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家彬嚴厲地、甚至還有點幸災樂禍地看著他麵前那張胖得幾乎汪出油來的大臉。那張臉真大，差不多比一張普通的臉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聲彩，用舊戲園子裡那種怪聲怪氣的調門兒來一聲：“好臉，好大的臉！”再不，就來一聲：“好大的麵子！”那張油臉的主人，年紀並不很大。但脂肪卻過早地在他的腮幫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積下來。那是長期沒有節製地吃喝的結果。賀家彬心裡想：“著急了？活該！也該讓你著著急，那些脂肪也許會消下去一些。”賀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著急呢。他不過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樣子罷了。他乾了采購員這一行，整年在外頭走南闖北，知道該用哪一種態度對待哪一種人。臉上的表情，如同京戲裡的臉譜，根據不同的觀眾的胃口，決定演哪一折，畫哪一個。賀家彬這種人，頂好對付。他不過是個經辦人，當然首先要通過他，這叫敬酒。實在不行，可以甩開他，去找馮局長。馮局長是地委書記的老戰友，他們這個發電站配套用的全部機械、電器設備就是走馮局長的後門解決的。眼下這點小事，不在話下。但也不能為了屁大的事，動不動就找局長。利用關係，也是一門學問，要看時機，看火候。這就好像一筆存款，總有用光取完的時候，你得抻著點兒，不到關鍵的時候不能隨便亂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還要不斷地再往存折上加一點。那人堆著一臉謙卑的微笑，說：“是不是麻煩您再向生產廠打個招呼，把電壓等級改一下，我們填寫訂貨卡片的時候，時間太緊，沒有顧得上再複查一下。”“笑話！這麼普通的常識，怎麼還會搞錯？這種規格型號的風機，配套電機的電壓等級就應該是六千伏，怎麼會寫成三百八十伏？也許填卡片的人當時喝醉了吧？這是業務工作，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擠進來混飯吃的。”他氣惱地拍了拍那張攤在桌上，揉得皺皺巴巴的訂貨卡片，“再說，這事兒我也管不著，你們這個發電廠，是今年國家計劃外的，根本就不應該通過我們這個渠道訂貨。我們這個渠道，隻保證國家計劃內基本建設項目的需要。我真納悶兒，你們是通過什麼辦法把機電設備弄到手的。”賀家彬連挖苦帶損地發泄著自己的怒氣。他常常感慨現在的工作簡直不好乾。要麼不乾，隻要乾，就惹得他肝火上升。比方眼前這個人，據他所知，早先是他們縣供銷社的售貨員。他要好好乾他的售貨員，也許是塊挺好的材料——也難說，就憑他這油滑勁兒，要不貪汙才叫見鬼——可偏偏要當什麼采購員。有些人，準把采購員當成售貨員了，以為那不過是和賣針、賣線、賣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兒，而且還可以借著這個差事遍遊名山大川。為什麼？無非因為他是那個電廠廠長的小舅子。正因為如此，才鬨出這種驢唇不對馬嘴的笑話。鬨了這樣的笑話，賠了公家的錢都算不了什麼，反正不會從自己腰包裡往外掏一分錢。這種加塞兒、走門子的事，他見得太多了，何足為奇！彆說這麼一個小小的發電站，就是大的又怎麼樣？那一年，某位首長，不就是塞進來一個十二萬五千千瓦的大機組嘛！因為那個電廠的基本建設指揮長，戰爭時期是那位首長的警衛員，不必經過什麼手續可以直入首長府，話就好說多了嘛。賀家彬在重工業部呆了這麼多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哪年沒有幾個頭頭腦腦說上就上的建設項目呢。計劃內沒有？算不了什麼，可以增補計劃嘛。那計劃的嚴肅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戰線過長，沒法兒不長。製訂得好端端的計劃（這計劃是否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還可以進一步總結），誰想往上加一個就加一個。五個人吃的飯十個人吃，誰也彆想吃飽。還要強詞奪理，叫做“有飯大家吃”。往下砍吧，壓縮一下吧，你砍誰的？誰的後台都挺硬。於是就這麼湊合著，誰也彆想快，一個大中型的建設項目，搞個十年八年完不成誰也不著急，反正離自己的心、肝、肺還遠著呢。就拿這位小舅子來說，雖然沒給哪位首長當過警衛員，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兒。前不久，運來了不少核桃、紅棗、雞蛋，還有名酒……處裡大家分了。當然，給錢了。誰能不要呢？外頭買不著哇！而且價錢還便宜得多。就連賀家彬也買了十斤雞蛋。他是單身漢，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個副食供應本，每月憑本還可以供應兩斤。他們這裡什麼都不缺。黃花、木耳、花生米、人參……全國哪一個省不需要建設電站呢？又有哪一個省沒有土特產呢？當地的管電的又有什麼弄不到手呢？需要什麼，隻要張張嘴，不想辦法送來，就拉你的閘，停你的電！哪個單位能離了電呢？就連土特產公司也不能例外。建電站的單位，要想很快把電站建設起來，除了要為投資以及木材、鋼材、水泥……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機電設備能不能及時地、按質按量地拿到手也是關鍵哪。要想按質按量把設備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這些設備的人們的關係。人熟好辦事嘛。到時候，可給可不給的，也許就給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貨的，也能順順當當地提前了。事情就是這麼進行的，就像人體某個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長了一個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會影響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進行這種畸形的循環，把養料不斷地送進那累贅的瘤子裡去，養肥那多餘的細胞，任它長大、膨脹，慢慢地侵吞著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而且，據說這麼一個縣辦的小電站，就派了五六個人在北京坐跑投資（隻靠縣裡自籌資金根本不夠，還是得靠國家貼補）、材料和設備。在招待所裡包了一間房子，一包就是幾個月，進出都是出租小汽車。光小汽車一項開支幾個月下來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縣農民的血汗錢哪。如果能辦事，倒也說得過去。可是，就像這風機卡片一樣，電壓等級六千伏寫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寫成阿拉伯數碼2。這是哪兒和哪兒啊。賀家彬知道，他生氣也好，說刻薄話也好，不過是耍小孩子脾氣。這種事，他管得了嗎。再說，這家夥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馮局長，馮局長可以找何處長。賀家彬不願意乾，何處長可以找個辦事靈活的同誌辦，反正又不是計劃內的項目，沒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讓石全清去辦。石全清正巴不得有這麼個機會來踩賀家彬。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說，要支援農業建設啊——這個電站，打的不就是這塊招牌嗎？——這是對農業現代化的態度問題啊。不想出這樣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處長、馮局長那裡彙報點什麼呢？他不是要爭取入黨嗎？石全清確實在密切地注意著賀家彬的一舉一動，但他從不流露出注意的樣子。他正在看《參考消息》。不要以為他看《參考消息》是裝樣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觀六路，又可耳聽八方，四下裡全不耽誤。在石全清看來，賀家彬的行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賀家彬共事多年了，在這許多年裡，他眼見過賀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頭，碰過一次又一次的釘子。他能夠清楚地看見橫在賀家彬麵前，並且注定要把他絆個大跟頭的每一塊石頭，但他從來不提醒賀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賀家彬這樣折騰下去。因為，人在跌跤的時候，很容易丟掉自己的金表或錢包。偷彆人的金表和錢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撿，而且還不會被丟東西的人發現，因為，那會兒，他正疼得難忍呢。世界上的事物，便是這樣奇妙地平衡著。一種生物常會攀附在另一種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蘚類、蔓藤類的植物攀附在老樹的周身。它們不像菌類，隻在死亡的樹乾上依存，它們是在活活地掠奪著、吸吮著老樹的生命。賀家彬現在的這些言行，雖然還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麼行動，但是，先放在那裡，總有用處的。辦公室的門，先是無聲地開了一道小縫，然後“吱呀”一聲大大地敞開。從何婷處長比往日越發顯得威嚴的步態上，從她臉上那種大驚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態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賀家彬的。她走到賀家彬的辦公桌前，剛要對他說些什麼，電話鈴卻響了起來。那一定是長途電話，鈴聲急促而持續。賀家彬拿起話筒：“喂，哪裡？”“我是長途台，找賀家彬講話。”“我是賀家彬，請講吧。”“喂，喂，你是老賀嗎？我是洮江水電站的老蔡呀。”“你有什麼事呀？”“喂，喂——喂，喂——”“你老喂喂什麼，有話就講嘛，什麼毛病！這是長途，你這喂喂就喂了一分鐘，要算錢的。”“是這麼回事，我們的水輪機是在奧地利訂貨的——”“這我知道。”“最近奧地利才把主機的技術數據寄來，上次訂貨會議上訂的機電設備，有很多不符合主機技術數據的要求。我們要求退貨呀。”嗬，說得倒輕巧，重工業部好像是個皮鞋店，鞋子選得不合適說退就能退。賀家彬立刻大吼起來：“我早就跟你們說過，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機技術數據來了之後再訂配套設備，你們就是不聽。現在都什麼時候了？生產廠早已經投料了，你退貨，生產廠怎麼辦？”老蔡滿腹牢騷地申辯著：“你老說等一等、等一等，我怎麼個等法？訂貨會議一年才一次，這趟班車一誤就是一年。到時候外國人的主機到了，國內的配套設備還沒訂上怎麼辦？隻能先這樣估摸著訂上貨再說。這是你們自己訂的製度嘛。人家國外都是用戶隨時訂貨，生產廠隨時接。有買賣就乾，哪有一年隻許訂一次貨的，人家要是也這麼乾，工廠早關門了。你們把這套辦法改改行不行？讓我們參加訂貨會，也是上頭的安排嘛，我們不訂貨行嗎？到時候說我們耽誤了工程進度，我們受得了嗎？我們是按國家計劃辦事嘛，怎麼能怪我們呢？”老蔡說得對，能光怪他們嗎？多年來，計劃工作成了這麼一個模式。每年先開材料訂貨會，也是過時不候，班車一過就是一年。這種僵硬不合理的體製，生產廠也同樣受不了。因為設備訂貨會開在材料訂貨會之後，生產廠訂材料時還不知道用戶要訂的設備是什麼，也隻好先估摸著訂一批鋼鐵、有色金屬材料。等到用戶需要的設備訂貨下來，生產廠原先訂的材料和加工這批設備需要的材料滿擰。然後，隻好再想辦法去串換材料。又沒有交易市場，弄得材料庫存積壓量很大。每年隻好再開幾次材料調劑會，說是調劑了庫存多少噸。領導一看，好像成績很大，其實都是自己多出來的事。這能怪企業嗎？難道不能有一個更靈活的、使材料供應和生產需要相結合的市場嗎？老蔡埋怨他們，他們埋怨彆人。實際上這都是經濟體製上的大問題，需要認真地改革。什麼時候工業經濟也能像農業一樣，有條放寬的政策，真正搞活起來，這才是解決材料積壓，加速資金周轉的根本辦法。而一些合理的規章製度，又不那麼認真執行，比方上麵規定，每個基本建設項目，都要嚴格地按照基本建設程序辦事。要有設計批準書，設計任務書，設計審批文件，全部的設計資料、圖紙，主、副機及配套設備的技術數據……並在列入國家計劃後才能參加訂貨。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訂貨會議上，光是賀家彬分管的幾個省，就有三個不按基建程序辦事的電站參加了訂貨。一個連主機究竟進口還是由國內生產還未落實；一個連廠址還沒有確定，究竟燒油還是燒煤也不知道，不用說，主機根本也就無從設計；再一個就是老蔡他們這個水電站。剛和奧地利簽訂了協議，還不是正式合同，主機技術數據還沒有拿到，就敢拍腦袋，憑著想當然提出配套設備。那麼以後，還要這基本建設程序有什麼用呢？想到這裡，賀家彬也隻有無可奈何地說：“造成的浪費誰負責？”這不是廢話嗎，誰負責？誰也不會負責。還是說句實在的吧：“你們賠償不賠償生產廠的損失？”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說：“賠償！”賀家彬心頭一動：“這樣吧，也不能隨隨便便說退貨就退貨，你們是不是把事情的經過寫個書麵情況，我們也好向生產廠做工作。”“那好吧，就這麼辦。”“就這麼辦。”賀家彬放下了電話筒，心裡盤算著，他一定要向國務院寫一封信，反映一下國家計劃和基本建設方麵存在的這些問題。“四人幫”沒垮台的時候，出了問題，責任當然是“四人幫”的。現在“四人幫”垮台了，經濟建設中如果還出現這種混亂，怎麼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用在刀刃上呢？又如何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呢？當他還在抹著額頭上因為大聲嚷嚷冒出來的汗珠，思緒還留在計劃、基建程序等等問題上的時候，何婷不耐煩地用手指頭敲了敲他的桌子。賀家彬這才注意到她有話要對他說，但他並不主動問她。她從來看他不順眼，對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動問她，沒準兒還會被她搶白一頓。“聽你們科長說，你個人學大慶的總結還沒有交？”“我不是早說過了，我壓根兒就沒有寫個人學大慶的規劃。”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張“小王”似的說：“那好吧，馮局長請你去一下。”那油臉的漢子立即顯出一副解恨的模樣。而石全清連忙垂下眼瞼，擋住眼睛裡滿得快要淌出來的快意。何婷原來和賀家彬的關係還過得去，但自從去年支部改選以後，便每況愈下了。如果真是因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傳委員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讓老羅上，也不是說不過去。可是，見鬼喲。這一套全是擺在明處讓人看的樣子貨。實際是因為郭宏才在支委裡，總是一個唱反調的角色，是何婷和羅海濤的眼中釘。他們處處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沒有什麼小辮子可供人揪。支部裡不團結，鬨得群眾也分成了兩派，團結總是搞不好。為這，賀家彬多次向何婷提過意見：應該開個生活會，大家交換一下意見。自從何婷到電力處領導工作，總有幾年沒開過生活會了，實在說不過去。何婷這才下了大決心，全處開了一次生活會。平時，羅海濤對郭宏才意見大極了，總在何婷麵前說三道四，會上卻一言不發。等到散了大會，回到科裡分小組繼續開時，卻哇啦哇啦地說個不停。賀家彬實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卻在一旁煽動說：“說話小心，當心有人傳閒話，影響團結。”賀家彬本來不想理他們，可石全清這一悶棍是朝他打來的。賀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嗎？他說：“這些話，你們剛才為什麼不當著郭宏才同誌的麵，拿到桌麵上說呢？非得背地裡說見不得人的話。因為彆人不願意和你們同流合汙，就甩閒話。你去打聽打聽，我在局裡工作這麼多年，什麼時候乾過撥弄是非的事？究竟誰在鬨不團結？”石全清接著說：“我沒有說你，我是說王夢雲。”“說誰也不對，何況王夢雲早就調出我們處了，和這些事情根本無關。搞什麼名堂！”羅海濤的臉，陰沉得像個判官：“我們是當著全科室的人講的，怎麼叫背地講人壞話。”這是無賴漢的詭辯。“背著當事人講，就是背後講。作為一個黨員科長，你不但慫恿石全清講那些誹謗和誣陷郭宏才同誌的話，自己還參與了這種活動，這是錯誤的。這種會議，我拒絕參加。”說著，賀家彬就站了起來。羅海濤知道賀家彬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於是轉了彎子，軟了下來：“你這麼一來，把這個會全攪亂了，還怎麼開下去？”“這個會開不成，倒是對你的一個挽救，否則越開下去，你的錯誤就越大。”這種事傳得很快，不過不是賀家彬傳出去的。局黨委很快就知道了電力處處長和科長、科長和科長之間的不團結的情況。馮效先找幾個群眾了解情況。自然，也找到了賀家彬。賀家彬把處裡存在的問題，全麵地作了一次彙報。但是，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長，在與何婷談話時，把賀家彬幾個人反映的問題，一字不漏地告訴了何婷。如果說，在一個政治生活正常的單位，又有一個政治水平比較高的領導，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什麼不好的後果。但客觀上是，賀家彬幾乎就要拿到支部大會上討論的組織問題，被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還有許多非無產階級意識，有待進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學習的何婷，把幾位向馮局長反映過問題的同誌組織起來，學習了一周毛主席關於反對自由主義的論述。人們不得不對永遠關閉著的213房間懷著一種神秘感和敬畏感。因為，人們的命運常常是由這裡決定的。從這扇門裡，不斷發布出這樣或那樣的命令：某某人提拔處長、科長職務；某某人長工資、提級；某某人發展入黨；給某某人處分；調動某某人的工作……在去213房間的路上，賀家彬把這些方麵的情況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調動工作，其他方麵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邊兒。調動工作？！現在他還能乾什麼呢？快五十歲的人了，在這個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麼成績也沒乾出來。他原是學物理的，如果大學畢業時，就分配到一個專業對口的單位，也許會做出點兒什麼。唉，還提當初乾什麼。這裡當然也用得上一點物理學方麵的常識，不過，再照現在這個辦法組織基本建設工作，就是一個中專畢業生乾起來也富富有餘。二十多年就這麼混過去了，彆說世界上，就連國內物理學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什麼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學過的那點東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懷著虛度年華的無限感慨，走進了213房間——馮效先的辦公室。“馮局長，您找我有事？”馮效先從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碩大的頭顱。也許他的思緒還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視而不見地把賀家彬看了很久：“啊？我找你？誰通知你的？老何？”他有些想起來了，“哦，對了，我想找你談談，請坐，坐。”馮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點，摘下自己那副從地攤上買來的花鏡，拿在手裡把玩著。從穿著打扮來看，馮效先似乎和剛進城時差不多。沒有穿過皮鞋，腳上老是一雙小圓口的千層底布鞋。一套中山裝，原先是灰布的，而後是藍哢嘰的，再後是藍滌卡的，當然，也有藍色毛嗶嘰的。夏天，他喜歡敞開襯衣扣子，把裡麵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窩底下。一雙手掌，像洗澡時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絨絨的胸脯上搓來搓去，於是，便有細細的泥卷掉落下來。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褲腿兒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雙毛絨絨的腿。到了冬天，這一切活動都變得不大方便的時候，他就脫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帶子的鞋他不喜歡，穿脫起來都很麻煩——搓腳趾頭縫，好在天冷，他才沒脫襪子。這些習慣，在開會的時候，尤其顯得突出。好像小學生做不出算術題就咬鉛筆杆。賀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慮措詞，還是壓根兒忘記了為什麼把他找來。不，馮效先不過正在記憶裡搜索，把與賀家彬有關的印象連綴起來，然後決定用什麼分寸和賀家彬談話。這個人不是學大慶的標兵，也不是先進工作者，喜歡提意見，而且提得很尖刻。愛發奇談怪論，愛吵架抬杠。有點理論水平，張口馬克思，閉口恩格斯。他還到方文煊那裡反映過家鄉為感謝自己對當地興建電站的支援，送來過“土特產”。幸虧我讓何婷去處理了那些東西，並且一再聲明我什麼也不要。核桃和竹葉青酒是何婷給送到家裡去的，我付了錢。雖然那是個象征性的價錢。這是何婷的不慎，這種事怎麼搞了個滿城風雨？什麼事要給人留下把柄，就是頂大的笨蛋。老方不是抓住了這一點嘛，在黨委會上提出什麼不能把國家計劃內的物資，分配給計劃外的建設單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響呀，等等。哼，大驚小怪，裝模作樣。馮效先當即作了一個文不對題的、調子很高的發言：“是啊，我們應該保持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過去我們經曆過多少困難？！比現在難不難？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抗美援朝，還有三年困難時期，天災人禍都抗過去了。那是為什麼？黨的威信高啊。黨的威信是通過黨的各級乾部和黨員群眾來體現的。現在，有些乾部把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丟掉了，脫離群眾，違法亂紀。這樣下去，會影響我們的事業。”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與會的人誰也搞不清楚他要說的是什麼問題。他犯不著當麵和老方頂撞，逢到他們的矛盾趨向表麵化的當兒，馮效先總是顯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樣子。暗地裡，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在方文煊周圍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會有人及時彙報給他，就連方文煊還在腦子裡想著的事情，也會有人加以分析，然後具體化、形象化地反映給他。這個方文煊，有什麼能力？又有多少資曆？四一年參加革命，比自己還晚兩年，竟然當了正局長。憑什麼？無非肚子裡有那麼點文化水。有點文化水也許是壞事，淨愛想點邪門歪道的事兒。不知為什麼，他覺得眼前這個賀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想到這一點，他好像有了譜，便開始了迂回的包圍：“你最近怎麼樣啊？”這種問題讓人怎麼回答？“什麼怎麼樣？”馮效先皺了一下眉頭。這叫什麼答複？跟領導談話，怎麼能用這種態度呢？太不尊重領導了。不過他並不表現出來，還是耐心地解釋著：“哦，這個，比如說，思想、工作、生活……”賀家彬明白，沒有哪個政工乾部是因為沒事好乾，忽然會關心起一個無聲無息的人物。他猜錯了，根本不是什麼調動工作的問題。從剛才何婷的話茬兒分析，這場談話也許和他既不做個人學大慶的規劃、又不寫年終學大慶的總結有關。馮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聰明呢？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對付馮效先含混的問話：“沒什麼，一般還過得去。”得，還是讓他逮著了。“過得去可不行啊，按照我們局的規劃，兩年達到大慶式的單位嘛，這就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按大慶的標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賀家彬心裡想：來了，就是這麼回事。“你學大慶的個人規劃執行得怎麼樣啊？”賀家彬想，他明明知道自己沒有寫學大慶的規劃，也沒有寫學大慶的總結，何婷早就向他彙報過了，何必還這麼假模假式地繞彎子呢？要是方局長，絕不這麼乾，他一定張口就說：“賀家彬同誌，你怎麼不做學大慶的規劃，也不寫學大慶的總結呢？”而這，就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我沒有做過學大慶規劃。”“為什麼不做呢，這可是個原則性的問題。”“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原則性的問題。”賀家彬心中暗笑，要是他告訴馮效先，處裡有些人學大慶的規劃，是以某同誌的規劃為藍本，互相傳抄的，他會怎樣呢？馮效先把花鏡戴上，對著賀家彬直愣愣地看了好一陣子，好像賀家彬頃刻之間變成了動物園裡的四不像，需要認真地看個仔細。他一時找不出合適的話來對付賀家彬。扣個帽子？不行，那玩意兒現在已不大時興，而且人們對扣帽子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誰也不再拿它當回事兒了，對賀家彬這種人，就尤其不管事兒。再說，一時也找不到一頂合適的，過去用過的那些帽子，規格品種還不齊全。那麼，批評他？一時還搞不清他真正的意思，如何批評？但是，他對學大慶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至少可以說是一個值得警惕的苗頭。他既然是分工管人事、政工的副局長，就更加感到這個問題的分量。大慶，是老人家樹的旗幟，從沒見過有人持不同意見，怎麼這個天字第一號的人物就出在他主管的單位？這還了得？而且這個人不分場合，到處都敢亂放炮。張揚出去，對他本人怎樣暫且不說，對他這個主管政工、人事的副局長卻極為不利。怎麼辦呢？首先，他想到的是立刻表明自己的態度。“你這種觀點，我是不能同意的，發展下去是危險的。”“我還沒有說過我是什麼觀點呢。”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善於詭辯。但是，老弟，搞政治，你那兩下子不行，還差著點兒呢。“那麼你不妨說說你的觀點嘛，不做規劃，不寫總結，總得說出個道理來嘛。”“我沒有什麼觀點。隻是有個朋友的妹妹在大慶的一個女子采油隊工作，那年她回家探親，我碰到她。隨便閒聊的時候，我問過她：‘你們平時下班以後，都乾點什麼？’“‘不乾什麼。’“‘不乾什麼？比如說，不看看嗎？’“‘不看。’“‘不看看電視嗎？’“‘不看。’“‘不看看報紙嗎？’“‘不看。’“‘那你們怎麼打發業餘時間？’“‘沒什麼業餘時間，除了星期六晚上，每天晚上就是政治學習。學習完了洗洗涮涮也該睡覺了。洗澡堂子也是最近才有的……’“您聽聽，是她們不關心時事，沒有提高文化、技術的要求嗎？不是。她們是累得直不起腰來，沒那個精力了。再說洗澡，也許是小事一樁，可人家是采油工啊。總算不錯，到底還是修了一個洗澡堂子。“還說什麼趕美超修！人家采油工的工作量比我們輕多了，靠什麼趕超？靠拚體力？那是不行的，隻有靠機械化、現代化。當然，我們的工人階級有覺悟，能吃苦、能耐勞，我們的老百姓又何嘗不是如此，可我們應該愛惜他們，不能這樣揮霍他們的積極性。他們早晚要做現代化企業的工人，不給他們時間學習技術，提高文化，將來怎麼掌握、操縱先進的設備？“此外，想過沒有？他們還要戀愛、結婚、生孩子……他們是人，不是機器，機器還有個膏油、大修的時候呢……“還搞什麼蒙上眼睛摸零件，一個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業務？要。作為個人，這種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對主管人來說，卻是思想上的一種倒退。世界已經進入了電子化時代，我們卻還要倒退到連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這樣閉著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麼現代化？還有人對此津津樂道，這就好像讓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時代，然後還要警告那些用兩條腿走路的人：‘人們，你們讓兩隻手閒起來是錯誤的，這樣下去，你們會變成遊手好閒、好逸惡勞的二流子，還是像我們這樣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忠誠地在地上爬吧！’“他們那套模式我們就非得遵循嗎？那套企業管理辦法很值得研究，隻要用一點經濟手段，哪怕是一小點，完全可以達到他們那種強製性的手段達不到的效果。共產黨人不是要講辯證法嗎？不能一個模式互相抄襲，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應該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製定適合本單位的管理辦法。並且不斷發展，不斷完善，使之適合現代化的需要。”哼，他倒給我上起政治課來了，馮效先不滿意地想。要是連賀家彬這樣的人，也敢在他麵前試巴、試巴，他馮效先又往哪兒放呢？他必須敲打敲打賀家彬：“大慶這麵紅旗可是毛主席親自樹的，你不要犯糊塗！”“我沒有說大慶不好。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沒有油，大慶人為我們摘掉了貧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特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把國民經濟弄到幾乎崩潰的邊緣，大慶硬是頂住了，抓住了生產。可是，沒有什麼事物是一成不變的，先進就永遠先進？再沒有可以改進的了？為什麼不提超大慶？我們乾什麼都喜歡劃個杠杠，不許超過，不許發展。發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這叫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您看著吧，將來準會超過，限製是限製不住的，因為生活本身是前進的，豐富多彩的……”賀家彬越說越興奮，而對馮效先來說，什麼企業管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聽起來實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極力克製住自己。他把賀家彬說過的話很快地過了一遍篩子，決定彆的都不記，隻記住他反對大慶紅旗這條最根本的就行了。彆看他天花亂墜地說了一大堆，實質性的問題，就在這裡。現在，拿眼前這個人怎麼辦呢？一切事情要看形勢，看氣候。時間、條件、地點，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三要素。馮效先暗暗地讚賞著自己：幾十年的革命，不是白乾的，馬列主義水平，還是有一套的。比方，以個人的名義，對某人或某個事件表什麼態，搞什麼名堂，都是冒險的。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許就變成了英雄好漢。《紅樓夢》裡的“好了歌”怎麼說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點辯證法嘛。孫中山在《總理遺囑》裡又怎麼說的？啊，“積四十年革命之經驗”嘛。對，凡事總得留個後路。他那碩大的腦袋，活像擺滿油、鹽、醬、醋的雜貨鋪，裝著七零八碎、五花八門的學問。他決定隻就眼前的事情講幾句：“你不搞學大慶的規劃和總結，會影響你們處成為大慶式的處，你們處又會影響我們局嘛。工作了這麼多年，這點道理還是應該知道的。不能因為個人影響全局嘛。你如果這樣堅持下去，我們局成不了大慶式的單位，你要不要負責？”“我才不負這個責呢。我乾嗎非得學大慶，不學大慶我就搞不好工作啦？咱們單位年年搞這一套，總結呀，評比呀，傳經送寶呀，有多少貨真價實的玩藝兒？有這時間，乾點踏踏實實、正兒八經的事好不好？比方說，認真解決一下我們處的團結問題，乾部問題。”馮效先被將了一軍，感到不能再和賀家彬糾纏下去，誰知道他還會說出什麼更讓他尷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後，似乎再也沒有什麼“機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領導的私人生活。甚至連誰找誰吃過飯，誰不花錢讓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諸如此類的瑣事，一下子就鬨得滿城風雨。風氣大不如前了，誰也不再把維護領導的威信當回事，堂堂一個單位的領導竟還不如眼前這個一般乾部氣兒粗。人們動不動就向上級機關反映你，或是紛紛揚揚地給你擴散，要是你稍稍做點兒消除影響的工作，有人又會指控你打擊報複……現在當領導真難啊！人們的思想象豆腐渣，怎麼也捏不到一塊兒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誰敢對本單位的領導這樣講話呢。五十年代是讓人留戀的，多少人懷戀那個時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狀況、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連馮效先也發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賀家彬這樣的言論，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難怪他們支部把他的組織問題撂下來，這樣做是正確的。組織觀念這麼差的人，吸收到黨內來，不是禍害嗎？還是讓何婷自己去對付他吧。下班的時候，賀家彬在機關大院門口，碰見了萬群。她站在泥濘的融雪裡，緊緊地鎖著眉頭。她有什麼不高興的事情嗎？也許沒有。那不過是她眉心之間幾條深深的皺紋留給他的感覺。她叫住賀家彬：“老賀，明天是星期天，幫我去煤廠拉點蜂窩煤。”“怎麼不等煤廠送呢？”“他們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幾次，答應得倒挺好：‘馬上送，馬上送。’就是不見行動。我的煤都燒完了，不自己拉，怎麼辦？”一個單身女人帶著個孩子過日子真不容易。她為什麼不再結婚呢？他再也不敢勸她去乾這種事。如果當初他不勸她結婚，悲劇也就不會發生了。賀家彬想，他該不該對萬群的眼淚負責呢？一九六二年，萬群大學畢業，剛分配到機關來的時候，是一個多麼惹人注意、惹人喜愛的人物啊。你就是對她說，有人長了四隻耳朵這種荒謬絕倫的傳聞，她也會歪著腦袋，認真地聽下去，然後睜大一對眼睛，對這種絕不可信的事情，竟然還要將信將疑地問一聲：“真的嗎？”就是對頂蹩腳的笑話，她也會熱心地哈哈大笑。人人都愛想出點騙三歲小孩的笑話、故事去引逗她。因為，看著那樣一雙信賴你的眼睛，會享受到一種天真的快樂。她愛唱那首《鴿子》：“當我告彆了親愛的故鄉，愛人含著眼淚悄悄地對我講，親愛的，我願隨你一同去遠航，像一隻鴿子在海上自由地飛翔……”那時候，她自己就像一隻鴿子，一天到晚咕咕咕地叫著。可現在呢，她身上早已看不到當年那種可愛的稚氣和灑脫勁兒了。眼眶深深地凹了進去，原來那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翹著的嘴角，像被愁苦所壓服，終於承認了失敗似的耷拉下來。那些毛茸茸的、環繞在額頭上、永遠不會長長的柔發早已不知去向，把寬寬的腦門兒露了出來。她太瘦了，即使在不發脾氣的時候，腦門兒上的青筋也凸現著。刻薄的人會說：“一臉寡婦相！”她是寡婦。一九七〇年丈夫因為受不了“五·一六”嫌疑的審查，在乾校自殺了。當初真不該勸他向她求婚。但誰能預卜未來呢？誰又能解答婚姻這斯芬克斯之謎呢。在大學，他們是不錯的朋友。他雖然是理工科的大學生，但在繪畫、音樂、文學……方麵的修養都很高，人也生得風流倜儻，有什麼配不上萬群的地方呢？“你應該去追求萬群，不然這小鴿子早晚有一天會在彆人的屋簷下做窩。可有誰能配得上她呢？”“你為什麼不追求她呢？”“我？不行！我隻能把女人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而不願意破壞這藝術品的完美。要是有一天我看見我的妻子懷孕，像袋鼠一樣挺著個大肚子，同哺乳類的動物一樣哺乳，我會覺得我犯了大罪，而且，我也不會再愛她了。”“你是個唯美主義者。”“也許吧。”“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慫恿我去追求她呢？”“我不能讓人人都按照我的觀念去生活呀！與其彆人把她娶了去，還不如你娶。”“你這古怪的人，淨發些古怪的謬論。”唯美主義的賀家彬哪裡知道，人的某些內涵，非得成為夫婦之後才能了解呢？除此，任什麼絕頂要好的朋友都是領會不到的喲。萬群從未在婚姻這件事上體味過幸福：先是對愛情的失望；然後是政治上的包袱。固然，平反了，不再按自殺、按反革命分子論處，但是誰幫她挑生活這份重擔呢？他漫不經心地向她指出：“應該換個煤氣爐。”但他立刻後悔。她曾說過，她不願意用煤氣爐，因為換煤氣罐的時候她一個人拿不動，就得求人幫忙，一兩次還可以，月月如此，人家不嫌煩嗎？而用蜂窩煤，隻要煤廠送到院子裡，她自己總可以慢慢地搬上樓去，用不著求誰。小汽車的喇叭輕輕地、不停地響著，他們擋住了汽車的去路。賀家彬拖著萬群揀著泥水稍淺的地方讓開去。汽車的小窗裡，方文煊那張閉著眼睛的臉，一閃而過。賀家彬對萬群說：“好吧，明天上午九點鐘左右，我到你那裡去！”他發現，萬群的眼睛裡，好像有晶瑩的淚珠在閃動。她怎麼了？這神經質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