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讀的是哲學，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來就吐血，身體非常虛弱。那時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過沒有檢查出來，因為不犯病的時候和正常人一樣。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會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許是彆人傳染給我的，也許我還傳染彆人，這都不知道，沒有隔離，也沒有藥，等於自生自滅。後來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並不那麼嚴重。細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個人失血不很多的話，沒那麼嚴重，吐血而死往往並不是因為失血，一般都是因為窒息，血出來的時候把氣管給堵住了，那時是非常難過的，我很有體會。而且我得肺病還有個特殊經驗，隻要天氣一變，比如忽然風雷交作，我就感到氣悶壓迫，開始吐血。有位同學跟我開玩笑，說：“你這是‘天人交感’。”《資治通鑒》裡有一段故事，武則天的時候屢興大獄，抓起人來就用酷刑。有一個人在監獄裡受了很重的刑，結果出來以後能夠預報天氣。彆人問他：“怎麼會這麼靈？”他說不是他靈，而是他的傷一變天就立刻有預感，所以預言非常準確。我想這是對的，我當時也是這種經驗，天一變就能感覺到。我的遭遇還算不錯，終於挺過來了，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幸運。物理係一個同學叫張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後來還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來的話，現在也該是物理學大家了，也會是諾貝爾級的，可是不幸後來得了肺病，畢業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學係有個小胖子叫陸鐘榮，也是讀得非常優秀，我們一起上過德文，畢業的時候得了肺病，眼看著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後來死了，實在太可惜了。他們那麼年輕有才，如果給一個條件能夠活下來的話，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績，可惜很早就去世了。畢業以後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響一起念了哲學，不過我沒有念完，一是因為生病，半年沒有上課，二是又受王浩的影響，放棄了哲學。王浩本科是學數學的，哲學念得也非常好，他認為，學哲學隻有兩條路走，一條路是從自然科學入手，特彆是從數理科學入手，不然隻能走倫理說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愛人，但這些不是哲學，真正講哲學一定要從自然科學入手。另一條路，就是得到一點哲學的熏陶，從哲學的背景改行搞文學。他這一點說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學家大多是科學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兒、萊布尼茨，當代的懷特海、羅素，還有列寧批判過的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學家。王浩是學數學的，當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學”，我沒自然科學的基礎，念了一年工科遠遠不夠，心想還是不要學哲學了，學也學不好的。那時我正病重，於是找來一些文學書排遣，特彆是英國浪漫派，雪萊、拜倫、濟慈的詩歌給了我很大的影響。西方的詩歌和中國詩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長篇大論，一首詩就是一小本書，發揮一套完整ennyson聯想到自己八十多歲了，人生快要走到儘頭，駛離此岸的港灣，跨過人生的界線，之後，就可以見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這些詩我讀過之後非常感動，而且非常欣賞這種人生觀，覺得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轉到外文係念文學去了。我在外文係的第一位導師是吳宓先生，後來他去四川了，由美國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導師。不過後來我也沒有念好，因為我主要的興趣不是文學研究，隻是那些詩對我的思想有啟發，覺著非常有會於心。我一直都這樣認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這個對我沒多大用處，拿不到博士學位，也找不著好工作，那我就不乾了。當然這樣想也不算錯，但那是另外一種作風。從中學開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這大概與我自由散漫的習慣有關係，也可以說跟自己的人生觀有關係。在我看來，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於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假如不是很有興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犧牲，我覺得犯不上，或者說，太功利就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償失。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運動非常熱烈，課也停了，學校裡也亂，靜不下心來讀書寫論文。1946年聯大宣告結束，清華、北大回北京，本來我應該跟著回北京再寫一篇論文，我想寫一篇論叔本華，因為叔本華雖然是哲學家，可他走的是文學的路，我很有感觸。可是姐姐寫信說母親隨她在台灣病得厲害，以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來的時候內戰又打了起來，北上無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後也沒有拿到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