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一期，係作者為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所作書序的刪節稿。——編者注）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餘年當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的記錄上，最多彩多姿的領袖人物“少帥”張學良將軍，應該是獨占鼇頭了。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撒手（左金右間）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曆史，也改寫了世界曆史。隻此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去年我曾看過一部叫做《少帥傳奇》的電影。那顯然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製，這部電影裡的傳奇故事比起少帥傳記裡的真實故事來，恐怕還要遜色呢。少帥實際生活的傳奇性，似乎要比傳奇電影裡的傳奇更富於傳奇性！張學良本來就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性和戲劇化的家庭裡。他父親“老帥”張作霖便已很夠傳奇了，他由一個東三省的“胡子”，那個比書上的“梁山英雄”更富戲劇性的真實的草莽英雄，在滿清時代由落草剪徑，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發財，而出長方麵。他所長的“方麵”，竟比西歐英法德奧諸列強的聯合版圖還要大得很多！既有方麵之權，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終成短期的中華之主，當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帥”——當時中國正統的國家元首。學良便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胡子”的兒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誕生的，嗣後跟隨乃父，水漲船高，竟然做了軍閥時代的中國“末代皇帝”的太子。張大元帥由於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漢奸，因此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容，終於兵敗之後，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國。這一段簡略的老帥傳記，本身便已足夠戲劇化了；那時曾有意侍候老帥，終於變成少帥顧問的顧維鈞博士，就曾經告訴我一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作霖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應為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曾舉行一次曆代帝王和曆屆民國總統都循例舉行的祭天大典。當張氏正在天壇之中捧爵而祭，並喃喃祝福之時，孰知一不小心竟把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帥驚惶失措，與祭者也都認為是不祥之兆。其後不久，那批在北京以專才身份待業待詔的博士幫，包括顧氏自己，可能還有王寵惠、顏惠慶、施肇基等一群，日長無事，結伴行街。他們曾戲以張大元帥的生辰，冒為一無名老人的八字，請當時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為算命。這相士把八字一排說，這個命貴則貴矣，隻是現在他已是黎明前的“電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電燈膽”便是北京土話中的電燈泡。在那電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電燈膽是特彆明亮的。可是不久張氏這個明亮的電燈膽，便在皇姑屯熄滅了。這一故事是顧氏在海牙做國際法庭法官，返紐約向我口述其《顧維鈞回憶錄》，和我一道午餐聊天時親口告訴我的。這位國際法庭大法官，那時沒有向我捏造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小故事，也隻是幫助說明張作霖、學良父子的一生，是多麼富於傳奇性罷了。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未做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隻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卻是從一個花花公子開始的。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花”的花花公子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乾才。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在車載鬥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行業，拚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彆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曆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論倜儻風流、揮金如土，上開飛機、下駕汽車，左擁右抱、女伴如雲，而鶯鶯燕燕之間，中西兼備——連法西斯霸主墨索裡尼之千金，亦在少帥膩友之列，則少帥實非書上任何風流小生所能望其項背了。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高乾子弟，生活糜爛不堪的，也是成隊成群了，但是哪個能和你相比？老實說，漢卿吃喝玩樂的記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安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舍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裡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份，而漢卿你卻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曆史的、看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癡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癡情，羨漢卿之豔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隻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花花公子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漫說是像張學良這種大頭頭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淒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雲乎哉？趙一荻，我們曆史家也替您喝采！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學良才二十出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麵，獨握大權”。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台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少帥的崛起，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麵，獨握大權”，雄踞一方，足為西歐各國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曆史家，自有清楚的交待，讀者可細玩之。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麵，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蟠然“易幟”。須知，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製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界史中，安祿山、石敬塘、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力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師當年李鴻章以夷製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舍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麵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火氣全無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乾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與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卻兼而有之。隻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欲之彆、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顯然的，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頭，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為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詞；並從而戒煙去毒，浪子回頭，洗心革麵，知恥近乎勇，卻是很難能可貴的。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這件曆史事實，今後恐怕要被史家爭辯一千年而終無定論。但是，事變中的若乾史實也是無人能夠否認的。第一，事變之發動是基於張學良對國難家仇的義憤。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是絕少、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私人利害的。在學良看來，北伐之後，他為謀求國家統一，不惜自棄曆史，毅然“易幟”，歸順中樞。如今外患急於燃眉，蔣公必欲置中共全軍於死地，不滅不休，毋乃太過。學良口勸不動乃貿然實行兵諫，希望蔣公不為已甚，張氏這種心理基礎，蓋亦為史家所不容否認者。第二，西安事變之發生，建議為楊，主動為張。迨至騎虎難下之時，學良“問計無人”，致使精明而識大體的周恩來變成“謀主”。不過話說回頭，西安事變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乃至蔣公本人也未始無實惠。蓋西安無變，則蔣氏之剿共戰爭，以蔣之個性，勢必堅持到底。然證諸世界各國近代史之各種實例，這一剿共戰爭，將伊於胡“底”，實無人可以臆側。野火燒不儘，春風吹又生。古人說，揚湯止沸，莫如去薪。共產黨有群眾有理論，不謀釜底抽薪，專求揚湯止沸，是消滅不了的。而專靠槍杆來剿共，就是揚湯止沸。何況外患緊迫，大敵當前，有誰能保證，一把野火就把共產黨燒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變，未始不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再者，西安事變之圓滿解決，對當時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因而提早了全麵抗戰。根據當時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又伊於胡“底”呢？以當年日本侵華的氣焰來推測，南京之抉擇在“抗戰”、在“忍辱”，其結果並無軒輊。所不同的隻是：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曆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公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總之，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曆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閱於牆而外禦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表現得刻骨銘心，為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曆史家，都不會否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一統，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曆史舞台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曆史的人就很難妄測了。蔣公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複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個派係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麵，這又是誰之過歟！？若說沒有西安事變，國民黨便可把共產黨完全消滅，以後縱使貪汙腐化，你傾我軋，仍然可以安享其錦繡河山，榮華富貴，把人民當阿鬥，恐怕也是癡人說夢吧！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