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普寧照例洗洗手，洗洗腦袋瓜子。他回到“俄”字辦公室拿他的大衣、圍脖、書和公事皮包。法特恩弗斯博士還在一邊寫作一邊微笑呐；他帶來的那包三明治已經給打開一半；他那條狗一聲不吭地趴在地上。普寧走下陰暗的樓梯，穿過雕塑博物館。人文樓鳥類學係和人類學係也潛伏在裡麵呢，由一條頗具洛可可式樣的透雕細工長廊連接另一座磚樓——弗裡茲樓，餐廳和教職員俱樂部都在那裡頭：上個斜坡，直轉彎，再溜達幾步便可聞到一年到頭都有的油煎土豆味兒，那糟透了的講究營養平衡的夥食正等著您呐。夏天，長廊格架上攀滿生機勃勃、微微顫動的花朵；現在凜冽的寒風從光禿禿的格架吹進來，不知是誰把一隻撿到的連指紅手套放在結冰的噴泉口上了，從那兒長廊分出一條岔路，直通院長辦公室。波爾院長是個動作慢慢騰騰的老頭兒，個兒挺高，戴一副墨鏡，他兩三年前就視力不佳，現在差不多徹底瞎了。然而，他像太陽升落那樣有規律性，每天都由他的侄女兼秘書攙扶來到佛裡茲樓；老先生就像一位古代尊貴的人物，瞎摸黑眼地來吃他這一頓瞧不見的午餐。大夥兒儘管對他這樣走進來的淒慘樣兒早就習以為常，但是每當他被領到他那把刻花的椅子前，兩隻手瞎摸桌子邊緣的時候，飯廳裡總是靜多了；就在他身後的牆上畫著一幅他風度翩翩的肖像，叫人看了不由得生出一種古怪的感覺；飯廳四壁那幅著名壁畫，是一九三八年由朗氏創作的，包括許多曆史性人物和溫代爾教員，場麵宏偉，美術係的奧萊格·考瑪洛夫在前十年加上了一組人物：波爾院長身穿雙排扣紫紅色禮服，腳登赤褐色皮鞋，正在炯炯有神地凝視著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國詩人和作曲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孔夫子遞給他的卷軸。普寧要向他的同胞打聽點事，便在他身旁坐下。這位考瑪洛夫是個哥薩克人的兒子，矮個兒，小平頭，長著兩個像骷髏那樣塌陷下去的鼻孔。他的老婆薩拉菲瑪是個興致勃勃的大個子，出生在莫斯科，戴著一條長長的銀項鏈，項鏈上掛著一個西藏人的辟邪物，一直耷拉到她那又軟又大的肚皮上，這對夫婦經常舉辦一些俄式晚會，備有俄式小吃、吉他音樂和一些或多或少摻假的民間歌曲——一些羞答答的研究生就會在這種場合中經他倆傳授喝伏特加酒的禮節和彆的一些陳腐的俄羅斯禮儀；舉行過這類盛宴之後，一遇到古板的普寧，薩拉菲瑪和奧萊格（她抬眼觀天，他用一隻手擋住眼睛）就會帶著敬畏的自我感恩的神情低聲說：“Gospodi, skol' ko m?im dayom！（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文。）（天啊，我們教給他們多少學問喲！）”——“他們”是指愚昧的美國人。冒充見多識廣的考瑪洛夫夫婦所介紹的那種既反動又親蘇的大雜燴，隻有另外一個俄國人才能理解。對他們兩口子來說，一個理想的俄國應該包括紅軍啦、一個正式舉行過登基典禮的君主啦、集體農莊啦、人智學（anthroposophy，德國哲學家魯道夫·施太內爾（Rudolf Steiner，1861—1925）創立的把人類作為研究一切知覺中心的“精神科學”學說。）啦、俄羅斯正教會啦，還有水電大壩。普寧和奧萊格·考瑪洛夫經常處於一種克製住的交戰狀態，兩人卻又不可避免地常常見麵。那些把考瑪洛夫夫婦看作“顯要人物”而背地裡模仿普寧可笑樣兒的美國同事，還當畫家和普寧是極要好的朋友咧。藏書網要不經過很專門的測驗，很難斷定普寧和考瑪洛夫兩人的英語誰說得蹩腳，也許普寧更差一些，可是論年齡，論全麵教育，再加上取得美國國籍稍微早一點，普寧覺得自己夠資格糾正考瑪洛夫在話語裡經常插入的英語句子。考瑪洛夫對此非常惱火，甚至超過了他對普寧那種antikvarn?y liberalizm（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文，舊式自由主義。）的痛恨程度。“你聽著，考瑪洛夫（Poslushayte, Komarov（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文。））”——這是一種對人很不禮貌的稱呼方式（按俄國人的習慣，這是不夠尊敬的表示，一般應以本名連父名相稱。）——普寧說，“我鬨不清這兒還會有誰要看這本書；當然不會是我的哪一位學生；如果是你的話，我也鬨不明白你乾嗎要用它呢。”“我不需要，”考瑪洛夫朝那卷書瞥了一眼，答道，“不感興趣，”他又用英語補了一句。普寧不出聲地翕動一兩下嘴唇和下巴頦兒，想說點什麼，卻又止住了，繼續吃他那盤色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