題，是十分謹慎的。鄭子雲每天要收到若乾封信，不論什麼“親啟”、“內詳”，甚至寫“大人親收”，一樣按公文程序辦理，由秘書紀恒全首先過目，進行一些必要的處理之後，再轉給他。電話也是照此辦理。像葉知秋這樣太過隨便地打電話、寫信，會平白地增加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麻煩。想想看，紀恒全告訴他葉知秋電話時的神情。真是豈有此理！最近，還搞了個“郵票事件”。有封注有“葉知秋緘”的來信，紀恒全不知為什麼不拆了，卻拿著那封被人撕去紀念郵票的信，到處訴苦：“誰把郵票撕了？我怎麼向鄭部長交代？”弄得人人都知道葉知秋給他寫信，又好像他和葉知秋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連秘書也避著。鬼知道。沒準兒那郵票就是紀恒全撕的，有意搞個“國會縱火案”呢。是不是應該告訴葉知秋以後有事可以寫信到家裡？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麼事情。何況，他看出葉知秋對夏竹筠印象不佳。鄭子雲不希望葉知秋有更多的機會去加深這個印象。不管怎麼樣，夏竹筠畢竟是他的妻子，凡是與她有關的一切，必然會波及到他。他們是“模範夫妻”，鄭子雲的一生，應當是無懈可擊的一生。鄭子雲拿起電話筒，語氣裡帶著過分渲染的距離感：“你好，我是鄭子雲。”對鄭子雲的努力，葉知秋竟全然不予理會，她開門見山地說：“告訴您一個也許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後天不能見報了。”“什麼原因？編輯同誌親自對我說後天發稿。”鄭子雲有點光火。他畢竟不是一個以寫稿為職業的隨隨便便的小人物。何況這篇文章，又是報社派人上門請他寫的。“說是總編的意見，希望您對文章裡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下。”“哪些地方呢？你是不是談得具體一些。”“比方說，‘團體意識’這樣的概念，我們這裡一般是用‘集體主義’——”葉知秋不知為什麼笑了笑，“其實，用意相同，用‘團體意識’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說，多些統戰意味，如同用‘人情’比‘無產階級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調動人的積極性，自然是調動一切人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學雷鋒的先進分子。我以為是不必改的。我們的一些同誌，到現在還認為，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人類學等理論研究人類行為的規律，是資產階級學科。實際上人總是有行為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人有行為，無產階級社會的人也有行為。人總不能躺著不動吧，實際上躺著不動也是一種行為。問題是你用什麼立場、觀點去研究它。您看過《參考消息》上報道的日本豐田汽車廠吧？我以為他們很會做人的工作。誰家死了人，會送上一筆喪葬費；誰過生日，會收到禮物……這就是心理學。當然，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資本家賺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它用於社會主義的目的呢？”倒好像那篇文章是葉知秋寫的，她在說服他相信她的論點。也或許她敏感到了鄭子雲的猶豫。鄭子雲沒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這個詞兒的話。他已經六十五歲，年輕時的許多抱負，到如今隻剩下這一點：他希望在社會主義新曆史到來的時期，根據他多年在經濟部門工作的成功和失敗的實踐，在企業管理問題上，提出他認為切實可行的辦法。它也許不完全正確，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會使他感到欣慰。他開始把自己的想法、體會形諸筆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適應新的曆史時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順利。他要不要考慮這意見呢？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如果不修改呢？可能全篇都不能發表。人總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協，不然就要失去全盤。那就連一部分也不可能為人們所了解，所接受了。鄭子雲沒有回答。改或不改都還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葉知秋說那麼許多。葉知秋的嗓音低落下來，似乎對鄭子雲的反應遲鈍有些失望。“還有一個情況，我得提醒您注意：報社裡常常會來這一手，實在和作者意見僵持不下的時候，也會答應您可以不改。等到見報時卻麵目全非，他們會推說值班編輯不了解情況，在付印時做了臨時處理。您必須把這一點先和他們挑明。再一個，實在發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為這篇文章是很有創見的——”“謝謝，再說吧。”鄭子雲匆匆地放下電話，心裡有些不快。這個部裡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隨便地和他說話，太沒有界限了。窗外，斜射的太陽晃得鄭子雲睜不開眼。他閉上眼睛，向椅背上靠去。這一天，並沒有什麼特彆吃力的事情，沒有那種爭執不下的扯皮會，也沒有說很多的話。但鄭子雲仍覺得疲倦。這疲倦不是體力上的，而是來自內心。每每他從某一個側麵，或某一個細節看到自己仍然必須在利弊的權衡裡掙紮一番的時候，他都會產生這種沮喪的情緒。這沮喪他絕不會對任何人說，也不願為任何人所知曉，包括夏竹筠在內。好吧，還是妥協吧，退讓吧。這也許是他匆匆地扔下電話筒的另一個原因，好像要躲開葉知秋的責難：為什麼不把正確的意見堅持到底？不，她當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然而，在她的內心深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