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影響曆史研究最大的一門學科，便是由杜威大師開山的“行為科學”（Behavior Sce）了。這宗新學派的論學主旨則是“個性決定行為”。其“決定”的方式則是通過一種S-R或S-O-R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機—反彈”（Stimulus-anism-Response）連續反應的運作過程。這一過程的發展也是有其等級的：如果這一個性所決定的行為的行為者是一介匹夫，則其行為的結果（sequences）就隻限於一家之內；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師，其影響便及於社會；如果他是個秉國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牽涉國計民生了；更上層樓，他如做了世界級的偉人，不得了，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生死存亡了。如今天與人歸，由張嶽公資政所領導發起、群賢共祝九秩大慶的漢卿張學良將軍，便是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曆史偉人，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禍福。事實上，他那顆火熱熱的、老而彌篤的赤子之心所鑄造的個性，再通過S-O-R的過程所“反彈”出來的社會行為，就部分地改寫了廿世紀後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盤地改寫了同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史。我們搞近代史專業的史學家，如今麵對這樣一位重量級的曆史製造者，執簡在手，又怎樣去秉筆直書呢？老實說，上述西方這宗最新的學問，和我們東方最古老的孔孟教義，基本上是殊途同歸的，至少兩者之間並沒有原則上的矛盾。隻是行為科學家隻泛論人類社會行為變化之通則，內涵是抽象的，沒有涉及個性或人性善惡的具體問題；而我國儒法兩家社會哲學的出發點，則基於具體的人性之為善為惡的問題。其實善惡的標準是人類智慧主觀地製訂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惡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彆，隻是兩種“七分天賦、三分環境”所養成的不同的人品罷了。可是從實際政治運作的觀點來看，則有為有守的君子之間，亦何嘗沒有誤國之士；無所不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國用兵之才。既然這樣，我們觀察曆史人物，又如何落筆呢？所以我們傳統史家乃有所謂“春秋之義”，就是把他們的動機與效果分開，不以成敗論英雄。曆史人物如動機純正、心際光明，則是國之瑰寶、民之聖賢，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隻“責備賢者”而已，無傷大節。反之，小人當國，則不論成敗都是史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了。曹操說：“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對安定漢末那個動亂社會是有其功勳的，但是曹操卻永遠是傳統史家筆下梟雄小人的代表。重視動機、藐視效果，斯之謂“誅心之論”——其功不可沒，而其心可誅，則終不足取也。我國傳統史學上這點臧否人物的道德標準，是值得我們承繼的。不過傳統史學畢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碼，已嫌陳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夠科學。這就需要我們用現時新興的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加以補充了。所以我們要把我國當代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在國族曆史上試為定位，那我們就得把古今中外曆史科學的法則與觀念攤開來比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所以我們如以“春秋大義”來觀察張學良將軍，他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將領。就憑這一點，當年假抗日之名行營私之實、其功未必不可沒而其心實可誅的軍人、政客、黨人、學者，在中國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張學良這樣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再從當代行為科學研究的規律著眼，則少帥當年的政治行為和心理狀態，亦無一不可於“刺激—生機—反彈”的通則上找出科學的答案。這是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心理學、生理學等）交配的新品種，不是曆史學家可以胡說八道的。總之，張學良將軍早歲的顯赫和晚歲的恬淡，都發生於一個“最後之因”，這個“因”便是他個性上有顆赤子之心。這顆赤子之心，經過S-O-R的反彈化為行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帥當年道德上的長處，但它可能也是少帥職業上的短處啊。朋友們或許要問，張學良有顆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見而雲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見而雲然！事實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隻是基於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罷了。張漢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這是上帝恩賜，不可強求。事實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隻是失去者有早晚之彆罷了。而張漢公則保留它至九十高齡而未褪色，這或許就是環境的關係了。赤子之心為何物也？想讀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詳道之，不多贅了。隻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應以政客為最早。蓋政治最複雜、最詭譎，吃那行飯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可是張學良也是吃那行飯的大頭頭，他竟然年躋九十而有其赤子之心，豈不怪哉？其實細細推敲一下就沒有什麼費解了。行為科學的S-O-R就足為我們詳述之：張漢公雖然“年未而立，便負方麵，獨握大權”，儼然一位政界大頭目，但是他卻沒有學會怎樣做政客！他沒有做政客的必要嘛。因此他在這個S-O-R的連鎖上就缺少了這個做政客的“S”，自然就沒有“O-R”了。且看他生為“衙內”，幼為“王子”（東北王之子），稍長“便負方麵”，當行伍出身的老奉係搞不下去了，在現代化了的新奉係中，少帥就是事實上的一係之主，何待於老帥殉國之後呢？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麵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公、為係，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沒有做小政客的曆史磨煉了。漢公真正地卷入政治漩渦，蓋在“九一八”之後，而他的對手又是二位當時中國政壇的第一等高手，所以少帥就開始吃虧了。西安事變之後，張副司令親送蔣中正總司令返南京。馮玉祥聞之歎曰：“少不更事！”這位姓馮的“把兄”（馮、張原有金蘭之盟）就不知道他那年輕的“把弟”原不是個官僚政客嘛。人生短短百年，總應留得清白在人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吾為張學良將軍作期頤之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