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問過安迪，他認為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安迪避而不答。但他其實心中的確有一些想法，我在一九五五年一個黃昏時把這些想法套出來。我們兩人花了七年工夫，才從點頭之交進而成為相當親近的朋友，但直到一九六年之前，我都從未真正感到跟他很接近。而且我想，我是惟一曾經真正跟他接近的人。我們由始至終都在同一層囚室，隻是我在走道中間而他在走道末端。“我認為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笑道，但笑聲中沒有絲毫幽默的意味，“我認為那天晚上，我真是倒黴透了，古往今來最倒黴的事都集中在這短短幾小時內發生。我想一定有個陌生人湊巧經過。也許在我走了之後，有人車子爆胎了，也許是個強盜，也許是個神經病，走進去把他們殺了，就這樣，我就被關進來了。”就這麼簡單。而他卻得下半輩子——至少在離得開以前——都待在肖申克。五年後，他開始申請假釋，但每次都被駁回，儘管他是模範犯人。但當你被烙上了謀殺的罪名後，想離開肖申克可有得等了，慢得就像流水侵蝕岩石一樣。假釋聽證會中有七個委員，比一般州立監獄還多兩個，你不能收買那些家夥，也無法用甜言蜜語哄他們，更不能向他們哭求。在假釋聽證會中，有錢都不能使鬼推磨，任你是誰都插翅難飛。而安迪的情況，原因就更複雜……不過且待下文分解吧。有個名叫肯德裡克斯的模範犯人，在一九五零年代向我借了不少錢，後來足足花了四年才付清。他付給我的利息大部分是用情報來抵。乾我這一行，如果消息不靈通，就是死路一條。肯德裡克斯能看到一些我絕對看不到的紀錄和檔案。他不像我隻在那個該死的車牌工廠裡操作壓板機器。肯德裡克斯告訴我，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假釋聽證會上，反對安迪假釋的投票紀錄是七比〇，一九五八年是六比一，一九五九年又是七比〇，一九六〇年是五比二，以後的我就不知道了。我隻知道，經過十六年後，他還在第五區的十四號牢房。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已經五十七歲了。他們很可能到一九八三年時，才會大發慈悲放了他。他們饒你一命，但是卻奪走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也許有一天，他們會放你走，但是……聽著：我認識一個叫波頓的家夥，他在牢房裡養了一隻鴿子。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當他們放他出來走走時，他都帶著這隻鴿子。他叫鴿子“傑克”。波頓在出獄前一天，也放傑克自由，傑克立刻姿態漂亮地飛走了。但是在波頓離開我們這個快樂小家庭一個星期之後，有個朋友把我帶到運動場角落，波頓過去老愛在那裡晃來晃去。有隻小鳥像一堆臟床單般軟趴趴地癱在那裡，看起來餓壞了。我的朋友說：“那是不是傑克啊？”沒錯，是傑克，那隻鴿子像糞土一樣躺在那兒。我還記得安迪·杜佛尼第一次跟我接觸要東西的情形，往事曆曆在目，好像昨天才發生一樣。不是他想要麗塔·海華絲的海報那次，那還是以後的事。一九四八年夏天，他跑來找我要彆的東西。我的生意大部分是在運動場上做成的，這樁交易也不例外。我們的運動場很大，呈正方形，每邊長九十碼。北邊是外牆，兩端各有一個瞭望塔，上麵站著武裝警衛，還佩著望遠鏡和鎮暴槍。大門在北麵，卡車卸貨區則在南邊，肖申克監獄總共有五個卸貨區。在平常的工作日，肖申克是個忙碌的地方，不停有貨進出。我們有一間專造汽車牌照的工廠、一間大洗衣房。洗衣房除了洗燙監獄裡所有床單衣物，還替一家醫院和老人院清洗床單衣物。此外還有一間大汽車修理廠，由犯人中的技工負責修理囚車和市政府、州政府的車子，不用說還有監獄工作人員的私人轎車，經常也可以看到假釋委員會的車停在那兒待修。東邊是一堵厚牆，牆上有很多小得像縫隙的窗子，牆的另一邊就是第五區的牢房。西邊是辦公室和醫務室。肖申克從不像其他監獄一樣人滿為患。一九四八年時，還有三分之一的空位。但任何時候，運動場上都有八十到一百二十名犯人在玩美式足球或打棒球、賭骰子、閒聊或暗中交易。星期天，場上人更多，像假日的鄉下……如果再加上幾個女人的話。安迪第一次來找我時是個星期日。我正跟一個叫安耳默的人談完話；安耳默隔三差五幫我一些小忙，那天我們談的是一部收音機的事。我當然知道安迪是誰，彆人都認為他是個冷冰冰的勢利小人，一副欠揍的樣子。說這種話的其中一個人叫做博格斯·戴蒙德，惹上他可真是大壞事一件。安迪沒有室友，聽說是他自己不想要的。彆人都說，他自認他的屎聞起來比彆人香。但我不隨便聽信彆人的傳言，我要自己來判斷。“喂，”他說，“我是安迪·杜佛尼。”他伸出手來，我跟他握手。他不是那種喜歡寒暄的人，開門見山便說出來意。“我知道你有本事弄到任何東西。”我承認我常常有辦法弄到一些東西。“你是怎麼辦到的？”安迪問道。“有時候，”我說，“東西好像莫名其妙地就到了我的手上。我無法解釋，除非因為我是愛爾蘭人。”他笑笑。“我想麻煩你幫我弄把敲石頭的錘子。”“那是什麼樣子的錘子？你要那種錘子乾什麼？”安迪很意外，“你做生意還要追根究底嗎？”就憑他這句話，我已知道他為何會贏得勢利小人的名聲，就是那種老愛裝腔作勢的人——不過我也在他的問話中感覺到一絲幽默。“我告訴你，”我說，“如果你要一隻牙刷，我不會問你問題，我隻告訴你價錢，因為牙刷不是致命的東西。”“你對致命的東西很過敏嗎？”“是的。”一個老舊、貼滿了膠帶的棒球飛向我們，安迪轉過身來，像貓一樣敏捷，在半空中把球抓了下來，漂亮的動作連弗蘭克·馬左恩（弗蘭克·馬左恩（Frank Malzone），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數度贏得美國聯盟金手套獎的著名三壘手。）都會歎為觀止。安迪再以迅速利落的動作把球擲回去。我可以看見不少人在各乾各的活兒時，還用一隻眼睛瞄著我們，也許在塔上的守衛也在看我們。我不做畫蛇添足或會惹來麻煩的事。每個監獄中，都有一些特彆有分量的人物，小監獄裡可能有四、五個，大監獄裡可能多達二、三十個，在肖申克，我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我怎麼看待安迪，可能會影響他在這裡的日子好不好過。安迪可能也心知肚明，但他從未向我磕頭或拍馬屁，我就是敬重他這點。“應該的。我會告訴你這種錘子長什麼樣子，還有我為什麼需要這種錘子。石錘是長得很像鶴嘴鋤的小錘子，差不多這麼長。”他的手張開約一英尺寬，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整齊乾淨的指甲。“錘子的一端是尖利的小十字鎬，另一端是平鈍的錘頭。我要買錘子是因為我喜歡石頭。”“石頭？”我說。“你蹲下來一會兒。”他說。我們像印第安人一樣蹲著。安迪抓了一把運動場上的塵土，然後讓塵土從他乾淨的手指縫間流下去，揚起了一陣灰。最後他手上留下了幾粒小石頭，其中一兩粒會發光，其餘的則灰撲撲的，黯淡無光。其中一粒灰暗的小石頭是石英，但是要等摩擦乾淨了以後，才看得出來是石英，發出一種奶色的光芒。安迪把它擦乾淨後扔給我。我接住後，馬上叫出名字。“石英，不錯，”他說，“你看，雲母、頁岩、沙質花崗岩。這地方有不少石灰石，是當年開辟這一個山丘蓋監獄時留下來的。”他把石頭扔掉，拍掉手上的灰塵。“我是個石頭迷。至少……以前是。我希望能再度開始收集石頭，當然是小規模的收集。”“星期日在運動場上的探險？”我問道，站了起來。好一個傻念頭，不過……看見那一小塊石英，我也不禁稍稍心動了一下，我不知為什麼；我想，大概是和外麵的世界有某種聯係吧。你不會想到在運動場上會看到石英，石英應該是在奔流的小溪中撿到的東西。“星期天有點事做，總比沒有的好。”他說。“你可以把錘子插進某人的腦袋中。”我評論道。“我在這兒沒有敵人。”他靜靜地說。“沒有？”我微笑道，“再等一陣子吧。”“如果有麻煩的話，我不會用錘子來解決。”“也許你想越獄？在牆下挖地道？因為如果你——”他溫文有禮地笑了起來。等到我三個星期後親眼見到了那把石錘時，我就明白他為什麼笑了。“你知道，”我說，“如果有人看見你帶著這玩意兒，他們會把它拿走。他們連看到你有個湯匙，都會把它拿走。你要怎麼弄呢？就蹲在這兒敲敲打打嗎？”“噢，我會想出更好的辦法的。”我點點頭，反正那部分確實不關我的事。我隻負責供應東西，至於他能否保住那個東西，完全是他的事情。“像這樣一個玩意兒，要多少錢？”我問，我開始享受他安靜低調的態度。如果你像我一樣，已經度過了十年的牢獄生涯，你會極端厭倦那些愛大聲咆哮、好吹牛、還有大嘴巴的人。所以，可以這麼說，我從初次見麵就很喜歡安迪。“任何賣石頭和玉石的店都可以買到，要八塊錢，”他說，“不過當然我明白，你經手的東西都還要加一點傭金——”“平常是加百分之十，不過我必須把危險物品的價格再提高一點。你要的東西比較不那麼容易弄到手，所以就算十塊錢好了。”“那就十塊錢。”我看著他，微微一笑。“你有十塊錢嗎？”“有。”他平靜地說。過了很久，我才發現他至少有五百元，是他入獄時就帶進來的錢。每個人入獄時都要先經過一番檢查，他們會強迫你彎下腰來，然後仔細查看你的某個部位。不過那部位空間不少，有決心的人想瞞天過海還是有辦法，東西直往內塞，表麵上甚至看不出來，除非碰巧檢查你的那個人居然有心情戴上橡皮手套，往裡麵猛掏。“很好，”我說，“你應該知道萬一我給你的東西被發現了，該怎麼辦吧？”“我想我應該知道。”我可以從他的眼神轉變中看出，他早已猜到我要說什麼了。他的眼神中閃現一絲他特有的帶著嘲諷的幽默。“如果你被逮著了，你要說是你自己找到的。他們會關你三或四個星期的禁閉……還有，當然囉，你的玩具自然也會被沒收，還會在你的記錄上留下一個汙點。但是如果你說出我的名字，以後就甭想再和我做生意了，連一雙鞋帶或一包香煙都甭想我賣給你。我也會派人給你一點顏色瞧瞧。我不喜歡暴力，但你要了解我的處境，我可不能隨便給人擺了道兒，這樣我往後就混不下去了？”“我懂，你不用擔心。”“我從來不擔心，”我說，“在這種地方，擔心於事無補。”他點點頭走開了。三天後，趁早上洗衣服的休息空檔，他走向我。他沒跟我說話，甚至沒看我，不過神不知鬼不覺地塞給我一張摺得整整齊齊的鈔票，手法就像魔術師玩撲克牌戲法一樣利落。這家夥學得很快。我給他弄了一把錘子，正是他形容的尺寸和樣子。我把錘子藏在我的牢房中一個晚上，這種錘子不像逃亡工具，我猜如果想用這樣一把錘子挖地道逃出去，大約要六百年，但我還是有點不放心。因為萬一把這玩意插在某人的腦袋中，他就再也彆想聽電台播放的流行歌了，而安迪一向跟那些同性戀處不好，我希望他們並非他真正想錘的對象。最後，我還是相信自己的判斷。第二天一早，起床號還沒有響起，我就把錘子藏在香煙盒中拿給厄尼，厄尼是模範囚犯，他在一九五六年出獄前，一直負責打掃第五區的走道。他一句話也沒說，就飛快地把錘子塞進上衣裡，此後十九年，我不曾再看過那把錘子，等我再看到它時，那把錘子早已磨損得沒法用了。接下來那個星期日，安迪在運動場上又走向我。他的樣子慘不忍睹，下嘴唇腫得像香腸，右眼也腫得張不開，臉頰有一連串刮傷。他又跟那些“姊妹”起衝突了，但他從來不提這件事。“多謝你的工具。”他說，說完便走了。我好奇地看著他。他走了幾步，在地上看見什麼東西，彎下腰去撿起來。那是塊小石頭。囚衣是沒有口袋的（惟有擔任技工的囚犯在工作場合中穿的工作服例外），但是總有辦法可想，因此那塊小石頭消失在安迪的袖子中，而且一直沒有掉下來，手法真叫人佩服……我也很佩服他，儘管他碰到不少麻煩，還是繼續過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萬的人卻辦不到，他們不願意或沒有能力這麼做，其中許多人根本沒有被關在牢裡，卻還是不懂得過日子。我還注意到，儘管安迪的臉孔透露出他碰到麻煩了，但是他的雙手仍然乾淨得一如往常，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齊齊的。接下來六個月，我甚少看見他。安迪有好一陣子都被單獨關在禁閉室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