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肖的詩《新婚之夜》，極簡明地指出了這種情況：即使新郎把他的妻子放到井裡泡上一夜，她也會覺得有理由為她的模糊見解辯護。“原來婚姻就是這麼回事，怪不得他們對真實細節守口如瓶呢，”她想到。但是，她雖然惱火，卻並不說出來，鄰居們對此也就一無所知。在今天，許多年輕女人知道的比較多，但她們的情願性交仍是形式上的、抽象的，同處女身體性交仍帶有強奸的性質。哈夫洛克·埃利斯說，與婚外相比，婚內強奸肯定更多。被紐奇保爾記錄在案的性交時女人受傷害的實例，達150個之多。埃利斯報告說，有6個中產階級的知識婦女，她們都說，第一次婚內性交對她們是一次震駭；其中兩個對性交一無所知；其他幾個人雖自以為知道，在身體上仍受到傷害。阿德勒也強調處女失去貞操對心理影響重大，並聲稱，那一刻可能影響一輩子，一個笨拙丈夫的所作所為可能導致永久性的性冷淡。這方麵的例證，在前一章已引用不少。我們已經討論過，處女要完成她的性命運，必須克服許多抑製和障礙：她的發動，需要來一場真正的、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陣痛。想在一夜之間完成這種發動，是愚蠢的、殘忍的。把第一次性交這麼敏感、這麼困難的事情變成一種義務，這是荒謬的。由於她必須經曆的陌生活動是神聖的；由於社會、宗教、家庭和朋友莊嚴地把她移交給她的丈夫，仿佛在移交給一個主人；也由於她覺得這一行動涉及到她的整個未來，婚姻仍被看成是一個決定性的、一勞永逸的措施，女人愈發感到恐懼。此刻，她的確覺得自已被暴露在絕對者那裡：這個她發誓終身相隨的男人，在她心目中是全體男人的化身；而現在他在她麵前也是個陌生人，但他是極為重要的陌生人，因為他就要做她的終身伴侶。男人這時對他現在承擔的任務也感到非常焦慮；他有他自己的障礙，他自己的複雜心理，這可能使他變得膽怯、笨拙或粗魯。有時這一切所具有的莊嚴性會導致他在新婚之夜失去性交能力。心理學家推內就談到過此類實例，其中一個頗具悲喜劇色彩。一個氣憤的嶽父為給女兒辦離婚手續，要求開一份醫學證明。可憐的女婿堅持說他以前有性交能力，但他承認，結婚以後由於窘迫和羞恥感，他失去了性交能力。舉止過分魯莽會使處女感到恐懼，過分文雅又會令她蒙受恥辱。女人永遠痛恨以她們的痛苦為代價，貪圖自己快活的自私男人，但也永遠痛恨那些似乎在蔑視她們（如前麵已引用的斯特克爾的某些實例）的男人，並往往痛恨那些在第一夜不想或不能使她們失去處女貞操的男人。海倫·多伊奇提到某些丈夫，他們由於缺乏力量或勇氣，寧肯讓醫生戳破新娘的處女膜，還硬說她們的處女膜太厚，其實往往不是那麼回事。她說，在這種情況下，女人對不能以正常方式插入她的男人，會有一種難以克服的輕蔑感。弗格伊德的一個觀察結果（斯特克爾曾引用過）表明，丈夫的性無能造成的創傷，會使妻子耿耿於懷。這時，她常會換一條床單，以便讓女傭能看到上麵的汙跡。這條床單是丈夫準備的，他在新婚之夜為了掩飾自己的性無能，故意在上麵灑了些紅墨水，好讓女傭不至於對事實真相產生懷疑。新婚之夜將性交變成了測驗，雙方都唯恐會碰到自己的性無能，所以都十分擔心自己會出問題，以至不能慷慨地為對方著想。這使這種場合的氣氛莊重得令人望而生畏，如果女人因此產生了持久性的性冷淡，也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用亞裡士多德的話來說，丈夫麵臨的難題是：如果“他過分放蕩地刺激美子”，就可能會引起她的反感和憤怒。例如，美國的丈夫們就因擔心這樣的後果而不知所措，尤其當他們的妻子受過高等教育、婚前極其自我克製時。正如金西報告所述，這一組女人十分克製，不可能“在性交時儘情地銷魂，而儘情對於任何性關係的圓滿完成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麵，如果丈夫“一本正經地”對待他的妻子，就不會激起她的性欲。這種兩難，是由女性態度的含糊性造成的：年輕女人對性快感既渴望又拒絕；她想克製，卻又因此十分痛苦。除非僥幸，年輕丈夫必然要麼像個浪子，要麼像個笨驢。所以毫不奇怪，“婚姻義務”可能常會令妻子感到煩惱和厭惡。事實上，許多女人尚未經曆過性高潮乃至性衝動，就做了母親和祖母。有時她們以醫囑或其他借口為由，極力逃避這種有失身份的“義務”。金西說，有許多妻子“報告說，她們認為自己性交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希望丈夫不要如此頻繁地想性交。也有極少數妻子希望能增加性交的次數”。但如我們所見，女人的性交能力幾乎是無限的。這一矛盾清楚表明，婚姻扼殺了女性的性衝動，努力使其規範化。訂婚期似乎正是為了讓女孩子有一個逐漸的發動階段，但習俗常強迫雙方嚴守貞潔。即使處女在訂婚時與未婚夫“發生了關係”，她的處境與年輕已婚女人的處境也沒有什麼不同。隻是由於訂婚對她幾乎和結婚一樣是難以改變的，她才去委身，第一次性交對她同樣是一次磨難。她一旦獻出了自己的身體（即使沒有懷孕，而懷孕當然是有約束力的），就極少敏改變主意。如果愛或欲望使雙方完全心甘情願，初次體驗麵臨的障礙就很容易克服。兩個情人在相互承認對方自由時給予和得到的快樂，賦予肉體熱情以力量和尊嚴。此時，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可恥的，因為這些事情都不是被迫而是自願而慷慨地做出的。隻要婚姻把本來應當以自發衝動為基礎的相互關係變成了權利和義務，它大體上就是可惜的。由於婚姻賦予兩個身體以一種工具的因而是有損人格的性質，它們注定要被一般地作為身體，而不是作為人來彼此體驗。丈夫一想到他在儘義務便常常會心灰意冷，而妻子一想到自己在委身於對她行使權利的人，便會感到羞愧。當然，他們的關係也可能在新婚伊始就具有個性的特點；對性生活的見習有時進展緩慢，具有漸進性；也可能在第一夜就表現出愉快的肉體吸引。婚姻有助於讓女人自由地放縱，消除那種往往始終與肉體相聯係的罪惡觀念；有規律地頻繁性交，可以引起肉體上的親密感，促進性成熟。因此，有些妻子在結婚頭幾年便感到最大滿足。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對丈夫的感激，使她們日後很容易諒解丈夫可能有的過失。斯特克爾說，“不能擺脫不幸婚姻的妻子，永遠是那些從丈夫身上得到性滿足的妻子”，雖然有人猜想，也許她們在彆的方麵是不快活的。儘管如此，當一個女孩子一輩子隻準備和一個在性方麵對她一無所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時，她還是太冒險了，因為她的性衝動命運將取決於性夥伴的個性。這一荒謬狀況，在萊昂·布魯姆論述婚姻的書中受到了正確的抨擊。認為以某種謀利目的為基礎的結合，會有許多機會引發愛情，這是十足的虛偽；認為兩個已婚者在受實際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利益約束時，會一輩子相互給予性滿足，這是荒謬絕倫。但是，理性婚姻的擁護者可以毫不費力地指出，愛情的結合也未必能保證夫妻幸福。首先，少女所常有的理想主義的愛情並不總是導致性愛；她的柏拉圖式的崇拜，她的白日夢，她的表現童年或青少年魔念的情欲，既不適於經受日常生活的檢驗，也不會持久。就算在她與未婚夫之間有一種強烈的、真誠的性吸引，也不能說終身大事就有了穩固的基礎。正如阿萊特在《流浪女》中所寫的：肉欲之樂在愛的無垠荒漠中占有很小一塊熾熱之地，它迸發出的光芒是如此強烈，以至人們再也看不到任何彆的東西。在這變幻莫測的營火周圍，存在的是危險，是未知。當我們從短暫的擁抱或一長夜中起身時，都會重新麵臨雙方所必須應付的生計問題。而且，即使性愛在婚前就存在或在蜜月時就被激起，它也不會在未來漫長的歲月中經久不衰。無疑，忠誠是性愛所必需的，因為兩個人在愛情中產生的欲望隻與他們個人有關；他們因而不願意讓第三者插足，希望彼此都是彆人所不能替代的。但是，這種忠誠隻有在它是一時衝動時才有意義，而由於是一時衝動，性衝動的魔力會消失得相當迅速。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它把每個情人，暫時地、肉體地變成了一個其生存在無限的超越中延伸的人；要占有這個人無疑是不可能的，不過至少可以以一種十分特殊的、非常刺激的形式建立接觸。但是，當雙方由於敵意、厭惡或冷漠而不再想有這種接觸時，性衝動的吸引力便消失了。幾乎可以肯定它在尊重和友好的氣氛中也會消失，因為進入外部世界實施他們的共同設計、因而以超越形式相互交往的兩個人，不需要肉體結合；而由於這種結合失去了它的意義，他們甚至會對它表示反感。蒙田所使用的“亂倫”一詞具有深刻含義。性衝動是對他者所采取的行動，這是它的主要特質。但在夫妻的異常親密的關係中，夫妻彼此都是同一者（thesame）；在他們之間任何交換都是不可能的，既不能給予也不能征服。所以如果他們繼續做愛，就往往會引起一種羞恥感：他們覺得，性行為不再是雙方都能超越自我的兩個主體之間的體驗，而寧可說是一種共同手淫。他們都把對方看做滿足自己的要求所必需的工具，這一事實說明，夫妻之間對相互是否有禮貌滿不在乎，毫不介意。例如，拉加錫博士的觀察就是這樣說明問題的。好吃醋的妻子，把丈夫看成能提供快感的一種物品，這個物品歸她所有，她對它十分吝嗇，猶如對待她藏在食櫥中的蜜餞——若丈夫對鄰居很慷慨，那妻子就一無所有了；她仔細檢查他的內褲，看他是否浪費了寶貴的精液。至千丈夫，他無須征求她的意見，就可以在她身上滿足他的欲望。還應當說，對要求的這種野蠻滿足，並不能滿足人的性欲，而這就是在仿佛是最正當的擁抱中，往往有一種邪惡餘味的原因，這時妻子常求助於對性衝動的幻想。斯特克爾舉了一個25歲女人的例子，她和丈夫做愛時，如果想像一個年齡較大的強壯男人在強奸她，便能達到一點性高潮。所以，妻子在想像自已被強好時，她的丈夫不是他自己，而是一個他者。丈夫也有這種夢想；他想像在妻子那裡所占有的是，他在舞台上見過的某個舞蹈演員的大腿，他在畫報上看到過的某個漂亮女郎的酥胸，一個記憶，一個意象。或者他可能想像他的妻子被人渴望、占有、強奸，這是恢複她失去了的相異性的一種方式。如斯特克爾所說，婚姻在兩個性夥伴之間所引起的幻想喜劇和做戲，可能會破壞表象與現實之間的界線。而在極端情況下，的確會發生明顯的性反常。有的丈夫成了觀淫癖者：他一定要看見或聽說妻子與情人性交，才能重新感到一點兒過去的魔力。或者他極力虐待妻子，激起她的抗議，以求最終了解她作為一個人的意識和自由，感到他要占有的確實是一個人。相反，有的妻子則呈現出被虐狂行為，她極力想讓丈夫變成主人、暴君，儘管他不是這種人。我就曾認識一個在修女院裡長大的虔誠的女人，白天她頗有權威，飛揚跋扈，可一到晚上就非常想讓丈夫抽打她。他被嚇壞了，但還是讓她如願以償。在婚姻中，即使邪惡本身也有冷漠、預先安排和冷酷的一麵，這的確會使它變得像孤注一擲一樣慘淡。事實是，肉體之愛既可以不被看做是目的本身，也可以不被看做純粹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它不可能為生存進行辯護，但也不可能接受外來的辯護。就是說，它在人的任何生活中，應當起一種獨立的插曲作用。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它必須獲得自由。所以，資產階級的樂觀主義向已訂婚的女孩子提供的肯定不是愛情；它為她樹立的光輝理想是關於幸福的理想，這就是說，是在內在和重複的生活中所追求的單調的平衡理想。在某些太平昌盛的年代，這曾是整個中產階級，特彆是地主們的理想；他們的目標不是征服未來和世界，而是和平地保持過去，維持Statusquo[現狀]。一種徒有其表卻無抱負和熱情的平庸，一種周而複始重複著的漫無目的的日子，一種漸漸走向死亡卻不問及其目的的生命——這就是他們的所謂“幸福”。這種由伊壁鳩魯和芝諾（Zeno）含糊提出的偽學問，如今已名譽掃地：原封不動地保持和延續世界，現在似乎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男性被動員起來去行動，他的使命是生產、戰鬥、創造和進取，是向整個宇宙和無限未來超越。但是傳統的婚姻並不想讓女人和他一起超越，它把她限製在內在性當中，將她禁煙於她自己的圈子裡。於是她隻能打算建立穩定的平衡生活，在這種生活中，現在作為過去的延續，避免了明天的威脅——就是說，隻能打算建立幸福的生活。她將會發現，愛情被一種通稱為婚愛的溫柔而恭敬的情感所取代；她將把她的世界封閉在她要管理的家庭之中；她今後將要一直負責人種的延續。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會放棄他的超越性，即使他指天發誓要放棄它。過去的資產者認為，維護既定秩序，用他自己的繁榮來證明它的優點，就是他對上帝，對他的國家，對製度和文明的服務：所謂幸福就是實現他作為一個男人的功能。女人也必須設想出超越家庭和平生活的目的，但是，將在作為個體的妻子與世界之間起中介作用的是男人，他將賦予她的偶然的、前後不連貫的生活以人的價值。在與妻子聯合時，他不但獲得從事事業、行動和鬥爭的力量，而且也為她的生存進行辯護：隻有把她的生存交由他掌管時，這種生存才會有意義。這預示著她那方麵要謙卑地進行自我克製；但她會得到補償，因為在男性力量的指引和保護下，她將會擺脫那種固有的自我克製的影響；她將會重新變成主要者。作為妻子、母親和家庭主婦，女人是她的小窩裡的女王，在她的天地裡過著怡然自得的生活，但她也被男人帶入無限的空間與時間，所以她在婚姻中既獲得了生存活力又獲得了生命的意義。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個理想是怎樣實現的。幸福的理想始終有形地表現在住宅上，不論是茅屋還是城堡；它象征著一成不變和與世界的分離。建立於住宅內部的家庭，是一個分離細胞或一個群體單位，雖然後代來複去，它卻保持著自身的同一性。過去以家具和祖光畫像的形式保存下來，使太平的未來有了希望。在園子裡，一年四季在蔬菜的成長中，顯示了它們可靠的周而複始。每年春天，都開著與往年相同的花朵，預告著與往年相同的夏天，以及與任何一年毫無差彆的收獲的秋天又要來臨：時間或空間不會突然偏離常規，隻是在指定的軌道上運行著。在所有以土地所有製為基礎的文明中，都有許多讚美家庭的文學作品。例如在亨利·博爾多的《家》中，就概括了中產階級的所有價值觀念：對過去的忠誠。忍耐、節儉、深謀遠慮，對家庭和故土的熱愛等。讚美家庭的詩人往往是女人，因為女人的任務是要確保家庭群體的幸福；她的角色，一如羅馬時代坐在中廳的domia［女主人]，應當是“家庭主婦”。今天，住宅已失去了它的宗法光輝，對多數男人來說，它隻不過是一所住處，不再充滿對已故先輩的回憶，也不再包括未來的世紀。但女人仍然希望家庭在她的“心目中”能具有它以前曾具有的意義和價值。斯坦貝克在《罐頭廠街》中描寫了一個流浪女，她決定用地毯和窗簾去裝飾她和丈夫所住的廢棄鍋爐；他徒勞地反對說，窗簾毫無用處——“我們根本沒有窗戶”。這種關心特彆具有女性味兒。一個正常的男人會把他周圍的東西看做工具。他根據它們的用途來擺放它們。對他來說，“井井有條”意味著他能隨手拿到他的香煙、他的紙張、他的工具，可女人卻往往認為這是雜亂無章。除了彆的，利用所選的材料能夠進行再創世界的藝術家——畫家和雕塑家，也對他們居住的環境毫不在意。裡爾克在談到羅丹時這樣寫道：我第一次到羅丹那裡去時……便知道他的家對他是完全無所謂的，它也許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是一個避雨和睡覺的地方。他對它毫不在意，而它對他的孤獨和鎮靜也沒有任何影響。他在內心深處有一個黑暗的、庇護的和寧靜的家，而他本人則變成了它上麵的長空，它周圍的樹林，它遠處奔騰不息的巨流。但是，一個人要在自己內心深處找到一個家，就必須先在作品或行動中實現自我。男人對周圍環境的興趣不大，因為他可以通過設計表現自我。而女人卻被局限於婚姻領域，所以她要把那所監獄變成一個王國。她對家庭所采取的態度，也同樣受解釋她的一般處境的辯證法的支配：她通過變成獵物來獲取，她通過放棄自己來得到自由；她放棄了這個世界，目的卻在於征服世界。她把自己關在新家並不是沒有一點遺憾。她還是個孩子時，整個鄉間都是她的家園，森林也是屬於她的。現在她卻被限製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大自然被縮小到隻有一盆花那麼大的一塊地方，四麵的牆壁阻斷了她的視線。但她正在著手克服這些局限性。她在室內擺上了多少有點兒奢侈的古董，使自己也有世界上的動物和植物，也能體驗到異國的情調和重溫過去的時代。她有自己的丈夫，他代表人類社會，她也有自己的孩子，他會很方便地給予她整個未來。家，變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了它的唯一現實；家是“相反的宇宙或對立的宇宙”（巴切拉德）；家是避難所、大後方、洞穴、子宮，為躲避外部危險提供了藏身之處；這個混亂的外部世界變得不現實了。特彆是在晚上，當門窗緊閉時，妻子覺得自己就是女王；她被白天普照萬物的陽光攪得心煩意亂；晚上她不再消沉了，因為她去除了不屬於她的東西；她明白，燈罩下麵的光線是屬於她自己的，隻照亮她的住處：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現實集中在家裡，而外部空間仿佛消退了。多虧她身邊有了天鵝絨、絲綢和瓷器，女人才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使她的性生活幾乎不能給予滿足的觸覺肉欲得到了滿足。這些裝飾品還可以表現她的個性；她是一個喜歡選擇、製作、出去購置家具和小擺設的人，她根據審美原則去擺放它們，而重視對稱性通常是這個原則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們不但反映了她的個性，而且還公開證明了她的生活水平。因此，她的家就是她的世俗命運，就是她的社會價值和她最真實自我的表現。由於她無所事事，她非常想通過她占有的東西來實現自我。不論是否有仆人幫忙，女人總是用做家務來證實她的家是屬於她自己的，向社會證明她是無可非議的，並且向自己提供可以有效地、令人滿意地處理物質性東西（閃閃發光的爐灶、乾淨整齊的衣服、明亮的銅器、閃閃發光的家具）的一種工作，一種活動，但這沒有使她擺脫內在性，也幾乎沒有證實她的個性。這種工作有一種否定性的基礎：清掃是為了消除灰塵，整理是為了消除混亂。在家境貧寒的情況下，任何滿足都是不可能的；陋室畢竟是陋室，不管女人流下了多少汗水，流下了多少眼淚，還是“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讓它變得漂亮起來”。許許多多的女人有的隻是這種不會戰勝灰塵的永無休止的鬥爭。而甚至對大多數特權女人來說，這個勝利也決不會是決定性的。幾乎沒有什麼工作能比永遠重複的家務勞動更像西緒福斯所受的折磨了：乾淨的東西變臟，臟的東西又被搞乾淨，周而複始，日複一日。家庭主婦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沒有任何進展，永遠隻是在維持現狀。她永遠不會感到在奪取積極的善，寧可說是在與消極的惡做無休止的鬥爭。一個小學生在她的作文裡寫道：“我決不想過打掃房間的日子”。她認為未來就是向某個未知的頂點不斷前進；但有一天，當她母親洗碟子時，她突然想到，她們倆將終身受這種禮儀的約束。吃飯、睡覺、清掃——未來的歲月不會升向天堂，而是灰暗地、千篇一律地慢慢向前延伸。與灰塵和汙物的鬥爭決不會取得勝利。洗、熨、清掃、從衣櫃下麵把棉絨球清出來——這一切防蛀措施也是對生命的否定；因為時間既在創造也在破壞，而主婦隻關心它的否定方麵。從哲學上看，她的觀點是信奉善惡對立說的人所持的觀點。善惡對立說的基本觀點不僅承認有兩個本原，一個是善，另一個是惡，而且認為善是通過取消惡而不是用積極行動獲得的。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幾乎不屬於善惡對立說，儘管它承認有魔鬼存在；因為人們與魔鬼鬥爭的最佳方式是把自己奉獻給上帝，而不是直接努力征服魔鬼。任何超越和自由的學說，都把戰勝惡擺在向善的進步之下。但是，女人並沒有被號召去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她的領域是固定的，所以她隻能無止境地同悄悄進入這個領域的惡本原進行鬥爭。在她與灰塵、汙跡、泥垢和臟物做鬥爭時，她是在與罪惡作戰，是在與撒旦搏鬥。但是，被要求一刻也不停地擊退敵人而不是為積極的目的行動，這是一種可悲的命運。主婦在屈從這一命運時常常處在瀕於變態的瘋狂之中，處在虐待一被虐狂之中。瘋狂的主婦同汙垢猛烈開戰，因所有生命的產物都會帶來垃圾而指責生命本身。當任何有生命的東西踏入她的家門時，她的眼睛便會閃出惡意的目光：“快把你的腳擦乾淨，彆把那個地方弄亂了，彆碰那裡！”她希望家裡的東西最好紋絲不動，每一樣工作對她都意味著出力不討好。她嚴厲、全神貫注、時刻戒備，失去了[生活的歡樂]，變得謹小慎微、貪得無厭。她遮住陽光，因為昆蟲、細菌和灰塵會隨之而來，而且陽光也會毀壞絲製懸掛物，使沙發套褪色；她到處噴灑香水，使室內充滿芬芳。她對一切活著的東西都抱怨、不滿和懷有敵意：結果時常露出殺機。健康的年輕女人幾乎不會染上如此陰鬱的惡習。這種神經質和怨恨比較適於性冷淡和受挫的女人、老處女、受騙的妻子，以及那些因殘暴、獨裁的丈夫而過著孤獨空虛生活的女人。我認識一個老太婆，年輕時快活而風流，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檢查她的衣櫃。她嫁給了一個對她怠慢的男人後，隻生了一個孩子，過著與世隔絕的孤獨的生活。她喜歡把家裡整理得井井有條，就像有人對酒有癮那樣。由於這種瘋狂，她的家變得異常乾淨整齊，人們幾乎不敢住進去；這個女人一天忙到晚，以至忘記了她自己的存在。事實上，有永遠做不完的瑣碎的家務活兒，在女人瘋狂地與周圍的事物、與心不在焉而又精神空虛的自身做鬥爭時，有可能使她以一種虐待一被虐心理逃避她自己。這種逃避往往帶有性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潔癖的表現在荷蘭和清教文明當中達到頂點；荷蘭女人是性冷淡的，而清教文明則以乾淨和純潔的理想來反對肉體的快樂。如果說地中海南部的人們生活在快樂的肮臟中，這不僅是因為那裡缺水，還因為對肉體及其動物性的熱愛，使人容忍了人體的氣味、肮臟乃至寄生蟲。和清掃相比，做飯和備餐這個工作實際上更主動，往往也更令人愉快。首先這意味著到市場去采購東西，這常是一天最歡快的時刻。而在門口一邊擇菜一邊聊天，這也是對孤獨的一種快活解脫。對隱居的穆斯林女人來說，出去打水是一種重要的冒險。女人們在市場上、在商店裡話家常，情趣相投，感到自己是一個群體的一員，而這個群體在那一刻，是與男人群體對立的，就像主要者與次要者是對立的那樣。買東西是極大的樂事，它是發現，甚至可以說是發明。如吉德在他的《日記》中所說的，穆斯林們不懂得賭博，但用發現寶藏取而代之；這是商業文明的詩歌和冒險。主婦對怎樣賭贏幾乎毫無所知，但是一棵實心菜、一塊熟乾酪肯定是她憑著機智從不情願的店主那裡所贏來的財寶。賭博就是用最少的錢換取最好的東西；節儉與其說是意味著幫助收支平衡，不如說是為了賭贏。當她看到家裡貯存著滿滿的食品時，她對瞬間的勝利由衷地感到高興。雖然煤氣和電氣扼殺了火的魔力，但農村仍有許多女人在體驗著用死木頭燃起生命之火的樂趣。隨著火的燃燒，女人變成了魔術師；隻憑一個動作，例如打雞蛋，或借助於火的魔力，她就可以使物質產生不可思議的變化：物質變成了食物。在這些煉金術中有一種迷人的魅力，做蜜餞更是充滿詩意；主婦知道糖可以保鮮，於是她把生命封閉在罐子裡。烹飪是一種意外的發現和創造，烤得恰到好處的蛋糕和薄餡餅能讓女人得到特殊的滿足，因為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夠製作它：這個人必須有天賦。在這方麵，小女孩又是很自然地喜歡模仿她的長輩，喜歡用泥做餅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喜歡在廚房幫助揉麵。但是和做其他家務一樣，不斷重複很快就會破壞這種樂趣。爐火的魔力對大半輩子都在做玉米餅的墨西哥印第安女人幾乎沒有吸引力，因為這種工作日複一日，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毫無變化。一個人天天都到市場上去探寶，或天天都懷著無限的喜悅去注視閃閃發光的水龍頭，這是不可能的。那些憑一時衝動就吹捧這些勝利的男女作家們，是些極少或根本沒有做過真正家務的人。家務活兒作為一種職業，是乏味的、空虛的、單調的。然而，如果做這種工作的人同時也是一個生產者，一個有創造力的工作者，那麼它就會和有機功能一樣，很自然地並入生命整體。由於這個原因，男人在做家務時心情遠不是那麼陰鬱。對他們來說，這隻不過是一個他們很快就可以脫身的、否定的、無足輕重的時刻。使妻子一仆人命運變得令人厭惡的原因是勞動分工，它使她注定要徹底成為一個一般的人，次要者。住處和食物對生命是有用的，但並不能使它具有深刻的含義：主婦的直接目標僅是手段，不是真正的目的。當然，她也會努力讓她的工作具有某種個性，使它仿佛是主要的。她會覺得，任何彆人都不可能把她的工作做得這麼好。她會有她的禮儀、迷信和做事的方法。但是她的“個人特征”往往隻不過是把混亂重新做一番含糊的、毫無意義的整理而已。女人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如此追求獨創性和獨一無二的完美；這就會使她的工作有一種繁瑣的、混亂的和永無止境的性質，使人難以估測家務勞動實際上究竟有多大的工作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已婚女人平均每周做家務約用30個小時，或相當於一個雇員每周工作時間的3／4。如果一個女人還要做有收入的工作，這個負擔是很沉重的；如果她沒有其他工作可做，這個負擔則很輕。照料幾個孩子當然會大量增加女人的工作量：貧窮的母親往往不分晝夜地勞動。另一方麵，雇仆人的中產階級女人近乎無所事事；她們用閒聊來打發她們的閒暇時間。如果她們對外部世界沒有什麼興趣，就往往會讓她們的家務負擔增加和複雜到無以複加的程度，而這僅僅是為了有事可做。最糟糕的是，這種勞動無助於創造任何一種可以持久的東西。女人總是想把她的工作看做是目的本身，她越是這樣想，越是感到痛苦。她在注視剛從爐子上取出來的絕好蛋糕時，會歎一口氣說：“吃了有多可惜！”她絕對不能容忍丈夫和孩子的臟腳在打過臘的硬木地板上亂踩！東西用過以後會被弄臟或弄壞——我們都清楚，她是多麼想讓彆人不再去用它們啊；她把蜜餞藏到發黴，她把客廳鎖上。但是，時光的流逝是無情的。貯存的食物不是招來了老鼠，就是生了蟲，而且蛀蟲還在毀壞著毛毯和衣物。世界可不是刻在石碑上的夢想，它是由易腐的難以捉摸的物質構成的；可食用的物質像達裡（Dali）對肉體的觀察那樣模棱兩可：它似乎是惰性的、無機的，但隱藏在裡麵的幼蟲可以使它變成一具死屍。沉湎於物品當中的主婦像物品一樣依附於整個世界：床單燙壞了，肉烤焦了，瓷器摔破了，這些都是絕對的災難，因為物品一旦毀壞，便永遠無法挽回。不可能通過它們得到一種永恒感和安全感。戰爭的洗劫和炸彈，也在威脅著人們的衣櫃，人們的家。因此，家務勞動的產品肯定要被消耗掉。不斷的放棄對女人來說是需要的，她的作用隻有在這些產品被毀壞時才能夠完成。於是，她也許會毫不遺憾地認為，這些小小的毀壞，至少應當引起某個人的高興和愉快。但由於主婦的勞動是為了維持［現狀〕而擴大的，丈夫進屋時就可能注意到混亂或不整齊，不過他似乎覺得乾淨整齊是理所當然的。他對一頓美餐肯定會更感興趣。當她把盛著美餐的碟子放在桌子上時，烹飪的凱旋時刻便來到了：丈夫和孩子以熱情的讚許去接受它，不但表現在口頭上，而且愉快地把它吃光。於是烹飪煉金術按照一定的程式，把食物變成了乳糜和血。所以，維持生命體比適當地保持地麵清潔更具體、更至關重要。烹飪的努力顯然是在向未來超越。然而，如果說參與另一個人的自由超越，比沉湎於物品更可取，這不在是指它的危險比較小。烹飪工作的功效，隻能在她桌子周圍的那些人的嘴上發現。她需要得到他們的讚賞，她希望他們喜歡她做的菜，吃完了還要。如果他們不餓，她就會感到不痛快。就此而論，人們真是不明白，究竟炸土豆是為了丈夫，還是丈夫是為了炸土豆？這種含糊性明顯表現在作為主婦的妻子的一般態度裡：她為丈夫理家，但又希望他把全部收入花在買家具和電冰箱上。她希望讓他幸福，但他隻有在她所確定的幸福範圍內活動，才能得到她的讚成。曾經有過這些要求得到一般滿足的時期，有過這種幸福也是男人的理想的時期，即他非常依戀他的家和家人的時期，甚至孩子們也願意突出表現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傳統和他們的過去的特征的時期。在這樣一些時期，她作為家裡的統治者，作為餐桌的負責人，被公認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今，在處處使父權文明不朽的一些地主和富有農民當中，她仍在扮演著這種無比榮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