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一生隻寫一本書，那就是這本書。過去與現在總是交織在一起，難解難分。寫完《夜》後，我的其他作品全都帶有這本書的深刻印記，不管是關於聖經的，還是關於猶太法典的，或是關於哈西迪教義（哈西迪教派（Hasidism）是猶太教的一個分支，產生於18世紀的波蘭，主張虔修和神秘主義。）的。如果人們沒有讀過我的第一本書，就很難理解我的其他書。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呢？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為了不至於發瘋？或恰好相反，為了理解瘋狂的本質，為了理解曆史和人類意識中突然迸發出的猙獰可怖的瘋狂？還是為了留下一份文字遺產，一份記憶，以防曆史重演？或者僅僅是想保留一份苦難的記錄？我在少年時代親曆了那場苦難，此前，我對死亡和罪惡的全部理解僅限於文學作品的描述。有人說我就是為寫這本書才活下來的，我不能肯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活下來的，那時我體質羸弱，膽戰心驚，也幾乎沒刻意做什麼事來救助我自己。難道是奇跡嗎？當然不是。如果上蒼能為我展示奇跡，為什麼不為更有價值的人展示奇跡呢？這僅是一種機遇而已。但是，既然活了下來，我就得活得有意義。難道是為了悍衛這種意義，我才將原本無意義的人生經曆訴諸筆端嗎？我捫心自問，不得不承認，我不知道，不知道當初寫這本書有什麼目的。我隻知道，假如沒有這份記錄，我作為作家的一生，或者我的整個一生，就會與現在大相徑庭。敵人若能把罪惡從人類的記憶中全部抹去，他們就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作為見證人，我堅信自己有責任有義務不讓他們得逞。近些年來，許多文獻重見天日，這些證據表明，納粹剛一掌控德國的政權，就要建立一個不給猶太人生存餘地的社會。在他們行將滅亡前，納粹改變了目標：他們決定留下一個毀壞殆儘的世界，在那裡，猶太人似乎從來不曾存在過。這就是為什麼在俄羅斯、烏克蘭和立陶宛，衝鋒隊到處實施“最終解決方案”，他們調轉機槍，戕殺了上百萬猶太人，男女老少一個不留，拋屍在巨大的萬人坑中，那些坑是受害者臨死前剛剛挖成的。一些小分隊把屍體從坑裡拖出去燒掉。於是，有史以來，猶太人第一次遭到兩次戕殺，並且被剝奪了埋屍的墓地。顯而易見，希特勒及其幫凶們發動的戰爭不僅是針對猶太人的，也是針對猶太宗教、猶太文化和猶太傳統的，甚至是針對猶太記憶的。我堅信這段曆史遲早會受到公正的審判，我必須出麵作證。我知道自己有許多話要說，卻苦於找不到恰當的字眼。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不逮，語言成了一種障礙，我隻能望洋興歎，顯然需要發明一種新的語言。但是，怎樣才能讓受到敵人褻瀆和曲解的語言恢複活力並加以改造？饑餓——焦渴——恐懼——押送——大挑——焚燒——煙囪，這些詞都有自身的意思，但在那個時代，它們全都另有所指。我用母語寫作——那時我的母語瀕臨滅絕——我寫一句停一停，一遍一遍地重來。我常常想起另一個詞，另一種意象，另一種無聲的哭泣，但仍然覺得詞不達意。那是什麼東西？它在冥冥中潛行，因為害怕被篡改、被褻瀆而隱藏在黑暗中。詞典上的詞彙空泛蒼白，沒有活力。我們坐在封閉的牲口車裡，不知去什麼地方，怎樣描述那次最後的行程？或者，在瘋狂的、陰森森的天地間，人性與非人性全都顛倒，組織嚴密、頗有教養、身穿製服的人一過來就大開殺戒，天真的幼童和疲弱的老人全都走向死亡，這又該怎樣描述？在烈焰蒸騰的夜晚，無數親人一夜之間被強行分離，整個家庭、整個社區支離破碎，那是怎樣一幅慘景？一個窈窕嫵媚、舉止得當、金發赬顏、麵帶微笑的猶太小女孩，與母親一起到達目的地，當夜就被處決，誰能相信這是事實？每當想起這些，人們怎能不惶然悚然、肝腸欲斷？憑心而論，那時的目擊者都認為，至今依然認為，彆人不會相信他們的見證，因為那樣的事件發生在人類最黑暗的地帶。隻有到過奧斯維辛的人，身臨其境的人，才知道事情的本真麵目，彆人則永遠不會知道。人們最終會明白真相嗎？人們通常會幫助弱者，救死扶傷，保護幼兒，尊重老人的智慧，那些男男女女們能明白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他們能否理解在那個可惡的天地裡，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人曾經怎樣蹂躪弱者，怎樣殺戮兒童、病人和老人？有過這種人生經曆的人，不論多麼艱難，都無法緘口不語，一有機會就會說出真相。所以我韜誨隱忍，我相信沉默是金，沉默可以掩蓋言辭，並超越言辭。我一直認為，撒滿骨灰的勃肯諾田野比有關勃肯諾的任何材料都有分量。雖然我做了種種嘗試，想要講出難以言傳的事情，卻依然不夠理想。我用意第緒語（意第緒語（Yiddish）是猶太人的母語。）寫出了《但世界沉默不語》的手稿，然後把它譯成法文和英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大作家佛朗索瓦·默裡亞克，堅持不懈為此書的出版四處奔波，但是，不論在法國還是美國，每個大出版商都把稿件退了回來。這又是為什麼？經過一個月又一個月的信函往來、電話交談和登門高談，他終於成功了，此書得以出版。雖然我做了大量刪節，意第緒文的原稿依然太長。子夜出版社規模很小，但聲望頗佳，傑羅姆·林登是該社傳奇式的領導，他擔任了本書法文版的編輯，他又對法文譯稿大加刪節。我接受了他的決定，因為擔心有些東西過於冗長，惟有素材才是最重要的。我更擔心自己講得太多而不是太少。舉個例子，在意第緒文版中，本書的開頭是幾段悲觀的沉思：“太初有信——卻很幼稚——有信任——卻是徒然——有憧憬——卻很危險。”“我們相信上帝，信任人，在我們的想象中，人人都被付予了舍金納（舍金納（Shekhinah）是猶太教耶赫維神的代稱，或指耶赫維神的顯現，或指它出現時光芒四射的雲團。）的神聖火花，我們的眼睛和心靈都能看見上帝的形象的光影。”“這就是我們苦難的本源，如果不是原因的話。”在意第緒文原稿中，有些段落談到了我父親和猶太人的解放。為什麼新譯本不包含這些？或許，這些段落太私人化了，隻與個人有關，它們應當消融在字裡行間。但是：“我記得那個夜晚，我一生中最令人惶然悚然的夜晚。”““……埃利紮，兒子，過來……我要跟你說點事……隻跟你一個人說……來，彆離開我，埃利紮……””“在極度悲傷的時刻，我聽見了他的聲音，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沒有動。”“叫我到他身旁，那是他在極度痛苦中的最後願望，那時，靈魂正從他破碎的軀體中掙紮出殼——而我卻沒有讓他如願。”“我害怕。”“害怕挨打。所以，我對他的呼喚充耳不聞。”“我沒有冒著喪命的危險跑到他身旁，抓住他的手安慰他，告訴他我沒有拋棄他。我就在他身旁，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但我沒有這樣做，我依然躺在床板上，請求上帝彆讓父親喊我的名字，不要呼喊。我怕極了，怕黨衛軍大發雷霆。”“實際上，父親已經喪失了意識。”“但是，他那揪心扯肺的聲音穿透了岑寂，依然在召喚我，僅僅召喚我一個人。”““怎麼搞的！”黨衛軍突然發起火來，使勁打父親的頭，“安靜點兒，老家夥，安靜點兒！””“父親已經感受不到棍棒的打擊了，我卻感受到了。但是，我沒有任何反應，聽任黨衛軍毆打父親，我感到他就在死亡的魔掌下。更糟糕的是，我很生氣，因為他的呻吟和呼喚激怒了黨衛軍。”““埃利紮！埃利紮！來，彆離開我……””“他的聲音那麼遠，又那麼近，但我一動都沒動。”“我絕不會寬恕自己。”“我永遠不會寬恕把我推向絕境的世界，它把我變成一個冷漠的陌生人，喚醒了我內心深處最卑劣、最原始的本能。”“我的名字是他的遺願。我卻沒有對那聲呼喚做出回答。”在意第緒文版中，本書的結尾部分沒有采用鏡像式的手法，而是對現狀做了憂鬱的反思：“迄今為止，布申瓦爾德集中營關閉不到十年，我卻發現世人遺忘得極快。今天，德國是個主權國家，德國軍隊複活了。伊爾斯·鮑什——布申瓦爾德那個臭名昭彰的施虐狂，已被允許生兒育女了，過上了舒適的日子……戰爭罪犯們在漢堡和幕尼黑的大街上信步徜徉。過去被抹煞了，無聲無嗅地泯滅了。”“今天，德國和法國，甚至美國，都有一些反猶太主義者，他們對世人說，六百萬猶太人慘遭殺戮的“故事”隻不過是一場騙局，許多人不了解真相，很可能信以為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麼就是後天……”“我並不天真，認為一本薄薄的小書就能改變曆史的進程，喚醒世人的良心。”“書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有影響力了。”“今天緘口不語的人明天依然會緘口不語。”讀者有權力問，老譯本已經流傳了四十五年，為什麼還要搞一個新譯本？如果不是因為信念，不是因為舊譯本不夠好，我為什麼要等待如此之久，才用一個更優秀、更貼近原作的譯本替代舊譯本？我想這樣回答，早先我是一個無名無嗅、初出茅廬的作者，我的英語不大好。當英國出版商告訴我他找了一個翻譯後，我已經求之不得。後來我讀了那個譯本，感覺也不錯，但之後再也沒有讀過。自那以後，我的許多作品都由妻子瑪莉昂擔任翻譯，她了解我的聲音，比彆人譯得更好。我很幸運，當法拉、斯特勞斯和吉羅斯請她準備一個新譯書時，她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讀者會欣賞她的譯作。實際上，正是由於她孜孜不倦的編輯和加工，我才能夠改正和修訂許多重要的細節。於是，我重讀了多年前的舊作。我很高興沒等多久新譯本就出來了，但我還是頗感困惑，我的文字貼切嗎？我談到了我在集中營度過的第一個夜晚。在帶有倒刺的鐵絲網裡，我看見了活生生的現實。一個“資深”囚徒勸告父親和我不要說出自己的實際年齡，我父親應當把自己說得年輕一點兒，我要把自己說得年長一點兒。接下來是“大挑”，人們在冷漠無情的天穹下，排著隊朝遠處的黑煙囪走去，一些嬰孩兒被扔進燃燒的溝渠裡……我沒有說他們是被活生生扔進去的，我隻是那樣想。但我還是說服自己：不，他們死了，不然的話，我肯定會發瘋。但是，同伴們都看見了嬰兒，他們被扔進火裡時還活著。曆史學家們，尤其是台爾佛德·泰勒證實了這一點。看來，我沒有精神失常。在結束這篇導言前，我認為有一個問題很重要，我強烈地感受到，書與人一樣，各有各的命運，有些書使人悲傷，有些書給人快樂，有些則二者兼而有之。我剛才提到，四十七年前，《夜》的出版在法國屢受挫折。此書雖然好評如潮，銷售情況卻差強人意。它的題材讓人毛骨悚然，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如果某個拉比在布道時偶爾提起這本書，人們就會抱怨“讓孩子們承載猶太人過去的悲劇”沒有意義。後來，情況大變。人們接受了這本書，其程度大大出乎我的預料。今天，美國的中學生們和大學生們，還有其他人，都把這本書當作教科書來讀。怎樣解釋這種現象呢？首先，公眾的態度有了重大轉變，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或在戰爭中出生的人對所謂“大屠殺”很漠然很冷淡。現在的情況卻大不一樣。以前，幾乎沒有哪個出版商敢於出版這類題材的書籍。今天，大部分圖書目錄都有這種書。學術界的情況也同樣如此。以前，幾乎沒有什麼學校開設有關這類內容的課程。今天，許多學校都開了這類課程。說來奇怪，現在這種課居然大受歡迎。奧斯維辛的題材成了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電影、戲劇、、國際會議和展覽會層出不窮，國家官員們全都出席有關的紀念活動。自從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於1993年開館以來，它已經接待了兩千二百多萬觀眾，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或許，公眾知道幸存者的數量與日俱減，願意聆聽幸存者們講述即將逝去的往事。當然了，說到底，這一切都涉及到對往昔的追憶，涉及到它們的本源、重要性和影響。顯而易見，對於願意提供證據的幸存者來說，為死者和生者提供曆史見證是一種責任。他沒有權力剝奪後代人對過去的回憶，它屬於我們的集體記憶。忘記過去不僅是危險的，也是有害的，忘記死去的人無異於對他們的二次戕殺。有時人們會問我聽沒聽說過“奧斯維辛應答祈禱”，我回答說，我不僅沒有聽說過，甚至不知道這樣一場重大的悲劇竟然有應答祈禱。我隻知道責任需要“回應”。每當我們提及那個罪惡與黑暗的時代——它是那麼近，又是那麼遙遠——“責任”才是關鍵詞。目擊者必須挺身而出做見證人，為了今天的年輕人，為了明天即將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成為他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