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體的奧辛托爾夫部隊的各營也遭遇到前去對付遊擊隊或被投入西部前線的命運。一九四三年為數幾百人的"俄國解放軍近衛旅"駐紮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們和郊區俄國居民有聯係，但德國軍方阻止他們擴編。誌願部隊的可憐的小報是經過德國檢查機關的斧子加工過的。弗拉索夫分子們隻剩下拚死作戰，空閒時間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這就是他們在整個戰爭和流落他鄉異國年代的存在，沒有任何彆的出路。已經在到處退卻了，已經到滅亡前夕了，希特勒和他周圍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們對俄國人獨立建製的頑固的不信任，不敢讓一個獨立的、不從屬於他們的俄國的影子出現。隻是在最後台火的崩塌聲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萊同意了組建由完整的俄國師構成的POA--俄國解放軍，甚至還包括一支小小的空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最後一出戲被批準開演了：召集"俄國各民族解放委員會"。隻是從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將軍才獲得了似乎真實的行動機會，--明擺著是為時已晚的機會。聯邦製原則也沒能把許多人拉進來：被德國人從獄中釋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傑拉避免與弗拉索夫結盟；分立主義的民族部隊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國帝國主義分子，不願意落到他的控製下；克拉斯諾夫將軍代表哥薩克表示了拒絕，--隻是在整個德國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萊才同意將哥薩克兵團劃歸弗拉索夫指揮。納粹領導層已經發生混亂：一些長官準許將俄國誌願部隊集結組成俄國解放軍，而另一些人阻撓。實際上每一支正在作戰的這樣的部隊都很難從前沿上抽出來，即使願意參加俄國解放軍的"東方工"，要把他們從後方的勞動崗位上抽出來也是不容易的。德國人也沒有抓緊為弗拉索夫的軍隊釋放戰俘，乾釋放的活--他們的機器運轉不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國解放軍第一師（一半是洛科奇區的人）總算是組成了，第二師也開始組建。以為這些師將能和德國聯合作戰，這種設想已經遲了；弗拉索夫領導層中早就隱藏著的對蘇聯與同盟國衝突的希望這時燃燒起來了。在德國宣傳部的報告（一九四五年二月）裡也指出了這一點："弗拉索夫運動並不認為自己和德國有生死與共的關係，其中存在強烈的親英情緒與該變方針的想法。這個運動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總的說他們不承認猶太人問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這是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發表的"俄國各民族解放委員會"宣言也反映出這種騎牆態度。免不了說"以英美寡頭們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以其強大實力建立在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剝削之上的英美寡頭們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以及"他們用保衛民主、文化與文明的口號掩蓋他們罪惡的目的"之類的話--但是沒有一個直接奉承國家社會主義、反猶太主義或大日爾曼的詞句，僅僅是把同盟國的所有敵人稱為"愛好和平的民族"，歡迎"德國在不觸及我們祖國的榮譽和獨立的條件下給予的幫助。"並期待著與德國的"光榮和平"--不管是怎樣的光榮和平，但一定不會比布列斯特和約更壞--它在地位上高於布列斯特和約，但仍是應根據全歐和約做修改的。宣言裡還使勁宣布自己是民主主義者，聯邦主義者（保障民族分離的自由），那種當時還完全沒有成熟的、還沒有自信心的準蘇維埃社會思想的小爪子在字裡行間小心翼翼地爬行著：什麼"陳舊的沙皇製度"，什麼舊俄經濟和文化的落後，什麼"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等……隻有反布爾什維主義是徹底的。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規模的慶祝，有"波希米亞保護國"代表即三等的德國官吏們出席。我當時在前線上從收音機裡聽到了這份宣言和配套的節目--整個的印象是：一出不適時的注定要完蛋的戲。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沒引起注意，沒有增加一絲理解--但在"東方工"中間卻有很大效果：聽說參加俄國解放軍的申請如雪片飛來（斯溫?斯特恩貝格文章中說有三十萬份）--這是在德國眼看要垮台的毫無希望的幾個月，這些不幸的被拋棄的蘇聯人隻能指望依靠自己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厭惡的力量來抵抗排山倒海而來的紅軍了。這支組建中的軍隊能有怎樣的計劃呢？似乎是：衝進南斯拉夫，與那裡的哥薩克、俄僑軍隊及米哈伊洛維奇聯合，捍衛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產主義手裡。但是首先：難道德軍指揮部在他們最困難的月份能夠讓在自己後方順利地組建一支獨立的俄國軍隊嗎？他們不慌不忙地把這些部隊拽到東部前線--一會兒把一個反坦克支隊（伊?薩哈羅夫-蘭斯道夫）調往波莫瑞，一會兒把整個第一師調到奧德河--弗拉索夫怎麼樣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采取了讓步路線，這就成普遍規律了，儘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個師就使得整個建軍計劃變得毫無意義了。總是有論據幫忙："德國人不信任我們。等第一師用戰績說服了他們，俄國解放軍的組建進度就會加快了。"然而進度卻很差。第二師和一個預備旅，共兩萬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還是一群徒手之眾--不但沒有火炮，而且幾乎沒有步兵武器，連服裝都供不上。第一師（一萬六千人）被用於毫無希望的必死無疑的作戰行動，隻是德國已經全麵瓦解才使師長布尼亞琴科得以擅自把它從前沿撤下來，衝破將軍們的反抗把隊伍拉進捷克。（沿途解放蘇聯戰俘，那些人也參加了進來--"俄國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達布拉格近郊。這時五月五日在首都起義的捷克人叫他們來支援，布尼亞琴科師五月六日進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戰中拯救了起義和城市。這真像是開了個玩笑，以便證明最無遠見的德國人的遠見，第一個弗拉索夫的師用它的第一和最後一次獨立的行動恰好是給予了……德國人一個打擊，它發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國人在這三年殘酷的昏沉的歲月中在胸中聚集起來的對德國人的全部深仇和怨恨。（捷克人用鮮花迎接俄國人，在那些日子他們是知道的，但是否後來所有人都記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國人拯救了他們的城市？我們現在認為是蘇聯軍隊解放了布拉格，不錯，丘吉爾按照斯大林的願望這些日子不急於供給布拉格人武器，美國人延緩了前進速度以便讓蘇聯人拿下布拉格，而對遙遠的未來尚一無所知的當時布拉格共產黨領導人約瑟夫?斯姆爾科夫斯基正在大罵叛徒弗拉索夫分子，隻盼著從蘇聯人手裡得到解放。）這幾周內弗拉索夫不像個統帥的樣子，而是處於心慌意亂、一籌莫展的狀態。在布拉格戰役中他沒有指揮第一師，使第二師及一些零星部隊無所適從，在飛快消逝的時間裡誰也找不到預定與哥薩克彙合的兵力。弗拉索夫隻是始終如一地拒絕單獨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飛機），看來是在意誌癱瘓的狀態下束手就擒。他最後幾個星期唯一的積極活動是派遣秘密代表謀求和英美人接觸。司令部其他成員也做著同樣的事情。對於弗拉索夫分子來說，他們長期懸在德國人絞索裡因有了一種新的意義而顯得光亮起來，那就是現在，到了最後時刻，他們對同盟國有用了。一直懷抱著，不，燃燒著這樣的希望：戰爭結束了，強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變國內政策的時刻就要到了--來自西方和東方的軍隊正在接近，它們將在被壓碎的希特勒身上發生衝突！--保存和利用我們這時不是對西方有利嗎？他們不是明白布爾什維主義是全人類的敵人嗎？不，他們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癡呆啊！什麼？你們說你們是政治反對派？難道你們國家裡有反對派嗎？為什麼它從來沒有公開宣布過？如果你們對斯大林木滿意，那麼你們就回國去在頭一次大選裡就把他選掉，這才是正當的途徑。為什麼要拿起武器呢，而且還是德國的武器？不，現在我們有責任把你們交出去，不然是不體麵的，而且會搞壞同英勇的盟國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捍衛自己的自由並且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們（和東歐）趕進更深兩倍的奴役的深淵。弗拉索夫最後一個企圖是發表聲明說俄國解放軍的領導人準備在國際法庭出庭受審，但是把該軍引渡給蘇聯當局使其麵臨必定無疑的死亡，這是和引渡反對派運動成員一樣違背國際法的---誰也沒聽到這幾聲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國軍事長官聽說還存在著一些什麼俄國人，而不是蘇聯人，甚至感到驚訝，按照蘇聯屬性把他們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俄國解放軍不是簡單地對美軍投降，而且是祈求他們受降，隻要保證不引渡給蘇聯。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國中級軍官有時也天真地答應了他們。（後來所有這些諾言都違背了，把俘虜們欺騙了。）但是整個第一師（皮爾森，五月十一日）還有差不多整個的第二師都被美軍以武力拒之門外：拒絕俘虜他們，拒絕放他們進入自己的占領區：在雅爾塔丘吉爾和羅斯福簽署了必須遣返所有蘇聯公民特彆是戰俘的協議，協議裡沒提遣返是自願還是強迫的問題，因為地球上還有什麼樣的地方，還有什麼樣的祖國是它的兒女們．不願意自願返回的？在雅爾塔的簽字筆裡濃縮了西方的全部近視。美軍不受降，而蘇聯坦克隻差幾公裡就開到了。隻剩下或是打最後一仗，或是……布尼亞琴科和茲維廖夫（第二師）做了相同的部署：沒有打。（這也是俄國人的性格：說不定？……終歸是--自己人嘛……我從獄中聽來的故事裡知道許多這種貿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裝的全員的第一師奉命開進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級標誌，燒毀文件，開槍自殺。夜間開始了蘇聯軍隊的圍捕。約一萬人被擊斃和活捉，其餘衝入美軍占領區，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給蘇聯軍隊，第二師、空軍、各獨立支隊的人情況也一樣。另有一些人在美國戰俘營裡蹲了好多個月（米安德羅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國人的輕蔑，還是暗示他們"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國人那樣要他們挨餓，用腳踢，用槍托打--而看守得很鬆。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對美國的信任嗎？相信美國人不可能出賣他們嗎？他們已經被蘇聯的宣傳員，被自我譴責，被意誌消沉瓦解了，他們留著等待自己可怕的命運，--於是一批接一批地，將軍們，軍官們，士兵們，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給蘇聯去懲辦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蘇聯報紙公布了最高法院軍事廳對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親信的判決：處以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國在奧地利也完成了一項忠於盟友的步驟（出於慣常的謙遜在我國沒有公布）：他們把從南斯拉夫突圍出來的哥薩克兵團（四至五萬人）引渡給了蘇軍司令部。這次引渡具有符合傳統的英國外交特點的陰險性。情況是，哥薩克們決心拚個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願活活地投降。而英國人給他們提供豐厚的軍糧，發給上好的英國軍服，答應可在英軍中服務，已經在進行檢閱。因此當他們以統一裝備為借口要哥薩克們交出武器時沒有引起懷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騎兵連長以上全體軍官（超過兩千人）單獨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亞曆山大陸軍元帥商議部隊前途問題。在途中軍官們就上了當，被嚴密看守起來（英國人打得他們頭破血流），然後讓車隊一步步地被蘇聯坦克包圍，然後在尤登堡城內開進"烏鴉車"的半圓陣，手持名單的押解隊已經站在"烏鴉車"的旁邊了。被引渡的將軍中大部分是俄國僑民，他們是美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盟友。國內戰爭期間英國人沒來得及酬謝他們，現在還債了。隨後幾天英國人照樣用欺騙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裝進圍了帶刺鐵絲網的列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蘇聯報紙公布了將彼得?克拉斯諾夫、施庫羅及另外幾名將軍處絞刑的消息。）與此同時，從意大利來了一支三萬五千人的輜重隊"哥薩克野營地"，停在德拉瓦河邊的林茨山穀。那裡麵有參加戰鬥的哥薩克，但有許多老人、小孩和婦女--他們全都不願意返回哥薩克家鄉的河畔。然而英國人的心並沒有顫抖，也並非他們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國警備司令官戴維斯少校（他的名字現在至少一定會寫進俄國曆史的），一個需要時親切得酥軟、需要時殘酷無情的人，在用欺騙手段弄走了軍官們之後，公開宣布六月一日強迫引渡。成千人用齊聲呐喊回答他："我們不去！"難民營上空出現了黑旗，在行軍教堂裡進行著不間斷的祈禱儀式：活人們為自己作安靈彌撒！……開來了英國坦克和士兵。通過擴音器命令坐進卡車。人群唱著安靈曲，神父們舉起了十字架，年輕的在老人、婦女和兒童們四周組成了人牆。英國人用槍托和棍棒毆打他們，把人們硬拽出來，扔進卡車，受傷的裝進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後退的人群擠垮了，後來難民營的圍牆也垮了，人們湧到德拉瓦河的橋上，英國坦克切斷了道路，有些哥薩克全家投河自儘，英國部隊在四郊抓捕和槍殺逃亡者。（在林茨保留著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就在這幾天之內，英國人同樣陰險和無情地把幾千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政敵（他們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給南斯拉夫共產黨--由他們不經審判地槍斃和消滅。在有著獨立報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顛，到目前為止的二十五年來沒有一個人願意講述這件出賣行為，沒有引起社會的警覺。羅斯福和丘吉爾在本國被奉為政治智慧的標杆而備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國可能會布滿這位偉人的紀念碑。而在我們眼裡，在俄國監獄裡的談論中，這兩人一貫的近視甚至愚蠢卻是令人吃驚地明顯。從四一年費勁地磨到四五年，他們怎麼竟沒能使東歐的獨立得到任何保證？他們怎能為了四國共管的柏林這樣一個滑稽可笑的玩藝（他們將來的致命弱點）而把薩克森和圖林根的廣大地區交出去？他們有什麼軍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幾十萬堅決不願投降的武裝的蘇聯公民交到斯大林手裡去送死？據說這是他們付給斯大林保證參加對日作戰的代價。手裡已經有了原子彈，卻向斯大林付出代價，為了讓他不拒絕占領滿洲、在中國鞏固毛澤東、在半個朝鮮鞏固金日成！……這難道不是政治盤算上的低能嗎？後來當米科瓦伊奇克被擠走，貝奈斯和馬薩裡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圍困，布達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滅，朝鮮硝煙彌漫，保守黨從蘇伊士運河溜之大吉的時候--難道他們當中記性最好的人在這時也沒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薩克人的事件嗎？連這些還隻是開始。整個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於斯大林的西方盟國接連不斷地把蘇聯公民違背本人意願地交給斯大林去摧殘--有以前的軍人，也有純粹的老百姓，隻想把這批搞不清的人當包袱卸掉。從奧地利、德國、意大利、法國、丹麥、挪威、瑞典，從美國占領區，都在送。在英國占領區這些年還保留著集中營，大概不次於希特勒的。（例如，奧地利的沃爾夫斯貝格集中營：命令婦女們彎著腰，但不許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連乾許多小時。在存在英國議會傳統的情況下竟可能有這類事情發生，迫使人們思考我們文明的外殼究竟有多厚。）戰後很多年許多俄國人帶著假證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給蘇聯的沉重的恐懼之中，害怕英美當局猶如以前害怕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蘇聯特務通行無阻地四處活動，不受乾擾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國家首都鋼大街上，偷走活人。除了組建中的"俄國解放軍"以外，還有不少俄國人的分隊穿著無特殊標誌的德軍製服繼續在德軍內部混日子。他們在不同的戰區以不同的方式結束了這場戰爭。在我被捕前幾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擊。被我軍圍在東普魯士大包圍圈中的也有俄國人。在一月底的一個夜裡，他們的一支部隊，不做炮火準備，不聲不響地通過我們的防地向西突圍。當時沒有連續的防線，他們很快插入縱深，對我的一個凸出在前沿的聽音炮兵連實行夾擊，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從最後留下的一條路拉出來。但後來我又回去搶救打壞了的汽車，在黎明前看到，他們穿著偽裝液在雪地裡集結，突然一躍而起，喊著"烏拉"向阿德裡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營（火炮的口徑為152毫米）的火力陣地猛撲過去，向十二門重炮扔出手榴彈，不讓它們發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後一小股人在他們的曳光彈追逐下，在積雪的野地裡一口氣跑了三公裡，撤到巴薩格河橋頭。他們在那裡才被堵住。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現在，在勝利大檢閱前夕，我們一起坐在布蒂爾卡的板鋪上，我抽完他們的半截煙，他們抽完我的半截煙，我還跟他們之中的什麼人兩人一起往外抬過六提桶容量的洋鐵馬桶。許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時的間諜"一樣，都是年輕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腳亂的盧那察爾斯基用普希金的名義急於表示歡迎的"生疏的年輕一代"。他們的大多數是被偶然性的浪頭帶進新編的軍隊，正如鄰旁集中營裡的他們的同伴偶然當上了間諜一樣--這就看招募人員是從哪裡派來的。招募人員挖苦地向他們解釋--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實的話！--"斯大林已經拋棄了你們！""斯大林沒把你們當回事！"在他們把自己置身於蘇聯法律之外以前，蘇聯法律就已經把他們置於自己保護之外了。於是，他們就報了名……有一些隻是為了從死亡營裡脫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遊擊隊（投奔也投奔了，並且後來為遊擊隊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絲毫也不能因此對他們從輕判刑）。然而總也有人是由於可恥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噓之後所遭到的驚人失敗引起的不滿；總也有人是由於認為使他們落入這些非人的集中營的頭號罪人是斯大林。於是他們也想顯示一下自己．顯示一下自己威嚴的經驗：他們--也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也想影響它的未來，而不願作彆人錯誤的玩物。"弗拉索夫分子"這詞在我們這裡聽起來就如同"臟東西"這．詞一樣，好像我們光發出這些聲音來就會弄臟嘴巴，因此誰也不敢說出兩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為主詞的話來。但曆史不是這樣寫法的。現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他們的大多數人已經在勞改營中死去，幸存下來的也都在極北地區度過殘年，我想利用這幾頁書提起人們注意，對於世界曆史來說，這個現象是相當空前的：幾十萬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與祖國的最凶惡的敵人結成聯盟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的祖國。這也許應當思考思考：誰的過錯更多--是這些青年或者是白頭發的祖國？用生物學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釋這種現象的，一定有社會原因。因為，正像一則老諺語所說：槽裡有飼料，馬不會找食。請設想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無人照料的饑餓的發瘋的馬在那裡東奔西跑地找食吃。那年春天蹲在監室裡的還有許多俄國流亡分子。這幾乎像是在做夢：已結束的曆史的複返。國內戰爭的史卷早已寫完了，合上了，它的問題已經解決，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書的年表。白黨運動的活動家們已經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同時代人，而是已經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國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脈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們蘇聯的觀念中，如果他們還在什麼地方苟延殘喘，--那就是在下等飯館裡當洋琴鬼，當仆役、洗衣婦、乞丐、嗎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為奄奄待斃的活屍。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前，從我們的報紙、高級文藝作品、藝術評論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們構成以下的概念（我們的腦滿腸肥的大師們也沒有幫助我們去發現），即國外俄僑--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裡發展著俄國哲學，那裡有布爾加科夫、彆爾佳耶夫、弗蘭克、洛斯基。俄國的藝術使世界著了迷。那裡有拉赫瑪尼諾夫、夏裡亞賓、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紮羅夫的哥薩克合唱團，那裡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著深刻的研究（同時期他在國內是挨罵的），存在著一個前無古人的作家納博科夫一西林，布寧還活著並在這二十年內也有所創作，出版著文藝雜誌，上演著戲劇，召開同鄉會，在那裡用俄語發表演說，男俄橋還沒有失去娶女俄僑為妻的能力，而女俄僑也仍有生兒育女--即生育我們的同齡人的能力。我們國內形成的關於流亡分子的觀念謬誤到如此程度，如果舉行一次群眾測驗：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戰爭中是支持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持誰的？--大家都會一口氣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們國家裡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邊作戰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師和馮一潘涅維茨的哥薩克兵團（"克拉斯諾夫兵團"）是由蘇聯公民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組成的--他們沒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麵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烏斯在他們中間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話而又並非笑話：鄧尼金曾急切地要去為蘇聯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點準備把他弄回國來（顯然不是作為一支戰鬥力量，而作為民族團結的一個象征）。在法國占領時期，大量俄國僑民，有年老的，有年輕的，參加了抵抗運動，巴黎解放後，他們蜂擁到蘇聯大使館申請返回祖國。不管是什麼樣的俄羅斯--但它是俄羅斯！--這就是他們的口號，而他們也正是這樣來證明從前說熱愛它並不是撒謊（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監獄裡他們幾乎是幸福的，因為這些鐵窗、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國人；他們瞧見蘇聯的小夥子們搔著後腦門說："我們何苦要回來呢？我們在歐洲擠得難受嗎？"覺得很驚奇）。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邏輯，任何一個在國外住過的蘇聯人都應當關進勞改營，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這種命運呢？在巴爾乾，在中歐，在哈爾濱，蘇聯軍隊一到，立即逮捕他們，從寓所裡抓，在街上抓，像抓國內的人一樣。暫時隻抓男人，而且暫時還不是所有的男人，隻是那些有過政治表現的人（他們的家屬過了一陣子被遞解到俄國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國，先是把他們接納為蘇聯公民，舉行隆重儀式，獻花，接著條件舒適地送回祖國，到達之後才動手把他們胡嚕進去--在處理上海的俄僑方麵時間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還伸不到那裡去。但蘇聯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到那裡，宣讀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法令：寬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總不能說瞎話吧！（不管真的是否有過這一條法令，--至少它對機關是沒有約束力的）。上海的俄僑高興得不得了。答應他們的條件是，想帶多少東西就帶多少東西，想帶什麼就帶什麼（他們帶了小汽車走，這對祖國會有用的），在蘇聯想住哪裡就住哪裡；工作當然是完全按自己的專業。從上海把他們裝上了輪船。輪船的命運就已經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輪船上不知為什麼完全不供夥食。從納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個主要遞解站）下船以後的命運也是各不相同。幾乎把所有的人都裝上了貨運列車，像犯人一樣，隻是還沒有嚴格的押解隊和警犬。有的給運到適於居住的地方，運到城市，真的讓他們在那裡住了兩三年。另一些用列車直接送到勞改營，在外伏爾加地區的森林裡的什麼地方把他們卸下來，搬著白色大鋼琴和花籃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從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遠東歸僑一股腦兒都被關了進去。當我還是九歲的孩子的時候，對於讀當時在我國書亭裡隨便實的B?B?舒利金的藍皮小書的興趣，超過讀儒勒?凡爾納。這是從那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世界來的聲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測到，過了還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腳步會以看不見的虛線在大盧賓卡的無聲走廊裡交叉起來。誠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當時而是再過二十年以後，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時間仔細觀察許多年老的和年輕的流亡分子。我同博爾希騎兵大尉和馬裡尤什金上校一起作過體格檢查，他們皺巴巴的暗黃色赤裸身體的慘相永遠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經不是活人的肉體而是兩具乾屍。他們是在快進棺材前被捕的，從幾千公裡以外把他們押到了莫斯科，這裡，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鄭重其事的方式對他們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蘇維埃政權活動進行了偵查！偵查和審判方麵的不合理現象成堆，我們對這些已經看得很習慣了，以至不再去區彆它們的等級。這個騎兵大尉和這個上校是沙俄軍隊的基乾軍人。當電報傳來消息說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時候，他們兩人的年紀都已四十開外，他們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軍隊裡已經服務了二十年，現在硬著頭皮（也許在心裡暗暗說："滾蛋吧！垮台吧！"）又向臨時政府宣了誓。此外沒有旁人要求他們向彆的什麼方麵宣誓效忠，因為軍隊都瓦解了。他們不喜歡當時那種撕肩章、殺軍官的秩序，他們自然要同其他軍官聯合起來為反對這種秩序而戰鬥，而紅軍自然也就要和他們打，並把他們趕到海裡。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國家裡，-一有什麼理由去審判他們，何況還是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這期間他們一直當老百姓，馬裡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沒做過什麼事，博爾希誠然是在奧地利的哥薩克輜重隊裡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裝部隊裡，而是在輜重隊的老人和婦女中間。）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們的司法中心，他們被控犯有；以顛覆工農蘇維埃政權為目的的行為；武裝侵入蘇維埃領土（就是說，當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國宣布為蘇維埃的時候，他們沒有立即離開這個國家）；幫助國際資產階級（他們夢裡也沒有見過這種東西）；在各種反革命政府任職（就是在他們一生從屬的那些將軍手下任職）。第五十八條的所有這些分條（l、2、4、13）都是屬於一九二六年，即國內戰爭結束後的六七年才通過的刑法典的內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經典的和喪儘天良的範例）此外法典第二條指明，它隻適用於在蘇俄領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國家安全機關的鐵手從歐亞所有國家裡把十足的非公民一個個地揪了出來。關於時效我們就更不用說了：關於時效有一條靈活規定，即它不適用於第五十八條（"為什麼要算老帳呀？……"），時效隻適用於那些消滅本國同胞比整個國內戰爭所消滅的多出許多倍的自己家裡培養的劊子手。馬裡尤什金對過去的事情總算還記得清楚，關於從諾沃羅西斯克撤退的詳細情形還能說得出來。但博爾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著說，他怎樣在盧賓卡慶祝了複活節：複活節前整整兩星期他隻吃半份口糧，把另一半留下來，逐漸用新鮮的倒換發硬的。就這樣為了開齋他積蓄了七份口糧，於是複活節他就大吃了三天。今天對他們起訴和審判--絲毫不證明以往他們有什麼罪行。這僅是蘇維埃國家的複仇行為：為了他們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曾反抗過共產主義，儘管從那時以來他們一直度著有家難歸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亞謝維奇上校不同於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無策的木乃伊。對於他來說，國內戰爭結束後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顯然並沒有結束。他通過什麼進行鬥爭，在何處和如何進行--他沒有講給我們聽。但是好像在監室他仍有繼續戰鬥的感覺。在我們大多數人腦子裡，概念混亂，視線模糊而歪曲，而他對周圍事物卻顯然有清楚明朗的觀點，由於具有明確的生活立場--他的身體也經常保持著壯健、彈性、活力。他的年紀已在六十以上，腦袋完全禿了，不剩下一根頭發，他熬過了偵查（像我們大家一樣正等待著判決），當然從哪裡都得不到幫助--卻保持著年輕的、甚至紅潤的皮膚，在全監室中隻他一個人做早操，在水龍頭下衝冷水（我們大家則舍不得浪費監獄配給口糧提供的熱量）。當板鋪間空出一條走道時，他就抓緊時間--在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來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輕的眼光好像透過牆壁望著獄外。我們大家都為我們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驚，他卻覺得周圍發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內--正因如此，他在監室中是完全孤獨的。我一年後才理解了他在監獄中的行為：我又回到布蒂爾卡，在七十個監室之中的一間裡我遇見了亞謝維奇的一些年輕的同案人，他們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張卷煙紙上印著他們整個集團的判決，不知何故卻落在他們手中。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亞謝維奇，給他的判決是--槍決。原來他從桌子到門之間來回踱步時，用那沒有衰老的眼光透過牆壁所看到的、所預見到的是這個呀！但是，忠於生活道路的毫不後悔的意識給了他以不尋常的力量。在流亡分子中間也有我的一個同齡人伊戈爾?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兩人都是衰弱的、乾枯的，灰黃色的皮膚包著骨頭（當真我們為什麼這樣垮了下來？我想是由於精神上的惘然失措）。兩個人都是瘦長條兒，在布蒂爾卡放風的院子裡，一陣夏風吹來就會搖晃，我們老是在一起邁著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談論我們生活的對比。我與他在同一年生於俄國的南方。當我們兩人還在吃奶的時候，命運之神就從他的破舊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給我，而給了他一根長的。於是他的小圓球兒就滾到了海外，雖然他的"白衛分子"父親隻是一個普通的貧窮的報務員。通過他的生活設想一下在國外的我這一代同胞的情況，使我感到強烈的興趣。儘管家庭收入頗為有限甚至十分拮據，他們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導下長大的。他們都受到完美的教育，並儘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機會。他們是在不知道恐懼和鎮壓的環境中成長的，雖然在他們還沒有壯大以前，各種白黨組織的某種權威的壓力曾經懸在他們頭上。他們長大了，但沒有染上那些籠罩整個歐洲青年的時代惡習（犯罪率高，生活態度輕率、無所用心、放蕩）--這是因為他們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滅的不幸的陰影下長大的。他們生長在不同國家，但是都把俄國當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國。他們的精神教育來自俄國文學，由於他們的祖國僅止於文學，文學的背後並不存在第一性的實體的祖國，因而更受他們珍愛。他們接觸的現代出版物比我們範圍廣泛得多，內容充實得多，而偏偏蘇聯的出版物他們見到的很少，他們對這個缺陷感覺得最尖銳，他們以為，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才不能理解關於蘇維埃俄國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而他們所獲知的都是歪曲、謊話、不完全。關於我們真實的生活他們隻有最貧乏的概念，但懷念祖國之情是那麼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對他們發出一聲召喚，他們便會紛紛加入紅軍，甚至會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來更為甜蜜。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歲的青年已經有了並堅持了某些與年老將軍和政治家們的意見不相符合的觀點。例如，伊戈爾的小組是"非預決派"。他們宣稱，沒有與祖國分擔過以往幾十年的全部複雜重負的人，對於俄國的前途便沒有任何決定權，甚至沒有提出任何建議的權利，隻能前去為人民所決定的東西貢獻力量。我們一起在板鋪上躺過了許多時間。我儘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這個會見向我揭示了（以後其他的會見也證實了）一個觀念，即內戰時期相當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從我國帶走了俄羅斯文化的一個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個真正熱愛俄羅斯文化的人都將力求使這兩個分支--本國的和國外的--重新結合起來。隻有那時，它才是完全的，隻有那時，它才能顯示出健康發展的能力。我幻想著活到這一天。人是軟弱的，軟弱的。歸根結底連我們中間最固執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寬恕，決意犧牲許多東西來換取一小塊生命。流行過這樣一個笑話："被告，你的最後陳述！""送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隻要那裡有蘇維埃政權！還有--陽光……"我們不會有失去蘇維埃政權的危險，倒是有失掉陽光的危險……。誰也不願意到最遠的北極地帶去，不願意去得壞血病，去得營養不良症。在監室裡不知為什麼特彆盛行關於阿爾泰的傳說。極少數以前去過那裡的人，尤其是沒有去過的人，把同監難友引入一場美夢：阿爾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亞的遼闊，又有溫和的氣候。小麥堆滿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嶺，羊群、野物、魚蝦。人煙茂盛的富裕的農村……囚犯們關於阿爾泰的憧憬--是否是舊時農民對它的憧憬的繼續？在阿爾泰曾經有過所謂內閣的土地，因為這個緣故，它與西伯利亞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對移民在長時間內是比較不開放的。--但農民們最向往的正是上那裡去（並且不斷地向那裡移居）這種持久的傳說是否由此而來的呢？啊，往這個安靜地方躲起來吧！聽聽雄雞在清新空氣中的清脆響亮的歌聲！撫摸撫摸善良嚴肅的馬勝！一切偉大的問題統統見鬼去吧，讓彆的什麼人，傻一點的人去為你們傷腦筋吧。躲開偵查員的罵娘和對你全部生活的厭人的盤詰，躲開監獄門鎖的響聲，躲開監室裡令人窒息的悶熱，在這裡好好休息休息。我們都隻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們卻作孽地把它塞到彆人的機槍下麵去，或者帶著它，帶著這純潔無暇的生命鑽到政治的肮臟垃圾堆裡去。那裡，在阿爾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邊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裡。不是為了檢樹枝，不是為了摘蘑菇，而是隨便往森林裡走走，摟住兩根樹乾：我的親愛的！我再也不需要什麼了！……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喚著人們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戰爭結束的春天！我們看到，數以百萬計的我們這樣的囚犯正流入監獄，還有大大超過此數的囚犯在勞改營中等著我們，取得空前偉大的世界性勝利之後，怎麼可能把那麼多的人留在監獄裡？現在把我們關著大概隻不過是嚇唬嚇唬，好使我們記得牢些吧。當然會頒布大赦，我們大家很快就會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賭咒發誓說，他親自在報上讀到過，斯大林回答美國記者（姓名嗎？--我記不得了……）時說，戰後我國將實行一次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大赦。偵查員也確實親自對什麼人說過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這些傳聞對偵查員是有利的，它們能夠削弱我們的意誌：算了，簽字吧，反正不會呆久的）。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我們中間少數頭腦清醒的人說什麼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從未對政治犯實行過大赦--而且永遠不會，我們聽不進去這類喪氣話。（一個熟知監牢掌故的眼線還跳出來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監獄都空了，在上麵掛起了白旗！"這種監獄上掛白旗的驚人景象--為什麼是白旗？--特彆使人動心。）我們沒有理會我們中間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釋：正是因為戰爭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幾百萬人才去蹲在這裡--前線再也不需要我們，對於後方，我們是危險分子，而在遙遠的建築工地上沒有我們連一塊磚也放不上去（我們心裡還有個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領會斯大林的縱然不是惡毒的，至少也是簡單的經濟上的打算！現在有誰在複員以後還願意拋棄家庭、房子，到那還沒有道路，還沒有房屋的科雷馬去，到沃爾庫塔去，到西伯利亞去？這已經幾乎是國家計委的一項任務：給內務部下達抓人的控製數字）。大赦！我們等待和渴望著的寬大、廣泛的大赦！據說，在英國甚至在加冕周年紀念都有大赦，就是說每一年都有大赦！在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周年紀念日曾經大赦了許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個世紀甚至超過一個世紀規模的勝利後，難道現在斯大林的政府還將這樣斤斤計較地記仇，還將對自己每個小小公民的每個差錯和失足那麼念念不忘嗎？……一個簡單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飽經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戰爭中的勝利而是戰爭中的失敗。勝利為政府所需要，失敗則為人民所需要。在勝利後還想勝利，在失敗後則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夠爭取自由。失敗之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難和災禍之為個彆的人所需要一樣：它們迫使他深化內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變得崇高。波爾塔瓦的勝利對俄國是一個不幸：它引起了兩個世紀的極大緊張、破壞、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戰爭。波爾塔瓦的失敗卻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願望後，瑞典人成了歐洲最繁榮昌盛和自由的民族。我們已經那麼習慣於為我們對拿破侖的勝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個情況：正是由於這個勝利，農民的解放才沒有早半個世紀發生（法國的占領對俄國並非一種現實的可能性）。而克裡米亞戰爭卻給我們帶來了自由。那年春天我們相信大赦--這毫不新鮮。你同老囚犯們談談就清楚：這種對仁慈的渴望和對仁慈的信仰從來沒有離開過監獄的灰色牆壁。十年接著十年，各種來源的囚犯總是期待、總是相信：要麼會有大赦，要麼會有新的法典，要麼會有對案件的普遍複查（而且傳聞總是得到機關的巧妙謹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個周年，列寧的紀念日和勝利紀念日，紅軍紀念日或巴黎公社紀念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每屆例會，每個五年計劃的結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會--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為期待著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們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來源之廣泛越是離奇荒唐，--他們也就越多產生對大赦的信仰，而不是頭腦清醒的估計。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與太陽相比。而太陽則同什麼都不能比較。同樣，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與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則同什麼都不能比較。一九四五年春天，每個新來的人一進監室，大家首先就問他聽到過什麼關於大赦的消息沒有？如果兩三個人拿著東西從監室被帶走--監室裡的行家們馬上對照他們的案情推斷說，他們的案情最輕，當然是帶去釋放的。這就開始了！在廁所裡，在洗澡房裡，在囚犯的郵局裡，我們的積極分子到處找尋大赦的痕和記載。突然，在布蒂爾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裡，我們於七月初讀到了用肥皂在比人頭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磚上寫的預言（說明是站在彆人肩上寫的，免得很快被擦掉）："烏拉！！！七月十七日大赦！"我們是多麼興高采烈呀！（如果他們不確實知道，就不會寫出來！）心臟、脈搏、血液，在歡樂的衝擊下都停了下來，牢門快打開了……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七月中旬，我們監室中的一個老頭兒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掃廁所，在那裡，看守同情地望著他的一頭白發，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場他未必敢說）問他："老爺子，犯的是哪一條？"家裡老少三代為他哭泣的老頭兒心裡一陣高興："五十八條。"看守歎口氣說："不在裡麵。"瞎說--監室裡一致斷定--這個看守根本沒有水平。在這監室裡有一個年輕的基輔人瓦連金（姓不記得了），他有著一對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偵查把他嚇得魂飛魄散。他無疑是一個預見者，這個本領也許隻是在當時的興奮狀態下產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監室裡走一圈，指指這個指指那個：今天你和你將被帶走，我夢見了。果然他們給帶走了！正是他們！話又說回來，囚犯的心靈是那麼傾向於神秘主義，以至見到預言的應驗幾乎不覺得奇怪。七月二十七日瓦連金走到我身邊說："亞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著向我講了一個帶有監獄夢境一切特征的夢：混濁的小河上架著一座小橋，十字架。我開始收拾起東西，真地沒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後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監室以熱鬨的良好祝願歡送我們，許多人擔保說，我們準是給帶去釋放的（從對我們的輕微案情進行比較後得出的結論）。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這個，不允許自己相信，你可以說幾句笑話擋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熱不過的一把火紅的鐵鉗突然夾緊你的心：要是真的呢？……從不同的監室裡提出來二十來個人，起先把我們帶進洗澡房（在每個生活的轉折點上囚犯首先應當經過洗澡房）。在那裡我們有一個半小時光景的時間去猜測和思考。然後，熱出了一身大汗、遍體感到舒服的我們--被帶過布蒂爾卡內院的一個蒼翠的小花園，那裡的鳥兒（多半隻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們的耳鼓，樹木綠得使不習慣的眼睛感到難以忍受地鮮明。我的眼睛從來沒有像在那個春天裡那樣強烈地感受到樹葉的綠色！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看到過比布蒂爾卡小花園更接近於天堂的東西，而沿瀝青小道走過這個花園從來也沒有超過三十秒鐘！把我們帶到了布蒂爾卡"車站"（接收和發送囚犯的地方；名稱很中肯，而且那裡的主要前廳頗像一個不錯的候車室），趕進了一間寬敞的大隔離室。裡麵光線半明半暗，有清潔的新鮮空氣：它唯～的一扇小窗開得很高，不帶籠口。它就向著那個陽光明媚的小花園開著，經過打開的氣窗，卿卿喳喳的鳥叫聲使我們耳朵發聾，一根碧綠的樹枝在氣窗孔裡晃動，給我們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這樣好的隔離室我們從來還沒有蹲過！--這不會是偶然的：）我們大家都是屬於特彆庭管轄的。如此說來，我們的案子全是區區小事。三個小時誰也沒有來管我們，誰也沒有來開門。我們在隔離室裡走來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磚砌麵的長椅上坐下來。而樹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發了狂似地對叫著。突然，門轟隆一聲打開了，傳喚我們中間一個三十五歲上下的安靜的會計出去。他走了出去，門又鎖上。我們更加起勁地在我們的匣子裡來回走動，像熱鍋上的螞蟻。又是開門的響聲，傳走了另一個，送回原來那個。我們向他擁過去。但這已經不是他了！他臉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睜開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他恍惚地在隔離室的光滑地板上搖搖晃晃地移動。他受到腦震蕩嗎？他被燙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嗎？"什麼？什麼？"--我們屏息地問（如果他不是剛坐過了電椅，那至少已經向他宣布了死刑判決）。他用宣告宇宙末日來臨的那種聲調擠出了兩個字："五！！年！！！"門又響了--回來得那麼快，好像上廁所去解了個小手。這個人喜氣洋洋地回來了。顯然是把他釋放了。我們懷著失而複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問："怎樣？怎樣？"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過氣來："十五年！"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難以馬上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