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親的墓位於東京的多磨墓地。但祖母的遺骨不在那塊墓地底下。父母是遷居東京之後才過世的，但祖母阿金早在昭和初年便因年邁體衰死於小倉。那是一個下大雪的日子，我隻知道當時她已年過八十，但無法確定究竟是幾歲，家裡也沒有她的牌位。阿金死時，我父親峰太郎正窮困，買不起墓地，隻好將骨灰壇暫時寄放在附近的寺廟裡，一放就放到了現在。雖不知寺名，但知道就在我家附近，地點我也記得很清楚。當時主持葬禮的和尚曾在棺材前揮舞拂塵，所以一定是一座禪宗寺廟。在陰暗的家中，隻有那把拂塵的白毛和袈裟的金邊部分閃閃發亮。和尚念完經後，起身在棺材前大喝法偈的洪亮嗓音至今猶在耳邊。那時我十八九歲。小倉市原為舊日城堡外圍的繁華市區，區內有許多禪宗曹洞派的寺廟。藩主納骨的菩提寺如此，在鷗外的與日記中出現的安國寺亦如此。不過寄放祖母骨灰壇的禪宗寺沒那麼氣派，隻是一座陰森冷清的寺。該寺廟位於繁華大馬路之外的內巷，有小門和矮牆。位於兩條路交會處的角落，唯獨廟前總是陰濕肮臟。正對麵都是些酒類批發店和雜貨店之類的商鋪，所在的橫巷叫鳥町，一排安靜的店麵悄然佇立。小倉的主要乾道自古以來就是魚町，貫穿南北。走到魚町的南邊儘頭，就連著旦過市場。沿路幾乎都是賣魚的，隻聽吆喝聲此起彼落，一片喧鬨。寺廟所在的路位於魚町和旦過市場交會的東橫巷，那裡隻有冷清的平民町，和東邊的一條染坊町。西邊末端直達旦過市場中央。小倉的街道縱橫交錯如棋盤。我父母就在染坊町的一條分支小巷裡經營餐飲店，和寄放骨灰的寺廟隻隔了一條馬路。我常經過那座廟。狹窄的廟門老舊破敗，頂上堆著搖搖欲墜的爛瓦，還有那肮臟的土牆，牆下散落著行人丟棄的垃圾。夜裡這裡便成了便溺的最佳地點。廟四周一年到頭都是濕漉漉的，主殿的四柱屋頂探出牆頭，隱約可見門內種著的蘇鐵的綠葉。那扇門我一次也沒進去過，隻是每次經過時會想，啊，祖母的骨灰就放在這裡啊。本來跟廟方說好，隻是在墓地蓋好前暫時寄放，不過父親當然無錢打造造價不菲的墓碑，因此就這麼放著不管了。會把骨灰壇寄放在寺廟的，多半是窮人。我家連個可供安放祖母阿金骨灰壇的佛壇都沒有，骨灰壇就擺在壁櫥角落很長一段時間。是一個上了暗釉的陶器，用一根鐵絲從蓋子開始交叉捆綁，鐵絲已稍微有些生鏽。壇子也沒裝在木盒裡，隻用白布簡單裹著。每次拉開壁櫥的紙門都會映入眼簾。父親起初還為此耿耿於懷，不過習慣了之後，那個骨灰壇看起來就跟其他破銅爛鐵沒什麼兩樣了。父親從小被阿金夫婦收養，不過他並非因為沒有血緣關係才草率處理祖母的骨灰壇。他是個天生的樂天派，無論處於何種困境，都從未消沉煩惱過。他一生赤貧如洗，貧窮卻打造出他那種凡事放輕鬆的樂天性格。他就是這樣的閒散人，對骨灰壇不上心也是其中一例。我初懂人事時父親的職業是黃包車夫，祖母則自製麻糬擺路邊攤販賣，母親也在一旁幫忙。後來父親接連做過炒白米期貨、替人討債、在和服店替人看鞋子的營生，還做過四處趕集的攤商；也在路邊賣過麻糬，開過餐飲店，還批發過魚貨，卻沒有一次成功。但不管怎樣，父親依舊開朗地與人交談。他自負是個高人一等、有學問的人，並自認為是談判高手。他的知識都來自於仔細報紙，還有就是年輕時在廣島師從過一位律師，當時硬記下來的法律知識為日後打下了基礎。父親生於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最拿手的是明治末年至大正一昭和初年的政壇話題。不過父親說的多半是從報章雜誌看來的知名政治家的逸聞趣事，這種話題的確會讓人們聽得津津有味，大表佩服。碰到對方聽得欲罷不能，他當然會繼續說下去，但對方通常隻是配合他隨便附和幾句。如果沒有相應的基礎知識，自然會很快失去興趣。你講那些根本沒營養——母親總是這樣指責一個人說得口沫橫飛的父親。在母親看來，父親不管逮到誰都要大發一通政治議論，對我們的貧困生活毫無助益。與其講那種不實用的話，還不如動動腦筋設法多還一毛錢債務。在母親看來，父親很沒用。即便是我的記憶所及，父親也總是受討債者逼迫。主要是在經營餐飲店時欠下的買酒的貨款，再有就是房租一直拖著沒繳。後來酒商拒絕再讓他賒賬，他隻好拿現金去買一升裝的酒。酒錢雖能勉強應付，但房東催討房租時卻越來越凶，這一點不管搬到哪裡都一樣。一到冬天，便會不時看到父親蹲在火盆前，愣愣地陷入沉思，也許是在煩惱明天該怎麼辦吧。他隻有在人前才會變得饒舌，獨處的時候那沉默的身影看起來分外悲涼，父親低頭用力握緊深插在灰燼中的鐵筷，不知不覺已流下一道長而清澄的鼻水，垂到了炭灰上。母親和無論何時都無憂無慮的父親不同，她事事操心，總是為了還很遙遠的事情煩惱。我很少看到母親開懷展顏的模樣，父親的那種脾氣也令她自然養成了憂患意識。母親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們說每次和大姐講話都在聽她發牢騷，因此總是躲得遠遠的。這麼說當然也是在從側麵譴責那個沒出息的姐夫。父親生得壯碩，體重約七十公斤。如此一個龐然大物整天賦閒在家，看起來更像個大懶漢。事實上他也的確是個不愛勞作的人。母親阿穀生性勤快又好強。她本為廣島縣豐田郡的農家女，據說是在廣島市當紡線女工時嫁給了來自島取縣日野郡的父親。父親峰太郎，不知是基於什麼樣的內情，被從坐擁山林的富裕家庭送去了米子市的鬆本家。父親死後，我聽那些了解內情的島取縣人說，起先父親隻是被送去寄養，但膝下無子的鬆本夫妻索性不讓他回去了。撫養這個養子的人是鬆本金，也就是我的祖母。峰太郎在米子養父母家待到十七八歲時離家出走了。他常聊起年輕時徒步翻越號稱“四十彎”的伯耆（伯耆國，日本古代的令製國之一，屬山陰道，又稱伯州，大約為現在鳥取縣的中部和西部。）與美作（美作國，日本古代的令製國之一，屬山陽道，又稱作州，大約為現在岡山縣的東北部。）一帶的山頂。那是來自於一彆故鄉便終生難返的鄉愁，孩提時代看慣的風景令他永遠懷念。峰太郎在廣島市和阿穀結為夫妻之後生下幾個孩子，但並未正式辦理結婚登記。這究竟是出於他的懶散，還是無意與阿穀白頭偕老，如今詳情不明。阿穀目不識丁，峰太郎常說她是個沒知識的女人，說不定是抱著遲早要分手的打算才沒去辦理登記的。早生的那幾個孩子都夭折，在戶籍上，我成了“庶子”。峰太郎和阿穀常常吵架，而阿金總是悄如暗影地待在一旁。根據我的推測——因為我沒有向父母仔細問過那方麵的事——峰太郎夫妻靠熟人幫忙從廣島遷居小倉以後，阿金和丈夫兼吉（也就是我的祖父）似乎就離開米子，定居下關的壇浦，在那裡開了一間麻糬店。說是壇浦其實比較靠近舊壇浦，離那個因源平大戰而聞名的禦裳川很近。峰太郎與阿穀想必是從小倉去投靠壇浦的養父母吧。暌違十幾年以後，峰太郎才帶著老婆和孩子（也就是我）與養父母團圓。舊壇浦位於下關和昔日曾是小小城下町的長府之間，對於徒步往返三裡路的人們來說，正是最佳的歇腳處。緊挨著後方就是關門海峽最狹窄的水道早丙瀨戶，和對麵門司那邊的和布刈神社之間相隔著渦流滾滾的海水。由於那裡視野良好，坐在門檻上喝茶吃麻糬的人也不少。不過，單靠買麻糬這點連茶館都算不上的小生意，自然不可能養活兩對夫妻。於是峰太郎在同屬販夫走卒類的黃包車行當起了車夫，那時我大約六七歲，自我略懂人事以後，所知的父親唯一乾過的粗活就是這個。我出生那年，父親三十六歲。祖父兼吉很快就死了。在正下方就是早丙瀨戶的二樓房間裡，他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當時兩歲的我至今還隱約記得家裡的騷動。兒子兒媳就算吵架，阿金也從不主動介入。就算峰太郎毆打阿穀，阿穀披頭散發地在榻榻米和泥土地板上滿地打滾，她也從未試圖出麵打圓場。她隻是端坐著紮起袖子，一邊將搓圓的餡料包進麻糬皮裡，一邊彆開臉，用伯耆腔喃喃說著：“阿峰和阿穀快點和好吧，夫妻倆成天吵架怎麼能家和萬事興呢。”就這樣，阿金既不幫兒子說話也不替媳婦撐腰。也許是因為自覺受養子夫婦奉養，認定努力保持中立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每天早上，她總是第一個去佛壇更換鮮花，那裡放著她老伴的牌位。點蠟燭、燃線香、合掌膜拜，她忙得無暇放下袖子。雖說她天生勤快，但從未見她休息過一時半刻應是出於對媳婦的顧慮吧。她和峰太郎也難得說句話，就算說了也隻會惹來對方的嗤笑。阿金的話題總是跟米子的回憶有關，但似乎總有些誇大其詞，峰太郎笑的是這一點。而我，從來沒從祖母阿金口中聽過她早年撫養父親的經曆，也沒聽父親提過被養父母帶大的情景。父親兒時的回憶，總是與在故鄉矢戶的河裡釣魚和在古老神社裡玩耍之類的有關，從沒提過米子。矢戶是他生父田中家的所在地，和米子相距將近十裡。就這一點來看，峰太郎雖被鬆本夫婦收養，似乎還是經常回老家矢戶玩。可他不能回到田中家，因為養父母不讓他回去，因此米子對峰太郎而言，顯然非愉快之地。阿金額頭凸、眼睛小、顴骨高、鼻子大，還有兩片特彆寬的薄唇。她剃光了眉毛，因此光禿高聳的額頭顯得更加往外凸。我至今還能記得她的長相，是因為我曾坐在那個昏暗的房間裡，縮在被窩旁，把她死時的相貌畫在紙上（會做那種事，乃因數年前小穴隆一（小穴隆一（Koana Ryuichi，1894-1966），長野縣出生的西洋派畫家、隨筆家、俳人。）曾將芥川龍之介自殺時的相貌畫成速寫，還刊登在雜誌上。當時我嗜讀芥川的作品，因此對他的死相深感好奇）。那張畫有死亡肖像的紅板放在佛壇上供了一陣子，不知何時不見了。紙板旁邊應該還記著二月某日的死亡日期，但究竟是昭和哪一年、二月的哪一天？我無論怎麼想就是想不起來。總之，那是一個下大雪的日子。祖母在世時，我並不覺得跟她有多親，可是祖母一死，我才明白自己最愛的是她。阮囊羞澀的父親連祖母的葬禮也草草了事，要將遺骸送至火葬場時，還是從彆處借來一輛推車把棺材放上，再蓋上祖母一直用到臨終的那條棉被，就這麼自己拉去了火葬場。我還在車子後麵幫忙推，沿路隻有母親的弟弟陪同，附近鄰居無人來送葬。也許鄰居覺得這葬禮實在太寒酸，基於同情才不忍露麵，父親想必也拒絕了彆人的好意吧。母親站在門口，一臉蕭索地久久目送著，仿佛在說：“我跟祖母也認識不少年了呢。”位於山腳的火葬場相距甚遠，走上山路後積雪深及膝下，推車的車輪深陷雪中，推起來更加吃力。車子每次一搖晃，用繩子綁著的棺材也會跟著晃動。火葬場的人把棺材推入爐灶中，四周塞滿鬆葉，還交給我一根鬆枝叫我丟進去。這時我終於忍不住嗚咽，放聲大哭。阿清（我的名字），我已經死了，我會在天上守住你的，祖母說。守住，就是守護的意思。從小我沒有受過任何人的特彆寵愛，也沒有人替我加油打氣。相反，我總是被冷漠對待，在鄙棄的眼神中默默長大，這種處境至今似乎依然未變。而我之所以沒有與社會嚴重脫節，有時候想想，好像真的是因為祖母在天上守住我。這陣子我老是惦記父親寄放在小倉寺廟內、無人聞問的祖母骨灰壇。說來奇妙，起因也是因為我做了一個夢。小倉市東邊有座形似蝙蝠展翼、高約六百米的足立山。南側山腳地處偏僻，隻有零星散布的幾戶農家。繞過山腳再往前走，就是麵向足立山背麵的一片更加荒涼的土地。我去那裡的次數少之又少。夢中，我正在那條路上走著。繞過山腳走了一會兒，就看到山林之間零星搭蓋著五六棟小屋，都是小木屋。有對老夫婦正從其中一棟的窗口現身，看著我這邊。哦，死掉的祖母就住在這種地方啊——我在夢中想。祖母身旁那個健壯的老人，長得跟遺照裡我的祖父兼吉一樣。“祖母，原來你在這種地方啊！”我出聲招呼，但他們倆都不吭聲。夢中沒有鮮豔的色彩，一切都像梅雨季節的天空般陰沉。我打量著四周，暗忖原來死掉的人都居住在這種地方。祖母把手擱在窗邊，像是要探出身子般定定地凝視著我這邊——就是這樣的夢。不隻是因為夢見死人村，我才開始起意把祖母的遺骨從小倉取回，和父母合葬在一起的。我不知道祖父的遺骨埋在哪裡，我想，應該在他過世時所在的壇浦附近的某間廟裡，但事到如今已無從追索。寄放祖母骨灰壇的那間廟叫什麼名字來著？我想不起來。對於寺廟的外觀倒是記憶猶新，甚至可以馬上憑空畫出精準的寫生圖。現在的北九州市小倉區就是以前的小倉市，我買了該地的地圖。棋盤式的街道依舊，隻是新開出更寬敞的乾線道路，將各處切割。市區中央有一條紫川，由南至北穿城而過，那條河上也新添了幾座橋。以前，我住這裡的時候，從北至南隻有常盤橋、勝山橋、陸軍橋、貴船橋這四座，現已增為七座。那條紫川的西邊屬於舊城址，原被第十二師團步兵第十四聯隊占用，現在成為市立公共設施和工廠用地。四座橋在舊藩時代連接了西側的藩主城區和東側的民居（也許當時的橋數更少），這片民居成為明治以後的士族區、寺區及商店街。隻有領主城堡“小倉藩小笠原家，俸祿十五萬石（一石為十鬥米。）”外圍遍布禪宗寺廟，一向宗（真宗派）的寺廟不多。我試著在地圖上尋找且過橋。從紫川引水的堀川在東南方彎入民居，被稱為神嶽川，這是外濠的遺跡，旦過橋就是架在那上麵的短橋之一。昔日人們利用連接紫川的神嶽川，劃著小舟進入，在河邊的市場卸下魚貨蔬菜。那個市場以旦過（旦過指夕來朝去，引申為禪宗行腳僧的投宿處。）為名，從且過市場筆直往北的乾道就是魚町。那座寺廟就在越過且過橋之後，穿過魚町和旦過市場的北角上。那個街角是南北向的鳥町和東西向的平民町交叉的十字路口，棋盤也在這一帶終結。我抱著這樣的地形記憶，尋找地圖上旦過橋往東的第二個十字路口，察看附近一帶。以前的平民町已全麵拓寬，安上了“小文字街”這個新路名。地圖上的那個街角既沒有寺廟記號也沒有標出寺名。說不定相關單位在進行道路拓寬工程時把那座廟移到彆處去了，暫時寄放在那座廟裡的祖母的骨灰壇自然也跟著該廟一起遷移了。說是暫時寄放，卻早已過了數十年，暫時寄放成了永久寄存。那是一座小廟，難保骨灰壇如今是否仍保存在廟裡。地圖上標示那附近有兩座廟，分彆是寶典寺和安全寺。單看寺名無從判斷是否就是那座廟。我吩咐去小倉辦事的次子順便替我查一下那座廟。次子對於骨灰壇的主人來說算是曾孫。根據他回來後的報告，寶典寺和安全寺的僧人對此皆無所悉。不過附近本來還有一座東仙寺，後來毀於火災，據說現在已和八幡的桂昌院合並，舊八幡市位於小倉西鄰。次子的調查到此為止，他對從未見過的曾祖母不太關心。不過他至少問到了電話號碼，於是我從東京打電話到桂昌院。住持接聽後，說會幫我查一下信徒的生死簿，讓我明天再來問。翌日我再打電話過去，他說記錄簿上有很多姓鬆本的，可是沒找到鬆本金。我把原來存放祖母骨灰的那座寺廟的地點告訴他，但桂昌院住持說，彆說寺名了，就連有沒有這座廟他都不能確定。到此我已束手無策，但我靈機一動，決定查閱戰前的小倉市地圖。正好最近坊間出版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間的鄉土相片集《小倉》（國書刊行會出版）。不過那上麵附帶的地圖過於簡略，連街區名稱都未標出，我又拜托舊書店，可是對方說手邊沒有這種舊地圖。於是，我隻好打電話到小倉的北九州市立中央圖書館。對方說這種東西應歸特彆資料室管理，又幫我把電話轉過去。接電話的是個姓今村的人，也就是相片集《小倉》的編輯今村元市先生。今村先生當場替我查閱戰前的小倉市地圖，然後告訴我，我說的那座廟一定是大滿寺。可大滿寺這個名稱我毫無印象。我立刻打電話到大滿寺，電話是住持接的。我一向他確認以前的地址，聽起來年紀不小的住持便回答：“那就是本寺啊。”他說戰後政府拓寬道路時把他們趕出原來的地方，現已遷到清水。接著又補充說明他是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繼承住持之位。雖然歿年不詳，但當時在那個陰暗的家中站於棺前揮動拂塵的，應該就是前任住持。翌日，我再次打電話到大滿寺，大滿寺的住持說，昨天又翻過生死簿，的確有鬆本金女士的名字，歿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二月八日，享年八十三歲，所以明年正好逝世滿五十周年。對了，那天就是二月八日，我想起那張繪有死亡肖像的紙板邊寫的就是二月八日。終於找到了！正如我所預料的，祖母的骨灰壇早已被寺方處理掉了，現在和其他暫時寄存的遺骨一起埋在寺內的石塔下。沒有骨灰壇，至少要把祖母的牌位帶回來，和父母一起合葬在多磨墓地。我說三四天之內會過去一趟，拜托大滿寺住持先替我做個新牌位。再看看手邊的地圖，在清水的確有個大滿寺。說到清水，我曾念過當地清水小學的前身——板櫃普通小學，所以對我來說那也是個懷念的地名。十二月四日早上八點，我獨自從羽田搭機啟程，十點後抵達板付機場。我想在祖母逝世五十周年前夕，到廟裡把代替祖母骨灰壇的牌位請回來。此行多少令我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這些年來，我一次也沒認真興起過這個念頭。從博多到小倉搭新乾線僅需三十分鐘。出租車司機說他知道大滿寺在哪裡。車子沿著站前道路往南走，不一會兒上了大馬路，右轉後便筆直朝西走。途中不時出現依稀見過的舊式建築與街角，但街上的模樣已翻天覆地，我連現在走到哪兒了都不清楚。如果車子開慢一點或許可以漸漸想起，但我也急著趕路。年近五十的司機麵向前方，主動問我是否初次來小倉，我說很久以前曾經來過，司機一聽便說：“小倉的變化很大吧？我是十五年前搬來的，後來新道路一一開辟，高樓大廈也變多了。”我告訴他從廟裡出來後，我還想去另外三四個地方轉轉，請他到時候等我十到十五分鐘。我攤開從東京帶來的市內地圖，上麵已用紅色記號標明了目的地。出租車來到清水後便從大馬路左轉進入狹小坡道，四周都是住宅，儘頭則是山壁。我發現這座矮丘是觀音山的餘脈，有座清水觀音堂建在山側，離板櫃小學很近，我當時放學以後經常去那裡玩耍。大滿寺的標誌立於崖下，此時天空陰霾欲雨，但氣溫適宜。我登上石階，眼前是寺廟的後門。本來待在方丈室的住持夫妻一見有客人來訪連忙出迎。我被帶往相連的主殿。之前在電話中我隻提到我是鬆本金之孫，不過來到這兒光是這樣說可交代不過去。住持年近七十，彎腰駝背，他拿出剛做好的嶄新牌位給我看。黑漆底上，金泥寫成的文字熠熠生光。真室智鏡善女 俗名 鬆本金 逝於昭和六年二月八日 八十三歲生死簿上的法名據說是前任住持取的。我仿佛又看到那個左右揮舞著白色拂塵，大喝法偈的僧人。住持談起當年配合道路拓寬，遷移此地後獨自建造主殿的辛苦，但他自然不可能知道原住染坊町的我家，所以沒提起那方麵的事。祖母逝世七周年時，如果父親找大滿寺做法事，自昭和九年接任住持職位的這個和尚或許多少還會有點印象，但父親連這點都沒做到。祖母是在我們搬到中島路之後去世的，不過父親委托的似乎還是以前在染坊町認識的禪宗寺廟。住持把牌位放在高高的佛壇上並開始誦經，右手敲著朱紅木魚，左手擊磐。鬆本金的親人隻有我一個人，上香的也隻有我。之後我取回牌位，鄭重地伸手接過。但“真室智鏡善女”這行金泥文字，怎麼也無法令我聯想起祖母那凸額頭、大鼻孔、闊嘴的臉孔，也想不起紮起袖子彎著腰，像隻無頭蒼蠅般轉來轉去的身影。住持的妻子替我把牌位包起來，可是手邊的紙包不住整塊牌位，底下還露出一截。但與其用華麗的紙張細心包裹，這種半調子風格似乎更符合祖母的一生。我這才對法號萌生了親切感。住持帶我參觀寺前的合葬塔，三十塊古老墓石堆成四層，塔頂上立著一小座觀音銅像，塔前洗手盆的石頭上刻著“萬人講”的字樣，花瓶裡插著白色與黃色的雛菊，後方有棵殘留少許葉片的柿樹，光禿的枝頭上烏雲聚集。堆成塔形的墓石上均雕有法號，但有些字跡已無法辨識。住持向我解釋說，這些都是從原來的寺址搬過來的，從暫時寄存的骨灰壇裡取出遺骨後，就一起埋在這座塔下。用鐵絲交叉捆綁的鼠灰色陶罐在寺廟搬遷時遭到破壞，祖母的骨灰和彆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埋在這座石塔底下。我隱約還記得祖母骨頭的形狀。火葬場員工拉開焚化爐的鐵製抽屜，用長筷從骨灰中替我們檢選幾片白骨。遺骨放在火葬場燒了一晚，隔天早上才去領時骨灰猶有餘溫。比起之前待在主殿佛壇前，現在在這露天的墓石塔下似乎更能捕捉到祖母的存在，更有真切的感受。仿佛祖母正用手撫著我說：“阿清，大老遠跑來，九*九*藏*書*網辛苦你了。”又好似聽見她正在抱怨“為什麼不早點兒來接我呢”。自從祖母失明之後，就習慣用手撫摸我。“明年就是五十周年忌日了。”住持再次強調。“以前的寺廟裡有幾株蘇鐵吧？”聽我這麼一問，住持指著方丈室前方說：“那些就是，我們移植過來了。”那裡有四株蘇鐵擠成一團，各自向上伸出翠綠的羽狀葉片。唯有這低矮的蘇鐵，將有關那個街角的記憶化為現實。當時蘇鐵的扇形葉片就是從舊門與瀕臨瓦解的土牆上探出頭來，我隨之記起牆邊那濕漉漉的地麵。火葬場就在後山上麵，住持太太在一旁如此告訴我，並表示她母親也是在那兒火化的。原來我記錯了火葬場的地點，一直以為在足立山山腳，現在拿的地圖上那裡也標有火葬場的記號。我會這麼想，是因為印象中拉棺材的推車在積雪的山路上走得很辛苦，可是住持太太說當時小倉市就隻有這一處火葬場。被她這麼一說，彼時父親拉車、我在後麵推著走的路線逐漸清晰了起來。我們走在大雪漫天狂舞的河邊，那是紫川的土堤；推車過了一座橋，是貴船橋，接著經過一片低矮屋頂連綿的街區，那是木町；偶爾經過一個平交道，是日豐線的鐵道。我畢業的學校就在右首邊，然後開始爬坡。原來就是這裡啊。當時父親和舅舅沿路隻顧著拂去臉上的雪，始終默默無語，他們倆相處得並不好。我拎著裝牌位的包，再次坐上在底下等我的出租車。車子從那裡開上通往火葬場的那條路，兩側山壁逼仄而來，出租車一轉眼就跑上這條平坦的坡道。我對坡道的傾斜度仍有記憶，就是這樣的上坡，不過當時還是紅土路，而且積雪深達二十厘米，車輪陷在雪地裡動彈不得，舅舅和我使出吃奶的力氣推車。祖母阿金八十三歲過世時，我父親時年五十有八。火葬場還在原來的位置，我記得後方的山形。但那幢建築物已改為白色石灰的現代化建築，名稱也變成了“清水齋場”。但在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陰鬱的木造房屋、白色的水泥煙囪，還有紅磚堆砌的模樣。供家屬等候的休息室也不是現在這種大樓，而是低矮的平房。冷冰冰的石灰地板上隻放了長椅，就像鄉下小車站的候車室那般。父親、舅舅和我總共去過那裡兩次。當天送去火化，以及翌日去撿骨。骨灰壇是在火葬場買的。父親和我輪流抱著那個骨灰壇走過漫長的雪路，一回到家，等候的母親就伸手接了過來。“可憐啊，祖母生前也吃了不少苦呢。”母親說著頻頻撫摸骨灰壇。這年，母親五十二歲。我祖母從未像其他老太太那樣，結伴去廟裡進香或遊山玩水，我也沒見過祖母穿著正式和服外出。她沒有朋友，身體還能動時總是貓著腰工作。她不識字。我吩咐出租車司機去往地圖上的下一個目的地。從原本名為陸軍橋的紫川橋往東南方向的香春口，那條筆直延伸的馬路叫做中島路，想必稱呼至今依然沒變吧。靠近紫川橋的那條馬路南邊就是如今稱為中島一丁目的十一番地，南邊的大片區域是十條造紙廠。我在地圖上十一番地做的記號就是這家造紙廠。以前我在這兒時，十條造紙叫做王子造紙。工廠把廢水排進堀川，經過前麵的住吉神社再注入紫川。再看地圖，如今順著昔日堀川的形狀辟出一條彎彎曲曲的道路。我下了出租車，朝那端遠眺。眼前浮現的是終日散發異味、泛著白濁泡沫的堀川。河邊幾乎沒有稱得上堤防的地方，通往紙廠的馬路和河川平行，比其他地區矮了一截。低地裡全是矮小房舍，靠後方的板壁小屋就是我家。這棟小屋被房東隔成兩半，分彆租給兩戶人家，每戶人家隻有六疊大的和室與木板房間，一打開大門就是兩戶共用的茅廁。我們搬到小倉來投靠母親以前的朋友，那戶人受雇於且過市場內的“龜井湯”這家公用澡堂。丈夫燒柴，妻子坐鎮櫃台。我們搬過來以後，父親峰太郎一時找不到工作，遂在兵庫屋這家以販售和服為主的百貨行做臨時工，具體工作是年底旺季時替客人看管鞋子。兵庫屋也就是日後的小倉商工會議所，是一棟氣勢雄偉的五層西式紅磚建築。在一個歲暮寒冬，我偷偷跑去兵庫屋，隻見我父親在入口的脫鞋處，穿著染有店名的深藍色短褂和綁腿工作褲，正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兵庫屋的賣場鋪著榻榻米，從脫鞋處到賣場一路隻見小旗翻飛。父親一看到我就說：“你來啦，冷不冷？”無論身處在何種困境，他都不曾露出悲觀的表情，開朗地高喊“您好，歡迎光臨”迎接盛裝華服的女客，辛苦地彎下肥胖的身軀把客人的鞋子用繩子串起；或在客人離去時接過號碼牌，在客人麵前把鞋子並排擺放好。不可思議的是，在小學四年級的我看來，父親的這些舉動一點也不顯悲哀。那和他過去在下關時衣著光鮮亮麗、大搖大擺、昂首闊步的模樣相差太大，反而顯得新奇。在兵庫屋做過臨時工後，峰太郎又去旦過市場的魚攤批來鹽漬鮭魚與鱒魚，再去旦過橋往南的天神橋上叫賣。神嶽川的河道雖窄，但水麵上吹來的河風冷冽，他總是頻頻用手背抹拭鼻水，像皮條客般眼珠子滴溜亂轉，盯著橋上的來往行人。當時我在附近的天神島小學就讀，放學回家一定會經過這座橋。當著結伴同行的朋友麵，父親衣衫襤褸的模樣著實令我羞恥。當我正想悄然走過時，卻被父親叫住，還朝我嚷著：“小子，你現在才放學嗎？好好用功！”那年父親虛歲四十七，唯獨體型依然健壯。他滴酒不沾，隻愛甜食與香煙，就算手頭再怎麼拮據也沒戒煙。這一點我母親阿穀亦然，始終煙不離手，總是節省地把煙草粉的碎渣塞進煙管前端。我努力追憶供造紙廠排放汙水的那條堀川，印象中那條有點彎曲的馬路應該就在這一帶。當時廢水的臭味彌漫方圓幾米之外，當地人把廢水稱為“浮渣”，一旦習慣了浮渣的異味，也就不覺得難聞了。每當從外地回到這個彌漫異味的地方，反而還會安心地覺得“啊，我終於回來了”。事實上那股怪味還帶點兒苦酸的甜味。我讓出租車等著，自行走進一條窄巷，那一帶至今仍密密麻麻地擠滿了小屋。一繞到窄巷後麵，隻見房屋後麵板壁紛紛剝落，遮蓋地麵的緣廊木板也掉了，底下的臟東西赤裸裸的，一覽無遺。窗戶上七橫八豎地釘著木片以取代玻璃，鋪屋頂的木板也已碎裂，在屋簷上翹起。這種模樣依稀和我們以前住的房子有幾分相似。這隻是屋子背麵，而我們那棟板壁小屋卻是正麵、背麵一個德性。屋內隻有一扇釘著木板的小窗，正門如果不敞著，家中就會一片昏暗。祖母就在那裡麵窸窸窣窣地乾活兒。那年祖母阿金大約七十五歲。父親放棄在橋上叫賣鹽漬鮭魚之後，和母親一起當起趕集的攤商。父親負責把麵糊倒進銅板模型，烤成紅豆餅，還準備彈珠汽水（彈珠汽水，又稱波子汽水，是在日本極受歡迎的碳酸清涼飲料，取名“彈珠汽水”是因為其特殊的包裝，用一顆玻璃珠封口，瓶頸兩側凹進去，要喝時要將彈珠下壓，使之掉落在瓶頸處即可飲用。）、橘子水等清涼飲料；母親則把烤魷魚和水煮蛋等食物連同炭爐、木炭、空紙箱、舊報紙一起堆到台車上。每逢鄰村有活動或廟會趕集，他們就出門做生意。如果地點遠，就一大清早出門，天黑之後才回來。母親綁著三角頭巾、身穿圍裙，趁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際湊近枕邊，留下一句“你要乖乖和阿婆看家哦”就出門了。小型廟會或地藏菩薩祭典活動上做不到什麼生意。於是，峰太郎開始把目標擴展到高市的大型祭典。所謂的高市，是指雜耍戲曲之類的劇團表演，可以吸引大批人潮。可是這種集市不可能天天都有，而且必須遠征外地。今井的祈園遠在小倉十裡之外的行橋地區，父親卻也拉著借來的兩輪車，母親則推著當作載貨台的老舊手推車，照樣趕去做生意。即便跑到了那麼遠的地方，有時還是會受天氣影響依舊做不成生意。生意好時，即使累了一天，回來時還是精神抖擻；生意不佳時，夫妻倆就精疲力竭地頹然而返，去的地方越遠，自然也就回來得越晚。有時候他們深夜才回來，祖母和我都已睡了。不過他們從來不忘帶禮物給我，那些禮物都是從高市的露天攤商買來的，有時候是附近糖果店買不到的稀罕貨色，所以我總是滿懷期待。當時男孩子們正流行玩模型飛機，把細細的橡皮筋扭緊，纏在木製螺旋槳上，利用橡皮筋鬆開的彈力就可以讓飛機起飛。玩具店裡都有賣附上組裝圖的全套零件，附近小孩成天忙著玩模型飛機。雖然這種飛機玩具的構造極其簡單，但價錢還是相當昂貴，我不敢奢望父母買給我，於是模仿組裝圖畫出了自己發明的模型飛機設計圖。我成績單上的勞作（就是現在的美術手工課）分數向來都是乙等，手藝算笨拙，所以我當然知道自己做不出模型飛機，隻能畫畫設計圖聊以自娛，幻想那架模型飛機在堀川上空盤旋，像蝙蝠一樣自在翱翔的情景。而事實上，每到傍晚，漂著浮渣的河麵上的確有數量驚人的蝙蝠化為黑影飛來飛去。父親一直冷眼旁觀著這樣的我，有一天，他突然湊近我說：“給你買個模型飛機好嗎？”我雖然點頭嗯了一聲，心裡卻不抱希望。而他也終究沒有買給我。隔成兩半的小屋，隔壁住的是一對帶著兩名幼兒的夫妻。妻子患有肺病，長年臥床，丈夫似乎是打零工的，為了照顧病妻常常留在家裡。而妻子為了讓丈夫安心出門工作，總是勉強起床，並照顧兩個孩子。妻子沒躺在床上時，就會從那片隔開的薄木板彼端傳來腳步聲和東西碰撞聲。如果丈夫沒上工，除了這些聲音之外，還會聽見兩個人低沉的交談聲。母親總是同情地說：“家裡有個生病的太太和兩個小孩，隔壁的鬆崎先生一定很焦心吧。”然後又看著祖母說，“幸好我們家有阿婆幫忙。”“我這個包袱，多少還能幫上一點忙吧！”祖母一臉得意地說。那段日子父親一心認真工作，所以很少和母親吵架，算是我家最平靜的時候，暫時也聽不到祖母喃喃叨念著“阿峰和阿穀快點和好吧，夫妻成天吵架怎麼能家和萬事興呢”。隔壁的丈夫背著憔悴的妻子走到我們家門口前麵上公廁。妻子從丈夫背上低頭看我，也許是想打個招呼吧，那張蒼白的臉擠出一絲微笑。我看著她趴在丈夫背上的背影，隻見她小巧渾圓的臀部被丈夫反手托起，雪白的裸足無力地從睡衣衣擺垂下，十三歲的我不禁有種奇妙的臉紅心跳感。她在廁所裡一咳血，丈夫就會急忙趕來清理，但馬桶蓋子上還是經常留有血跡。隔壁常有醫生到訪，做丈夫的似乎十分相信這位專屬醫生，說他拍著胸脯保證妻子的病一定能治好。但最終他的妻子還是死了。隔壁一家讓我覺得我家比上不足至少比下有餘。鬆崎先生一搬走，房東緊接著搬了進來。房東是個剛滿六十歲的寡婦，有個小學三年級的孫女，祖孫倆相依為命。房東阿婆雖說她兒子去外地打工掙錢了，但從不肯清楚說明地點。父親猜說沒準在坐牢。而且那個孫女好像也是領養的，每天那個孩子一放學，阿婆就迫不及待地差遣她做事。孫女也很懂得阿婆的心理，大約每隔三天就會主動表示：“奶奶，我明天上學不用帶便當。”阿婆一聽就會連聲說著“是嗎、是嗎”，很高興能省下一個便當。可是，不時還是會聽到她虐待孫女的聲音，以及孫女嚷著“奶奶，對不起，對不起”的哭叫聲。一到冬天，冷風就從木板牆的縫隙灌入，粉雪冉冉飄在蒙住腦袋的棉被上。梅雨時節則有數量驚人的蛞蝓從潮濕的土中爬出來，在磨破的榻榻米上縱橫交錯地留下雲母般的光亮痕跡。我搭上等候的出租車，前往原來的聯隊舊址。這次也是根據地圖上道路的彎曲度來判斷大致方位的，不過到現場一看，附近全是工廠，我什麼都認不出來。原來的陸軍兵工廠在地圖上已經變成營養午餐中心，聯隊舊址則成為北九州國道工程事務所，練兵場成了建設廳營繕工程事務所，附近還有丸紅油穀重工、安川電機製作所、上村紙業、卡車中心、北九州糧食中心、川岸工業、日通公司，等等。這一帶應該還有舊城留下的石牆，司機聽我這麼一說，便回答後麵還有一些遺跡，然後開著車子繞過去。頓時，熟悉的石牆出現在我麵前，原本很長的石牆已被削得隻剩短短一截，但的確是我在清水的板櫃普通小學念書時每天看到的石牆。從中島往北過了陸軍橋，左側是兵工廠，右邊是前往陸軍偕行社的路，前方儘頭就是這道石牆。如果在那座兵工廠所處的牆角左轉，一直沿婉蜒的石牆前行，道路會逐漸變成平緩的上坡，通往廣闊的練兵場。我和同班同學總是橫越練兵場草坪間的紅土小路，再走下坡度平緩的漫長坡道，就來到了原町。然後走過細長的街道，再穿越日豐線的無人平交道，即可抵達學校。距離中島約一裡半（此處的“裡”為日本長度單位，一裡約為三千九百二十七點二米。）。十四聯隊的正門就在石牆儘頭再往前一點。通往練兵場的那條上坡路右邊是舊城石牆，門前有一棵高聳的鬆樹，枝繁葉茂、亭亭如傘。父親就在這棵樹下搭起小小的遮陽棚擺路邊攤，遮陽棚是用幾個麵粉袋拆開縫合而成的，上麵還印著商標圖案和英文字。他賣的商品包括紅豆餅、麻糬、彈珠汽水、水煮蛋、豆皮壽司等，平常就賣給路人，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則賣給來聯隊會客的人。紅豆餅是他笨手笨腳親手烤的，但麻糬來自陸軍橋旁的原田麻糬店，豆皮壽司也是從餐飲店批來的，其實利潤很微薄。紅豆餅還總是剩下一大堆賣不出去，豆沙餡雖然是母親做的，不過紅豆和砂糖等材料是父親買來的。最近出版的那本《小倉》裡麵，有一張題字為“十四聯隊下”的舊照片，背景是從陸軍橋走過來、繞過兵工廠角落的那個方形練兵場，還清楚地拍到了那棵枝葉參天的鬆樹。略微彎曲的樹乾，以及伸向道路的枝葉都和我記憶中的一模一樣。從身穿白色西服、頭戴硬草帽的行人，到在強烈陽光照射下形成的鬆樹黑影，以及橫穿馬路或爬上石牆的暗影，都可以看出拍攝時間是盛夏時節。我想應該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左右拍的。鬆樹前麵是平緩的上坡，前方可以看到練兵廠入口成排的法國梧桐，這也是我上下學途中必見的光景。士兵經常在法國梧桐下稍做休息。隻可惜沒看到鬆樹下有麵粉袋做的遮陽棚。不過單單望著這張照片，就仿佛又能看到遮陽棚下的路邊攤，以及父親的身影。我現在站的地方和拍攝照片時的地點角度相同。當然，鬆樹和法國梧桐早已不見了，通往練兵場的上坡路也變成平坦的柏油路，頭頂上還架著高速公路陸橋。取代法國梧桐的是一整片連綿起伏的工廠，不過還是可以證明這裡和照片所拍的是同一個地點，因為右側的舊城牆仍留有排水用的舊土管。照片上也有，從石牆內的兵舍後方伸出兩根排水管，裝設在石牆上方。單憑這個也可以推測出鬆樹原先就在那一帶。遮陽棚的一端綁在鬆樹乾上，父親正站在手推車搭成的路邊攤邊，東張西望地仔細打量著過往的行人。紅豆餅已經冷掉了，麻糬和豆皮壽司也剩下一大堆。父親在夏天隻穿著一件汗衫，冬天則穿著鋪錦的素麵筒袖和服。父親的衣服大多是母親從舊衣修改成的，像開襟短褂一樣短，挺出的大肚子下頭綁著腰帶，下身是從舊衣店裡買來的黑長褲。這副打扮三年不變。“阿峰也變勤快了呢，阿穀。”祖母再三對母親這麼說。母親也開心地回說：“他洗心革麵後簡直判若兩人呢。”之前，父親在下關冶遊（原意為男女外出遊樂，後引申為嫖妓。）令她傷透了心。來到小倉後，父親在和服店替客人看管鞋子，在橋上叫賣鹽漬鮭魚，一邊趁節假日趕集做生意，一邊還在聯隊門前擺路邊攤。對母親來說，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祖母也不再嘀咕什麼家不和怎能萬事興，阿峰阿穀你們彆吵了雲雲。我拎著的袋子裡放著從大滿寺請回來的、以短了一截的紙張包裹的“真室友智鏡善女”牌位。稍微一動，袋子裡就會發出窸窣的聲響。我已將這牌位當作沉重的骨灰壇——那個鼠灰色的素燒陶壺，蓋子和壺身用鐵絲交叉捆著，塞在壁櫥裡無人聞問的骨灰壇。“阿婆，你看，阿爸就是在那邊的鬆樹底下擺攤子呢。”每當在上學的路上當著朋友麵經過父親的攤子，都令我感到十分痛苦。父親總會招呼他的獨子說：“啊，你去上學啦，休息一下再走吧，要不要喝瓶彈珠汽水？”因此我總是儘量走馬路的另一邊，並刻意躲在朋友身後。愛說話的嶧太郎一逮到聽眾就不肯放手，他談的都是政治話題，而且是明治、大正時期著名政治家的逸聞，都是他以前從雜誌上得來的知識。他會談得口沫橫飛，聽的人還年輕，什麼都不懂，所以自然很佩服他，這令他大為得意，陶醉在自己的演說中。他也愛看書，就算再怎麼窮也一定會訂報。峰太郎仗著年輕時在廣島當過律師的學徒，便經常使用法律用語。他認為那樣做對方會把他當成高人一等的知識分子，因此很得意。“姐夫就是人太好了，空有滿腹知識卻做什麼都不成功，都是因為他做人太好了。他說的那些沒有一樁能派上用場，隻是個濫好人。”阿穀的弟弟曾背著峰太郎如此對姐姐說。“就是啊，真是沒出息。”阿穀也一邊拿起短短的煙管往空罐邊上敲，一邊苦笑著讚同弟弟的說法。有一次，還發生過這樣的事。父親去批發店用現金買做豆沙餡用的砂糖，回來後母親一秤，發現分量不夠。在母親的催促下，父親氣呼呼地跑去找批發店理論，當時念小學四年級的我也跟去了。似乎正在吃晚餐的批發店老板從裡麵走出來，一聽到父親站在門口激烈抗議，遂拉下臉來毫不客氣地反擊。“既然斤兩不足，你買的時候為什麼不當場說，東西都拿回去了才來找我抱怨那怎麼行！”老板如此駁斥。父親也頂回去說：“我是信任你們，連秤也沒檢查就付了錢拿回去。”不是我要唱反調，但雖說分量不夠，其實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父親又是經常光顧的熟客，如果他肯好好講話，老板說不定早就乖乖補上不足的分量了。可父親打從一進門就擺出抗議的口吻，而且還動不動就搬出法律名詞，也難怪老板會氣得跟他針鋒相對。最後，父親變得畏畏縮縮，默默盯著對方看了一會兒，突然眉開眼笑地說：“您在享用禦酒呀？”對方聽了一臉莫名其妙，“啊”地反問，因為一時沒聽懂禦酒指的就是酒。到頭來，父親還是投降撤退了。平時父親也愛用漢字，他雖然隻有小學畢業，但那時的小學會教簡單的漢字，加上他出社會後好像也有自學。法律用語和漢字，再加上“政治知識”，就是他用來自我滿足的知識分子意識。父親去砂糖批發店興師問罪時，會用那種字眼耀武揚威其實是有原因的。我們住在下關時，他時常因為擔任代理債權人，替彆人討回借款而出人法院。因此，他總是穿著整套絲質和服、打扮體麵，挺著個肥肚腩，看起來氣勢洶洶的。他處理的都是拖欠已久的債務，當然得先給對方一個下馬威。會那樣去砂糖店興師問罪，就是來自那段經驗。然而，正如他沒能從砂糖店要回分毫補貼一樣，在下關的討債工作也以失敗告終。像父親這種好好先生不可能勝任這種工作。我在旦過市場前麵下了出租車，神嶽川邊已經變成路麵寬敞的和平路，不過旁邊仍留有昔日天神橋瀕臨傾頹的舊貌。父親辭去在兵庫屋看管鞋子的工作後，曾在這裡冒著寒冷河風叫賣鹽漬鮭魚和鱒魚。不隻在橋上叫賣，他也打算在自家販賣，所以還在門口貼了一張“售鮭”的紙條。父親寫這個“招牌”時，一時想不起鮭字怎麼寫，當時念小四的我用拚音寫出“SAKE”教他，父親一看就笑了，說這樣寫人家會以為是可以喝一杯的“酒（日文中，酒和鮭發音同為sake。）”我當時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但就算在和臨時工宿舍沒兩樣的破房子門口貼出這種紙條，也不可能有人來買鮭魚。從旦過市場中途右轉，就來到染坊町一丁目。我朝左方且看且走，找到那間兩層樓的酒吧。父親收掉十四聯隊下方的路邊攤後，就搬來這裡開起了餐飲店。向來沒出息的父親為何能夠一步登天，在這種繁華市區一隅開起餐飲店？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透。也許是旦過市場的某個魚販出資讚助的吧。起先這家餐飲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樓擺滿西式桌椅，二樓有兩間和室包廂。生意會那麼興隆，是因為雇了能乾的女服務生專門伺候包廂客人。祖母和我在附近的家具行二樓租了一個房間，鄰近有兩三戶商家都是做豆腐皮的，我那時已經十八歲了。從十六歲起，我就在川北電力小倉分所做工。祖母阿金和我睡在家具行二樓，但我白天都在外麵工作，祖母則去餐飲店打雜。她紮起袖子煮飯、洗碗盤，還要洗衣服。當時祖母的背已經相當駝了，但她毫無怨言，依舊轉來轉去地忙著。閒下來時還會主動問：“阿穀，要不要剝（削）牛蒡？”削牛蒡也是她的工作之一，削好了用來做簡單的下酒菜或豆皮壽司。睡前，祖母會先去附近澡堂好好泡個澡，回來時總是把手撐在腰後，一邊捶打一邊嚷著腰痛。那年她已年近八十，泡過澡後臉色就像木頭原色一樣白晳。她去澡堂時，一定會把裝米糠的小布袋放在臉盆裡，帶去搓洗皮屑，她比我母親還愛漂亮。祖母常在睡前聊起故鄉米子，在她的描述中，米子簡直成了山陰地區的第一名都。有時她還會小聲唱起“米子呀米子，何處是米子，狹長如帶的城市”，唱到安來（位於島根縣東部的港都。）歌謠的“奴家生在雲州平田”時，還會哼著叩叩鏘叩叩鏘替自己伴奏。祖母在米子的生活我完全不知道，她的老伴鬆本兼吉的來曆也一概不詳，我沒看過任何人從米子那邊來拜訪她。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不可能知道從田中家收養峰太郎的來龍去脈，以及日後對方來要孩子時，他們夫妻堅持不答應的原委了。峰太郎十七八歲就離開養父母，前往廣島。他會聊起當年如何徒步翻越伯耆和美作交界的四十彎山嶺，卻始終沒說離家的原因。父親與祖母之間一次也沒提過米子。父親雖然喜歡懷舊講苦，動不動就愛追憶兒時去親生父母家遊玩的情景，還有他對那塊土地的懷念，但對於直到青春期一直所在的米子，以及在那裡的人際關係卻絕口不提，似乎那裡隻留下晦暗的記憶。連母親也沒聽他提過。峰太郎在廣島與阿穀成婚，後來前往小倉，之後又搬至下關的壇浦，為了投靠兼吉和阿金這對養父母。至於這對等於是我祖父祖母的夫妻，何以從米子遷居至甚遠的壇浦，這一點我也不清楚。如果仔細眺望位於關門海峽的凸出部分，正好在門司那端與和布神社正對麵的壇浦，就會發現，緊靠壇浦背後的山坡上有一塊顏色不太一樣，那是因為山崩後重新植了一批樹。山崩前，兼吉與阿金就在壇浦賣麻糬。兼吉在我三歲左右就死了，所以我對這個祖父毫無印象。麻糬是祖母和母親親手做的，我隱約還記得麻糬是淡褐色的，用地瓜粉揉成麵團再蒸製而成。“看起來不太好看，卻相當美味啊”——祖母總是這樣向客人推薦。如果看到客人咬了一口便皺起臉，她又會說：“各人口味不同嘛。”那種麻糬我也吃過，就一般的白色麻糬的標準來說味道的確很怪。但我如果對她說：“阿婆，這種黃色麻糬很難吃。”祖母就會很不高興地說：“那你就不要吃。”那種地瓜麻糬後來我從未在其他地方見過，也許那是一種隻有當時的米子才有的特殊食品吧。如果是剛蒸好的，吃的時候還會有一股強烈的泥土味撲鼻而來。峰太郎在壇浦的黃包車候車站當起了車夫，專門載客人去長府和下關。有一陣子他還在神戶待了很久，我記得他曾帶過畫有布引瀑布（位於神戶市六甲山腳的生田川。）圖案的土特產給我。那次他也許是為了創立新事業才去外地打工掙錢。他打算如果成功了，就把我們母子接過去，而最後又回到壇浦，可能是因為天生“沒出息”吧。我在新下關車站叫了出租車，抵達舊壇浦時正飄著小雨。下關往長府方向的沿海國道九號線是條四車道的大馬路，兩側有火之山和海峽夾道，舊路還沒有這條國道的一半寬。禦裳川橋已經變成朱漆欄杆，橋邊的小公園在大約七十年以前曾經是沿長府街道一字排開的八間房屋，稱舊壇浦東。從這裡往西走三十米，道路轉了個小彎，就到了西端。舊壇浦就是這麼小。小公園斜前方有防止落石的警示牌，那裡就是以前把舊壇浦毀於一旦的山崩事發地。如今，頭頂上的關門車道大橋淩空跨越底下的街道，大橋的巨大鋼筋支柱豎立在海岸拐彎處，附近的空間全被這種號稱橋梁工學的東西占去了，昔日風情早已無影無蹤。不過，鑽過橋往西走，山坡上有間豎著朱漆鳥居的稻荷神社，海上還有一座小小的燈塔。以這座燈塔為界，兩邊依舊像以前一樣分彆通往壇浦町、阿彌陀寺町和下關中心。當年母親曾背著我和鄰居太太結伴前往赤間官的先帝祭，以及龜山神社的夏日祭。回程路上隻要看到這座燈塔，就連小小年紀的我都會趴在母親的背上暗想：啊，我們回來了。越往前湊，海水味就越濃，白色的燈塔由棧橋連接，前端有個像小形圓筒似的東西立在海麵上。“阿母（媽媽），那是什麼？”我問道。“不知道，誰曉得那是什麼。”母親隻這樣回答，表明她也不知道。現在我當然知道那是用來檢驗水位的設備，那獨特的外形也跟從前一模一樣。在那座燈塔旁鋪滿石子的海灘上，矗立著一塊圓錐形的紅褐色岩石，我也曾在母親的背上看見過那塊岩石。原本上麵還繞著一困白繩，表示這裡是神域。眼前就是門司那頭的和布刈岬角，汽船和漁船總是乘著迅猛的海潮越過這個狹窄的海峽，在周防灘和玄界灘之間來往。舊壇浦的海岸都是岩石，一間漁夫的房子都沒有。現在的稻荷神社有雙層石牆、四座朱漆鳥居和朱紅欄杆，非常富麗堂皇。不過，當時還隻是一座位於狹窄石梯頂端的小祠堂，背後是火之山的密林，石梯兩側茂密的草叢逼仄而來，是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陰森地方。母親總是背著我，顫巍巍地踩著陡峭的石階，上去供奉油豆腐。母親告訴我，這盤油豆腐今晚就會被稻荷神社的狐狸吃掉（稻荷神社供奉的是穀神，民間傳說狐狸是穀神的使者，而油豆腐是狐狸最愛吃的東西。）。當時舊壇浦的家家戶戶還沒有電燈，全靠油燈過日子，祖母常常清理油燈的管鞘（玻璃管）。對麵的門司街上則閃爍著點點燈光，每當我哭鬨不休時，母親為了哄我，就會帶我來街上看夜景。碰上有暴風雨的夜晚，遇難船隻上的船員從海上發出的求救聲音會隨著海風一起傳來，失舵的漁船撞上屋後突出的木樁，更是嚇得祖母和母親尖叫連連。春天，祖母帶著五歲的我到前麵的山坡采摘山蕗（又稱蜂鬥菜，在日本被廣泛種植，可食用，是日式料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一般做燉菜或天婦羅，也可放在壽司或拉麵中做配菜。）。陡峭的山坡被用作火之山炮台，圍起了有刺的鐵絲網，鑽過去往裡走能摘到比較多。“草叢裡有蛇啊。”她殷切地叮嚀，“你可彆接近蛇啊，會被咬死的。”聽得久了，哪怕隻是根長繩，我也會深感畏懼。每逢夏季，父親都想抱著我下海，但祖母會攔著說“萬一淹死了怎麼辦”。所以，我雖然是在海邊長大，卻至今仍不會遊泳。不管我去哪裡玩，祖母都會在一旁監視，生怕鄰居小孩欺負我。火之山的山崩是在半夜突然發生的，泥石流衝破正門的遮雨板，把麻糬店埋在土礫中，並夾帶著樹枝、泥土和石頭直衝進睡在裡屋的四人枕邊。母親把我捆在背上，父親拽著母親的手，祖母也在後麵幫忙推，四人就這麼爬到屋頂，在黑暗中倉皇逃生。狹小的屋頂下方就是海洋。這場山崩，據說是道路拓寬工程時用炸藥爆破所導致的。一家人的生活就此改變。我們搬到了田中町，在重炮兵聯隊前麵賣起麻糬。父親負責踩腳踏式搗麻糬器，母親則蹲在石白旁幫忙，把搗好的整團麻糬移到撒滿雪白糯米粉的台子上，祖母正在那裡等著。父親的任務到此結束，母親還要握著麻糬團的一端，拽成一個個小團子，祖母再把小團子攤平，把搓成小球的豆沙餡包在裡麵後用手壓平。有時父親也會幫忙，但大多數時候他還是會換上絲質和服匆匆出門。當時他常去米穀交易所前和朋友炒白米期貨。是在炒期貨失敗後，他才開始替人討債的。眼看著峰太郎對家裡不聞不問，成天往外跑，阿穀的怨聲越來越大。峰太郎一聽就火大，索性把剛做好的麻糬聚攏，抱個滿懷，統統扔進門口的垃圾桶。碰到這種時候，阿金不是眼睛看著彆處，喃喃自語著：“阿峰阿穀你們都彆吵了，家不和怎麼能萬事興呢？”就是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囔著“今天是初一，你們就彆吵了”，一邊紮起袖子，把換過水的小花拿到佛壇上。我剛上小學時，祖母總會站在教室走廊上，透過窗戶看我上完整堂課。起先其他家長也這樣做，可是從頭到尾站在窗口凝視著課堂、動也不動的隻有祖母一個人。她目不識丁，自然不懂上課的內容，全副心思都放在孫子有沒有被欺負上，從四方形窗口探進身子、一直盯著我的祖母，令我感到很丟臉。之前夢見祖母從“死人村”的小屋窗口探頭看我的那一幕，也許就來自於這段小學記憶。我一邊追索小學二年級的模糊記憶，一邊尋找眼熟的地形。那裡叫做園田町。我的目標是煤氣公司巨大的黑色煤氣槽，現在它依舊在那裡。從田中町穿過奧小路市場，往南的坡路旁就是那個煤氣槽，一看到那個，就知道阿婆住的地方快到了，腳下不禁更有勁。我翻過坡道，再沿著平緩的下坡路走人園田町。這條橫町略高的地方有幢石牆屋，祖母就寄住在那戶人家幫傭。那幢小巧整潔的房子裡好像隻有女主人一個人住，據說她丈夫是什麼跑遠洋航線的船長，一年難得回來一次。通往那戶人家的短坡至今仍在，模樣當然變了，所以我也不太敢肯定。不過，根據我的直覺，應該就是那裡。一個拎著購物袋、身穿孕婦裝的家庭主婦從我站的地方經過，走上那道坡路後右轉，消失了。雨已經停了，天空仍舊一片陰霾。我記憶中的畫麵也正是這樣的角度。上坡以後，我總是輕敲玄關的格子門。不久紮著袖子的祖母便會走出來，露出凸額寬臉對我說：“哦，你來啦，很辛苦吧，快進來！”然後把我帶進後麵昏暗的小房間。從田中町到園田町的這段路，以小孩的腳力來說算是相當遠。祖母在那個家片刻不得休息，才剛買回零食塞給我，又立刻被女主人叫去做事。有時，她說要去附近一趟，要我在那裡乖乖等著，結果過了一個多小時還沒回來。她還得打掃洗衣，簡直忙得團團轉。我了解祖母的工作，所以並不覺得不公平。我最期待的就是同她一起吃午餐和晚餐。這幢房子的日式廊簷上還鑲有玻璃門，這一點也讓我覺得很稀奇。現在回想起來，為了跑來玩耍的孫子，祖母在女主人麵前不知有多惶恐。然而，當時對我來說，那個家就好像祖母的另一個家，我甚至還會住上一晚。祖母曾把我帶到女主人麵前，命我向人家行禮。對方是個身材纖細的太太，祖母誠惶誠恐地縮在一旁，以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教我如何打招呼。父母感情不好時父親索性不再回家，祖母則跑到彆人家當起包吃包住的老女傭，想必也是不想再待在那個猶如地獄的家。祖母和孫子也抱著同樣的心情，逃到跑遠洋航行的船長家裡。“你阿母最近好嗎？”祖母會向我問起母親的近況。“她在魚板店工作。”我說。祖母沉著臉點點頭，卻沒問起父親。從祖母最後忍不住歎息時所說的話我才明白個中原因。“你阿爸啊，還跑來這裡跟我討錢花呢。不過，這是秘密，不能跟你阿母說啊。”得知父親讓年邁的養母當女傭，居然還好意思上門討零用錢，連我也跟著心情黯然。那年父親四十五歲，祖母已經七十有三。父親窮困潦倒，一直寄居在廉價旅館。有一次，他站在小學後門口，朝剛放學的我招手。我跟著他走了一段，最後被他帶到附近一幢門麵寬敞的雙層建築的二樓。樓梯很寬敞，二樓也很寬敞。但牆上遍布汙漬，也沒有紙門。地板上鋪著破榻榻米，到處聚集著一堆人，或聊天或睡覺。鋪著的報紙上放著炭爐鍋子、茶壺之類的東西，四處散放著飯碗和茶杯，牆上掛著無數件和服，以及背上印有商號名稱的短褂，牆角堆著一床床棉被。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廉價旅館。父親肥胖的身軀占據榻榻米中央，在一張報紙前麵盤腿坐著，把路上買來當零食的棗子拿給我吃。既然那時吃得到青皮上帶些黑點的棗子，想必應該是初夏。“你阿母最近好嗎？”父親也這麼問我。我說她在魚板店工作，他就問：“是嗎？魚板店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嗎？”“沒什麼好吃的，都是把做魚漿剩下的臭魚拿來煮，還把大家吃剩的骨頭拿來熬湯。”我說。原本笑眯眯的父親聽到這裡果然臉色一暗。“阿爸，你什麼時候才要回家？”我問。“嗯，等再過幾天就回去了，你要乖乖的，聽阿母的話啊！”父親如此囑咐我。父親離家後，麻糬店也開不下去了。母親去附近的魚板店當臨時工，雖然是那裡的老板娘見母親處境可憐，主動叫她去的。但賣麻糬時至少能與鄰居平起平坐，一旦成了人家的臨時工，撇開老板娘不說，整戶人家都幾乎把她當成女傭，而我當然就是女傭的拖油瓶、小包袱。魚板店一家人丁興旺，有兩個二十幾歲的男孩，他們總是對我報以白眼，連話都不屑對我說。一起坐在餐桌上時，臉頰瘦削的老板總是不悅地望著我，兒子們則翻著白眼瞪我。魚身上好吃的部分當然是他們吃，母親和我拿到的總是做魚漿用的死魚爛蝦。那家人把紅燒魚的魚肉吃完後，還要連骨頭一起再放進鍋裡熬湯，節儉得要命，所以母親和我自然成了他們的累贅。母親在忍無可忍之下終於辭去魚板店的臨時工，在聯隊前擺攤賣起紅豆餅。這是她第一次做紅豆餅，不是麵糊調得太稀，就是烤不出誘人的金黃色。餅皮總是看起來白白的，母親為此傷透了腦筋。母親在過去曾光顧過的米店、鐵鋪、蒟蒻店、甜點屋、雜貨店和藥店一字排開的路旁擺攤賣起紅豆餅，那時真是被逼到了絕路，她索性鼓起勇氣，不顧麵子了。就在兵營前成排的法國梧桐樹下，梳著圓髻、綁著三角頭巾的母親，麵對賣不出去的紅豆餅，低頭叼著煙管，坐在裝橘子的紙箱上發愣。法國梧桐的葉子飄落在她的三角頭巾上。不久後，我們就和返家的父親及祖母一起搬到小倉去了。祖母阿金晚年的最後一段日子，不是在小倉的染坊町度過的，而是在中島路。那裡不像之前住在河邊，有造紙廠的汙水流過，而是從香春口這個地方到陸軍橋一帶的主要通衝。“咱們在染坊町的餐飲店經營不下去了，隻好淪落到這塊貧民區。”父親在那裡開過餐飲店，但早已了無蹤跡。那個家的正門對著大馬路，背後是凹陷的低地，因此有一間四疊半的房間特彆低矮，那裡就是祖母阿金起居坐臥之處。過了八十歲以後，她的身體便不聽使喚，連為了討好母親自告奮勇地說一句“阿穀，要不要削牛蒡”的力氣也沒有了，整天在那間低矮的房間裡東摸西摸。幸好還有力氣自己上廁所，她總是走上四層樓梯，再沿著和室牆邊走到儘頭，再打開廁所的門。“阿清啊，給你點零用錢吧。”說著，就塞給我五毛銅板。那不是從錢包拿出來的，她總是從後門走出去，不知去了哪裡，回來之後才給我錢。附近不可能有地方借錢，所以她應該是不想讓我看見她的錢包。但就連這個舉動她也漸漸做不來了。有一次，祖母開始抱怨視力模糊。“阿穀，幫我叫眼科醫生來好嗎？”她懇求道。結果來的不是眼科醫生，而是一名內科醫生。醫生用手電筒檢查過她的雙眼後，告訴她：“老奶奶，您放心，年紀大了自然會視力模糊。”醫生臨走時，小聲對母親說：“這是年老體衰，視力逐漸衰弱，所以無藥可醫。”並且宣告祖母很快就會失明。我想那應該是因為營養失調。祖母的眼睛完全看不見以後，有一陣子還是自己點眼藥。她把藥放在懷中，用手摸索著點藥，我如果從旁協助，她就會非常開心，再次表示“阿清，我就算死了也會守住（守護）你的”。母親看祖母摸索著上廁所，這舉動實在太危險，隻好帶著她去。可母親還要照顧餐飲店的生意，有客人上門時實在分不開身。這時候，祖母就會窸窸窣窣地邊爬邊用手摸索著上廁所，她不好意思麻煩母親。當時，母親把祖母的白發剪得很短。父親依舊經常外出，之前住在染坊町時，當地居民根據警察局的意向組成餐飲業工會，父親在首次開會時照例搬出那些法律用語對警方百般質問，因此被大家看中，選為工會乾部。父親得意之餘，不是去工會開會，就是頻頻造訪工會會長與副會長的家。即便從染坊町淪落到貧民區的中島路，他依然保有乾部身份，因此照樣說聲工會有事就揚長而去。在這種情況下，父親自然無暇照顧失明的養母。父親峰太郎更擔心的是餐飲店生意不佳，連房租都付不起，酒商那邊欠的債也越來越多。當時我在印刷廠當學徒，回家一看，隻見父親坐在火盆前愣愣地沉思。他雖是樂天派，但在債主不顧情麵的催討下終究還是大傷腦筋。他呼地歎出一口氣後，就把夾炭的長筷像拐杖一樣拄著低頭不語，然後就這麼不知不覺地打起瞌睡，任由鼻水像冰柱般垂到炭灰上。母親大約每五天會背著一頭短發的祖母去附近澡堂一次。天冷之後給祖母多套了幾件衣服，衣擺裡露出褪色的破舊日式內衣。祖母打從死前三天就陷入昏睡狀態，不分日夜地鼾聲大作。我向印刷廠請了假，母親也為準備葬禮而暫時歇業。鼾聲停止時，祖母阿金緊閉的雙眼滑下一行淚水，那顆停在臉頰中央的淚珠，像玻璃珠般清澈透明。外麵的雪仍下個不停。中島路也和昔日完全不同了。我猜舊家應該就在這個位置，如今這裡已經變成一幢三層樓的餐廳。我一邁步，包裹牌位的紙就在袋子裡沙沙作響，那聲音仿佛就是骨灰壇的重量。首次刊載於《新潮》 昭和五十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