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年到1944年，對我是最困難的幾年。抗戰前在北京做中學生的時候，學校裡一天吃三頓飯，一個月才花五塊多錢，質量不錯，而且可以敞開吃，1938年我在長沙上學的時候也是五塊多錢，至少都是細糧。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價飛漲，學校裡吃飯雖然不要錢，可是非常之差，有點像我們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期間吃不飽的光景。人的胃口畢竟有限，糧食定量就意味著限製你的口糧，西南聯大的時候雖然沒有定量，可大家都過去搶，不一會兒工夫就沒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麵可以找個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1943年讀了研究生以後，我就在中學裡做兼職教師，每月工資已是數千，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七八百元錢，每頓飯都自己花錢在中學裡買，總算能吃飽一點了，隻要不養家活口，生活還算過得去。昆明中學有好幾十個，比較缺教師，幾乎全讓聯大學生包辦了，有的學生迫於生計，平時在外縣兼課，到了考試才回來。年輕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殺價錢”，工資壓得比較低，加之聯大學生的水平比當地高一些，所以學校裡也願意用。我們做研究生的時候幾乎沒有人不做中學教師，隻有工學院的例外，他們可以下工廠，修公路、修鐵路，或者修汽間斷過。在五華中學教中文的時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裡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氣比我大得多了，本來就是名教授和文學家，當然應當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並不覺得泄氣。聞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學裡教書，學校當局知道聞先生是有名的詩人，所以給他的工資特彆高，還特彆給他一間房子，雖然現在看來也不覺得怎樣，不過在當時就非常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