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錢退給我！”顧客邊說邊把盛雞的盤子丟在櫃台上，然後把收據遞給我。他五十多歲，腰像水牛一樣粗。油乎乎的嘴角還粘著一片炸雞屑。他買了四塊炸雞，現在盤子裡隻剩下一個雞腿和一個翅膀。“雞胸脯和雞大腿哪兒去了？”我問他。“你們不能這麼坑害人。”他鼓暴的眼睛因為惱怒格外閃亮。我認出來他是附近電機廠的一個工人。“我們咋坑害你了？”高個頭的白莎不客氣地問，手裡揮動著一對夾雞肉的長夾子。她狠狠地瞪著那個男人，那人的頭頂剛好夠到她的鼻子。他說：“你們這牛仔炸雞聽著好聽，看著好看。實際上就是個名字—根本沒有肉。我吃了兩塊肚子裡啥感覺也沒有。”他拍拍肥胖的肚囊，“我不要再吃你們這坑人的玩意兒了，你們把錢退我。”“沒門。”白莎說著晃了晃燙得像喜鵲窩一樣蓬鬆的頭發，“你要是沒碰這雞，我們可以退你錢。可是—”“對不起，出了什麼事？”焦彼德插進一句。他和夏皮洛先生剛好從廚房裡走出來。我們向他解釋了顧客的要求，焦彼德一句一句翻譯給我們的美國老板聽。我們都不作聲了，倒要看看我們這位彼德經理如何處理這件事。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用英語簡單說了幾句，然後用中文對那個顧客說：“您已經吃了兩塊雞了，我們隻能退您一半的錢。咱們下不為例。您隻要碰了您買的炸雞，就不能退錢了。”那個男人一臉不情願的樣子，但還是接過了錢。他嘴裡嘟囔著：“媽的假洋鬼子。”他這是說我們這些在牛仔炸雞店工作的中國人。這下可把我們惹火了。我們同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爭論說，不應該讓這個顧客就這樣白占便宜，否則全城的人都可以來免費品嘗我們的炸雞了。我們不需要這樣一個小氣鬼似的顧客，把他轟出去就完了。夏皮洛先生解釋說，我們應該遵照美國做生意的規矩—一定要讓顧客滿意。當初他雇用我們這些人的時候就說過這樣一句話：“顧客永遠是對的。”但那是美國的生意經，他不知道這是在和中國人打交道—你給他鼻子，他就會上臉。如果夏皮洛先生想當大慈大悲的菩薩，這個地方很快就會亂套。我們已經聽到不少城裡流傳的有關我們炸雞店的閒言碎語。有人說：“牛仔炸雞是專喂敗家子的。”沒錯，我們的炸雞是比木基當地的燒雞賣得貴，也更油膩。木基的燒雞講究火候，爛得連骨頭都可以吃下去。我拿了塊海綿去擦洗那個顧客弄臟的桌子。猩紅色塑料貼膜的桌麵扔著油汪汪的雞骨頭，聞起來有股蓖麻油的味道。我每次聞到這種味道都想吐。我擦完了桌子，正要去收十另外一桌，看見桌旁的椅子上有一個香煙燙出來的黃豆大的疤痕。這肯定是那個家夥乾的。我們根本不應該退他錢，而應該把他扣起來讓他賠償損失。我討厭夏皮洛先生這套虛偽。他任何時候都裝出心慈麵善、體貼顧客的樣子，可是對我們這些雇員卻狠得要命。上個月他從我的工資中扣除了四十元，簡直像抽了我的肋骨一樣心疼，就因為我給了我哥哥所在供電局的一個姑娘八塊雞胸脯。她上次來店裡買炸雞，按照老板的規定，我應該賣給她兩個雞腿、兩個雞大腿、兩個翅膀和兩個雞胸脯。她央求我說：“宏文，大方點，多給點肉。”不知咋的，她衝我飛了一個笑眼我就答應了。老板當時看見我正在往紙盒子裡填最大塊的雞胸脯，但是他啥也沒說，等到那姑娘出了店才把我臭罵一頓。他說：“我要是看見你再這麼做，你就給我滾蛋。”我當時真嚇得半死！後來他罰了我四十元錢，純粹是給另外七個中國雇員看的。夏皮洛先生是個嘴甜心苦的老狐狸。有一次我們問他為啥要在我們木基市做生意，他說他想幫助中國人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的時候，他的父母從蘇俄逃出來，曾經在木基住過三年，然後去了澳大利亞。雖然他們是猶太人，但是在木基沒有人歧視他們。夏皮洛先生的圓臉上長著絡腮胡子，他表情誠懇地解釋說：“猶太人和中國人有相同的命運，所以我感覺和你們很親近。我們都是黑頭發。”他說這話的時候嘿嘿笑了，好像說了句笑話。這些都是資本家的屁話。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吃什麼牛仔炸雞，也不想欣賞他那個粗大的紅鼻頭和禿腦門，更受不了他那滿胳膊濃黑的汗毛。他的牛仔炸雞公司不僅剝削我們這些城裡人，而且還壓榨成千上萬的中國農民。河北省的幾個村子專門給牛仔炸雞店種土豆，因為據說那裡的土壤和氣候同美國生產土豆的愛達荷州很相似。這個公司還在安徽省開辦了幾個養雞場，專門為全中國的牛仔炸雞連鎖店提供雞肉。這些美國鬼子利用我們中國的產品和勞工從中國消費者身上賺錢，然後把賺來的錢運回美國。夏皮洛先生居然還有臉說他是來幫助我們的。我們不需要他這樣一個救世主。至於五十年前他父母曾經在木基住過這件事，我們這裡的人確實沒有歧視猶太人，那是因為在我們看來猶太人也是外國人，和那些白皮膚的洋鬼子沒啥兩樣。咱們中國人哪兒分得清呢？焦彼德是店裡的經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認識他了，那時候他還叫焦霈海，是個臉色蒼白、學習用功的、孤獨的男孩子。他腦袋上有四個旋，經常成為彆的孩子取笑的對象。因為每天他都要從家裡走十多裡地去城裡上學，我們就給他起了個“鄉巴佬”的外號。他和我們這些人不一樣，學習成績一直很好。1977年，當大學重新招生的時候，他考進了天津外語學院的英語係。我們當時都去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但是由於報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難。我們高中的三百多個考生中隻有兩個人通過錄取分數線。大學畢業後，霈海去了美國留學，在愛荷華大學學曆史。後來他改了專業，在同一所大學中拿到了一個商學管理的學位。再後來他就回國了，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身體強壯而且有錢，頭發卷卷的，還起了個外國名。他看上去充滿了活力，開朗樂觀，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上班的時候他永遠是穿著很正式，一身西裝配上色彩鮮豔的領帶。他有一次開玩笑說，他身上長了五十多斤美國肉。說實話，比起過去的那個焦霈海，我更喜歡現在的這個焦彼德。我經常納悶美國有什麼東西能使他變化這麼大—短短六年的工夫從過去那個笨拙孤獨的少年變成一個能乾自信的男人。是美國的水？美國的牛奶和牛肉？美國的氣候？美國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讓人佩服的是，彼德講一口流利標準的英語，比木基大學的那些英語教授強多了。這些教授從來沒出過國，當年學英語靠的是俄國人寫的英語教科書。彼德雇我來炸雞店工作可能是因為我過去在學校裡從沒有欺負過他，再加上我的腿有點瘸。我對他心存感激，從來沒有在同事們麵前談起過他的過去。當初我們這個牛仔炸雞店開業的時候，市政府裡的五十多個官員前來致賀。開業典禮上一個副市長用一把兩尺來長的剪子剪斷了紅綢帶。然後，他贈給了夏皮洛先生一個像火鉗子那麼長的黃銅鑰匙。這是乾啥使的？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這個城市的城牆早都拆了，根本沒有城門，哪兒有這麼大的鎖用鑰匙去開呢？慶賀的來賓們品嘗了我們的炸雞、薯條、涼拌卷心菜、沙拉、熱鬆餅。可口可樂、薑汁啤酒和橘子水全都免費喝，簡直就像水那樣敞開了流。來賓們摸摸我們的聚酯座椅、塑料貼膜的桌麵、洗碗機、微波爐、收款機、廚房裡的防水地氈，有人甚至探頭看看我們的冷庫和嶄新的廁所。他們對這一整套從美國運來的快餐店設施讚不絕口。一個白胡子老乾部說：“我們要向美國人學習，學習他們如何滿足顧客的要求，學習他們不僅照顧到入口吃的，還照顧到拉出來的。人家每件事情都事先考慮到了。”有些來賓觀看了我們在不鏽鋼油槽裡炸牛仔雞。這種廚具安全衛生，不像中國廚房裡用的那些鍋底滿是油垢的大鍋和哧啦作響又放不平穩的炒鍋。副市長和我們每個員工都握了手，囑咐我們要努力工作，同我們的美國老板好好合作。第二天，《木基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牛仔炸雞店的長篇文章，把牛仔炸雞落戶木基說成是市領導積極引進外資的成功樣板。剛開張的幾個星期，我們吸引了大量顧客，特彆是那些急於嘗嘗美國風味的年輕人更是成群結隊地來。因為我們的生意太好了，街上賣小吃的攤子都躲得離我們炸雞店遠遠的。有時候我們從那些小吃攤前走過，小販們就往地上吐唾沫，眼睛不看著我們罵：“狗漢奸！”我們也不示弱地罵回去：“我每天都吃牛仔炸雞，又香又脆又好吃！”開始的時候，夏皮洛先生也很賣力氣，經常工作到晚上十點半關門為止。但是隨著生意越來越好，他就越來越閒起來，經常躲在辦公室裡看報紙，有時候還嚼一種玻璃紙包的瘦肉香腸。他白天養足了精神，沒有事情乾，就開始和手下的姑娘們約會。我們店裡一共有四個女孩子，兩個全工兩個半工，都是二十多歲，健康活潑，長得不算特彆漂亮。您想想看，每到星期四晚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就和一個年輕姑娘出去約會，而且去哪兒都沒問題。這使我們這三個夏皮洛先生雇來的男工感到自己就像個太監一樣沒用。特彆是我已經快三十歲了，還沒有女朋友，就更覺得自己窩囊。大多數女孩子對我都不錯，但是在她們看來我不過是個心腸好的小夥子，對我隻有同情沒有愛情，好像我的瘸腿使我不夠資格成為男人。照我看，夏皮洛先生隻是個下流的糟老頭子，但是那些姑娘也好不到哪兒去，隨時都可以把自己賣出去—不管賣的是笑、是甜言蜜語，還是肉體。夏皮洛先生帶白莎出去後的第二天，我問她和老頭子約會是啥感覺，其實心裡想知道那個胖豬除了有錢以外究竟有啥吸引女孩子的地方。我更想知道他請她們吃飯以後，是不是帶她們去了他的公寓和他睡覺。這可是非法的事。如果他真睡了她們，我們就給他記著賬，以後有必要就去告發這個老渾蛋。我一邊把盤子從洗碗機裡拿出來摞在桌子上，一邊裝得輕鬆地問：“他家有幾個房間？”“我怎麼知道！”她懷疑地瞪了我一眼。這個丫頭鬼得很，腦筋轉得飛快。“昨晚上你們不是在一起嗎？”“是啊。我們吃了個飯，就完了。”“飯吃得咋樣？”我聽說他帶姑娘們吃飯都是去農貿市場附近的好運餐廳，那家飯館可是不咋樣。“一般吧。”“你們都吃了些啥？”“炒麵和乾煸牛肉絲。”“哪天有誰能請我吃頓這樣的飯就好了。”“你咋知道是他請客？”“你說啥？他沒請你？”我把最後一個盤子摞好。“我們分開付賬。我再也不和他出去了，小氣鬼。”“如果不是他請客，乾啥要約你出去？”“他說這是美國的做法。他給了那個女招待不少小費，十塊錢哪。可是人家沒要。”“吃完飯你就回家了？”“是啊。我尋思他會請我去看電影或是去唱卡拉OK。可他隻說這個晚上過得不錯，然後就一抬屁股走人了。我們出來走到街上，他還打著哈欠說他想念在美國的老婆孩子。”“這可是夠怪的。”我同店裡的另外兩個男工滿友和京林在一塊兒議論夏皮洛先生和姑娘約會的怪法子。我們想不出來他到底要乾啥。和一個姑娘吃頓飯就算是一個晚上沒白過？真讓人整不明白。我們又去問彼德，是不是美國男人都這麼摳門。彼德說美國男人和中國男人一樣，請女士吃飯也都是男的付錢。他解釋說：“也許夏皮洛先生是想讓她們明白，這不是約會，隻是個工作晚餐。”這話誰會相信呢？他為啥不找一個咱們老爺們共進工作晚餐？我們猜他是在利用這幾個中國姑娘，因為如果他帶她們去那些高級餐館，像四海園或者北星宮，那裡有專門供應外賓的菜單，他要付比中國顧客高五倍的價錢。我們後來又問了其他幾個姑娘，她們承認夏皮洛先生每次都是讓她們點菜。他的確付的是中國價錢。怪不得他這一晚上沒白過呢！真他媽的是個老狐狸。可是，為啥他不把這幾個姑娘領回他的公寓呢？雖說她們不是美人，但是她們年輕肉體的新鮮氣味起碼可以激起這個老頭子的情欲。特彆是那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身材苗條，又有文化，他為啥也不動心呢？這兩個姑娘每個禮拜隻在店裡乾二十個鐘頭，平時也懶得和我們這些人說上幾句話。也可能夏皮洛先生在床上不行，是個真正的太監。我們的生意沒有興隆多久。有幾輛手推車每天到我們炸雞店附近的和平大街上賣辣味雞。每輛車上還插個牌子：“請吃愛國雞—酥脆、鮮嫩、味道好。比牛仔雞便宜七折。”說實話，牌子上的話倒不都是王婆賣瓜。我們每次看到這些推車，都禁不住氣得罵娘。城裡的大多數居民，特彆是那些老人都願意買價廉物美的愛國雞，自然就冷落了我們的生意。有的人也到我們店裡吃炸雞，吃完又在外麵罵我們：“真他媽的坑人！這麼貴，這牛仔雞根本就不是給中國人吃的。”這些人再也不會光顧炸雞店了。這樣一來，我們店裡的顧客主要是那些追求時髦的年輕人。有一天，夏皮洛先生突然想出一個開設自助餐的主意。我們從來沒聽說過“自助餐”這個詞，就問老板：“那是啥玩意兒啊？”焦彼德解釋說：“你付一點錢就能隨便吃，吃個夠。”太棒了，這主意真是天大的好事！我們都伸長了耳朵仔細聽著。我們老板建議自助餐的價格定在十九元九毛五，顧客可以吃到所有種類的牛仔炸雞、土豆泥、薯條、沙拉和罐頭水果。我們還納悶：他為啥不把價格定為二十元，湊成個整數呢？那樣聽起來實實在在，我們算賬找散錢也容易。彼德解釋說這也是美國市場的定價方法。“這就是市場心理學，不能用幾分錢讓顧客感覺是二十塊錢的高價位。”他解釋了半天，我們還是似懂非懂。總之，夏皮洛先生對開設自助餐簡直著了迷，他說即使這樣不能吸引到更多顧客，光是自助餐這個名詞就能幫助牛仔炸雞店揚名，等於做了廣告。彼德倒是不怎麼起勁，但是架不住我們都說自助餐是好主意，肯定能使我們炸雞店出大名。我們當然知道這肯定是賠本生意，我們說它好是因為我們想吃牛仔炸雞。夏皮洛先生小氣得要命，我們如果自己買炸雞他從來不給一分錢的折扣。他說公司的規定就是不給員工打折。但是，我們的親戚朋友來店裡買炸雞的時候，不是要我們給他們大塊的雞胸脯，就是讓我們在價錢上打折。我們不敢破壞店裡的規矩，不免讓親友覺得沒麵子。現在可好了，機會來了。我們一分鐘也沒耽擱，立刻在全城各處貼條子、散布下個星期自助餐開張的消息。整整一個周末，我們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騎車跑遍了木基市的大街小巷，就是要讓我們的每一個親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這件事。星期天晚上下了兩尺多深的大雪。第二天早晨全城交通陷於癱瘓，但是我們全都準時來上班。夏皮洛先生擔心這麼大的雪會把顧客困在家裡。我們安慰他說，木基人可不是貓冬的熊瞎子，他們一定會來的。他還是不放心，把帽子的護耳放下來包住下顎，走到門外一邊抽煙一邊看街上的人掃雪。雪片和白色的嗬氣在他的帽子周圍飄動。這麼冷的天我們都穿了狗皮褲子或者棉褲，他隻是在牛仔褲裡穿了一條毛褲。外麵的雪地反著寒光，北風吹得電話線上下翻動，像瘋鬼一樣發出嗚嗚的呼嘯。滿友朝夏皮洛先生的方向努努嘴，跟我們說：“看見了吧。在美國當個老板也夠受罪的。你得成天操心你的生意。”“我看他是害怕了。”我說。“他今天總算乾點事情了。”說話的是個叫費蘭的胖乎乎的姑娘，圓圓的臉上長了兩個討人喜歡的酒窩。她和我們還不一樣，連高中都沒念過，因為考了兩年都沒考上。自助餐的台子設在店裡的一個角落裡。每個不鏽鋼方盆裡都堆滿了炸雞。慢慢有顧客進門了。看到有十幾個客人坐下吃起來，夏皮洛先生的臉色放鬆了。他不停地用手搓著腮幫和耳朵，一定是剛才在外麵凍得夠嗆。他躲進辦公室裡喝咖啡去了，根本沒有想到這十幾個人隻不過是高潮前的序幕而已。雪後的太陽漸漸升高了，人們來得也越來越多，我們做的炸雞和薯條根本供應不上了。店裡的人聲越來越吵，也越來越擁擠，顧客人數已經超過店麵能容納的限量。我們的老板卻很開心，他被這熱熱鬨鬨的場麵感染，在辦公室裡吹起了口哨。他戴著雙光眼鏡在看英文的《中國日報》。我爸爸和叔叔就在第一撥進來的顧客裡麵。他們倆吃完的時候已經快走不動了。他們走了以後，我那個在供電局工作的哥哥帶了他的六個小夥子同事一塊來了。他們在衣兜裡都掖著汽水和白酒，這樣就不必買我們店裡的飲料。他們進來以後二話不說就朝自助餐的台子撲過去。你看他們吃得那個狼虎啊，就好像這輩子沒吃過飯一樣。我給他們記了數—平均每個人吃了至少十二塊炸雞。走的時候，每個人手裡還拎了一根雞腿或雞翅膀。白莎的家人也來了，包括她父親、叔叔和嬸子。滿友、京林和費蘭的親友也都來了。那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在木基沒有家，但是她們倆的同學倒來了十幾個。在後麵角落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五個人，從他們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扁臉上看得出來是彼德家裡的人。其中還有一個懷孕至少七個月的年輕女人。她是彼德的姐姐，看來她肚子裡的孩子也需要營養。誰都看得出這自助餐是賠本的買賣，但是我們並不在乎，仍舊把雞肉一塊一塊地炸出來，把盛沙拉和土豆泥的圓盆裝滿。我們隔一會兒也到自助餐台子揀一塊炸雞拿回廚房吃，因為今天不會有人登記炸雞的數量。我們終於自己也能吃個夠了。我喜歡炸雞蘸醬油，就在雞塊上淋了不少醬油。我們幾個員工在櫃台下麵藏了一個醬油碟子。到了中午的時候，附近農貿市場的小販們也聽說了炸雞店今天有敞開肚皮吃的好事。他們蜂擁進來，個個吃起來像餓狼一樣。這些人都是從郊區來做買賣的農民，做夢也想不到城裡的飯館會乾這樣的傻事。彼德在店裡沒怎麼露麵，他早上到稅務局去了，下午又到銀行去取我們的工資。到了四點鐘他回來的時候，看到自助餐消耗了這麼多的材料，臉色立刻陰沉下來。我們一共炸了二十箱雞肉和十八袋薯條—這是我們平時三天的消耗。夏皮洛先生這時候剛好從辦公室裡出來，彼德向他報告了這個情況，洋老板好像也慌了神。彼德建議立即停止自助餐服務，夏皮洛先生的臉紅了，喉結上下蠕動著好像在大口咽什麼東西。他說：“我們可以再看一看，現在還不知道是否出現了虧損。”那天晚上為了結算當天的收入，我們提前二十分鐘關門。算出來的結果讓每個人都吃了一驚：不算我們的工資，我們仍舊虧損了七百多元。夏皮洛先生的臉都氣歪了，但還是堅持把自助餐再延長一天。可能他是要表明這個店裡是他說了算，他不願意承認自助餐是個餿主意。我們倒是正中下懷，因為大家都還有一些親友沒能來。第二天，夏皮洛先生坐在他辦公室外麵的一把椅子上看著顧客吃自助餐。他就像一條肥壯的惡狗，滿臉怒氣地盯著顧客。一會兒搖搖頭，一會兒發出幾聲乾笑，一會兒又臉色陰沉得眼皮都直哆嗦。我爸爸工廠的幾個熟人進店裡來了，有兩個人甚至想當著我們老板的麵跟我聊天。這可把我嚇壞了，三言兩語打發了他們，生怕夏皮洛先生看出來他們認識我。幸好他聽不懂中文，啥也沒覺察出來。我父親的同事走了以後，一個身穿米黃色夾克的男人走了進來。這個人高個子，有三十多歲。他交完了錢，把皮帽子放在桌子上，就走到自助餐台子前裝了一盤子的雞大腿和雞胸脯。他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夏皮洛先生攔住他問：“你為什麼又來了？”那人剛好懂一點英語，他友好地對夏皮洛先生笑笑說：“我是第一次來這兒吃飯。”“你剛才吃了足有幾十塊炸雞和土豆泥，怎麼這麼快就又餓了？”“你這是什麼意思？”那人的臉色變了。彼德走過來，但是他也不敢確定這個男人是否曾經來過。他轉身問我們：“你們知道他是第二次來嗎？”還沒等我們回答，那個人火了：“我他媽的來了一百次，怎麼樣？老子掏錢了。”滿友笑了，告訴彼德：“剛才是有個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過那不是他。”“沒錯。”我也插話說。我認識剛才來的那個人—他是我父親單位的一個會計。現在發火的這個人確實是第一次來，因為他腰裡還彆著一個傳呼機。他很可能是個出租車司機，要不就是做生意的。彼德向那個人道了歉，讓人家安心吃飯。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釋了事情的原委。我們這位洋老板已經有點心神錯亂了，他看著哪個顧客都長得差不多。“我怎麼能分得清呢？”老板說，“我看他們都是一個模樣—都是中國人，每個人都能把一頭牛吃下去。”他像個小夥子一樣開懷地笑起來。彼德把他的話翻譯給我們聽，大家都笑出了聲。這一天算下來，我們又損失了六百多塊錢，自助餐終於徹底失敗了。還好，夏皮洛先生沒有拖欠工錢，第二天就發給我們了。這就是在牛仔炸雞店做工的好處—工資從來都是按時發。這可比在中國人的公司裡強多了，特彆是那些國營企業有時根本就開不出工資來。我媽媽在氣象局工作，那裡是清水衙門，客戶就那麼多，也不能開夜校培訓學生賺錢，也不像電力局那樣有令人畏懼的權力，所以經常是開百分之六十的工資。媽媽常歎氣說：“我的活乾得越多，就越吃虧啊。”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資心裡感慨萬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個勁地唉聲歎氣，揚著手裡抽了一半的香煙對我說：“宏文哪，我參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個月才掙三百塊錢。你剛開始工作就能掙這麼多錢。爸爸覺得自己真沒用啊，這就是我給共產黨乾了一輩子的下場。”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現在要退黨也不晚呢。”“住嘴！”我吼了一聲。他真是個白癡，看不出來老頭子心裡難受？我對父親說，“您想開點吧。您的工資是少了點，但是您端的是鐵飯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報紙聊天嗎？每到月底工資一個子兒也不少拿。可我是給資本家乾得累斷了腰，人家的工錢是按小時付的。”“你拿錢這麼多，每頓飯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還不知足？”我沒言聲，但是在心裡說：我想有個穩定的工作，想和彆人一樣每天到班上歇八小時。我父親還在嘮叨：“你們那個牛仔炸雞真好吃。我要是天天都能吃上牛仔炸雞，喝上可樂，老子用不著什麼社會主義。”我懶得跟父親爭論。他那天晚上是發神經了。不錯，我在炸雞店是能經常吃上口好吃的，也就是炸薯條和餅乾。這樣我回家來就不用吃晚飯。我這樣做是為了要給家裡省點糧食，可是我父親卻以為我每天吃飽了炸雞，肚子不餓。自從那次自助餐虧本以後，夏皮洛先生就更依賴彼德了，大小事實際上都由彼德說了算。公平地講，彼德是個能乾的經理，對店裡的事情也儘心。他開始在城裡四處拉關係，說服那些工廠企業的領導在炸雞店舉行工作午餐。這樣做的效果很快就顯出來了。因為是用公款請客，那些廠長經理大方得很，經常是要上滿桌子的炸雞和點心，讓他們的客人品嘗地道的美國風味。東西吃不完就帶回家去給老婆孩子們。我們炸雞店逐漸在工商企業中出了名，也有了穩定的客源。夏皮洛先生又可以每天早上躲在辦公室裡喝咖啡、看雜誌，甚至聽錄音帶學中文。有天下午，木基師範學院院長的二兒子給彼德打電話，說想在炸雞店裡舉辦結婚喜宴。我認識這個小子，花花公子一個。去年剛離婚，休掉了老實肯乾的原配。現在要娶的這個娘兒們是個小寡婦，四年前放著在劇場當經理的正經工作不乾，非要辭職去俄羅斯做生意。現在這倆人終於決定結婚了。新郎想要把婚禮弄點外國風情，於是選中了牛仔炸雞店。夏皮洛先生聽了有點不自在。他對彼德說：“我們隻是一個快餐店，不具備擺結婚宴席的條件。”“機會難得啊，”彼德說，“中國男人攢一輩子的錢就是要花在結婚上的。”他那雙貓頭鷹一樣的圓眼睛一閃一閃的。“那我們就得在店裡賣酒了，對吧？我們可沒有酒執照啊。”“什麼執照不執照的。這是中國，從來沒聽說過這一套。”彼德有點不耐煩了。滿友能講幾句英文，這時候也插進來說：“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對的。中國男人結婚就要把錢花光，花多多的錢。”他對自己的英語口音有點不好意思，退到一邊咬著指甲。洋老板讓步了。第二天我們就開始布置店麵，準備開辦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給北京打電話，要總店用特快專遞運來奶酪餅、冰激淩和加州紅酒。彼德雇了兩個臨時工，在店裡掛上彩帶和彩燈。現在已經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揮人們在一個角落裡擺上了一尊愛神小像，周圍還布滿了蠟燭。我們在店門口吊起一對大大的兔子燈籠，象征著即將到來的兔年。彼德要我們在婚禮這天著裝整潔—一律是紅秋衣、黑褲子、絳紅色的圍裙。喜宴安排在星期四晚上。一切都很順利，來賓都是大學裡的知識分子，有教養又不瘋鬨。新娘是個三十多歲的小個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藍色的絲綢旗袍，頭發燙成大鬈發，嘴唇抹得猩紅，一刻不停地咧嘴笑著。隻怪她爹媽沒給她生對好看的眼睛，雙眼皮又緊又厚，肯定是到醫院動手術拉的。白莎說這個女人在莫斯科開有兩家禮品店。怪不得她手上戴了六個閃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塊心形女表肯定也是花大價錢買來的。她手上戴了那麼多的鑽石金銀，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務活，是個懶貨。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個見過世麵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個子高高的新郎官卻像個繡花枕頭—他穿了一件深藍色的名貴西服，係著一條印著小喜鵲的黃領帶，腳上人造革的靴子閃著亮光，綴著黃銅色的扣襻。他的嗓音沙啞，笑起來喉嚨裡好像有氣泡冒出來的聲音。他要是衝你一笑，臉上隻看得見那張像鱷魚一樣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兒子的對麵。他們頭發花白，文靜寡言，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乾部。主婚人站起來，簡單地講了一些祝福這對新人白頭到老的吉祥話。接著，他稱讚了簡單樸素的婚禮。來賓鼓掌之後，主婚人轉向我們的洋老板說：“我們感謝我們的美國朋友肯·夏皮洛先生。感謝他為我們提供了這麼潔淨美好的地方和如此可口的飯菜。這就是洋為中用的一個完美的典範。”人們鼓起掌來。我們這位洋老板會說的中國話隻有“謝謝”兩個字。他似乎有點害羞，臉頰發紅，眼睛水汪汪的，看得出他開心得要命。新郎新娘該給客人們敬酒了，我們也開始把店裡的各式炸雞往桌上端—有酥脆的、辣味的、燒烤式的、美國南方卡真式的，當然了，還有正宗風味的牛仔炸雞。一個老太太打開一張折疊好的大紙巾，上麵有整齊的鮮花圖案。她湊近了研究好半天，舍不得用它擦手擦嘴，好像那是一塊精紮細繡的淡紫色綢布。有人“嘭”的一聲打開了一瓶香檳酒，把新娘的女儐相嚇得尖叫起來，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媽耶，辣死我了！”新郎嚼著一塊卡真雞翅，響亮地吸溜著舌頭。所有的來賓都喜歡吃我們的炸雞，但是沒有多少人品嘗加州紅酒，嫌它不夠勁。絕大多數女賓不喝紅酒，她們想要啤酒、可口可樂或其他軟飲料。幸虧彼德在店裡存了一些竹葉青和青島啤酒，這時候正好派上用場。我們還燒了一盆熱水，為客人們燙酒。夏皮洛先生衝彼德直豎大拇指：“彼德，乾得太漂亮了！”他朝每個人都咧開嘴笑，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他甚至讚許地拍拍我們的後背。我倒喜歡美國紅酒，偷偷地給自己斟了一杯，逮著機會就抿上幾口。但是我不敢喝太多，怕臉紅了讓老板發現。客人們吃完了炸雞、薯條和沙拉，我們就開始上奶酪餅和冰激淩，沒想到這成了整個喜宴上的一個小高潮。每個人都喜歡這種美國式的飯後甜點。一個老學究模樣的教授大聲說：“這才是最好的美國玩意兒！”聽他的口氣好像他去過美國似的。他用叉子叉起一塊奶酪餅送進嘴裡，使勁地吧唧那兩片薄嘴唇。他好像是唯一可以熟練使用刀叉的客人，其他人都是用筷子和勺子。這是我們頭一次在店裡出售奶酪餅和冰激淩，所以我們這些雇員都趁機吃上一口。我有生以來第一回知道世界上有奶酪餅，太好吃了，我一口氣吃下兩大塊。我把盛紅酒的杯子和盛奶酪餅的盤子藏在一個櫃櫥裡，怕讓洋老板看見。彼德對我們偷吃偷喝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要我們把活乾好就行。這次喜宴最讓我高興的是來賓都很有節製，不僅平和而且短暫，隻持續了兩個鐘頭。也可能因為新郎和新娘以前都結過婚。在我們木基，一般的婚禮都要拖上七八個小時，吵鬨混亂，客人們喝了酒還經常動手打架。參加我們店裡這次婚禮的來賓都是受過教育的文化人，沒有誰喝得醉倒。唯一讓人看不順眼的是那個新郎官，好像有點缺心眼。我真不明白為啥這個有錢的寡婦要嫁給這個沒良心的王八羔子。他離婚後把兩個小女兒扔給前妻，根本不管不問。可能他爹媽是有權勢的乾部，也可能他彆的方麵傻，勾引女人卻有一套。他肯定是想跑到莫斯科待一陣子，再生個孩子，最好是男孩。費蘭看著他搖頭說：“真讓人惡心！”客人走了之後，夏皮洛先生和彼德興奮得滿臉放光。他們知道這是牛仔炸雞店的一個創舉。我們的洋老板說他要把我們今天的成功報告給設在達拉斯的牛仔炸雞連鎖店的總部。我們又累又困，心情卻很愉快。夏皮洛先生說了，如果生意好的話，到了明年夏天他給我們每個人加工資。當天晚上我沒有睡好，一個勁兒地往廁所跑。我估計可能是我的肚子還吃不慣美國食品。儘管我每天都吃薯條和餅乾，但是從來沒有嘗過奶酪餅和冰激淩，更沒有喝過紅酒和香檳。我的肚子肯定是消化不了這麼多好東西。我感覺非常虛弱，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為了不掃大家的興，到了早上九點鐘，我還是掙紮著去了炸雞店，但比平日晚了半個鐘頭。開門前的準備工作就是切菜和往雞塊上塗辣味炸粉。大家忙著的時候，我問他們昨天夜裡睡得怎麼樣。“什麼怎麼樣？”白莎那雙不大的眼珠盯著我，就像兩把鋒利的小匕首。“我昨天晚上鬨肚子。”“那是因為你小子偷吃得太多了，活該！”她那張繃著的臉長著粉刺，看上去好像有點腫。“你就沒鬨肚子？”“彆臭美了，你當彆人都像你那樣沒出息？”滿友說昨天他睡得像頭死豬，可能是香檳酒喝得太多了。京林和費蘭倒是承認昨晚上也患痢疾，多少使我心裡得到點安慰。費蘭說：“昨天夜裡我覺著快死了。我媽讓我喝了兩暖壺開水，要不我今天非脫水不成。”她兩手捂著肚子，好像隨時要往女廁所跑。京林說：“我覺著我都要把腸子拉出來了。”可不，他那胖乎乎的圓臉今天好像有了尖下巴頦兒。我們說話的工夫，電話響了，彼德抓起聽筒。聽著聽著，他的臉緊張得失去了血色，短粗的鼻子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來電話的是個女的，她說昨天喜宴上的食物有毒，吃完了一直不舒服。彼德不住地道歉，保證說我們是非常講究食品衛生的，但是一定會對此事進行徹底調查。他剛放下電話，另一個電話又打了進來，從上午十點鐘開始電話鈴聲就沒有停過。打電話的人都是罵我們的食物不乾淨。夏皮洛先生嚇壞了，一迭聲地念叨：“天啊，人們要告我們呢！”我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讓他解釋一下那些人到法院去告會有什麼好處呢？他說，牛仔炸雞公司可能要給他們很多錢才能了結這個官司。“在美國，有很多人就是靠告狀活著的。”我們不禁也擔心起來。到了中午的時候，木基師範學院校方打來電話，正式通知彼德有三分之一參加婚禮的客人發生食物中毒，十幾個老師無法上課。新郎的母親現在還在木基市中心醫院裡躺著輸液呢。師範學院的人懷疑是食物不乾淨，或是已經過了保鮮期，也可能是冰激淩和奶酪餅太涼了。夏皮洛先生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團團轉，彼德倒是還能保持鎮定，他的兩道濃眉緊緊地皺著。“我跟你說過咱們辦不了宴席的。”洋老板氣得鼻孔生煙。彼德嘟囔著：“肯定是那些奶酪餅和冰激淩讓他們吃壞了肚子。我敢保證我們的食物是乾淨新鮮的。”“也許我不應該多此一舉，把這些東西從北京弄來。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彆擔心，我來跟他們解釋。”從現在起，隻要一有電話打進來都是彼德去接。他說我們店裡的食品絕對是新鮮乾淨的，隻是中國人的胃承受不了美國的奶製品。這就是為什麼那天晚上來吃喜宴的客人中有三分之二沒有感到任何不適應。他那套中國胃的理論純粹是胡說八道。我們以前都喝過牛奶，怎麼沒有食物中毒呢？三天以後，在《木基日報》上刊登了彼德寫的一篇一千二百字的文章。他在文章裡說好多中國人對奶製品中一種叫作乳糖的東西過敏，因為中國的傳統飲食當中很少有奶製品。他不知從哪兒找來一篇科學雜誌上的文章，引經據典地證明中國人的胃口和西洋人不一樣。他要求讀者在購買牛仔炸雞店的奶製品之前一定要確認自己對乳糖不起反應。並且他還說，我們的炸雞店從現在起會繼續出售冰激淩，同時也會賣一些不含乳糖的甜點，像果凍、蘋果餅、核桃仁餅和水果罐頭。我不喜歡彼德的文章，我們是吃了店裡的冰激淩後拉肚子的，難道不應該得到賠償嗎？哪怕幾塊錢也好啊。現在彼德這小子把這點希望也攪黃了。我忍不住跟同事們抱怨，卻遭到費蘭的一頓數落：“宏文啊宏文，你咋跟個娘兒們一樣見識短呢？隻要炸雞店能開下去，咱們不就能多賺錢嗎？”死丫頭！我心裡罵著。可是想想她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炸雞店現在已經快成我們的工作單位了。店裡虧損我們也跟著倒黴。再說，要想拿到店裡的賠償，我必須首先承認偷吃喜宴的冰激淩和奶酪餅，這隻能招來罰款和嘲笑。彼德在店裡很快就大權獨攬了。我們對此倒樂於接受，因為他會比夏皮洛先生管理得更好。我們給他也起了外號：副支書。他那篇文章在報紙上登出來以後，再也沒有人打電話來抱怨了，反而招徠了越來越多的顧客，有人就是為了吃甜點來的。姑娘們喜歡果凍和水果罐頭，孩子們吃冰激淩簡直不要命。我們又開始承辦結婚酒席，這逐漸成了店裡一項主要的收入來源。人們還會經常打電話來問我們辦不辦“白宴”—也就是喪禮後的宴席。彼德拒絕了這些請求，因為和喜宴比起來，白宴沒有多少錢賺。另外，整這事多喪氣啊，要倒運的。街上的冰雪開始融化了，樹枝抽出了鵝黃。夏皮洛先生也不再經常帶店裡的女孩子出去吃飯了。現在木基城裡的大多數飯館已經把他當成一般的顧客，隻要他付中國人的價錢。有一天，店裡打半工的大學生菊菊跟我們說，洋老板頭天晚上帶她去八仙園吃飯，喝醉了酒以後就開始對她動手動腳，還叫她“寶貝”什麼的。她說以後決不跟他出去了。我們這些男士趁機警告店裡的姑娘們：如果這個臭老頭子對她們不規矩，她們應該立即報告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他。到了四月下旬，夏皮洛先生回得克薩斯一個星期，去參加他繼女的婚禮。從美國回來以後，他不再跟任何店裡的姑娘出去吃飯了。老小子可能是害怕了，這說明他還是聰明人，因為和姑娘們在一起他不可能永遠控製住自己。如果他再有什麼越軌的行為，被人家女孩子告到公安局，他可就有好瞧的了，最輕的處罰也得是罰款。夏皮洛先生這樣做的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他認識了一個美國女人。她叫蘇珊娜，從北卡羅來納州的首府羅利來到木基市，在師範學院教英語。這個黑女人可真不一般：她三十歲出頭，將近一米八的個子，粗胳膊粗腿，屁股像口小鍋。她留著短頭發，戴著手鐲那麼大的耳環。我們常常琢磨她那對金光閃閃的大耳環的成色，是14K、18K，還是20K？甭管多少K，那兩個像籃球筐一樣的玩意兒肯定值不少錢。去年夏天她參加木基市的馬拉鬆比賽，專業的長跑運動員差點跑不過她。她贏得了一個“友誼杯”，抱在懷裡像個黃銅做的鍍金小水桶。蘇珊娜有一副像男人一樣渾厚的嗓子，是個非常出色的歌手。她每個星期都帶四五個學生來到炸雞店，教他們用刀叉吃美國飯。他們在店裡還經常唱她教的美國歌曲，什麼《漂亮的信紙》《冬日仙境》和《聖誕夜》等。他們的歌聲會吸引行人的注意，對店裡的生意很有好處，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她來。夏皮洛先生給他們打八折的優惠，我們看了卻很氣憤。這洋老板明明是看人下菜碟嘛！我們店裡有規定禁止給顧客打折，但這隻是給中國雇員製定的，對老板是例外。不過，我們都認為蘇珊娜人很好，在所有的顧客當中隻有她給我們小費，而且她的學生吃的飯菜都是她自己付錢。五月底的一個下午，蘇珊娜又帶了四個學生來店裡吃飯。這時候外麵走進來一個尖嘴猴腮的男人。他的頭發花白，兩頰像刀削的一樣瘦薄。他的臉抽搐著，手裡攥著一個紙團，徑直走到彼德麵前，用公鴨一樣的嗓音說：“我要去告你們，你們得陪我一萬塊錢。”我這是第一次聽到中國人要為錢打官司。我們圍上來，看著他展開手裡的紙團，露出一隻肥大的綠豆蠅。“我從你們店買的炸雞裡發現了這個。”他的語氣很肯定，右手揉著腰。“你什麼時候買的炸雞？”彼德問。“上個禮拜。”“有收據嗎？”那個男的從褲兜裡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彼德。這時候，周圍已經圍了二十多個人。那個家夥和彼德爭論的時候，夏皮洛先生和蘇珊娜從老板辦公室裡走出來。他看見兩個美國人立刻來了精神，衝著彼德又哭又叫：“你們想耍賴啊？我這輩子最恨的就是蒼蠅。我看見炸雞裡有這個，栽到地上就昏過去了。我尋思著過幾天就沒事了，可是不行，第二天晚上又吐得死去活來。我現在頭疼得要裂開，肚子也疼。耳朵裡也嗡嗡響，吃啥東西也沒胃口。從上禮拜三開始我就上不了班，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覺。”他又轉身對圍觀的人說，“同誌們，我就是他們這資本主義牛仔雞的真正犧牲品。你們看我多瘦啊。”“是啊，像隻柴禾雞。”我說了句，逗得彼德也樂了。“行了，您彆在這兒咋呼了，”彼德說，“把您看病的病曆拿給我們看看。”“病曆在醫院呢，怎麼會在我手裡？你們要是不賠償我的損失，我就天天來，什麼時候我拿到錢咱們才算完。”我們聽了都氣得不行。費蘭指著他的鼻子說：“真不要臉，你還是不是中國人？”白莎也說：“一萬塊錢買一隻蒼蠅，虧你想得出來。你的命都不值一萬塊錢。”蘇珊娜的一個學生把這個人的要求翻譯給夏皮洛先生和蘇珊娜聽，我們的洋老板臉都嚇白了。他湊近了那家夥，臉上擠出微笑說：“先生，如果您有確實的證據，我們願意考慮您的要求。”那個學生把這話翻譯過去，那人臉上浮起一絲壞笑。我們對夏皮洛先生非常惱火，他又在這裡充當好心的菩薩。你如果遇到像這樣的惡人，根本就不能那麼客氣。我們洋老板這套虛偽隻能給這個渾蛋長臉。“來了，來了。”滿友端著一碗熱水走過來，把水放在櫃台上，對那個人說，“我要給你這隻蒼蠅洗個熱水澡，看看它是不是從我們店裡飛出去的。”他用筷子夾起蒼蠅丟到碗裡。我們都不知道他在搞什麼名堂。幾秒鐘過後，滿友對大家說：“這隻蒼蠅不是炸雞裡的。你們看，水麵上根本沒有油。你們都知道我們賣的是炸雞。”幾個圍觀的顧客開始哄笑起來，但是那家夥並不買賬。他把蒼蠅撈出來，又用紙團包好，說：“我不跟你們廢話，咱們法院上見。你們不賠錢咱們沒完。”京林乾笑了兩聲對他說：“大叔，咱們都是一家人，有話好好說嘛。走，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把這事嘮清楚，行不？咱們犯不著當著這麼多人談條件啊。”那家夥愣住了，眨巴著圓眼睛。京林用粗壯的胳膊鉤住了他的脖子，衝我眨眨眼。這個騙子幾乎是被京林拖了出去。我跟著他們走出店門。外麵冷颼颼的，街上的自行車鈴聲、小販的吆喝、汽車的喇叭響成了一片。大街的北頭有幾隻霓虹燈在閃亮。我們挾著那人走了大約五十步遠，拐進了一條小胡同。我們停住腳，京林又乾笑起來，露出了一口爛牙齒。他掏出一把小刀和一張十塊錢的鈔票，在那人麵前晃了晃，說：“我現在賠償你的損失。你可以自己挑。”“你拿我打哈哈是咋地，我要的是一萬塊！”“那你就他媽的嘗嘗刀子吧。”那人並沒有被一把水果刀嚇住。他咧開嘴笑笑說：“兄弟，你咋幫著美國鬼子呢？”“牛仔炸雞店可是我們的飯碗，砸了它我們上哪兒吃飯去？”我回答。京林說：“你是他媽的中國人的敗類！快著，是死是活由你挑。”看那家夥還是不動彈，京林又說：“我知道你心裡打啥主意。你尋思著我用這麼小的玩意兒捅不了你，對吧？我告訴你—我知道你孫子在第二小學念書，我能找著他，用這把小刀挑了他的小雞巴。你們家可就絕戶了。老子說到做到，絕不含糊。來吧，挑一樣。”這個老騙子像被棒子打了一樣愣在那裡，看看我，又看看京林。京林的胖臉這時候繃得像塊石頭。老騙子手顫抖著，抓起了錢，嘟囔了一句“漢奸”，然後轉身快步走開，不一會兒就消失在路邊的人群裡。我們倆一路笑著朝店裡走回去。馬路對麵，三個衣衫不整的俄羅斯乞丐在街邊演奏小提琴和班多拉琴。這些外國音樂家不像中國要飯的那樣裝出可憐相糾纏行人，而是不言不語地在地上放一個卷邊平頂的氈帽來收錢。看他們演奏的專注神情，好像並不在乎你給不給錢。我們沒有向洋老板彙報剛才做了什麼，隻是說那家夥很滿意我們給了他十元錢，再也不會來了。蘇珊娜和她的學生們聽了鼓起掌來。彼德當時就拿出十元錢給了京林。夏皮洛先生仍然半信半疑，生怕那人再找回來。“他不會再來找麻煩了。”彼德笑著說。“你怎麼那麼肯定？”老板問。“我有這個。”彼德從上衣口袋裡用手指夾出那個騙子的收據。所有人都笑起來。實際上那人即使有收據也絕對不敢再來了。他並不是怕京林，而是怕他那四個兄弟。他們都是江邊碼頭上的裝卸工人，都是打架不要命，出手就是棒子、匕首和橇棍。所以京林才能輕易打發了那人，而不用像我們那樣擔心遭到報複。後來我們跟彼德說了我們在小胡同裡那一幕。他微笑著說絕不會跟夏皮洛先生吐露一個字。炸雞店的生意穩步增長，彼德在當地似乎也成了個有權勢的人物。這幾個月他一直忙著在鄉下給自己蓋房子。我們整不明白他為啥要把家安在離城裡有十幾裡地的郊外。他每天騎摩托車上下班一定很費油錢。我和白莎、費蘭、滿友、京林幾個人約好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去看彼德的新房子。我們哼著電影插曲，說著笑話，在鬆花江寬敞的大堤上並排騎著自行車。堤下的柳樹林裡，鳥兒嘰嘰喳喳地飛躥。遠處的碼頭上，一隊裝卸工人喊著號子，從一條駁船上卸木材。他們的聲音飄過來斷斷續續，震蕩著活力。已經幾個星期沒有下雨了，江心的河道變得狹窄，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幾個釣魚的孩子躺在江邊的沙灘上，周圍埋插著一些短粗的竹竿，連著拋在江心的漁線。如果有魚咬鉤，竹竿頂上的小銅鈴鐺就會響起來。江對岸，四五個風車像扯滿了風的船帆在轉動。風帆上空，灰雲懶懶地浮動，像是一群蠢動的烏龜。我們都知道彼德在銀行裡存著幾個美元，但是想不出來他到底有多少錢。等我們找到他那幢還沒完工的房子，都驚訝得大眼瞪小眼。這是一座三層的小樓，房後還有車庫。房子周圍占地足有十多畝，正好位於一處臨河灣的矮坡上，居高遠望，河下的風景儘收眼底，可以看到鬆花江中的兩個小島和對岸遼闊的田野。彼德不在那兒，有六七個工人在工地上忙活著，房子裡時時響起有節奏的敲打聲。我們問一個年歲大的像個監工的人，這房子造價要多少。“至少二十五萬吧。”他說。“這麼貴？”滿友好像喘不過氣來。他那沒有睫毛的大眼睛直眨巴。“說實話，我看還不止這個數呢。我蓋了一輩子房子，從來沒見過誰家這麼排場。”“這房子是啥式樣的？”費蘭問。“這叫維多利亞式。焦先生和他太太自己設計的圖樣。屋裡有兩個大理石的壁爐，都是從香港進口的。”“媽的，他從哪兒弄這麼多錢？”白莎說著用白皮涼鞋的後跟把一個啤酒瓶子踢得遠遠的。這正是我們大家都在想的問題。每個人的心裡都沉甸甸的。我們沒敢久待，生怕彼德回來撞見我們幾個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沒有說話，腦子裡隻想著彼德的那棟大房子。他肯定掙的比我們多，要不哪兒蓋得起那座比市長家還要寬敞的大廈。去之前我們說好了要在一個啤酒館吃早飯，現在誰也沒這個胃口了。過了碼頭以後大家就分手了。打那天以後，我注意到其他幾個員工都用一種懷疑的目光打量彼德，好像他是個天外來的雜種。他們的目光裡充滿嫉妒和憤恨。大家都開始拚命地學英語：滿友報名上了一個夜校英語班，學的教材是《今日英語》；白莎和費蘭每天很早起來收聽電台的英語廣播講座，背誦英語單詞和習語；京林想學地道的美式英語，說聽起來更自然，於是他就整天捧著本《英語九百句》。我也在學英語，但是我比他們年歲都大，記憶力也不行了，學半天也記不住幾句。在店裡工作的時候，他們對夏皮洛先生更友善了，經常給他倒咖啡。有一次，白莎甚至請他嘗嘗她從家裡帶來的蔥油餅。一天上午，店裡不是很忙，我無意中聽到白莎在用英語和夏皮洛先生對話。“你有房子在美國？”她問。“有，是一幢磚砌的平房，不算很大。”他感冒了，鼻音很重，啞啞的。“有幾個小人在房裡？”“你是說孩子？”“對。”“我有兩個，我太太和她前夫生了三個。”“哦，那你有五個孩子？”“可以這麼說吧。”夏皮洛先生說完轉身繼續用圓珠筆填寫一張表格。白莎斜著眼睛瞄著他那鬆弛的麵頰，又看看他手腕上的黑毛。她真是個賤貨。但我還是有點佩服她。她居然有膽量用英語和洋老板說話，而我在他麵前根本張不開嘴。因為我們已經見識了彼德的大房子，所以我們的眼睛一天到晚盯著他，急切地想找碴兒跟他乾一仗。可是這小子比猴子都精，知道怎麼對付我們，也知道怎麼維護洋老板對他的信任。他避免和我們吵架，如果我們不聽他的，他就走進夏皮洛先生的辦公室，和洋老板躲在裡麵半天不出來。我們這時候會很緊張，因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裡邊告我們的狀。所以我們也不敢太過分。彼德每天晚上都是最後一個離開店裡。他關上護窗板，鎖上收款機，把沒有賣出去的炸雞包起來，放到他那輛本田摩托車的後挎箱裡，騎車回家去。自從炸雞店開張，如何處理每天晚上剩下的炸雞就成了我們和夏皮洛先生之間的一個重要矛盾。我們曾經要求他允許我們把剩雞帶回家，但是他不乾，說公司規定不許雇員這樣做。我們甚至提出花一半的價錢把這些剩雞買下來，他仍然毫不通融。他指定彼德來處理每天的剩雞。在我們看來，彼德一定是把剩雞拿回去給那些蓋房子的建築工人吃。他如果不把人家喂好了，他們會偷工減料。這個王八蛋，不僅錢拿得比我們多，而且所有的好處都歸他。我們越想越不忿。有天晚上，等他關了店門，騎著摩托車離去之後，我們從附近的一條小胡同裡拐出來，騎著自行車跟著他。滿友要去夜校上課，京林要在醫院照顧因為小腸疝氣住院開刀的弟弟，所以隻有費蘭、白莎和我參加了這次行動。彼德騎的電驢子當然比我們走得快，但是我們知道他的回家路線，所以也不著急，時不時地聊著天，開開玩笑。遠處，彼德的摩托車在江堤上像一團鬼火一樣輕輕掠過。夜裡很涼，從江裡泊著的一條船上傳出來幾個人唱的民歌小調。我們急於證明彼德把剩雞拿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們就可以向夏皮洛先生告發他。有好一陣，彼德摩托車的車燈不見了。我們也停下來，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他很顯然是拐下了江堤，但是去哪兒了呢？我們應該繼續跟蹤他回家呢，還是就此打住？我們幾個人正在商量怎麼辦，突然在北邊離我們大約兩百米遠的江沿上躥出一股火苗。我們下了江堤，把自行車鎖在柳樹林子裡，躡手躡腳地向火光走過去。走近了一看，彼德正在用一根樹枝在火堆裡攪拌著什麼東西。那是一堆炸雞，有二十多塊。空氣中充滿了汽油和燒焦的雞肉的味道。火堆的前方，江水輕輕地拍打著沙灘，閃動著粼粼波光。江風送來陣陣魚腥味。對岸漆黑一團，什麼也看不見，隻有三四簇燈光偶爾閃爍，但是在沒有雲彩的夜空裡幾乎分辨不清楚哪是星光，哪是燈光。我們一聲不吭地看著彼德的動作。如果滿友或京林在這兒，他們一定會跳出來把彼德揍一頓，但我不是打架的料，隻會一動不動地蹲在沒膝的蒿草裡，在心裡把彼德的祖宗八代都罵到了。“我要是有槍非斃了這小子不可！”白莎從牙縫裡擠出一句。彼德倒是心情愉快。火光把他的臉映得通紅，他居然唱起歌來，唱的好像是海外華人譜寫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樣，”“是個無情無義的情郎。”“你被不應該愛的男人遮蔽了眼睛，”“看不見我對你的愛情，”“就像清澈的陽光。”“啊，我的心跟隨你的身影，”“帶你去一個寧靜的地方。”“我們在那裡永不分離，”“你會實現你的夢想。”這首歌不知怎麼的感動了我。我從來不知道他有這麼動聽的男中音嗓子。渾厚的歌聲好像是從對岸傳過來的。一群野鴨在黑影裡嘎嘎叫起來，振動翅膀拍擊著江水。一隻魚鷹發出一聲狂笑。然後，所有的水鳥都安靜下來，隻有彼德的歌聲在夜晚冰涼的空氣中顫動。費蘭悄聲說：“這個狗雜種倒挺自在。”“他一定是想念他在美國的相好了。”白莎說。費蘭搖搖頭說：“不可能，他哪有那麼浪漫。”“你沒聽他整天說美國姑娘比中國姑娘好？”“噓—”我止住了她們。火堆裡的火已經快熄滅了。彼德拉開褲鏈，掏出雞巴衝著餘燼撒起尿來，澆得火堆噝噝冒著白汽。他的尿水衝出一條閃亮的弧形，幾秒鐘後消失了。他打了個哈欠，踢了點砂土埋住灰燼。“真惡心！”費蘭罵道。彼德跨上摩托車一溜煙地跑了，排氣管劈劈啪啪震人耳朵。我悟出來—原來彼德每天騎摩托車跑這麼老遠上下班，用的是老板給他燒剩雞的免費汽油。“我真恨不得能抓這個王八蛋幾下，咬兩口！”費蘭氣得好像喘不上氣來。“那就要看他身上哪塊地方啦。”我說。白莎笑起來。費蘭瞪了我一眼，說：“你咋那麼不要臉？”第二天，我們把在江邊的發現告訴了其他幾個人。每個人都義憤填膺，就連那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也罵起資本主義。街上有要飯的，火車站和碼頭有無家可歸的，餓貓餓狗到處都是，為什麼夏皮洛先生要讓彼德把這麼好的炸雞當垃圾燒掉？滿友說他幾年前在一本內部參考上看到過一篇文章，說美國的資本家寧可把牛奶倒進河裡，也不給窮人喝。但那是在美國，這裡是中國。在我們這兒，浪費糧食是極其不道德的行為。我跟同事們說，我要寫一篇文章揭露肯·夏皮洛和焦彼德的無恥行徑。那天下午我們質問了彼德。“你為啥每天晚上要把剩雞燒掉？”滿友死死地盯著他的眼睛問。彼德吃了一驚，回答說：“這是我的工作。”“這太不道德了。”我劈頭就是一句，“你不僅燒掉這些食物，而且還在上麵撒尿。”我的胃突然咕嚕咕嚕地響起來。費蘭咯咯地笑了。白莎指著彼德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焦彼德，彆忘了你是中國人。在咱們這兒還有人連棒子麵餅子都吃不飽，可你卻天天晚上把這麼好的炸雞燒掉。我看你不僅忘了你的祖宗，連你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彼德狼狽透了，嘴裡還不服氣：“你們當我願意乾這號事？但是總得有人去乾。老板付我工錢讓我燒這些雞，正像老板出錢讓你們炸雞一樣。”“你他媽的少廢話！”京林插了一句，“你是資本家的走狗。”彼德反唇相譏：“你們也一樣。你們不也在資本家開的公司裡乾活嗎？”“行了，都少說兩句，”滿友說，“我們是想讓你覺悟過來，今後彆再乾這缺德事了。燒掉這些剩雞太可惜了。你就不會分給窮人點？”“你們當我燒這些雞心裡好受？如果我分給了彆人，公司就會開除我。這就是美國的經營管理方式。”“可你是中國人，是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管理企業。”京林說。我們正在爭論著，夏皮洛先生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嘴唇上還沾著咖啡的水印。彼德給他解釋了事情的經過，沒想到我們這位洋老板隻是揮揮手讓我們乾活去，好像這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說了句：“這是公司的規定，我們誰也沒有辦法。你們要是真的不想浪費，那就每天不要炸那麼多的雞塊，炸了就要都賣掉。”他說完走到門外抽煙去了。彼德說：“這是實話。他也改變不了公司的規定。你們最好從現在起賣多少炸多少吧。”我餘怒未消，說：“我要給《木基日報》投稿揭露這件事。”“宏文，你那麼激動有啥用？”彼德得意地笑笑，稍稍揚起那張國字臉，“關於這件事報上已經有好幾篇文章了。上個禮拜《北京晚報》登了一篇寫咱們公司的長篇通訊，人家那位記者讚揚了咱們公司處理剩雞的做法，說這樣做最終會減少浪費。他說我們中國人就應該采取美國企業管理的先進經驗。你去揭露有啥用？大家已經知道了咱公司有這條規定。”我們聽了都不作聲了。我們原先的計劃是：如果夏皮洛先生繼續燒掉剩雞，我們就罷幾天工給他看看。可是，彼德的話使大家都泄了氣。京林還是要跟彼德較勁。天黑後，他在彼德那輛停在院子裡的本田摩托車的後軲轆上按進一個圖釘。彼德給家裡打了個電話，他老婆開了一輛白色的豐田小卡車來把他和摩托車一起拉回家。我們看到後更喪氣了，誰也想不到他會有一輛嶄新的小卡車。在我們木基還沒見過有誰能夠闊氣到買卡車的地步。我們不禁自問：“天哪，彼德這小子到底有多少錢啊？”我們都想知道他每月的工資是多少。發工資那天，夏皮洛先生不知為啥把彼德的工資和我們的混在一起了。平時我們都是收到裝著鈔票的信封，但彼德的信封永遠是癟的。菊菊說，彼德的信封裡隻有一張紙條，那叫支票。他可以用這張紙在銀行裡換錢，彼德在銀行裡有個支票戶頭。在我們這裡一般隻有公司企業才可以開這樣的戶頭。菊菊說：“咱們的老板每個月在那張紙上給彼德寫好多錢。”我們非常好奇—他從夏皮洛先生那裡到底拿到多少錢？自從我們開始在炸雞店工作以來，這個問題就像謎一樣誘惑著我們。現在，這小子的工資信封到了我們手裡，我們終於可以揭開謎底了。滿友把信封放在一杯熱茶上焐了一會兒，輕易就打開了信封。支票上的數字令我們目瞪口呆：一千六百八十三塊七毛五美金。過了好一陣都沒有人說話，大家誰也沒想到彼德領美國的工資，拿的是美元，不是人民幣。也就是說，他的工資要比我們高二十倍！怪不得他乾活那麼賣力氣，照料牛仔炸雞店就像照料自己家一樣，平時想儘辦法來討好夏皮洛先生。那天晚上下班以後，我們在白莎家裡舉行了緊急會議。白莎的母親是醫生，所以她家的房子很寬敞，白莎有自己的房間。她拿出五香瓜子招待我們。大家喝著茶，說著話。“媽的，想起彼德每個月摟進那麼多票子，我這心就堵得慌。”京林一邊說，一邊用手揪著自己像刷子一樣堅硬的頭發，不住地歎氣。他看上去很喪氣，好像比昨天老了十歲，胖乎乎的圓臉也失去了光澤。我說：“彼德那小子可以天天吃館子，而且是最好的館子。那麼多錢他怎麼花啊。”費蘭把瓜子皮吐在手心裡，瞪起一對三角眼說：“我們一定要抗議。這不公平。”白莎歎了口氣，也說：“我現在才知道被剝削是啥滋味了。”“憑良心講，彼德是給店裡出了不少力，”滿友說，“可是他掙那麼多錢實在是說不過去，太過分了。”他似乎還沒有從最初的驚愕中醒過來，一個勁地搓著越來越瘦的腮幫子。“咱們不能就這樣算了，一定要想出個辦法來。”京林說。我提議：“這事咱們可能得跟老板談談。”“你尋思他會給咱們每個人一萬美元？”白莎的話裡充滿了怨怒。“我沒那麼想。”我說。“那跟他談什麼？”滿友說：“我也不知道談啥。白莎，那你說咱們該咋辦？”滿友是我們這些人中的小諸葛，他也沒轍了讓我多少有點吃驚。白莎說：“咱們現在要團結，要齊心。咱們要求老板開除彼德。”大夥兒聽了一下子安靜下來。屋子裡有一張鋪著粉紅色床單的雙人床。兩個鴨絨枕頭摞在一條疊著的花毯子上。白莎一個人要這麼大的床乾啥？她一定經常和她的男朋友在上麵睡覺。這個小婊子。“這主意倒是不錯，咱們一塊兒把彼德這小子擠走。”滿友說，語氣裡對白莎崇拜得不行。我仍舊整不明白這個建議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就問：“如果夏皮洛先生解雇了彼德，然後咋辦呢？”“從我們這些人中找人頂替他。”滿友說。費蘭插進來問：“你就那麼肯定老板會讓彼德走人？”白莎的話讓我們吃了一驚：“他一定會，這樣他每月可以節省一千五百美元。”“我還是不明白，”京林說，“這樣有啥用呢？就是他把彼德開除了，他也不會給我們多加一分錢，對不？”“沒了彼德，老板就得依靠我們了，那他還能不給咱們長工資？”白莎回答說。我並沒有被說服：“要是新經理拿更多的錢，不管咱們的死活咋辦？”滿友皺起了眉頭，因為他知道當經理得會講英語，在座的人中隻有白莎和他有希望繼承彼德的職位。費蘭、京林和我英語根本說不成句子。“那咱們起個誓，”費蘭說，“咱們中誰要是當了新經理，必須要和大家平分工資。”我們都同意這個提議，並且在一份短短的誓言上簽了名。我們發誓：要是新經理不和大家平分工資，就會斷子絕孫，大家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加以報複。起誓完了，白莎代表我們給夏皮洛先生寫了一封信。她會的英語單詞太少，就從她父母的書房裡搬來一本像磚頭一樣的英語字典。信是用炭水筆寫的，她一邊寫一邊不停地查字典。她已經困得不行，一個勁地打哈欠，用手去捂嘴，露出了濃黑的腋毛。其他人就在一邊嗑瓜子聊天。這封信不長，但是切中要害。滿友看了以後也說不錯。信是這樣寫的：“我們尊敬的肯尼斯·夏皮洛先生：”“我們給您寫這封信是要求您立刻解雇焦彼德。這是我們共同的意願。您一定要尊重我們的意願。我們不要他這樣的領導。就這些。”我們都在上麵簽了名，感覺到這是我們第一次站出來和資本家做鬥爭。我回家路過炸雞店，因此承擔了送信的任務。我們離開白莎家之前，她拿出一瓶李子酒，大家碰了杯，一飲而儘。我把信丟進牛仔炸雞店大門上的信報箱裡。回家以後，我感覺輕飄飄的，不停地想象著夏皮洛先生讀了信以後那張胖臉上震驚的表情。我也想著彼德，他被老板開除以後，看他那幢大房子怎麼完工。可是很快我又擔心起來，害怕白莎會成為新經理。和彼德相比，白莎有些喜怒無常，而且更自私。另外，她也不可能維持住彼德花心血創建起來的關係和客戶，更不用說把生意做得更大了。滿友連彼德的一半都趕不上。有時候他會耍點小聰明，但是辦事很不牢靠。他看起來著三不著兩的，顧客怎麼能夠信任他呢？說心裡話，牛仔炸雞店離不開彼德，要是夏皮洛先生把他的工錢定得不那麼高，隻是我的五倍，我倒不會介意。第二天早上八點半的時候，我們都準時上班。讓我們吃驚的是，夏皮洛先生和彼德根本就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的樣子。他們對待我們和昨天一樣，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有些迷惑，不知道他們要怎樣收十我們。彼德好像有點躲著我們幾個，但還是很有禮貌，不多言不多語。很顯然他已經看過我們的信了。我們以為洋老板會找我們個彆談話，即使他不開除彼德，起碼也得做點讓步。但是整整一個上午他都待在辦公室裡，好像把我們都忘了。他正在讀一本講猶太人在中國的幾百年曆史的書。他那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更讓我們不安。要是能知道他在耍啥花招就好了。終於等到下班的時候了，我們幾個在店外的一個街角碰了個頭。我們有點不知所措，但是一致決定再等等看。費蘭歎氣說：“我覺著咱們像在跟他們拔河。”“對了，這就叫精神戰。咱們取得勝利的關鍵在於意誌堅定，還要有耐心。”滿友告誡大家。我在回家的路上胃又疼起來。那天晚上我爸爸又喝醉了，他大唱革命歌曲，又嘮叨說我每天都能吃美國炸雞，多麼有福氣之類的廢話。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第二天還是老樣子。彼德給我們分派活，夏皮洛先生還是躲在辦公室裡，除了工作以外的話一句也不跟我們說。我覺著這位洋老板就像是一隻蝸牛，縮進殼裡不出來。我們該怎麼辦呢？他們一定是下好了套子等著我們鑽進去。那是啥套子呢？我們總得做點什麼，不能傻等，否則他們會把我們各個擊破的。那天晚上我們又在白莎家裡開會。討論了半天，終於決定舉行罷工。白莎給老板寫了這樣一張紙條：“夏皮洛先生：”“您既然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們決定在牛仔炸雞店采取行動。從明天開始。”我們沒有在紙條上簽名，反正他已經知道我們是誰，知道我們要求的內容。我不太明白“在牛仔炸雞店采取行動”這句話，但是我也沒問。我猜白莎的意思是罷工。我又承擔了送信的差事。第二天上午我們誰也沒去上班。我們想讓店裡丟點生意，對老板有所觸動，使他願意同工人們合作。我們商定當天下午一點鐘在炸雞店附近的日用五金店門前集合，然後去炸雞店裡和夏皮洛先生開始談判。也就是說，我們隻罷半天工。吃過午飯我們都來到集合地點。我們吃驚地發現在牛仔炸雞店門前站了一排警察。看那架勢，好像店裡著了火，或是發生了暴亂。每個進店的顧客都要經過搜身。出了什麼事情？夏皮洛先生乾啥要叫警察來呢？我們有些心慌。我們裝成沒事的樣子向店裡走去，好像是剛在外麵吃了午飯回來。警察在炸雞店前麵拉起一條警戒線，有三個警察把守大門。一個高個子警察伸手把我們攔住。白莎大聲問：“嘿，萬大個兒，不認識我了？”她臉上堆著媚笑。“咋會不認識呢。”萬大個兒笑著說。“我們都是這兒的員工。讓我們進去好嗎？裡麵還有好多活沒乾完呢。”“搜身以後就可以進去。”“我身上啥也沒有，你咋搜啊？”她伸開胳膊，用一隻手提了提長裙的下角，以顯示她的裙子上根本就沒有口袋。“你們都站直了，不要動。”萬大個兒說。一個女警察拿著一根黑色的棒子在白莎身上揮來掃去，這玩意兒活像一個小號的羽毛球拍子，隻是沒有網線。“這東西是不是探雷器啊？”京林問女警察。“這叫金屬探測器。”她說。“萬大個兒，出了啥事？”白莎問姓萬的警察。“有人要炸這家店。”我們都嚇壞了，希望這事跟我們沒啥牽連。警察放我們進去，一進門就看見一對老年夫婦站在櫃台後麵照應顧客。天啊，彼德竟然把他的爹媽弄來乾活了！他難道就不怕炸彈把他們炸死嗎？在一個角落裡，我們還看見蘇珊娜帶著兩個學生模樣的女孩子在擦桌子、擺餐具。他們一邊乾一邊哼著《勝利屬於我們》，看見我們幾個突然停住不唱了。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正在廚房裡炸雞。我們一下子蒙了，對這個場麵不知道如何反應。夏皮洛先生走過來。他怒氣衝衝，臉膛發紫。他衝我們說話的時候，唾沫星子亂濺：“你們以為可以威脅我，讓我聽你們的擺布？告訴你們，你們都被terminated了！”我沒聽懂他最後一個字的意思，但是知道那不是啥好話。滿友好像聽明白了，他的嘴唇開始哆嗦，好像要哭出來。他拚命忍住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彼德也走過來對我們說：“我們不能再用你們幾個了，你們被解雇了。”“你沒權利這樣做，”白莎站出來對夏皮洛先生說，“我們是這個店的創始人。”夏皮洛先生哈哈大笑起來：“你在說什麼呀？你持有本公司多少股份？”他這話是啥意思？我們麵麵相覷說不出話來。他說：“回家去吧，彆再來了。公司會把這個月的工資寄給你們。”他轉身去上廁所，搖著頭嘟囔著，“我可不要恐怖分子。”彼德對我們輕蔑地笑笑，說：“怎麼樣，沒了你們五個人，地球不照樣轉？”我一時覺得天旋地轉，沒想到這麼容易就讓人家開除了：夏皮洛先生一句話我的飯碗就砸了。去年秋天我辭去了在一家運煤站的差事來這裡工作，現在我成了一個徹底的窮光蛋了。彆人不知道要怎麼笑話我呢。我們五個人垂頭喪氣，也不知道是怎麼走出炸雞店的。在街上臨分手之前，我讓滿友把夏皮洛先生說的那個字拚寫給我看。他用鋼筆在我的胳膊上寫了“Terminated！”，其實他用不著加個驚歎號。回到家，我在袖珍英語字典上找到這個字，它的意思是“結束”。我的火“噌”地躥上來了。這個狗娘養的資本家以為他可以結束我們，那他可就錯了。我們離結束還早著呢—鬥爭才剛剛開始。我要讓我在供電局工作的大哥明天一早就把炸雞店的電斷了。白莎說要讓她的一個男朋友把牛仔炸雞店的郵件遞送搞亂。滿友要去找在垃圾站工作的哥們兒，讓他們不要去運炸雞店的垃圾。京林宣稱：“我要把彼德的那座維多利亞的房子炸平了！”費蘭還沒有想好要乾什麼。這場鬥爭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