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參閱第六章。穀、均為雌的征象，含有悔悟、消極的意思。）。為天下溪，常德（經久不變之德，叫做“用德”，與“常道”、“常名”皆為老子常用詞語。）不離，複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複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穀，常德乃足，複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製不割。知道雄的道理，卻不與人爭雄，反甘心守雌的一方，猶如天下的溪壑，必然眾流歸注，得到天下人的歸服。既能得天下人的歸服，他所稟受的道，自然也不會離散。不但如此，他更能回返原有的赤子之心，以達純真的境界。知道光明的一麵，卻不與人爭光明，而甘居黑暗，才能為天下作法則。既能為天下人的典範，德行自無錯失。不但如此，他更可歸於無極，而回返道體。知道光榮的一麵，卻不與人爭光榮，而甘居恥辱，才可得天下人的歸服。能使天下人歸服，德行才算充足。不但如此，他更可返歸為樸，與道體合而為一。但是，萬物變化不息，這種狀態並不能長保，終有樸散為器的時候，而體道的聖人，仍能以渾樸的原則，來設官分製，做到“無為而治”。所以說：善治國家的人，不割裂事理，僅使萬物各遂其性而已。談完整章，便知第四篇討論的重點是在“人類天性的起源”。特彆在本章和第三十二、第三十七章內，有極為詳儘的描述。莊子在《馬蹄篇》中，借儒家對自然的傷害，與馴馬師對馬的傷害為例，慨談保持人類原始天性的重要性。而老子也以“複歸”、“樸”及“不割”等言辭，有力地表達了這個思想。莊子序文中提到的“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是老子的基本學說。馬，蹄可以踐踏霜雪，毛可以抵禦風寒，餓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興時便舉足而跳，這才是馬的本性，什麼高台大屋對它來說，簡直一無是處。但是，自從伯樂（馴馬師）出現，大放“我精於養馬”的狂言後，馬的命運便改變了。他剪它的毛，削它的蹄，把鐵燒紅，在它身上烙印，用頭勒和腳靽約束它，用馬槽馬櫪安置它，就這樣而死的馬十有二三。再加上飲食不足，奔馳過度，前有嘴勒為累，後有鞭策威脅，馬便死了大半。陶工說：“我會捏黏土，能使它圓的像規畫出來的，方的像矩畫出來的。”木匠說：“我會削木材，能使它像鉤一樣彎，像拉緊的繩一樣直。”這麼說來，黏土木材的本性就是要合乎規、矩、鉤、繩嗎？後代的人不斷誇說：伯樂精於養馬，陶工、木匠精於黏土和樹木。這並不表示他們深知物性，相反的，他們在損傷物性啊！反觀治理天下的人，他們又何嘗不是犯了同樣的過失？我以為，真會治理天下的人，他的行為絕不如此。百姓各具其性，譬如，織布而衣，耕田而食，這是他們的通性。這些本性渾然一體，毫無偏私，所以又稱做順應自然，放任無為的“天放”。真能治理天下的人，也就是讓百姓自由發展本性的人。因此，在盛德的時代，人民的行動穩重，舉止端莊。那個時候，人們安居家中，不嗜外求，所以山上不辟小路，河裡沒有船隻和橋梁，萬物齊生，各不相犯，隻和自己的鄰居交往；禽獸眾多，草木茂盛，而人不但沒有害獸心，反而可以牽著禽獸到處遊玩，也可爬到樹上觀看鳥鵲的巢穴。在盛德的時代，人類和禽獸同住在一起，和萬物共集聚於一堂，不知道什麼君子和小人的分彆。由於他們全部無知，所以保有了自己的本性；全部無欲，所以純真無偽而樸實。能夠樸實，人們才不會喪失本性。但是，當聖人用心設仁愛的教化，用力創義理的法度時，天下就開始大亂起來，當他們發明放縱無度的音樂，製造煩瑣的禮儀時，天下也就緊跟著分裂。所以，完整的樹木如不凋殘，怎麼能做出酒杯，白玉如不鑿毀，怎麼會有玉器？道德若不曾廢棄，要仁義的教化有什麼用？性情若不曾離開正道，要禮樂的製度又有何用？五色要是不混亂，誰去做文采？五聲若是不混雜，誰來和六律？因此，損傷物的本性，製作器皿，是工匠的罪過；至於毀損道德，製作仁義，可就是聖人的罪過了。知道就是離道——第十六章之三。河伯問道：“什麼叫做天然？什麼又叫人為呢？”北海若回答：“牛馬生來有四隻腳，就叫天然；若用韁繩絡馬頭，環子穿牛鼻，就叫人為。所以說，如果能謹守不用人為毀滅人性，不因事故摧殘性命，不為聲名毀壞德行這些道理的話，也就可以返璞歸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