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聲音的少女我研究生畢業後，在第一家雜誌社工作時，主編對我最不滿的一點是說話聲音太小了。她常在開例會的時候，對我苦口婆心地說作為一個記者和編輯，大聲說話有多重要。說話小聲，是我的一個軟肋——我從找工作時開始知道這一點。聲音帶來的困擾，遠離我已有很多年了。主編的舊話重提，讓我有種對過往延遲的滯後反應。不愛說話這個問題，是從初中開始的。我的這段記憶非常清晰，是因為某次翻出來小學的期末評語，老師在上麵寫著：你上課回答問題很大聲，非常棒！若不是有這些小紅本提醒，我大概會誤以為我是一個天生不愛說話的人。1初中以前，我的聲音並沒有什麼特彆之處。我最開始讀的是一個工廠的子弟小學，工廠是從天津遷來的，住在那裡的居民們都講著標準的普通話。於是，我是先學的普通話，後學的家鄉話。我之所以會去那所小學就讀，隻是純粹因為離家近。當班主任的母親必須把我送到離家五分鐘就能走到的學校，才能完成工作和帶小孩兩不誤的任務。我對於這樣的群體來說是外來者，雖然和小學同學們說著同樣的普通話，回到家，我卻成了那個特殊的，隻會說普通話，不會說家鄉話的小孩。當時，普通話在家鄉小城還不是很普及，在這裡說普通話，不會被欺負，隻會覺得洋氣。母親一直對此引以為傲，覺得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但那所小學，除了讓我講了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之外，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回憶了。小學五年級，我轉學了。母親對外解釋的理由是想讓我去更大的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她不再擔任班主任，有了更多時間，而我也大到可以自己走路去上學了。原來的工廠子弟小學，一個年級隻有一個班，我轉學去的學校，一個年級有六個班。班裡有小群體，比如電廠子弟，因為效益好，常常會發些文具盒之類的東西，一看課桌上的同款文具，就能清楚地劃分陣營。轉校生也多，之前的幾個轉校生成績都很好，頗得老師喜歡，某種程度上，轉校生也可以算成一個小團體。我在新學校迅速地學會了家鄉話，甚至學會了粗話。家鄉話常用的一些粗話，是不帶臟字的，外地人幾乎不能理解話中罵人的意味。新學校的後麵是一座監獄，從外麵看和一座很大的公園無異。監獄的外圍是班上男生約群架的聖地，有了那樣一塊地方，講的狠話仿佛也更厲害一些。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生們的口頭禪中帶上兩句粗話仿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回被同學告到了班主任那裡。總之，在上初中前，我自認為是一個喜歡上課回答問題，甚至會說帶點粗話的口頭禪，與聲音嗲毫無關係的人。2那還是林誌玲未出名的時候，沒有這樣一個標誌性人物來解釋什麼是“聲音嗲”，我就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簽。現在想起來，這一切完全是無妄之災。初中第一天，我見到我在前一所小學的同學，他們似乎並沒有聽過我講家鄉話。在聽到我和彆人講話時，之前學校的一個男同學突然驚呼：“天，你的聲音怎麼變這樣嗲了，你以前講普通話時不是這樣的啊。”然後他做出捧心口的驚嚇狀，高呼需要速效救心丸。他像看稀有物種一樣拉著彆人來聽我說話，我每說一句，他們就爆笑。從此以後，我的聲音就成了他們偶爾想起來的一個笑料。每當我在課堂上回答問題時，一開口，班上的一小群男生就會吸涼氣、捂心口，吵著要吃速效救心丸。我漸漸變得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不得已開口時，我就刻意地壓低聲音講話。但這樣做收效甚微。班裡也有第二所小學裡一起升初中的男同學，他們同樣在嘲笑我的隊列裡。我不明白，僅僅相隔一個暑期的時間，為什麼之前他們視若如常的聲音，能突然讓他們覺得很有趣。現在想起來，隻不過是青春期的男孩子找到了一個聚眾狂歡的借口。如果說林誌玲的聲音給她帶來了辯識度，在我的青春期，經曆的就更多的是嘲笑甚至嘲諷，而因為聲音，他們對我形成了糟糕的刻板印象：嗲，假，做作。老師並不知道他們在笑什麼，但對我上課時明知道答案而不舉手回答的態度非常惱火，屢次告狀告到我母親那裡去，於是我愈發用沉默來抵抗。我在初中三年非常沉默。因為害怕開口之後同學的反應，不常開口，有時沉默一天突然說話，前兩句會有生鏽般的乾澀感。這樣讓人苦惱的嘲笑，終於在我上高中的時候停止了。大概是因為大家的年紀都長了幾歲，開始懂事了。但我因為聲音而自卑，說話小聲的習慣留下了。讓我對自己的聲音有所改觀的，是高中的化學老師。那是一位雷厲風行，極受歡迎的中年女老師。一次課後，大家簇擁著老師問問題，在我問完之後，她突然感歎了一句：“呀，你的聲音好好聽。”之後每次課後去問她問題，她都會笑眯眯地看著我，說：“我最喜歡聽你的聲音了。”旁邊的同學聽了也會附和，漸漸的，我在同學眼裡，就變成了“聲音溫柔好聽”的人，久而久之，又成了“脾氣特彆好，講話都像不會生氣”的人。那時我才初步知道，人們對於聲音的判斷，主觀意識有多強。在我的初中男同學認為這是撒嬌、做作、裝嫩的聲音，在一位能乾的職業女性那裡，能夠拋棄這些隱喻著討好男性的價值的判斷，讚一句小女生的聲音好聽。我念大學時去了廣州，這座城市是我的福地，我這麼說的原因之一是這裡對於聲音的容忍度高。這裡因為語言的關係，女生們講普通話好像天生就帶著點發嗲的味道。如果說高中的環境是理智上的客觀，在這裡則是習以為常的自然，這種包容性讓我幾乎忘記了曾遭受的對聲音的批判，非常自由地過完了大學的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