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放風回到監室，每次都等於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們的宏偉壯麗的監室裡，在放風以後空氣也變得好象沉悶起來。要是在放風後能稍稍吃點東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這事！如果什麼人接到外麵送進來的牢飯，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時候地攤在麵前並動嘴吃起來，那他就要倒黴。沒有關係，磨練一下自製力吧！如果哪本書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講起吃食來--趕快把這本書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訶夫--也扔掉！--講吃講得太多了！"他不想吃東西，但他還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還唱了啤酒。"讀點精神方麵的東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正是囚犯們該讀的！但是對不起，這是他寫的吧："孩子們挨著餓，已經有好幾天他們除了麵包和臘腸外什麼都沒有見到。"盧賓卡的圖書館是它的光彩。誠然。圖書館女管理員叫人惡心--一個淡黃頭發的身材稍具馬形的女郎，她儘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臉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動的假麵具，嘴唇是紫的，而拔過的眉毛則是黑顏色的（一般說，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現一個俊俏姑娘，我們就會愉快些--也許盧賓卡的長官已經考慮到了這一切？）。真是好極了：她每十天一次來取書的時候，還聽取我們的預約！--帶著那種沒人味的盧賓卡的機械性聽著，你弄不清楚--她聽到這些作者名字沒有？聽到這些書名沒有？甚至不知道，她聽見我們的話沒有？走了。我們經曆了幾小時又不安又高興的時刻。他們在這幾小時內一頁頁地翻閱和檢查我們交出的書：找尋我們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製孔或圈點（有這樣的獄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歡的地方劃上記號。我們忐忑不安，雖然我們並沒有乾這種事，可是突然會來人說，發現了圈點。而且他們總是對的，而且總是不需要有什麼證據的，於是我們就會被剝奪三個月的讀書權，弄不好全監室還會轉入禁閉待遇。這是我們還沒有掉進勞改營的深坑以前，在獄中度過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沒有書看，真是太遺憾了！是呀，我們不僅是擔心，我們心裡還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時候發出一封情書後等待著回答：會不會有回答？將是什麼樣的回答？最後，書來了，它們決定著以後十天的日子如何過：是把更多的勁使在讀書上，還是因為送來了一堆無聊的東西，我們多談談話。監室裡有多少人就給送來多少本書--這是切麵包人的計算法而不是圖書館管理員的計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監室就占便宜了。有時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來我們預約的書！但即使把預約置之不顧，結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為大盧賓卡的圖書館本身就是稀見之珍。它的館藏大約是沒收來的私人藏書；它們的收藏者已經見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國家安全機關挨個地檢查和閹割國內所有圖書館，一連搞了幾十年，可是卻忘了翻翻自己的懷裡--所以在這裡，在這個老窩裡，倒可讀到紮米亞金、皮利尼亞克、潘捷列伊蒙?羅曼諾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開玩笑說：我們被稱作死人，所以才讓看禁書。我則想，盧賓卡的圖書館管理員根本不懂得給我們看的是些什麼東西--懶惰加無知）。午飯前的這幾小時讀得特彆起勁。但書裡的一句話就足以使你跳起來，把你從窗口趕到（邊，從門邊趕到窗口。想告訴彆人你讀到的內容和你的看法，於是爭論就開始了。這正是想尖銳地爭論的時候！我們常常同尤裡?葉夫圖霍維奇發生爭論。我們五個人被轉移到宮殿般的五十三號的那個三月的早晨，我們屋裡送進了第六個人。他進來了--像一個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沒有聲音。他進來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門框上。監室裡的燈已經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來的人並不睜大眼睛，他眯著眼。他沉默著。看他軍衣和褲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當成蘇聯軍人，又不能當成德國軍人，也不能當成波蘭或英國軍人。臉型是長的，很少俄國氣質。瞧他有多麼瘦呀！因為消瘦看上去很高。我們用俄語問他--他不作聲。蘇濟用德語問他--他也不作聲。法斯堅科用法語、英語問他--他還是不作聲。隻是逐漸地在他那疲憊不堪的發黃的沒有生氣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這樣的笑容！"人們"……他微弱地說出這個字，像是從昏迷中剛剛蘇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著槍決。他伸出了一隻軟弱枯瘦的手。手裡拿著一個破布小包袱。我們的"耳目"已經明白這是什麼東西，就奔過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開--那裡有二百克的清淡煙葉，馬上給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煙卷。這樣，尤裡?尼古拉耶維奇?葉夫圖霍維奇蹲過了三星期的地下隔離室後，出現在我們麵前。從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衝突時期起，國內流行著一支歌曲："挺起鋼鐵般的胸膛把敵人掃蕩，二十七師守衛著邊防！"國內戰爭時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師炮兵團長是前沙皇軍官尼古拉?葉夫圖霍維奇（我記起了這個姓名，我在我們的炮兵教科書的作者中看到過它）。他同形影不離的妻子坐在宿營車裡越過伏爾加和烏拉爾，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在這個宿營車裡，他的兒子尤裡，生於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齡人，度過了自己最初的幾年。從那遙遠的時候起，他的父親在列寧格勒定居下來，在軍事學院教書，生活條件優裕，又有名氣，兒子也在指揮人員學校畢丁業。芬蘭戰爭時期，尤裡爭著要去為祖國打仗，但父親的朋友們把他安插在集團軍司令部裡當副官。尤裡儘管沒有爬向芬蘭的地堡群、沒有在偵察中陷入包圍、沒有在狙擊手的子彈下趴在雪地裡挨凍，但紅旗勳章--不是彆的什麼東西！--端端正正地彆到了他的製服上。他就這樣結束了芬蘭戰爭，認為它是正義的，認為自己也在戰爭中出了力。但是，在下一個戰爭中他就沒能這麼順利了。尤裡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讓他穿上被俘德國軍官的製服，帶上他的證件，派去進行偵察。他完成了任務，為返回部隊而換上了蘇軍製服（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可這時自己又當了德軍的俘虜。他被送到了維爾紐斯郊區的軍官集中營。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個對他整個的人--他的命運，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決定作用的事件。這個集中營裡的兩年生活使尤裡裡裡外外變了樣。這個集中營的實況，既不能用現成字眼編造，也不能用三段論法搪塞-一在這個集中營裡是應當死去的，如果沒有死，就應當從中做出結論。可以活下來的有營警--從俘虜中選任的營內警察。當然尤裡沒有去當營警。活下來的還有炊事員。翻譯員也能活下來--德方搜羅這類人才。尤裡的德語說得很好，但他沒有露底。他懂得，當翻譯就不得不出賣自己人。還可以去乾挖墳的活兒來延緩自己的死亡，但那裡用的是比他更結實更靈活的人。尤裡自稱是個美術家。確實，在他的多方麵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繪畫課。尤裡油畫畫得不壞，隻是因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親，他才沒有進美術專科學校。在工棚裡撥給了他與另一個老年畫家（可惜不記得姓名）一個小單間，在那裡，尤裡為德國管理人員無償地畫畫--"尼祿的盛宴"、"埃爾弗神的環舞"，給他送來吃的作為酬勞。被俘軍官們從早上六點鐘起就帶著小飯鍋站隊等候領取一碗渾湯，營警用棍棒打他們，廚子用長柄勺子打他們--而這碗渾湯是不足以維持人的生命的。尤裡從他們那個小單間的窗裡每天黃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畫筆應當描繪的唯一的畫麵：傍晚的薄霧籠罩在沼澤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帶刺的鐵絲網圍起來，上麵燃著許多篝火，篝火周圍--過去是俄國軍官現在是野獸的生物們在啃著死馬骨頭，烤著土豆皮做的餅子，拿馬糞當煙抽，被虱子咬得不斷地扭動身子。這些兩足動物還沒有都死光。他們也還沒有都失掉了講話的能力，從篝火的深紅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為時已晚的徹悟怎樣透過他們那些向著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臉。難咽的苦水！尤裡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對他已無足珍惜。他不是一個輕易同意忘卻的人。不，他僥幸活下來了-一他就應當作出結論。他們已經知道，各國俘虜中隻有蘇聯俘虜這樣活著，這樣死去，--誰也沒有比蘇聯俘虜遭遇更壞的，問題並不在於德國人，或者不光是在於德國人。甚至波蘭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說英國人、挪威人了--他們身邊堆滿了國際紅十字會寄來的東西、家裡寄來的東西，他們乾脆不去領取德國的口糧。在幾個集中營挨著的地方，盟軍戰俘出於善心把施舍物扔過鐵絲網送給我們的人，我們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撲去搶骨頭。俄國人撐持了整個戰爭--而俄國人卻得到這種命運。為什麼會這樣？從不同的方麵逐漸地得到了解釋：蘇聯不承認舊俄在海牙戰俘公約上的簽字，那就是說，在戰俘待遇方麵不承擔任何義務，也不要求保護被俘的本國人。蘇聯不承認國際紅十字會。蘇聯不承認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們當了俘虜後給予支持，對蘇聯沒有什麼好處。於是，熱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齡人的心冷下來了。在工棚的小屋子裡，他同那老年畫家交鋒、爭吵（尤裡很難理解，進行抵抗，而老頭兒則一層一層地揭開）。這是怎麼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個人帳上、算在他那兩隻短手的帳上不太多了嗎？結論隻做一半--等於沒有做。那其餘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麵的、祖國各地的--總的說祖國允許用她的名義講話的那些人們呢？如果母親把我們賣給了吉普賽人，或者更壞些，扔給了野狗，那該怎麼辦才對呢？難道依然把她當母親嗎？如果妻子上窯子去賣淫--難道我們還忠貞不渝地同她結合在一起嗎？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國--難道這還是祖國嗎？……尤裡徹頭徹尾地變了！他曾非常欽佩父親--而現在卻詛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親實質上背叛了自己對培育了他的那個軍隊的誓詞，--背叛了，為了去建立現在這個出賣了自己士兵的製度。尤裡為什麼要以誓詞同這個出賣人的製度相聯係呢？當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羅斯"兵團"的招募人員到集中營來的時候，--有的人為了免於餓死應募去了，而葉夫圖霍維奇則是抱著堅定的決心和明確的認識去的。但他在，團裡沒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現在已經不隱瞞他通曉德語了，不久來了一個頭頭--一個奉命建立一所軍事間諜速成學校的家住卡塞爾市郊的德國人，任用了尤裡為自己的主要助手。這樣就開始了尤裡未預見到的墮落，開始違背初衷。尤裡滿懷解放祖國的熱望--卻被派去訓練間諜--德國人有自己的計劃。而界限在什麼地方呢？……到哪兒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裡成了德軍的中尉。他現在穿著德國製服在德國往來，他到過柏林，訪問過俄國的流亡者，讀到了從前讀不到的布寧、納博科夫、阿爾丹諾夫、安菲捷阿特羅夫的作品……尤裡滿以為所有這些人的作品、滿以為布寧的作品每頁都是俄羅斯今日的創傷。但他們是怎麼啦？他們把自己享有的無可估價的自由浪費到什麼上頭了？又是女人的肉體、情欲的爆發、落日的餘輝、貴族頭部的美、陳年的笑話。看他們寫出的東西，好象俄國從未發生過革命或者他們太沒有能力談這件事。他們讓俄國的青年們自己去找尋生活的方位。尤裡就這樣上下求索，急於看到，急於知道，同時照俄國的老傳統越來越經常越來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他們的間諜學校是怎麼回事呢？當然根本不能算個正式的間諜學校。在六個月裡隻能教會學員跳傘技術、爆破作業和使用電台。對他們也並不太相信。把他們派遣出去是為了張揚對俄國人的信任。而對於那些奄奄待斃無人問津的俄國戰俘來說，這些學校，照尤裡的意見，倒是一條很好的出路：小夥子們在這裡可以吃飽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裡還裝滿蘇聯貨幣。學員們（以及教員們）做出一切將如此這般的樣子：他們將在蘇聯後方製探情報，炸毀指定目標，用無線電密碼進行聯係，然後回來。而他們經過一下這個學校隻是為了逃脫死亡和俘虜生活，他們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線向自己人開槍作為代價。我們的偵查機關當然不接受這種理由。有了大寫字母罪名的家屬在蘇聯後方本來就活得夠好，他們還有什麼權利想活下去呢？這些小夥子不肯拿起德國卡賓槍這個事實，也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意義。他們玩的一場間諜遊戲，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條6，還加上進行破壞的圖謀。這就是說：一直關到斷氣。他們通過戰線之後，他們的自由選擇就取決於他們的習性與認識。梯思梯和無線電台，他們全都馬上扔掉。不同的隻是：立即就向當局投誠（像我在集團軍反間諜機關裡所見到的那個翹鼻頭的"間諜"那樣），或者先用白得的錢來吃喝玩樂一番。隻是誰也沒有經過戰線再回到德國人那裡去。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個勇敢的小夥子回來了，並報告說任務已經完成（你去核實吧！）。這是不尋常的。頭頭確信他是"死滅爾施"打發回來的，決定把他斃了。（忠於職守的間諜的命運！）但尤裡堅持說，相反地應當獎勵他並在學員麵前抬高他的地位。歸來的間諜請尤裡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臉通紅，隔著桌子彎過身來向他吐露了真情："尤裡?尼古拉耶維奇！蘇聯指揮部答應原諒您，如果您自己馬上投到我們那邊去、"尤裡渾身戰栗起來。一股暖流化開了已經硬如鐵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國？該詛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麼親愛的祖國呀！原諒？還可以回到家裡去？漫步石島大街"？這有什麼奇怪，我們畢竟是俄國人呀！你們原諒我們，我們回去，而且還將是了不起的好人！……離開集中營後的一年半沒有給尤裡帶來幸福。他沒有後悔。但也沒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樣惶惶不可終目的俄國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時候，清楚地感到：腳底下沒有支撐地方，反正這不是正經生活。德國人按自己的目的隨意支使他們。現在，當德國人顯然已經打輸了戰爭的時候，正好尤裡有了一條出路；頭頭喜歡他，曾吐露真情說，在西班牙他有一個留做退路的莊園，帝國完蛋時兩人可以一起躲到那裡去。可是桌對麵坐著一個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腦袋地向他進行勸誘："尤裡?尼古拉耶維奇！蘇聯指揮部重視您的經驗和知識，想通過您學習德國情報機關的組織經驗……"葉夫圖霍維奇猶豫不決了兩個星期。但當蘇軍在維斯拉河彼岸發動進攻時，在把學校撤退到後方的途中，他下令隊伍拐進一個僻靜的波蘭小莊園，在那裡叫全校站隊集合，他宣布："我決定投到蘇聯方麵，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於是這些又可憐又可笑的乳臭未乾的間諜們，一小時以前還裝作忠於德意誌帝國的樣子，現在興高采烈地歡呼起來"烏拉！我們一起去！"（他們向著自己未來的苦役喊"烏拉！"……）於是，他們的間諜學校便全體隱藏起來，直到蘇軍坦克的到來，然後是"死滅爾施"的到來。尤裡再也沒有看見自己的夥伴們。把他單獨隔離，要他在十天之內把學校的全部曆史、教學大綱、破壞任務都寫出來，而他也真的以為是需要"他的經驗和知識……"甚至已經討論了回家探望親人的問題。隻是在盧賓卡他才明白過來：甚至在薩拉曼卡，離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現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槍決或者怎麼也不會少於二十年。祖國的炊煙對於人的誘惑就是這樣不可抗拒。牙齒的神經沒有殺死以前，總會有感覺，大約我們在吞下砒霜以前也總會響應祖國的召喚。為了治這個毛病，《奧德賽》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種蓮子……尤裡在我們的監室裡總共隻住了三個星期。在這三個星期裡我們一直同他爭論。我說我們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義的，可怕的隻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帶著遺憾的神色瞧著我，抿了抿神經質的嘴唇說：在著手去搞革命以前，先應當在國內把臭蟲弄乾淨！（他與法斯堅科殊途，但在某一點上卻奇怪地同歸了）。我說，在很長時期內我國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懷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他說--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結的瓜，從一開頭就是（至於說斯大林是個匪徒，我與他沒有分歧）。我推崇高爾基：多麼聰明的人！多麼正確的觀點！多麼偉大的藝術家！他反駁說：一個渺小的乏味透頂的人物！虛構出一個自我，又為自我虛構出一些英雄，所有的書也都是徹頭徹尾的臆造。列夫?托爾斯泰--才真是我們的文學之王！由於這些每日的爭論，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爭論，我同他沒有能夠進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於彼此的理解。他被從我們監室帶走了，從那個時候起，不管我打聽了多少次，也沒有聽說誰在布蒂爾卡同他一起坐過車，誰在遞解站看見過他。連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們也都無影無蹤地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多半是進了土，有些人至今還領不到離開北方荒僻地區的許可證。尤裡?葉夫圖霍維奇的命運在他們中間也不是平常的。這裡和下麵的"弗拉索夫分子"這個詞，是在它在蘇聯語言中出現和確立時就具有的那種模糊的但牢固的含義上使用的，對它無法加以準確地定義，尋找這個定義對於非官方人士是危險的，對於官方人士是不宜的："弗拉索夫分子"一般是指在這場戰爭中拿著武器站到敵人方麵去的蘇聯人。還需要歲月和著作，以便能對這個概念加以分析，劃分出不同的類彆，那時剩下將是本來意義上的"弗拉索夫分子"--即弗拉索夫將軍自被德國俘虜並使反布爾什維克運動冠以自己的名字之時起的擁護者或下屬。在戰爭的某些月份，這類擁護者總共不過數百人，而具有統一指揮係統的弗拉索夫軍本身實質上並未來得及建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德國人搞了一場宣傳把戲：發表了在斯摩棱斯克舉行了（從來沒有舉行過的）"俄國委員會""成立會議"的消息，它似乎是想成為類似俄國政府的東西，又好象不是，消息說得含混不清，--隻把弗拉索夫中將和馬雷什金少將的姓名拿了出來。德國人自然可以玩這樣的遊戲：先宣布，然後取消，然後作出與此相反的行動，--但是傳單從飛機上飄下來了，落在我們前方的地麵上了，落在我們的記憶中了--－"弗拉索夫的"委員會自然就帶上了一個運動的概念，一支武裝力量的概念，而當德軍中開始出現拿著武器的我國同胞--俄國的或者民族的部隊時，我們唯一知道的那個詞"弗拉索夫分子"就貼到了他們頭上，我們的政治指導員們並不阻止我們這樣做。整個運動就這樣假借地但牢固地和弗拉索夫的姓名聯在一道了。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祖國的這類武裝的我國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不少於八十萬蘇聯公民加入了以反對蘇維埃國家為目的的戰鬥組織"--一位研究者（Thorwaid--"Wensieverderbenwoiien"，Stuttgart，一九五二）提供的材料說。另一些人的估計也大致相同（如SvenSteenberg－"Wiassow－VerrateroderPatriot？"－Koin，一九六八）。判明準確數字的困難，部分是因為德國行政當局和軍事指揮部門的各派之間有鬥爭，對戰爭進程抱現實主義態度的下層機構要求縮小這個數字，免得上層對反布爾什維克卻非親德的勢力的增長而感到害怕。所有這些都是一九四四年末組建獨立的"俄國解放軍"之前很久很久的事。盧賓卡吃午飯的時刻終於來到了。老早我們就聽見走廊裡盤碗叮鐺的快樂音響，然後，像在飯館似地用托盤端著給每人送來兩個鋁盤子（不是缽子）：一勺湯和一勺稀極的無油粥。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狀態中，受偵查的人什麼也咽不下去，有的幾晝夜不碰麵包，不知該把它往哪裡放。但漸漸地恢複了胃口，然後是經常的饑餓狀態，甚至達到貪饞的程度。以後，如果你能克製自己，胃就縮小了，適應於少食--這裡的可憐的飲食甚至成為恰到好處。為此需要進行自我教育，丟掉斜視多吃一點的人的習慣，絕對不搞孕育著危險後果的那種獄中的精神會餐。儘可能地上升到高級領域去。在盧賓卡這點比較容易做到，因為允許午飯後躺兩小時--這也是極妙的療養院規則。我們背向門上的旋轉口躺著，裝樣子放上一本打開的書，便打起盹來。睡覺本來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動的書本，但在這兩小時內通常不敲門。（這種人道態度的原因是，不該睡覺的人在這時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審訊。對於不肯在筆錄上簽名的頑固分子，這種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強烈的對比：受審訊回來，而這裡午睡時間已經結束。）睡眠--這是克服饑餓和憂愁的良藥：機體也不消耗熱量，腦子也不再反複思考你犯下的錯誤。隨即就來了晚飯--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於把一切贈賜在你麵前擺出來。現在，熄燈前的五六個小時，你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放進嘴裡去，但這已經不可怕了，晚上易於習慣不想吃東西--軍事醫學上早就知道這一條，在後備團裡晚上也是不開價的。隨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時間，這個時刻你多半已經戰栗地等待了一整天。整個世界一下子變得多麼輕鬆了呀！世界上一切大問題一下子變得單純起來了--你感覺到了嗎？輕飄飄的盧賓卡的黃昏啊！（不過，隻有你不等待著夜間提審的時候，它才是輕飄的。）輕飄飄的肉體，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滿足到使靈魂感覺不到它的壓迫的程度。多麼輕鬆自由的思想呀！我們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巔，這裡，真理從火焰中向我們顯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這種境界呢："我要活，為了思索和受難！"我們正是在受難，在思索，我們的生活中再沒有彆的東西。而抵達這個理想境界卻原來是那麼容易啊……我們當然在晚上也爭論，丟下同蘇濟的棋局，扔下書籍。衝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為問題都是爆炸性的，例如--關於戰爭的結局。瞧，看守不說話、沒有表情地走了進來，放下了窗上的藍色偽裝簾子。現在，在第二層簾子的後麵，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禮炮來。我們既看不見禮花齊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歐洲地圖，但試圖在腦子裡繪出一幅詳圖並猜測哪些城市已經拿下。這些禮炮特彆使尤裡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喚命運來改正他所犯下的錯誤，他堅持說戰爭決不是正在結束，現在紅軍馬上就要和英美軍互相衝突，隻有那時才開始真正的戰爭。監室裡的人對這種預言非常感興趣。結局是什麼呢？尤裡擔保說，結局是紅軍輕而易舉地被擊潰（它意味著我們被解放？或被槍斃？）。我對此堅決不同意，於是我們就特彆激烈地爭論起來。他的理由--我們的軍隊已經疲憊不堪、失血過多、裝備不良，而主要的是，對盟軍作戰已經不會那樣堅決。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隊為例堅持說，與其說軍隊已疲憊不堪，不如說它已積累起了經驗，現在是又強大又凶猛，因而在這種場合會比打德國人還要乾脆地把盟軍打個落花流水。"永遠不會！"尤裡喊起來（但用低嗓門）。"那麼阿登呢？"我也喊起來（低嗓門）。法斯堅科插了進來並嘲笑我們，說我們兩人都不理解西方，現在根本沒有什麼人能夠迫使盟軍對我們作戰。但晚上畢竟不那麼想爭論，倒想聽點什麼有趣的東西，甚至調和的東西，大家和睦地說說話。監獄中最心愛的話題之一，就是談論監獄的傳統，談論以前是怎麼坐牢的。我們有法斯堅科，因此我們聽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們感動的是，從前當政治犯是一種驕傲，不僅真的親屬不和他們脫離關係，而且還有一些素不相識的姑娘裝作未婚妻前來探監。從前那種每逢節日給囚犯們送物品的普遍傳統呢？在俄國，不先給無名囚犯們送點東西去供他們共同享用，哪家也不會開齋。送會聖誕節的火腿、大餡餅、烤餅、甜麵包。一個貧窮的老太婆也會拿去十個上色的雞蛋，她的心裡才覺得鬆快。這種俄羅斯的仁慈之心丟到哪裡去了呢？它被自覺性所代替了！我們的人民被嚇得那麼厲害，那麼不可救藥，已經不會關心那些受苦受難的人。現在這已經成為奇聞。現在你要在某個機關裡建議為本地監獄的犯人舉辦一次節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將會被認為幾乎是反蘇的暴動！瞧我們野獸化到了什麼程度！這些節日禮物對囚犯們意味著什麼呀！難道這隻是美味的食物嗎？它們使人感到溫暖，感到外麵在想著你，關心你。法斯堅科告訴我們，在蘇維埃時期也存在過一個政治紅十學會，--對這件事，我們不是不相信他說的話，而是有點難以設想。他說，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國去，在那裡募錢（在我們這裡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後在國內購買食品送給沒有親屬的政治犯。給一切政治犯嗎？馬上說明白：不是，不結反革命分子（譬如，這意思就是不給工程師們，不給牧師們），而隻給過去的政黨的成員。原來如此，那就乾脆直說吧！……不過，政治紅十字會的成員，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個個給關進去了……晚上不等待審訊時還有一個樂意談的題目--關於釋放。是呀，據說，竟有釋放犯人這等怪事。澤一夫拿著東西從我們這裡給帶走了--說不定是釋放？偵查不可能終結得這麼快。（過了十天，他又回來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來他在那裡很快就簽了名，於是又把他送回這裡）喂，聽著，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說你的案子是雞毛蒜皮嗎？--一定要上我老婆那裡去一趟，見到以後，讓她在送來的牢飯裡頭做個暗號，譬如說放上兩個蘋果……--現在蘋果哪裡也沒有--那就三個麵包圈吧--說不定在莫斯科麵包圈也買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個土豆（這樣約定好了。後來果真叫H拿著東西走了，而M也在牢飯裡頭得到了四個土豆。驚人！絕妙！他被釋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嚴重得多--那末說我也可能快了？……實際上隻不過是第五個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裡，而H已經被關在輪船的底艙裡運往科雷馬去了）。我們就這樣東拉西扯地閒聊，回憶某件可笑的事情--在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裡的，完全不是你經驗範圍內的有意思的人中間，你感到又愉快又愜意--而與此同時，已經度過了不聲不響的晚點名，眼鏡也收去了--電燈眨了三次服。這就是說--過五分鐘就到睡覺時間！趕快，趕快，鑽進被子！好像在前線，不知道炮彈會不會馬上、一分鐘之後將狂風暴雨般地落在你身邊一樣--我OJ在這裡也不能預料自己是否麵！閒著一個決定命運的審訊之夜。我們躺下，把一隻手放在被子上麵，我們努力把各種念頭從腦子裡趕出去。睡覺！在四月的一個晚上，在我們送走了葉夫圖霍維奇以後不久，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門鎖響了。心收縮了起來：叫誰呀？現在看守就會用噝噝的聲音傳呼："C開頭的！"，"3開頭的！"。可是看守沒有發出噝聲。門打開了。我們抬起頭。門旁站著一個新來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著一身簡陋的藍色衣服，戴著一頂藍色的鴨舌帽。他沒有任何東西。他仍然若失地環視四周。他不安地問："哪一號監室？""五十三號。"他戰栗了一下。我們問："從外麵來？"他痛苦地搖搖頭說："不--是……""什麼時候被捕的？""昨天早上。"我們哈哈大笑起來。他有著一張稍帶傻氣的、很柔和的麵孔，眉毛幾乎完全是白的。"為了什麼？"（這是一個不誠實的問題，不能期待對它作出回答。）"不知道……就這樣，為了點小事……"人人都這樣回答，人人都是為了點小事坐牢。特彆是受偵查人本人總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那究竟為了什麼？""我。……寫了個號召書。致俄國人民的。""什--麼？？？"（這樣的"小事"我們從來還沒有碰到過！）"會槍斃嗎？"--他的臉拉長了。他拿住那一直沒有脫下的鴨舌帽簷揪來揪去。我們安慰說；"大概不會吧；現在誰也不槍斃。十年是準的。"我們那位忠於階級原則的社會民主黨人問他："你是工人？職員？""工人。"法斯堅科伸出了一隻手，勝利地對我感歎說："瞧見了吧，工人階級的情緒！"說完便回過身去睡了，以為到此為止再也沒有什麼可聽的了。但他錯了。"怎麼會這樣--無緣無故來個號召書？用誰的名義？""用我自己的名義。""你是什麼人呀？"新來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後說："米哈伊爾皇帝。"好像一粒火星燒穿了我們的皮肉。我們在床上坐起身來，仔細瞧瞧。他那靦腆的瘦臉絲毫也不像米哈伊爾?羅曼諾夫。年齡也……"明天再說，明天再說，睡覺吧！"--蘇濟嚴厲地說。我們朦朧入睡了，預感到明天早上吃乾糧前的兩小時是不會寂寞的。給皇上也拿進了一張床和被褥，於是他便悄悄地在馬桶近旁躺下了。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車司機彆洛夫家裡，進來了一個長著淡褐色胡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頭兒，對司機的篤信上帝的妻子說："佩拉格婭！你有個一歲的兒子。為上帝好好保護他。時間一到，我會再來。"說完就走了。這個老頭是誰--佩拉格婭不知道，但他說得那麼清楚，那麼威嚴，他的話征服了母親的心。於是她對這個孩子疼得比保護眼睛還厲害。維克多長成了一個安靜的、聽話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見天使和聖母的幻影。後來少了些。老頭兒再也沒有出現。維克多學會了開汽車，一九三六年他應征入伍，分配到比羅比詹，在汽車連服役。他完全不是一個放肆的人，也許正是這種不像司機的文靜性格把一個在部隊裡當雇員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擋了追求這個姑娘的自己排長的道。在這個時候，布柳赫爾元帥前來視察他們的演習，他的司機忽然得了重病。布柳赫爾命令汽車連長給他派去一個連裡最好的司機，連長把排長叫來，這個排長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敵彆洛夫塞給元帥（在軍隊裡常常這樣：提拔的並不是有條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況彆洛夫是一個不喝酒的、乾活賣力的人，不會捅漏子的。彆洛夫中了布柳赫爾的意，便留在他那裡了。不久，布柳赫爾被像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這個辦法在逮捕前把布柳赫爾和聽他話的遠東地區分開了），他把自己的司機也帶到了那裡。彆洛夫失去了頭頭以後，進了克裡姆林宮的汽車隊，有時給米哈伊洛夫（共青團）開車，有時給洛佐夫斯基開車，還給什麼人開過，最後是給赫魯曉夫開車。在這裡彆洛夫看夠了（給我們講了好多）那些宴會、風習、警戒措施。作為普通的莫斯科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在工會大廈旁聽過對布哈林的審判。說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隻對赫魯曉夫一個表示了一點好感：隻有在他家裡，讓司機與全家同桌吃飯，而不是在廚房裡單獨吃；在那些年代隻有在他家裡還保留了工人的樸實作風。樂觀愉快的赫魯曉夫也喜歡上了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一九三八年調到烏克蘭去的時候很想帶他一起走。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早知這樣一輩子也不會離開赫魯曉夫。"但有點什麼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來。在一九四一年，戰爭快開始的時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間斷，他不在政府汽車隊裡工作了。於是兵役局馬上把他這個失去後台的人征召入伍。他由於體質弱沒有上前線，而分到了工人營--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裡挖掘戰壕，修築道路。在最近幾年無憂無慮的溫飽生活後--這日子使他簡直吃不消。他嘗夠了窮困和痛苦，他在周圍看到，人民在戰爭發生前不僅沒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窮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這裡又找到了差事：給謝爾巴科夫開車，後來給石油人民委員謝金開車。但謝金侵吞了公款（總共三千五百萬）被悄悄地撤了，而彆洛夫不知什麼原因又失去了在領導人身邊的工作。於是他就上汽車場當司機，空閒的時間在莫斯科與紅巴赫拉之間撈點外快。但他的思想已經在考慮彆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親那裡，一天她正洗著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龍頭那裡接水。這時，門開了，屋裡走進一個長著白胡須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頭。他對著聖像劃了十字，威嚴地看了彆洛夫一眼說："你好，米哈伊爾，上帝祝福你。"彆洛夫回答："我是維克多。"老頭兒堅持說："你將成為米哈伊爾--神聖俄羅斯的皇帝！"這時母親送來了，一見就嚇軟了，把桶裡的水濺了一地：這就是那個二十七年前來過的老頭兒，須發白了，但正是他。老頭兒說："讓上帝保佑你吧，佩拉格婭，你把兒子保全了。"說畢就同未來的皇帝撇?９9ｌｉｂ.開旁人去密談，像總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樣。他告訴這個驚震不已的年輕人說，一九五三年將要改朝換代，他將成為全俄羅斯的皇帝。（所以五十三號監獄那麼使他吃驚！）為此在一九四八年應當開始積聚力量。老頭子沒有接著教他怎樣積聚力量就走了，而維克多也沒有來得及問。現在已經沒有安生日子過了！換個彆人也許早就丟開了這種力不勝任的意圖，但恰好維克多在那種地方，在最高層人士中間廝混過，常見到這些米哈伊洛夫們、謝爾巴科夫們、謝金們，從彆的司機那裡聽過好多事，並且弄明白了，這裡完全不需要什麼不同尋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剛行過登基塗油禮的皇帝是安詳的，有良心的，富於同情心的，像留裡克朝最後一個皇帝費多爾?伊凡諾維奇那樣，感到皇冠沉重地緊箍在自己頭上。周圍是貧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負責的--現在卻壓在他的雙肩上，這種狀況繼續一日，他便應負其咎。他感到奇怪--為什麼要等到一九四八年，於是在那個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寫了自己的第一個告俄國人民的宣言，並念給了石油人民委員部汽車隊的四名工作人員聽…………我們從早上起就把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圍了起來，他態度謙和地告訴了我們一切。我們過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沒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輕信態度，因此--出於我們的過錯！-一沒有來得及防備"耳目"。而且我們腦子裡也沒有想到，他在這裡對我們做的樸質的陳述，還會包含著一些偵查員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講完以後，克拉馬連科不知是要"上典獄長那裡去拿煙葉"，還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總之很快就把他傳去了。他到上頭去把石油人民委員部的這四個人給兜了出來，這本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彆洛夫提審回來，表示奇怪，偵查員是從哪裡得知了這些人的。這才把我們驚醒了……）……石油人民委員都這幾個人讀了宣言，都表示讚同--而且誰也沒有告發皇上！但他自己感到，這--過早了！過早了！於是就把宣言燒了。過了一年。維克多在汽車場車庫當機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寫了一個宣言，給十個人--司機和鉗工讀了。大家都讚同！而且誰也沒有出賣！（十個人裡沒有一個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時代--真是罕見的現象！法斯堅科關於"工人階級的情緒"的結論沒有錯。）誠然，皇上同時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裡有得力的靠山；答應給自己的擁護者們出差的機會，以便去團結地方上的保皇勢力。過了幾個月。皇上把機密又透露給車庫裡的兩個姑娘。這可就走了火--姑娘們原來都是有高度覺悟的！維克多的心馬上像被揪住了，感到災禍臨頭。在報喜節"後的星期天，他在市場上走，身上帶著宣言。一個同謀的老工人碰到他，對他說："維克多！你最好先燒了那張紙吧！怎麼樣？"維克多也尖銳地感到：是呀，寫早了！該燒掉！"不錯，現在就去燒掉。"於是他便回家去燒。但是，市場上立刻有兩個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叫住了他："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跟我們坐車走一趟吧！"他們用小汽車把他帶到了盧賓卡。這裡是那麼緊張忙亂，以至忘了按常規搜身，因而提供了一個時機--皇上差點兒沒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廁所裡銷毀，但一想，他們會更加糾纏：藏到哪裡去了？藏到哪兒去了？便作罷了。直接帶他乘電梯上樓到了將軍和上校那裡，將軍親手從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了宣言書。然而，大盧賓卡隻作了一次審訊就放了心；原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汽車場車庫裡抓了十個。石油人民委員部裡抓了四個。接著就把偵查任務交給了一個中校，這個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著號召書的內容："陛下：您這裡寫著：我將諭令我的農業大臣開春以前解散集體農莊--但是怎樣分配農具呢？您在這裡沒有明確規定……然後您寫道：我要加強住宅建設，讓每個人住到他工作地點附近，提高工人工資……陛下，您哪兒來的本錢？票子全靠在機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債廢除了！……還有：把克裡姆林宮全部平毀。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頓在什麼地方呢？譬如說，大盧賓卡的房子您還滿意嗎？想不想去瞧瞧？……"年輕的偵查員們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們除了可笑的東西外，什麼也沒有察覺。我們在監室裡也不是總能克製住微笑。澤一夫向我們擠眉弄眼說："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會忘記我們吧？"大家取笑他……白眉毛的、傻裡傻氣的、雙手長滿老繭的維克多?阿列克謝維奇收到他那倒黴的母親佩拉格啞送來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請我們吃："吃吧，吃吧，同誌們……"他靦腆地微笑。他很清楚，這是多麼不合時宜和可笑--當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上帝的選擇落到了他的身上？不久，就把他從我們的監室裡帶走了嚴快到五一的時候，從窗上取下了燈火偽裝。戰爭眼見得要結束了。那天傍晚，盧賓卡是從未有過的寧靜。正好碰上是複活節的第二天，節日交錯在一起了。偵查員們都在莫斯科遊逛，誰也沒有被叫去受偵查。在寂靜中聽得見有一個什麼人在抗議什麼事情。把他從監室裡拉出來送進了隔離室（我們憑聽覺可以感覺到所有門的位置），隔離室的門開著，在那裡打了他很長時間。在一片寂靜中，清清楚楚地聽得見打在身上和急得說不出話來的嘴巴上的每一擊。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響禮炮，這意味著--又拿下了歐洲的一個首都。還沒拿下的首都隻剩下兩個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從這兩個中間去猜測。五月九日，午飯與晚飯一起送來，在盧賓卡隻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這樣做。隻是根據這一點，我們才猜到戰爭已經結束。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響的禮炮。沒有拿下的首都一個也不剩了。當晚又放了一次禮炮--好像是四十響的--這已經是最終的結局了。通過我們的窗戶和盧賓卡其他監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監獄窗戶的籠口上麵的空間，我們這些過去的俘虜和過去的前線軍人，也望著那焰火紛飛的、被一道道探照燈光劃破的莫斯科天空。鮑裡斯?加麥羅夫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反坦克手，他因為重殘（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傷）而退伍複員，現在和一批大學生一起被捕入獄。這天傍晚，他蹲在一間人數眾多的布蒂爾卡監室裡，那間屋裡有一半人是當過俘虜的人和前線軍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詩，用最日常的語句，描寫了這最後的一次禮炮：詩裡講他們如何已經在板鋪上躺下，蓋上了軍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頭來，眯著眼睛望了望籠口：噢，放禮炮，便又躺下了。"又蓋上了軍大衣。"就是那些沾滿了戰壕泥土、青火灰燼、被德國彈片撕破的軍大衣。那個勝利不是我們的。那個春天不是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