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街道上的人誰也沒想到陳金莉會回國。四年前她準備去美國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勸她打消這個念頭。她還有啥不知足的？她在我們木基市的師範學院裡當數學老師，有個體貼的丈夫，女兒非常可愛，也快進幼兒園了。她家剛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還是理想的樓層：新公寓的一樓。我們都整不明白她為啥鐵了心要出國。有些人說她是想出去賺錢，可是大部分人不這樣看。雖然人人都說在美國遍地都是美元，就像樹上的葉子一樣撿不完。可誰會相信這樣的鬼話？如果她是個年輕姑娘，那倒不難猜：或是去那邊上大學，或是嫁給老外—不是華僑，就是洋人。但她已經三十多歲了，在這裡已經有了家。儘管我們苦口婆心地勸說，她還是在那年初夏去了美國。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市政府裡的高級乾部。她走後不久，他們就跟同事和親戚朋友們說金莉不會回來了。上了年紀的人們聽了以後都搖頭說：“這女人的良心叫狗吃了。她就這樣撇了家啦？美國到底有啥好的？”現在她回來了，看上去像是換了個人：戴著金項鏈，抹著紅嘴唇，畫著藍色的眼影，甚至腳趾甲蓋都塗成了紅顏色。我們整不明白她的鞋後跟為啥非要四寸高呢？她穿著高跟鞋活像踩高蹺，根本走不了路。她和彆人走在一起的時候，經常伸手要人家扶她一把。人們在私下傳言，說她是紐約的一個華僑闊佬的第十五房姨太太。看了她的化妝和做派，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陳金莉剛出國那陣子，她丈夫遲淦跟大家說她在一個語言學校裡學英語，不然就沒辦法進研究生院攻讀數學。後來我們又聽說她病得不輕，不能下床走路。一年以後，又有人說看見她在紐約的唐人街開了家珠寶店。有些人就說那商店肯定是那個闊老頭子送給她的禮物。她給遲淦寫的最後一封信上說，她決定回國同他和孩子廝守一輩子。但是看了她回國後的打扮，街坊四鄰們誰也不相信。可是你如果問她是否還要回紐約去，她總是說：“不回去了。我在那兒沒了工作，珠寶店也倒閉了。”她的幾個親戚出於好奇，想打聽她掙了多少錢。她總是回答：“我沒錢。在餐館打工能掙幾個錢？在美國，你掙的錢一半都交了稅。你掙的多，花的也多。”有些年輕人特彆想知道那個花旗國裡的事情，經常纏著要她講講紐約啥樣。她總是搖搖頭說：“那是有錢人的天地。”“哎呀，金莉你有啥就說啥唄。那紐約人是不是個個都是百萬富翁？”“沒有的事。百萬富翁能有幾個？不過人家美國人乾活比咱們賣力氣倒是真的。美國還有人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就睡在大街上。”那些年輕人原先以為華爾街是用金磚鋪成的，聽了她的話沒有不掃興的。她回來得不是時候。現在夏天已經過了一半，正是東北地區最好的季節。天氣不涼不熱，市場上堆滿了新鮮的瓜果蔬菜。但是她的女兒丹丹放暑假不上學，住在爺爺奶奶家。金莉回國前的一個禮拜，爺爺奶奶就把丹丹接去住了，為的是讓孩子避開她媽媽。實際上，那孩子把媽媽差不多也忘光了。我們每次問她想不想媽媽，她都說“不想”。金莉回來見不到孩子非常傷心，自然把氣出在丈夫遲淦身上。他隻好安慰她說，丹丹在爺爺奶奶那兒住幾天就會回來。金莉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打掃房子。她不在的這幾年，家被遲淦弄得像豬窩一樣。雖然遲淦在船舶設計院當機械維修工，但他不是個勤快利落的男人。他從小讓爹媽慣得油瓶倒了都不扶，要多邋遢有多邋遢。金莉在床底下掃出了雞蛋殼，風琴、五鬥櫥、大衣櫃上都落滿了塵土。天棚的四個角都拉著蜘蛛網。屋裡有一股發黴的味道，她隻好成天敞著窗戶。所有的被褥上都漬了一層油垢，亮光光的。有幾床被子上還有煙灰燒的窟窿。她回家後才知道，兩年前她捎錢回來買的洗衣機是公公婆婆在用。最讓她難過的是：她種的茉莉和牡丹都乾死了，隻剩下幾株枯枝立在花盆裡，像骷髏一樣。花盆裡蓋了一層煙頭和火柴棍。不出三天，鄰居們在樓道裡又聽見了熟悉的摔門和砸鍋碎碗的聲音—這兩口子又乾架了。“把你的臭襪子和褲衩都收起來，到你媽那兒去洗。”她命令丈夫。他一聲兒不吭地把襪子和褲衩收集到一個紙盒子裡。她又開始抱怨廚房和廁所裡到處都是煙灰。“這家裡都快趕上火葬場了。”她不住聲地嘮叨。他用手指扶了扶金絲邊的眼鏡架，忍不住說了句：“你要不喜歡這個家，乾啥還要回來啊？”“你尋思我是衝著你回來的？”她咬著嘴唇，露出了整齊潔白的牙齒。這是她身上的另一個奇跡：去美國之前，她有點齙牙，但現在所有的牙齒都排列得規規矩矩，像珍珠一樣閃亮。她的上嘴唇也不像從前那樣凸出了。看來，人家美國的牙醫手藝就是高超。她確實不是衝著遲淦才回國的。她想念女兒，所以她公婆才不讓她見丹丹。他們瞧不起金莉，聲稱沒有這樣一個兒媳婦，甚至當著彆人說她“不要臉”。有天晚上金莉站在公婆家的門前，哀求他們讓她和丹丹說句話，她婆婆堵著門不讓她進去，說：“丹丹不想見你，她沒你這麼個媽。彆再讓我看見你那描眉畫眼的臭臉。”遲淦的父親站在客廳裡，手裡拿著個蒼蠅拍，搖晃著滿頭白發的腦袋。他脊背衝著門，裝作沒有看見兒媳婦。“丹丹，她啥時—啥時候才能回家啊？”金莉問。“這兒就是她的家。”婆婆說。“求求您了，讓我看她一眼吧。”她的眼眶裡滿是淚水，但是拚命忍著不讓眼淚掉下來。“不行。她看見你就生氣。”“媽，您就饒了我這次吧。求求您了！”“你彆叫我媽，我沒有你這個兒媳婦。”門被猛地關上了。金莉知道他們決不會讓她再見到女兒。她想儘了辦法，但還是連丹丹的影子都見不著。公公婆婆住的是俄羅斯式的洋房，根本就不讓那孩子邁出大門一步。她沒有讓遲淦去求情，她知道他不會有膽量反抗父母的意誌。也許他也願意把她們母女隔開。當我們聽說了她見不到女兒的消息後，有些人認為她活該。她拋棄孩子在先，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但也有人可憐她，說她既然見不到女兒，乾脆和遲淦散夥算了，他根本不配有這樣的妻子。大家夥都很想知道她下一步怎麼做。她去美國兩年後，師範學院就把她除名了。現在她沒有工作單位，是等待安置的無業人員。我們都納悶：她沒有工作靠什麼生活呢？這裡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不是紐約，在那兒她隻要把一個老頭子哄得高興就一切都有了。她不知道師範學院已經把她解職，還滿心以為回國後就能到原單位上班呢。學院領導告訴她說，她在美國的生活方式已經使她不適合擔任教師的職務，她聽了非常吃驚。後來她不知怎麼弄清楚了是範玲教授在散布她在美國給人家當小老婆的故事。有幾個人慫恿她去當麵扇範玲的耳刮子。這個範教授是個人見人嫌、專門算計彆人的母老虎。她五十年代初從莫斯科大學拿到了一個教育學碩士。據金莉講，範教授有個侄子想到美國留學，求過金莉做經濟擔保人，但是她沒有答應。範玲就因為這個才到處敗壞她的名聲。“你們看看，”金莉一邊跟眾人說，一邊伸出細長的雙手，讓大家看看她中指上戴的刻著花紋的金戒指，“我不是美國公民，這樣做是非法的。”她也許說的是真話，但我們並不完全相信。有人告訴她說，範玲要參加星期二下午的全院教職工大會。如果她要當眾讓姓範的出醜，這可是個好機會。我們都很想看看她倆到底會怎麼乾仗，同時也準備好一旦她把範教授打得太厲害就出來乾涉。範玲是個老太太，有高血壓和腎病。令我們失望的是，金莉那天根本沒有去開會的大禮堂。範教授坐在會場後麵打瞌睡。院長在台上布置任務，要全院師生準備歡迎對越自衛反擊戰老山前線的英雄來校做報告。後來金莉跟我們說，她要以誹謗罪“起訴”範玲，讓那個老太太“賠償”她的損失。這可是新鮮事。有誰聽說過法院還會管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再說，哪兒有律師打這種個人糾紛的官司，她倆之間的矛盾應該通過學校領導解決，或是私下裡和解。有些人覺得金莉是心虛，這更證明了她在國外的生活多麼糜爛。還有，她為啥會想到用“經濟賠償”來解決問題？這是一個人的名聲和榮譽啊，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她應該用行動來洗刷自己的名譽，也就是以毒攻毒地和範玲乾一仗。有天上午她到木基市外事辦公室去找工作。她聽說那裡缺英語翻譯。我們這個城市剛剛對外國人開放，市政府決定在鬆花江心的一個小島上興建遊樂園來吸引旅遊者。金莉一共填了六份表，但是外辦負責人事的乾部根本沒有見她。一個秘書模樣的姑娘讓她下個星期四再來一趟，因為人家要花點時間研究她的檔案。金莉在她填好的表格上附了一張美國語言學校的證書，證明她在這家學校學習過英語，並且通過了畢業考試。她的口語成績是“A”。她跟那個秘書講她想當個導遊。“我聽說要招九個翻譯呢。”那個年輕的女秘書悄聲說。她兩眼盯著金莉的嘴唇—口紅抹得太重，都成了紫色。金莉以為當翻譯得考英語。她每天至少聽三個鐘頭的BBC和美國之音的英語廣播，又複習一本厚厚的“托福”英語試題。即使在洗衣服的時候她也開著收音機。第二個星期四的下午她準時去了市外辦。接待她的是旅遊科科長。這位科長是個五十多歲的大塊頭男人，頭頂已經禿了一大塊。他認真地聽了金莉的自我介紹以及她同外國人打交道的豐富經驗。她說著說著就激動起來，似乎有點急不可耐。“我在紐約住了四年，到過美國許多地方。跟您說實話，我在美國還有許多關係，對咱們市和外麵創建聯係會有幫助。我還有一張國際駕照呢。”科長清了清嗓子說：“陳小姐，我們很感謝你來申請我們的工作。”聽到他沒有叫她“同誌”，她有點吃驚，好像人家把她當作外國人或港台同胞。他接著說，“我們前天仔細研究了您的檔案，恐怕得令您失望了。我們不能錄用您。”“為啥？”她一下子蒙了。誰都知道：這九個翻譯的招聘名額不可能招滿，也不會有九個人來報名。“我不想把話說得太難聽。要是您一定想知道原因，那我就得說：我們隻能錄用我們信得過的人。”“您這是啥意思？難道我不是中國人？”“您在美國拿到了綠卡，對吧？”“沒錯，但我還是中國公民。”“這跟國籍沒有關係。我們不了解您在紐約都做了些什麼，還有您過去這幾年是怎麼生活的。我們咋能輕易相信您呢？我們有責任維護國家的榮譽。”她心裡全明白了，沒有再爭論下去。他們一定是從師範學院調來了她的檔案，肯定有人告訴了他們她在紐約的生活情況。她的臉因憤怒漲得通紅。“陳小姐，您也彆太激動。我並不是想要傷害您的感情。我隻不過是把外辦的決定通知您。”他的辦公桌上一隻閃亮的螞蟻正匆匆向墨水瓶爬過去。他用拇指撚死了螞蟻，把它從褲子上抖掉。“我明白。”她站起來向門口走去，連再見也沒有說。在市政府大樓外麵等公共汽車的時候，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她不停地用粉紅色的紙巾擦著臉。她從手包裡摸出化妝盒，對著小鏡子把臉上被淚水衝開的粉擦掉。她手上的人造革化妝盒吸引了街上一個小姑娘的注意，她的目光在金莉脖子上的項鏈和化妝盒之間不住地打量。工作沒找到，她又開始實行一個讓我們大家都吃驚的計劃：動員遲淦和她一道去美國。這個主意可把他嚇壞了。他除了會說幾句“早上好”“中國萬歲”和“友誼”之外，對英語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三十多年來，我們這個城市裡除了有幾個人去過香港和日本以外，還沒有人能出門走那麼遠—好家夥，穿越整個太平洋。我們聽說有個年輕婦女和她丈夫一道去了香港，一下飛機就被她男人賣到妓院裡。可以想象遲淦對妻子的提議有多害怕。他怕一到紐約就會被妻子賣去當勞工或做男妓。他看起來倒是不缺胳膊不缺腿，扁平臉、肩膀滾圓，雖然個子矮點卻很結實。但是他要真的乾了那種營生，沒幾天就會死在美國。所以他堅決不同她一起出國。他說：“我是中國人，不當洋鬼子！”“你聽我說，”她還是耐心勸解，“紐約有一個很大的中國城，你在那兒用不著說英語。那裡到處都是中國人。書、報紙、電視節目，甚至電影都是中文的。你根本不會變成美國鬼子。”“我不去！”他瞪起金魚眼，鼻翼一張一張的。“彆死心眼了，咱們在那兒會掙很多錢的。那兒的日子比這兒強多了。你天天都能吃肉吃魚。”“那你乾啥還要回來呢？”“我回來是帶你跟我一塊走。”她眨了眨一雙杏仁眼，長長的睫毛忽閃了兩下，“我出國光是為了我自己嗎？四年前我走的時候，不是說過我是去給咱們家尋找新生活的？”“你是說過。”“你看，我現在就是回來帶你和孩子去美國。要是咱們在那邊乾得好，咱們還會發財，買個大房子和兩輛汽車。你不是想開一輛嶄新的福特汽車嗎？”“我不想，我也不會開車。”“不會可以學嘛。我教你，比騎自行車容易多了。”她的雙手抓著想象中的方向盤，左右轉動，頭向後斜過去，眼睛半閉著。他咽了口唾沫，說：“不，你就是給我座金山我也不去。”“你知道嗎，遲淦，咱們在那邊還可以多生幾個孩子。”她的眼睛又眨開了，笑起來的時候左腮上還露出個酒窩。這句話好像觸動了他。遲淦一直想要有個兒子，但是國家的政策不允許有第二胎。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丹丹一個就夠了，我不想再要孩子。”“你咋那麼死腦筋呢，你就甘心在那個破船廠修一輩子機器？”“知足者常樂。”“那好，你要是不願意去美國，就讓我把丹丹帶走。她在那裡會更有前途。她將來能上哈佛。”“啥？哈佛是啥玩意兒？”“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不會吧，聽說牛津是最好的。”“求求你了，讓孩子跟我走吧。”她想再把那個酒窩露出來，但是怎麼也笑不出來了。他當然不會把孩子交給她。她實在受不了，號啕大哭起來，求他讓她見丹丹一麵。她的眼淚把他的心泡軟了，於是同意跟女兒談談，看看孩子是啥想法。第二天下午，他騎車去了父母家。在他的“飛鴿”自行車上捆著一個長紙盒子，裡麵裝著金莉給女兒從美國帶回來的禮物—電子琴。遲淦的父親把兒子臭罵一頓，說他是豬腦子。如果讓金莉見到孩子，她會輕而易舉地讓丹丹跟她去美國。“這麼簡單的把戲難道你就看不出來？”老頭揮舞著手裡吃了一半的西紅柿，氣憤地質問兒子。遲淦的父母把電子琴收了起來，準備在適當的時候給丹丹。這孩子正在樓上看電視裡的“兒童科技”節目，爺爺奶奶讓她給媽媽寫封信。天黑之前遲淦回來了，交給金莉女兒寫給她的一張字條。金莉看完以後傷心極了，把自己鎖在屋裡哭了一場。字條上寫著：“壞女人，你滾開。我不要你這樣的媽媽。”金莉這下死心了，不再想把丈夫、孩子弄到美國去了。她下一步想乾啥呢？也許她會很快回紐約去。但是當我們問她的時候，她卻說，既然丈夫和女兒不想走，她也不走了。令人納悶的是，一個星期以後遲淦竟然向法院提出離婚。誰能想到這麼個不中用的男人會走出這一步？這一定是他父母出的主意，利用他們在法院裡的熟人為這個案子開綠燈，因為法院很快就批準了他們離婚。金莉好像根本不在乎失去丈夫，但她在法庭上不顧一切地要爭奪女兒的監護權。法官說她是個不負責任的母親，對她宣讀了法庭的決定：“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本庭拒絕你的監護請求。”法院判她每個月付給孩子三十元的贍養費，奇怪的是，她非堅持每個月付一百元。大家都被整糊塗了。人們開始懷疑她到底有多少錢。也許她是一位富婆哩。很快就有傳言說金莉手裡有很多錢。有人說她心胸狹窄而且小氣。要是她真的那麼有錢，為啥不給她公公婆婆買一個二十英寸的大彩電—索尼或者三洋牌的都行。她公婆看上了彩電，肯定會讓她把孩子帶走。也有人說她其實並不富裕。事實很快就證明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有天下午風刮得很大，金莉來到五洲房產公司要買一套公寓。最近，我們木基市在鬆花江邊上修建了幾座公寓大樓，要吸引外國顧客，特彆是東南亞一帶的華僑和台灣的商人。金莉看起來還打著留在木基市的主意，或者至少每年在這裡待幾個月。“請出示您的護照。”接待她的是一個身材瘦高的年輕人，好像是這個房產公司的經理。她把護照遞給他，感覺有什麼地方不對，在椅子上微微扭動著身體。年輕人仔細地看著醬紫色封皮的護照，頭也沒抬地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你是中國公民？”“是。”“那對不起，我們不能賣房子給你。這些公寓房是專門出售給外國顧客的。我們需要外彙支付。”“我有美元。”她臉紅了一下，雙手交叉在一起。她絞動的手指遮蓋住了金戒指。他的目光閃爍了一下，很快又搖頭說：“不行。公司隻允許我同外國人做生意。”“我按同樣的價錢付給你外彙，這有啥區彆呢？”“對不起，同誌。我要是不按照規定辦事，領導就會開除我。”他用手指梳理著鬆軟的頭發。金莉隻得放棄買房子的念頭。她要買的公寓是超豪華型，要兩萬美金一套—按照當時的外彙黑市價格，相當於二十五萬人民幣。我們這些人做夢也不敢想會有這麼多錢！就連木基市的一所中型企業也很難有這麼多的現金。我們終於意識到，在我們這條街上住著一個百萬富婆。有些人開始和她套近乎，說能幫她找到工作或住的地方，但是她好像並不感興趣。每當有人在她麵前罵遲淦和他父母，她總是乾巴巴地說：“我當初走的時候還以為隨時能回來呢。”後來，她開始躲避眾人了。誰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從木基消失的。有人說她去深圳或香港了。那個範玲教授卻說她回紐約又去找那個老頭子了，還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向遲淦打聽他前妻的下落，他總是一聲不吭。興許他也不清楚她到啥地方去了。離婚後的第二個月他又結婚了。新娘是個拖油瓶的小寡婦，有個四歲大的男孩子，和遲淦在一個單位工作。她是個賢妻良母，對新丈夫知冷知熱，把家裡也料理得井井有條。我們經常在晚上看見這兩口子手拉著手在外麵散步。遲淦看上去好像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開心健康，連將軍肚也開始挺出來了。更令人驚訝的是丹丹非常喜歡新來的小弟弟。她跟彆人說，她就是想要一個弟弟，現在終於如願以償。那個男孩子也像姐姐的尾巴一樣走到哪兒跟到哪兒。每天放學以後兩個人就在一塊看小人書，背誦兒歌。有人問她後媽對她好不好，她說：“我爸爸給我找了一個好媽媽。”有時候，丹丹會和彆的孩子在公寓樓前麵的空地上玩跳房子遊戲。她的辮子梢上係著一對黃絲帶做的大蝴蝶結。每當她在地上蹦跳的時候，蝴蝶結就跟著她飛舞。她那羚羊似的眼睛越笑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