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十年、後來又過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時代的墳墓上已經長滿了青草。刑期已經服滿，甚至無期的流放也已結束。但不論什麼地方-一不論在勞改營的"文比教育"處，不倫在區圖書館裡，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裡沒有見過、手裡沒有拿過、不能買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詢問蘇聯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識的那些經過了偵查、法院並且不止一次被勞改和流放的幾百萬囚徒--其中也沒有一個人眼裡見過法典，手裡拿過法典！（深知我國的多疑氣氛的人懂得：為什麼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區執行委員會詢問法典。你對法典的興趣將會是一種非常的現象：或者你正在準備犯罪，或者想湮滅罪跡！）隻有當兩個法典結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後日子，隻有當它們應當被新法典代替的時候，--一隻是那個時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鐵道的售貨櫃上看到它們，兩個平裝的小兄弟，yk和yllK（因為已經無用便決定把它們放出來）。我現在深受感動地著。例如，刑訴法典規定：第136條-一偵查員無權用暴力和威脅的方法強迫被告供述或招認。（預見得多麼清楚！）第111條--一偵查員還必須查明證明被告無罪的情節，以及減輕其罪責的情節。（"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呀！……我槍斃了高爾察克！……我清算過富農！……我給國家節約過一千萬盧布！……我在最近一次戰爭中兩次負傷！……我得過三次勳章！……"我們並不是為這個審判你--曆史張口露出了偵查員的牙齒，--你做過好事--這與案情無關）。第139條--被告有權親筆書寫供詞，並要求對偵查員書寫的筆錄加以修正。（哎，要是及時知道這條多好！正確些說：如果實際上真是這樣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們總是徒然地請求偵查員不要寫上"我的卑鄙讕言"來代替"我的錯誤言論"，不要寫上"我們的地下武器庫"來代替"我的生了鏽的芬蘭刀"）。啊，要是給受偵查人先上一課監獄學多好！要是進行偵查工作時先排演一下，然後再來真的多好！……對一九四八年的二進獄者就沒搞過這種偵查把戲-一因為那是白費勁。但初進獄者沒有經驗、沒有知識。並且無人可與商量。受偵查人的孤獨！-一這就是不公正的偵查獲得成功的又一個條件！整個機關撲上去摧毀這個孤獨的受壓的意誌。從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偵查的整個最初突擊期，囚犯應當處在理想的孤獨狀態：在監室裡，在走廊裡，在樓梯上，在偵查室裡，--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應當與自己的同類接觸，不應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機關儘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來，歪曲他的現在：把他的親友都說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證說成是已經找到的。誇大自己對他及其親人進行製裁的可能性，誇大自己給予饒恕的權利（機關根本沒有這種權利）。把真誠"海改"同減輕判決和勞改營待遇聯係起來（這種聯係根本就不存在）。當囚犯驚魂未定、受儘痛苦並失去自製能力的短短時期內，從他嘴裡儘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儘可能多牽進一些清白無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頹喪到那種程度，甚至請求不要向他們念筆錄，受不了，拿來簽吧！拿來簽吧！）-一隻在那以後，才從單人監室放他到大監室去，在那裡他將後悔莫及地發現並回味自己的錯誤。在這個決鬥中怎能不犯錯誤呢？誰能不犯錯誤呢？我們說過"應當處在理想的孤獨狀態"。但是在三七年（還有四五年）監獄發生人滿之患的時候，這個新抓來的受偵查人的理想的孤獨原則無法得到遵守。囚犯幾乎從最初幾小時起就處在人煙稠密的集體監室中。但這也有它的優點，可以彌補不足。監室的擁擠不僅代替了狹小的單人隔離室，它本身就是一種高級的刑訊，特彆可貴的是，這種刑訊長達整整的幾晝夜、幾星期-一並且偵查員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訊囚犯由囚犯自己未進行！監室中擠進了那麼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小塊的地方，人踩著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動地方，彼此坐在腳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奧夫的羈押所裡一個單人監室塞進一了十八個人，一九三七年在盧甘斯克--十五人，而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員二十五人的布蒂爾卡標準監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間。他對牢房生活描寫得很好。廁所這樣擁擠，以至一晝夜隻讓解一次手，有時甚至是半夜去，放風也這樣！他在盧賓卡接收站"狗窩"裡曾經計算，整整幾個星期內，每一平方米的地麵平均同時要擺三個人（請合計一下，請安排一下！）在"狗窩"裡，沒有窗和通風裝置，由於體溫和呼吸，溫度高達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隻穿一條村褲（冬季衣物墊在自己身下），他們的赤裸肉體擠在一起，由於彆人的汗水，皮膚長上了濕疹。他們就這樣幾星期地蹲在那裡，既不給他們空氣，也不給他們水喝（除了爛菜湯和早上的一杯茶）。這一年在布蒂爾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經過洗澡房和隔離間的處理）幾晝夜坐在樓梯台階上，等待起解的犯人騰出監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爾卡蹲過，他說，板鋪下都塞得滿滿的，犯人們躺在瀝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過--同樣的情況。但不久前我從M?K?勃-契得到了一份關於一九一八年布蒂爾卡擁擠情況的寶貴的個人證明：在那年十月（紅色恐怖的第二個月），擠得那麼滿，甚至在洗衣房裡設置了七十人的女監室！那末，布蒂爾卡什麼時候空過呢？如果再加上用馬桶代替上廁所（或者相反，從一次上廁所到另一次上廁所之間，在監室裡沒有馬桶，像在西伯利亞某些監獄裡那樣）；如果再加上吃飯四人合用一個缽子，並且還相互坐在膝蓋上；如果時而拉出什麼人去審訊，時而推進個挨過毒打、困倦不堪、渾身癱軟的什麼人；如果這些癱軟的人們的樣子要比偵查員的任何威脅更有說服力；一個等了幾個月還沒有傳訊的人會覺得，任何一種死亡，任何一種勞改營似乎都比他們的扭曲的姿態輕鬆得多--這種種也許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獨狀態？並且在這樣亂七八糟的人堆裡，向誰講心裡話，很不好下決心，也並不是經常能找到一個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對於刑訊和毒打，當偵查員拿它作威脅的時候，你不一定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過刑訊的人們，你便深信不疑了。受害者會親口告訴你，怎樣往喉嚨裡灌鹽水，然後一晝夜在隔離室裡受乾渴的折磨（卡爾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後再塗上鬆節油（魯道夫?平措夫旅長兩者都嘗到了，而且還用針插進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脹破--逼他在筆錄上簽名，招認他想在十月革命節閱兵式上把坦克旅開向政府領導人）。從全蘇自然科學家協會前藝術部主任亞曆山德羅夫那裡，可以獲知阿巴庫莫夫本人是怎樣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亞曆山德羅夫被打斷了脊椎骨，身子向一側傾斜，他失去了抑製眼淚的機能。是的，是的，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本人決不鄙棄這種粗活（親臨前沿的蘇沃洛夫！），他喜歡有時親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樂意打人。他是在蘇哈諾夫卡的"將軍"偵查辦公室裡乾這種活的。辦公室有核桃木的護牆板，門窗上掛著絲綢簾子，地板上鋪著一塊大幅波斯地毯。為了不弄壞這件漂亮東西，給準備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鋪了一條肮臟的血跡斑斑的長墊子。在拷打時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撫摸著直徑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氣地說："這麼說來，您光榮地經受住了熬鷹的考驗（一個月不讓睡覺，亞曆山大?多爾甘是靠耍滑頭才支持下來的--他站著睡）。現在我們拿棍子試試。我們這裡沒有人能支持兩三場的。請您褪下褲子，請趴在墊子上。"上校騎在挨打者的背上。多爾甘想計算打擊的次數。他還不知道，由於長期挨餓，屁股已經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經上是什麼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頭痛欲裂。在第一下打擊後，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亂抓墊子。留明繼續打，力求打到點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軀使勁壓住--這正是為權力無邊的留明當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顆大金星的人該乾的工作！（在一場以後，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當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褲子，傷痕卻幾乎沒有。發作了一場很厲害的腹瀉，而多爾甘坐在自己的單人監室的馬桶上卻哈哈大笑，他還要去挨第二場，第三場，打得皮開肉綻，留明狠勁上來，動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腸子流下造成嚴重的疝氣，他得了腹膜炎，拉進市蒂爾卡醫院，強迫他乾缺德事的企圖也就暫時歇手了。）你也會受到這種折磨！在這種場麵以後，基什尼奧夫的偵查員丹尼洛夫用通條打維克多?希波瓦爾尼科夫神甫的後腦殼，揪住發辮拉來拉去，簡直像是父親的愛撫（對神甫這樣揪方便些，對普通俗人則可以揪住胡子從辦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對付李哈德?阿霍拉--芬蘭赤衛隊員，追捕悉尼?雷利的參加者和鎮壓喀琅施塔得暴動時的連年--一的辦法是用鉗子夾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來，一會兒又夾住另一端，各持續十分鐘，不讓腳著地）。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麵的辦法來對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讓你仰臥在地上，兩腿叉開，幫手們（可愛的軍士們）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偵查員--女人也不嫌棄這種事-一站到你叉開的兩腿中間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個某個時候曾經使你成為男人的東西，逐漸地、有節製地、但越來越用力地往地上壓，一麵瞧著你的眼睛並一遍一遍重複自己的問題或出賣人的建議。如果他沒有過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還有十五秒鐘可以喊叫出來，說你一切都招認，說你決意讓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個人坐牢，或者在報刊上詆毀任何你視為最神聖的東西……讓上帝而不是人們去責備你吧……派進監室來的"耳目"輕聲說："沒有法子！全招了吧！"頭腦清醒的人說："簡單的盤算：留得青山在……！"牙齒已經沒有了的人朝你點頭："人家以後不會給你安牙。"深知底細的人作結論："招認也罷，不招認也罷，反正要判刑。"還有什麼人在角落裡預言："不簽名的，他們要槍斃！為了報複，為了使他們在偵查當中乾的事不留痕跡。"要是你死在審訊室裡，他們就向親屬宣布："判了勞改，剝奪了通信權。"讓他們去找吧。如果你是個正統派，那末就會有另一個正統派靠過來，懷著敵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聽，開始熱烈地對你做工作："我們有義務支持蘇維埃的偵查工作。我們周圍充滿了戰鬥。怪我們自己：我們太心慈手軟，所以才會有這種腐爛東西在國內繁殖起來。正在進行著殘酷的秘密戰爭。這裡在我們周圍的人都是敵人，你聽見他們的言論嗎？黨並沒有必要向我們每一個人報告--這是為什麼，那是為什麼。既然這樣要求，那就應當簽名。"還有一個正統派悄悄湊近來說："我簽名咬出了三十五個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來了。我也勸你：儘可能多說出一些姓名，儘可能多拉一些人進來！那時就會明白，這是瞎扯淡，就會把大家放了。"這正中機關的下懷！正統派的自覺性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正需要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這種擴大再生產。這也正是他們工作質量的標誌和拋出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謀！同謀！思想一致的同夥！"--硬逼著每一個人交代。（據說，P?拉洛夫交代說紅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謀，把他寫入了筆錄--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複名譽時的那一次審訊，誰也沒有感到奇怪。）正好說到了正統派就再說一點。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黨：大部分掌權的黨員，直到自己被捕入獄的前一刊，還在毫無憐憫地把彆人關進去，遵照同樣的指示消滅自己的同類，把任何一個昨日的朋友或戰友交出去受懲辦。而且今天頭頂帶上了受難者光環的所有大布爾什維克，都已經充當過殺害其他布爾什維克的劊子手（在此以前他們都曾是殺害非黨人士的劊子手，這就不用說了）。也許正是需要一個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們神氣活現地標榜的世界觀原來多麼不值錢。他們依仗這種世界觀把俄國搞得底朝天，摧毀它的基石，踐踏它的聖物，而在他們所搞亂的俄國，他們自己卻從未受到過這種懲辦的威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間布爾什維克手下的犧牲品，從來沒有像那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乾部自己挨整時表現得那麼渺小。如果詳細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曆史，那末令人厭惡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幫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醜惡的受審人--他們在喪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堅決性後所表現出的那種精神卑賤實在令人作嘔。……那該怎麼辦呢？你--一個觸膚知痛的、柔弱的、眷戀親人的、毫無準備的人，怎樣才能頂得住？要能夠強於偵查員和整個這種圈套需要什麼呢？應該在走進監獄時把留在身後的溫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門口就應當對自己說：生命已經完結，稍稍早了一點，但有什麼辦法呢。我永遠也不會重獲自由，我已注定滅亡--現在或者略遲一些，但遲些將更難受，還是早一些好。財產我再也沒有。親人們對我說來已經死了--我對於他們說來也已經死了。我的肉體從今天起對我已經無用，非我所有。隻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在這樣的囚犯麵前--偵查機關將會發抖；隻有割斷一切塵念的人才會取得勝利！但怎樣把自己的身體變成石頭呢？例如，彆爾佳耶夫小組裡有的人被變成了審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卻沒有辦法。本想把他拉進這一場審判，兩次逮捕，曾帶到（一九二二年）捷爾任斯基那裡去進行夜間審訊，加米涅夫也坐在那裡（可見他也不嫌棄通過契卡來進行思想鬥爭）。但彆爾佳耶夫沒有卑躬屈膝，沒有央告，而是堅定地闡述了作為他不接受俄國現政權的根據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則，結果，他們不僅認為讓他出庭沒有好處，而且把他釋放了。人竟出了觀點！H?斯托裡亞羅娃回憶一九三七年布蒂爾卡板鋪上的鄰居，一個老太婆。每夜都審訊她。兩年前，一個從流放地逃跑出來的過去的大主教曾在她家借宿過。"可彆說是過去的，他是現在的！不錯，我有福氣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後從莫斯科出來到誰那裡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說！"（大主教通過教徒的關係逃到了芬蘭）偵查員換了一個又一個，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臉前晃拳頭，而她對他們說："你們拿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剁成碎塊也沒用。其實你們害怕長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殺死（"線索斷了"）。可我什麼也不害怕！就是馬上去見上帝也行！"在三七年也有過這樣的人，他們沒有從審訊室回到監室來取行囊。他們選擇了死亡，但沒有株連任何人。不能說俄國革命者的曆史給過我們堅強不屈的範例。但這裡無法比較，因為我們的革命者從來也沒有見識過擁有五十二種方法的這種真正的好的偵查工作。舍什科夫斯基沒有摧殘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根據當時的慣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兒子們將依然會當近衛軍官，並且誰也不會斷送他們的前程。誰也不會去沒收拉季舍夫的世襲領地。但這個卓越人物到底還是在他短短兩星期的偵查中放棄了自己的信仰，放棄了自己寫的書--並請求寬恕。尼古拉一世沒有這份聰明--把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抓來逼她們在隔壁公事房裡尖叫或者對十二月黨人本人用刑，--不過他也沒有這種需要。對十二月黨人的偵查完全是自由的，甚至把問題送進單人囚室讓他們事先考慮。沒有一個十二月黨人後來回憶說他的回答被人曲解。不追究對"暴動準備"知情不報的責任。被判刑者的親屬也沒受到任何牽連（關於這一點，有沙皇的特諭）。但是，甚至雷列耶夫也是"詳儘坦白，毫無隱瞞"地回答問題。甚至彼斯捷爾都分裂出來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國法典廣的諸同誌，以及埋藏地點聲很少一些人，像盧寧那樣，顯示出對偵查委員會的不屑和蔑視。大部分人表現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許多人低首請求寬恕！紮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11?奧波連斯基和C?11?特魯彆茨科伊甚至趕緊咬出格裡鮑耶陀夫來--這點，連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在《仟悔書》裡巴枯寧在尼古拉一世麵前卑躬屈節地向自己臉上吐口水，從而逃脫了死刑。精神的渺小？還是革命的狡計？好像，承擔謀殺亞曆山大二世的任務的那些人應當是因最富於自我犧牲精神而被選中的吧？可是，格裡涅維茨基與沙皇同歸於儘，而雷薩科夫卻活著並落到了偵查機關的手中。就在當天他已經敗露了秘密接頭住所和參與密謀的人，由於害怕斷送自己的年輕生命，就急忙把比預期能從他那兒得到的更多的情報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雲，他建議"揭穿無政府主義者的一切秘密"。在前一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受偵查人如果認為所提問題不適當或涉及了個人隱私，憲兵軍官就當即把問題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監獄，老政治苦役犯澤林斯基像小孩那樣被扒下褲子用通條抽打了一頓以後，回到監室痛哭流涕地說："沙皇的偵查官跟我說話，連稱呼你都不敢！"--一再舉一個例子。從一篇現代的研究文章中我們得知，憲兵們拿走了列寧的《我們的部長們在想些什麼？》一文的手稿，但是沒有能夠通過它追查出作者來。"在審訊中，不出所料（這裡和以後的著重點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憲兵們從瓦涅耶夫（大學生）處了解到的東西並不多。他總共隻不過告知他們，在他那裡發現的手稿是搜查前幾天由一個他不願說出姓名的人放在一個包著其他東西的大包裡拿來交他保存的。偵查官毫無辦法（怎麼？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鹽水呢？留明的棍子呢？……），隻能把手稿送去鑒定。"結果竟是一無所獲--一看來佩列斯韋托夫本人是熬過了若乾年監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舉出來，如果有一個《我們的部長們在想些什麼？》文稿的保存者坐在偵查員麵前，偵查員還能有些什麼辦法！C?11?梅利古諾夫回憶："那是沙皇的監獄，幸福的回憶中的監獄，現在政治犯們幾乎懷著歡樂的感情去回憶它。"這裡有一個觀念的差距，這裡完全是另一種尺度。正如果戈理時代以前的鹽糧販子不能領會噴氣式飛機的速度一樣，不經過古拉格接收站絞肉機的人，是不能完全認識到偵查機關的一大神通的。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報》上我們可以讀到：尤莉婭?魯米揚采娃被抓進納粹集中營的內部監獄，為了查明從這個集中營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絕回答！對於不知底細的讀者來說，這是英勇精神的範例。對於具有古拉格痛苦經驗的讀者來說，這是偵查員顢頇遲鈍的範例：尤莉婭沒有在刑訊下死亡，沒有被逼得發瘋，而是在一個月後活得好好地乾脆被放了出來！這類應當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當時對我還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沒有割斷溫情脈脈的塵緣的準備，連那幾百支法貝爾牌的戰利品鉛筆在逮捕時被沒收，還長久地使我耿耿於懷。後來從漫長的監獄歲月中回顧對自己的偵查階段，我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自豪。我，當然，本可表現得更堅強些。在最初幾個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頹喪。這些回憶所以沒有使我感到內疚，隻是因為，謝天謝地，我避免了株連任何人。可是已經差一點落到這個地步了。我們（與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帶有孩子氣的性質，雖然我們已經是前線的軍官了。戰時我與他在兩個戰區作戰，互相之間通信，明知部隊有檢查信件的製度，卻忍不住在信裡幾乎公開地表示對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滿和責罵，該寫父親的地方，我們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賊頭"這個代號（後來我在監獄中講述我的案情時我們的幼稚隻是引起了訕笑和驚奇。人們對我說，這樣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這一點）。突然，我關於亞曆山大?烏裡揚諾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時發現，他們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網的，並且隻是這個情況才於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亞曆山大三世的命。暗殺小組成員安德烈尤什金寄給哈爾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堅信（我們這裡）一定會發生一次最無情的恐怖行動，而且不是在遙遠的未來……紅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戲……我為我的收信人擔心（他已經寫過好多封同樣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個那我也會遭到那個，而這是不希望發生的，因為將牽連許多很能乾的人。"根據這封信進行了五個星期的從容不迫的搜查--經過哈爾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發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於是三月一日，在預定的暗殺前，已經帶著炸彈到達涅瓦大街的擲彈者被抓了起來！我的偵查員H?H?葉澤波夫的辦公室高大、寬敞、明亮，窗戶很大（"俄羅斯"保險公司大廈不是為刑訊而建造的）--於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掛起了威力無窮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對這個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獻出了自己的仇恨。偵查員有時站到他麵前，演戲似地發誓賭咒說："為他我們情願獻出生命！我們為他決心躺到坦克下去！"在這幅祭壇似的莊嚴法像麵前，我的那些什麼淨化的列寧主義之類的咕咕噥噥顯得實在可憐，而我這個瀆神者所應得到的也隻能是死亡。單單我們通信的內容就已構成給我們兩人判刑的充足材料；從它們開始放到軍郵檢查機關行動人員桌上起，我和維特凱維奇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他們隻是讓我們給他們擴大戰果，多給他們帶來些好處。但更無情的是：已經一年了，我們在行軍挎包裡每人不離身地各帶著一份我們在一次前線會麵中擬定的《第一號決議》，以便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存，隻要一個人能活下來。這個《決議》是對我國整個欺騙和壓迫製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著，像政治綱領中應有的那樣，大致敘述了改造國家生活的方案，並用這樣一句話作結束："沒有組織，完成所有這些任務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著偵查員的牽強附會，這已是一份成立新黨的文件。和它密切相關的還有我們通信中的話--勝利後我們將如何進行"戰後的戰爭"。因此我的偵查員不需要為我發明什麼花樣，他隻是儘力地給我還曾寫過信的或曾給我寫過信的所有人套上繩索，以及查出我們這個青年集團後頭有沒有年長的指使者。我在書信中，對我的同齡男女大膽地、幾乎是魯莽地表達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們不知為什麼仍繼續同我通信！甚至在他們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語。現在葉澤波夫也像波爾菲利?彼得羅維奇那樣，要求我對所有這些作出有頭有尾的解釋：如果我們在受檢查的信中都能寫出這類話，那麼我們私下談話時更能說些什麼呢？我總不能向他保證激烈言論完全是信裡說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腦子現編一些我和朋友們見麵的情形（見麵是信裡提到的），要編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調一致，要沾一點政治的邊--但畢竟夠不上刑法典。還要把這些解釋一口氣講出來，使我的老練的偵查員相信我的單純、技窮和徹底坦白。要使-一這是最主要的---我那懶惰的偵查員不想去清理我裝在自己這個該死的箱子裡帶來的該死的貨物--許多本用黯淡的硬鉛筆寫成的"戰時日記"，筆跡細得像針一樣的、有的地方已經蹭掉了的日記。這些日記是我想成為一個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們的奇妙記憶力，因此在整個戰爭年代我努力記下所看到的一切（這還不算是大問題）和從人家那裡聽到的一切、我不謹慎地記下了我的戰友們所講的全部內容--關於農業集體化，關於烏克蘭的饑荒，關於三七年，由於仔細的習慣並且因為從來沒有挨過人民內務委員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寫上了是誰對我講的。從剛一被捕起，當行動人員把這些日記扔進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讓我把這隻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燒紅的鉗子就夾著我的心。你看，所有這些在火線上，在死亡麵前曾是那麼自然的故事，現在到達了四米高的辦公室裡的斯大林的腳下--並且對於我那些純潔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戰友們散發著潮濕監獄氣息。在偵查期間最使我感到壓力的是這些日記。為了使偵查員千萬不要在它上麵多下功夫，不從那裡把前線上自由的人們的筋脈抽出來--根據需要，我表示了若乾次悔過，根據需要，我對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乾次覺悟。我被這種走刀尖的把戲弄得疲憊不堪--直到看見誰也沒有被押來同我對質，直到露出終結偵查的明顯跡象，直到在第四個月上把我的"戰時日記"全部扔進盧賓卡爐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羅斯遭到毀滅的長篇的紅色殘渣在那裡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煙炱從最上麵的煙囪裡飛騰出來。我們放風就在這個煙囪底下--在一個混凝土匣子裡，那是大盧賓卡的屋頂，和六層樓平行。聳立在六層以上的圍牆，還了三個人身的高度。我們耳朵聽到了莫斯科--汽車鳴笛聲。而寬到的--隻是這個煙囪、七層樓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這一小塊正好罩在盧賓卡上的天空。啊，這種煙炱呀！在戰後的第一個五月裡，它不斷地落呀，落呀。它在我們每次放風時都是落得那麼多以至我們心裡想，莫非盧賓卡在燒自己三十年來的檔案。我的毀滅了的日記隻是瞬息即逝的一縷細煙。於是我便回憶起三月裡一個寒冷的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偵查員的辦公室裡，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問題，記錄著，歪曲著我的話。寬敞的窗戶上結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陽照在上麵閃閃發光。我有時真想從窗戶裡跳出去--縱然一死也好一現於莫斯科，從五層樓跳到人行道上碰個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時代我們一個頓河羅斯托夫的無名先驅者從窗戶裡（從"三十三號"）跳出來一樣。在窗戶冰凍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見莫斯科的一個一個屋頂，屋頂上飄著一縷縷歡樂的輕煙。但我並不是往那裡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岡似地堆滿了半空曠的三十平米的辦公室的整個中部，剛剛堆在那裡，還沒有整理。在練習本裡，在厚紙夾裡，在自己裝訂的硬書皮裡，一疊疊釘起來的和沒有針起來的，或者隻是一張張的紙，--手稿躺在那裡，形成一個埋葬著人類精神的墓家，這個墓家的圓錐形的頂尖超出偵查員的寫字桌，幾乎使我看不到偵查員。於是我便對那個我不知道的人的勞動油然產生了一種兄弟般的憐憫之心，這個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淩晨已被扔在刑訊室的鑲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腳下。我坐著，一麵猜想，是誰的不平常的生命在這一夜被帶來遭受折磨和摧殘，然後付之一炬？啊，有多少構思和著作葬送在這幢建築物裡！--整代毀滅了的文化。啊，從一賓卡煙囪裡冒出來的煙炱呀，煙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後代子孫將認為我們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無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實上卻並不完全如此！……要劃一條直線，總共隻須標出兩個點就行了。愛倫堡回憶，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麵前提出了一個問題："請您證明，您不是弗蘭格爾的奸細。"一九五0年，國家安全部的一個著名的上校福馬?福米奇?熱列佐夫對犯人們這樣說："我們並不打算花費力氣去向他（被捕者）證明他有罪。讓他向我們證明他沒有敵對的意圖吧。"在這條吃人的簡單的直線之間，包容著千百萬人的數不清的回憶。多麼加速和簡化了的偵查呀！真是以往的人類聞所未聞的。機關根本不必花費力氣去找尋證據！一隻被逮住的家兔，嚇得臉色蒼白，渾身發抖，沒有權利給任何人寫信、給任何人打電話，從外麵帶進任何東西，被剝奪了睡眼、食物，沒有紙張、鉛筆，甚至沒有鈕扣，被放在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張光板凳上，應當自己去找尋並向無所事事的偵查員擺出證據，證明他沒有敵對的意圖！如果他找不到這些證據（他從哪裡能找到呢？），從而也就給了偵查機關說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證據！我知道一件事，有一個當過德國人俘虜的老人坐在這條光板凳上，攤開光禿的手指，終於做到了向惡魔般的偵查員證明他沒有背叛祖國甚至沒有這樣的意圖！真是一件丟臉的事！那怎麼樣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爾卡而不是在特維爾林蔭路上對我講這件事的。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主要的偵查員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們兩人同老人一起度過了一個安靜的回憶往事的夜晚，然後兩人一起在證人陳述上簽了名，證明在這個晚上，饑餓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們中間進行了反蘇宣傳！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把老人轉給第三個偵查員。這一位給他撤銷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國的罪名，但一絲不苟地給他辦好了同樣的十年刑期的手續，因為他在偵查時進行反蘇宣傳。偵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對偵查員們自己來說，當他們辦棘手的案子的時候，是履行劊子手義務，而在辦容易的案子時，則不過是消磨時間，以便取得工資。而好辦的案子始終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羅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經常到波蘭去探望父母，並且那時沒有領取出國護照（爸爸和媽媽住在離他十俄裡的地方，但外交家們簽字把這部分白俄羅斯地方給了波蘭，而在一九二一年人們還不習慣，還照老樣子往來）。偵查隻用了半個小時。去過嗎？--去過。--怎樣去的？--騎馬去。--得到了十年，KP11！（反革命活動。）但這樣的速度有點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味道，而這個運動在藍箍帽中間是沒有追隨者的。按照訴訟法典，任何案件的偵查期限為兩個月，在發生困難的情況下，允許請求檢察長延長幾次期限，每次一月（檢察長當然不會駁回）。因此，白費精力，不利用這種拖延，用工廠裡的說法就是自己給自己哄抬定額，那是愚蠢的。偵查員們認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偵查的最初突擊周內，可以使使嗓子和拳頭，消耗消耗意誌和性格（按照維辛斯基的說法），然後就把案件拖延起來，好多積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兩個月內終結一項政治案件的偵查被認為簡直是不成體統的。國家的製度由於缺乏對乾部的信任和靈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懲罰。對於那些精選出來的乾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這些人登記上下班時間，而對於傳來訊問的犯人那更是必須進行登記，以便檢查。為了保證得到附加工資，偵查員有什麼辦法呢？把自己的某個受偵查人傳來，讓他坐在角落裡，提上個把嚇唬嚇唬人的問題---自己就忘記了他，隻顧長時間看報，做政治學習筆記，寫私人信件，互相往來串門（讓傳帶員坐在那裡替自己裝樣子）。偵查員坐在沙發上同前來的朋友安安靜靜地聊天，有時忽然想起來，便嚴厲地望著受偵查人說："瞧這壞蛋！瞧他這個少見的壞蛋！好吧，沒有關係，對他不吝惜這九克！"我的偵查員還不斷打電話。例如，他打電話到家裡，一麵用眼睛瞄著我一麵跟妻子說，今天晚上要通宵審訊，天亮前不用等他回來（我喪氣了：這麼說，我要通宵受審訊了！）。但馬上他又撥了自己情婦的電話號碼，低聲細語地約定現在就到她那裡去過夜（好了，可以睡點覺了！-一我的心輕鬆了）。這樣，無缺陷的製度隻能由執行者的缺陷來加以緩和。有些求知心比較強的偵查員喜歡利用這種"空白"的審訊來擴大自己的生活經驗：他們問受偵查人關於前線的情況（關於那些他們老是沒有時間躺到下麵去的德國坦克）；關於犯人去過的那些歐洲和海外國家的風俗習慣；關於當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彆是關於外國冶遊場所的規矩和各種有關女人的事情。依照訴訟法典，檢察長應當密切注視每一個偵查案件的正確進行。但在我們的時代，誰也沒有在表示偵查即將終結的所謂"檢察長訊問"以前看到過他。我也被帶去受過這種訊問。科托夫中校--一個平靜的、保養得很好的、無個性的淡黃頭發的男子，既不凶惡也不善良，一般說什麼也不是，坐在桌旁，打著嗬欠，第一次瀏覽我的案卷。他當著我的麵還用了十五分鐘光景的時間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為這種訊問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記時間的，所以沒有必要在登記的時間之外去查閱案卷，何況那樣還要把案情細節在腦子裡記住幾個小時）。然後他抬頭用冷淡的眼光瞧著牆，懶洋洋地問我對自己的供述有什麼補充。他本來應當問：我對偵查的辦理過程有什麼意見？有否侵害我的意誌和違反法製的情形？但檢察長們早就不興這樣問了。要是問了呢？要知道整個這個部的上乾間房間的大樓，以及分布在蘇聯各地的五千所它的偵查大樓、車廂、洞穴和地屋，正是靠違反法製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與他能把這種局麵扭過來的。何況所有多少高級些的檢察長都是取得本應由他們加以監督的國家安全邪門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職位的。他的設精打采，他的息事寧人的神氣，以及被這些無休無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勞樣子，不知怎地也傳染給了我。因而我沒有向他提出關於事實真相的問題。我隻是請求改正一個過於明顯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們兩個人，但對我們的偵查卻是分開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線），因此，承擔訴訟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則是依據第五十八條11，就是說，作為集團、組織。我審慎地請求撤銷第11分條的這個附加罪名。他又花了五分鐘時間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氣，攤開雙手說："有什麼辦法呢？一個人--是一人，兩個人--就是人們。"他按了一下鈴，讓把我帶走。不久，在五月末的一個夜晚，我的偵查員又把我傳喚到那間壁爐大理石台上放著帶有雕像的青銅座鐘的檢察長辦公室裡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條"，依刑訴法典條文規定，辦理讓受偵查人閱看案卷並作最後簽名的手續。偵查員毫不懷疑會從我這裡取得簽名，便坐在那裡急急忙忙地寫起訴書了。我打開厚夾子的封麵，在封麵內側貼著一張鉛印的條文，我在其中讀到了令人震驚的東西：我原來在偵查的進行過程中就有權對偵查的辦理不當提出申訴--而偵查員則必須把我的這些申訴依時間次序入卷！在偵查的進行過程中！而不是在偵查終結後……唉呀！這個權利，後來跟我一起坐牢的幾千個囚犯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繼續往下翻閱。我看到了自己的書信的照相複製件和不知名的注釋家（如利賓大尉之流）對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釋。還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詞變成的誇張的謊話。最後還看到了那個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個單乾的，卻作為"集團"受控告！我不很果斷地說："我不同意，您的偵查搞得不合規矩。""那好吧，一切從頭來吧！"他不祥地咬緊了嘴唇，"我們把你弄到關偽警的地方去。"甚至好像已經伸出手來要奪走我的"案"卷（我馬上用一根手指頭把它按住）。落日在盧賓卡五樓窗外的什麼地方放射著餘輝。外頭是五月。辦公室的窗戶，像這個部所有的外窗一樣，關得死死的，連冬天的糊窗紙也沒有撕掉--不許外麵的熱氣和花香衝進這些暗室。最後一道光線已從壁爐上的青銅座鐘上消失，輕輕響過一遍鐘聲。從頭來？……看來死也比一切從頭來輕鬆些。可是今後好歹還能希望得到某種生活（要是我當時知道竟是怎樣的生活！……）。再說那個關偽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應該惹他生氣，因為這關係到他將用什麼調子來寫起訴書……於是，我就簽了名。連帶十一分條一起簽了名。當時我不知道它的份量，隻是告訴我，它並不增添刑期。由於這十一分條我陷進了苦役營。由於這十一分條，我在"獲釋"後，沒有任何判決，被發配去永久流放。但也許這樣更好。沒有這種種，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我的偵查員，除了用不讓睡覺、撒謊和恫嚇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沒有對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惡作劇的偵查員那樣，為了保險起見，在辦理第二百0六條規定的手續時塞給我一份關於不泄露的甘結：我，某某人，保證永遠不向任何人講述對我偵查的方法，否則甘願受刑罰的製裁（不知根據何條）。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某些省局裡，這項措施是配套地進行的：打印好的關於不泄露的甘結連同特彆法庭的判決書一起塞給囚犯（以後從勞動營釋放時--還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講述勞改營製度的甘結）。又怎樣呢？我們的逆來順受的習慣，我們的被壓彎（或折斷）了的脊背，使我們對這種土匪式的消滅罪跡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絕，也不可能表示憤慨。我們喪失了自由的標尺。我們無法衡量，哪裡是它的起點，哪裡是它的終點。我們是亞細亞人，誰隻要不手懶，誰就可以從我們這裡取得，取得，取得這些無窮無儘的關於不泄露的甘結。我們已經搞不清楚：我們是否有講述自己親身經曆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