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親愛的孩子：早想寫信給你了，這一向特彆忙。連著幾天開會。小組討論後又推我代表小組發言，回家就得預備發言稿；上台念起來，普通話不行，又須事先練幾遍，儘量糾正上海腔。結果昨天在大會上發言，仍不免“藍青”得很，不過比天舅舅他們的“藍青”是好得多。開了會，回家還要作傳達報告，我自己也有許多感想，一麵和媽媽、阿敏講，一麵整理思想。北京正在開全國政協，材料天天登出來；因為上海政協同時也開會，便沒時間細看。但忙裡搶看到一些，北京大會上的發言，有些很精彩，提的意見很中肯。上海這次政協開會，比去年五月大會的情況也有顯著進步。上屆大會是歌功頌德的空話多；這一回發言的人都談到實際問題了。這樣，開會才有意義，對自己，對人民，對黨都有貢獻。政府又不是要人成天捧場。但是人民的進步也是政府的進步促成的。因為首長的報告有了具體內容，大家發言也跟著有具體內容了。以後我理些材料寄你。勃隆斯丹太太有信來。她電台廣播已有七八次。有一次是Schumann：ceito〔舒曼：協奏曲］和樂隊合奏的，一次是Saint-Saens［聖桑］的G Min ,certo （Op.22，No2）［G 小調協奏曲（作品22 之二）〕。她們生活很苦，三十五萬人口的城市中有七百五十名醫生，勃隆斯丹醫生就苦啦。據說收入連付一部分家用開支都不夠。寄來的法、比、瑞士的材料，除了一份以外，字裡行間，非常清楚的對第一名不滿意，很顯明是關於他隻說得了第一獎，多少錢；對他的演技一字不提。英國的報導也隻提你一人。可惜這些是一般性的新聞報導，大簡略。法國的《法國晚報》的話講得最顯明：“不管獎金的額子多麼高，也不能使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得到成熟與性格”；一一這句中文譯得不好，還是譯成英文吧：“The prize in apetition， however highitmay6e，is not suffit to gjve a pianist0f 20the maturity and personality。”“尤其是頭幾名分數的接近，更不能說the winner has won definite1y［冠軍名至實歸，冠軍絕對領先］。總而言之，將來的時間和群眾會評定的。在我們看來， the revetion of Vpetition0f Chopin is the ese pianist F0u，Ts0ng，wh0stands veryhigh1y above the other petitorsbya refined culture and quitematured sensiti vity。〔在第五屆蕭邦鋼琴比賽中，才華畢露的是中國鋼琴家傅聰，由於他優雅的文化背景與成熟的領悟能力，在全體參賽者之間，顯得出類拔萃。］”這是幾篇報導中，態度最清楚的。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親愛的孩子，上海政協開了四天會，我第一次代表小組發言，第二次個人補充發言，附上稿子二份，給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報紙及剪報，內有周總理的政治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及全國政協大會的發言選輯，井用紅筆勾出，使你看的時候可集中要點，節約時間。另有一本《農業發展綱要》小冊子。預料那包東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裡；假使你沒空，可 聖桑（1835―1921），法國作曲家。以在去南途中翻閱。從全國政協的發言中，可看出我國各方麵的情況，各階層的意見，各方麵的人才。上海政協此次會議與去年五月大會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員不但情緒高漲，而且講話都富有內容，問題提得很多，很具體。（上次大會歌功頌德的空話占十分之七八。）楊伯伯代表音樂小組發言，有聲有色，精彩之至。他說明了音樂家的業務進修需要怎麼多的時間，現在各人的忙亂，業務水平天天在後退；他不但說的形象化，而且音響化。休息時間我遇到《文彙報》社長徐鑄成，他說：“我今天上了一課（音樂常識）。”對社會人士解釋音樂家的勞動性質，是非常必要的。隻有在廣大人民認識了這特殊的勞動性質，才能成為一種輿論，督促當局對音樂界的情況慢慢的改善。大會發言，我的特點是全體發言中套頭語最少，時間最短的。第一次發言不過十一分鐘，第二次不過六分鐘。人家有長到二十五分鐘的，而且拖拖拉拉，重複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協九個副秘書長之一，專門負責文化事業）推薦，作為社會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國政協大會。從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為止，他在北京開會。行前我替他預備了發言稿，說了一些學校醫學衛生（他是華東師大校醫）和他的歌唱理論，也大概說了些音樂界的情形。結果他在小組上講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後自己又加了一段檢討自己的話，大致是：“我個人受了宗派主義的壓迫，不免抱著報複的心思，埋頭教學生，以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來，自然你們這些不正派的人會垮台。我這個思想其實就是造成宗派主義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個宗派；而且我掉進了宗派主義而不自知。”你看，這段話說得好不好？他一向比較偏，隻注意歌唱，隻注意音質；對音樂界一般情況不關心，對音樂以外的事更不必說。這一回去北京，總算擴大了他的心胸與視野。毛主席請客，他也有份，碰杯也有份。許多科學家和他談得很投機。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也和他談了“歌唱法”，打電話給文化部丁副部長燮林（是老輩科學家），丁又約了林談了二十分鐘。大概在這提倡科學研究的運動中，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實力支持，――這一切將來使我連帶也要忙一些。因為林伯伯什麼事都要和我商量：訂計劃等等，文字上的修改，思想方麵的補充，都需要我參加。孩子，你一定很高興，大家都在前進，而且是腳踏實地的前進，決不是喊口號式的。我們的國家雖則在科學成就上還談不到“原子能時代”，但整個社會形勢進展的速度，的確是到了“原子能時代”了。大家都覺得跟不上客觀形勢。單說我自己吧，儘管時間充裕，但各式各樣的新聞報導，學習文件，報紙、雜誌、小冊子，多得你顧了這，顧不了那，真是著急。本門工作又那麼吞時間，差不多和你練琴差不多。一天八九小時，隻能譯一二千字；改的時候，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時間，進步之慢有如蝸牛、而且技術苦悶也和你一樣，隨處都是問題，了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於表達的能力??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嗎？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學的都犯一個大毛病：太不關心大局，對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很冷淡。我和名強、西三、子歧都說過幾回，不發生作用。他們隻知道練琴。這樣下去，少年變了老年。與社會脫節，真正要不得。我說少年變了老年，還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積極，頭腦開通。 即上海音樂學院楊嘉仁教授，一九六六年去世。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腦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還是在於家庭教育。家長們隻看見你以前關門練琴，可萬萬想不到你同樣關心琴以外的學問和時局；也萬萬想不到我們家裡的空氣絕對不是單純的，一味的音樂，音樂，音樂的！當然，小朋友們自己的聰明和感受也大有關係；否則，為什麼許多保守頑固的家庭裡照樣會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真的，看看周圍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說“希望”，不是指“專業”方麵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發展。所以我越來越覺得青年全麵發展的重要。假如你看了我的信，我的發言，和周總理的報告等等有感觸的話，隻希望你把熱情化為力量，把慚愧化為決心。你最要緊的是抓緊時間，生活紀律化，科學化；休息時間也不能浪費！還有學習的計劃務必嚴格執行，切勿隨意更改！雖是新年，人來人往，也忙得很，抽空寫這封信給你。祝你錄音成功，去南表演成功！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夜親愛的孩子：昨天整理你的信，又有些感想。關於莫紮特的話，例如說他天真、可愛、清新等等，似乎很多人懂得；但彈起來還是沒有那天真、可愛、清新的味兒。這道理，我覺得是“理性認識”與“感情深入”的分彆。感性認識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認識；理性認識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質。但是藝術的領會，還不能以此為限。必須再深入進去，把理性所認識的，用心靈去體會，才能使原作者的悲歡喜怒化為你自己的悲歡喜怒，使原作者每一根神經的震顫都在你的神經上引起反響。否則即使道理說了一大堆，仍然是隔了一層。一般藝術家的偏於intel1ectua1〔理智〕，偏於 co1d〔冷靜〕，就因為他們停留在理性認識的階段上。比如你自己，過去你未嘗不知道莫紮特的特色，但你對他並沒發生真正的共鳴；感之不深，自然愛之不切了；愛之不切，彈出來當然也不夠味兒；而越是不夠味兒，越是引不起你興趣。如此循環下去，你對一個作家當然無從深入。這一回可不然，你的確和莫紮特起了共鳴，你的脈搏跟他的脈搏一致了，你的心跳和他的同一節奏了；你活在他的身上，他也活在你身上；你自己與他的共同點被你找出來了，抓住了，所以你才會這樣欣賞他，理解他。由此得到一個結論：藝術不但不能限於感性認識，還不能限於理性認識，必須要進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換言之，藝術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還有一個“愛”字！所謂赤子之心，不但指純潔無邪，指清新，而且還指愛！法文裡有句話叫做“偉大的心”，意思就是“愛”，這“偉大的心”幾個字，真有意義。而且這個愛決不是庸俗的，婆，婆媽媽的感情，而是熱烈的、真誠的、潔臥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愛。從這個理論出發，許多人彈不好東西的原因都可以明白了。光有理性而沒有感情，固然不能表達音樂：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種火熱的同時又是高尚、精練的感情，還是要流於庸俗；所謂sential 濫情，傷感］，我覺得就是指的這種庸俗的感情。一切偉大的藝術家（不論是作曲家，是文學家，是畫家??）必然兼有獨特的個性與普遍的人間性。我們隻要能發掘自己心中的人間性，就找到了與藝術家溝通的橋梁。再若能細心揣摩，把他獨特的個性也體味出來，那就能把一件藝術品整個兒了解了。――當然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與感受完全一樣，了解的多少、深淺、廣狹，還是大有出入；而我們自己的個性也在中間發生不小的作用。大多數從事藝術的人，缺少真誠。因為不夠真誠，一切都在嘴裡隨便說說，當作唬人的幌子，裝自己的門麵，實際隻是拾人牙慧，並非真有所感。所以他們對作家決不能深入體會，先是對自己就沒有深入分析過。這個意思，克利斯朵夫（在第二冊內）也好像說過的。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真誠的“不懂”，比不真誠的“懂”，還叫人好受些。最可厭的莫如自以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誠，才會有虛心，有了虛心，才肯丟開自己去了解彆人，也才能放下虛偽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築在了解自己了解彆人上麵的愛，才不是盲目的愛。而真誠是需要長時期從小培養的。社會上，家庭裡，太多的教訓使我們不敢真誠，真誠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作後盾的。所以做藝術家先要學做人。藝術家一定要比彆人更真誠，更敏感，更虛心，更勇敢，更堅忍，總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較少不完美之處〕！好像世界上公認有個現象：一個音樂家（指演奏家）大多隻能限於演奏某幾個作曲家的作品。其實這種人隻能稱為演奏家而不是藝術家。因為他們的胸襟不夠寬廣，容受不了廣大的藝術天地，接受不了變化無窮的形與色。假如一個人永遠能開墾自己心中的園地，了解任何藝術品都不應該有問題的。有件小事要和你談談。你寫信封為什麼老是這麼不〔乾淨〕？日常瑣事要做的〔乾淨〕，等於彈琴要講究乾淨是一樣的。我始終認為做人的作風應當是一致的，否則就是不調和；而從事藝術的人應當最恨不調和。我這回附上一小方紙，還比你用的信封小一些，照樣能寫得很寬綽。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以此類推，一切小事養成這種〔乾淨〕的習慣，對你的藝術無形中也有好處。因為無論如何細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個人的意識與性情。修改小習慣，就等於修改自己的意識與性情。所謂學習，不一定限於書本或是某種技術；否則隨時隨地都該學習這句話，又怎麼講呢？我想你每次接到我的信，連寄書譜的大包，總該有個印象，覺得我的字都寫得整整齊齊、清楚明白吧！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晨你去南斯拉夫的日子，正是你足二十二歲生日。大可利用路上的時間，仔細想一想我每次信中所提的學習正規化，計劃化，生活科學化等等，你不妨反省一下，是否開始在實行了？還有什麼缺點需要改正？過去有哪些成績需要進一步鞏固？總而言之，你該作個小小的總結。我們社會的速度，已經趕上了原子能時代。誰都感覺到任務重大而急迫，時間與工作者是配合不起來。所以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爭取時間。我對你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生活瑣事上麵，你一向拖拖拉拉，浪費時間很多。希望你大力改善，下最大的決心扭轉過來。爸爸的心老跟你在一塊，為你的成功而高興，為你的煩惱而煩惱，為你的缺點操心！在你二十二歲生日的時候，我對你尤其有厚望！勇敢些，孩子！再勇敢些，克服大大小小的毛病，努力前進！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夜下午在《新民報》上看到一段消息，是新華社布拉格電，說你在Be1grade〔貝爾格萊德〕的首次演出，由人民軍交響樂隊伴奏，獲得“異常的”成功，謝幕達十五次，加奏八次。我們真是高興，不知怎麼祝賀你才好。這些時我正忙著謄稿子，服爾德的第二個短篇集子總算譯完了（去年春天出的《老實人》是第一個集子）。去年四月譯完的巴爾紮克（《於絮爾?彌羅埃》），在 “人文”擱了十一個月，最近才來信說準備發排了。他們審查來審查去，提不出什麼意見，倒耽誤了這麼久。除了翻譯工作以外，主要得解放後的文藝創作，也是“補課”性質，否則要落伍得不像話了。今年還想寫些“書評”。另外是代公家動員一些美術及音樂方麵的人做研究工作。上海正如彆的大城市一樣，成立了一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委員會籌備處”，內中有文藝組，主要由唐?負責。他要我在美術及音樂兩界想想有什麼人材。這籌備處不久即取消，成為學術委員會；兩年以後，學術委員會再分彆成立各個研究所，如曆史研究所，文藝研究所等等。這就仿佛是中國科學院在各地的分設機構。為了動員人，就得分彆找他們談，代他們設計。例如林伯伯的聲樂研究，當然是最現成的了。沈伯伯在去年胡風運動中受了打擊，精神萎靡，鼓動不起來。前天北京有電報找他去了，大概亦是這種研究性質的工作需要他。他一走，上海方麵真正能研究音樂的人就沒有啦。但若中央需要，地方也不能以本位主義的眼光去爭。我平時就是不能不分心管管這種閒事。上周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集二十多人討論“出版”問題，我也被找去了；一個會直開了六小時之久。這倒是有實質的會，時間雖長，究竟是有意義的。大家發表很多意見，對於編輯工作、發行工作，以及國際書店的經營作風，都有批評。我一個人發言也占據了幾十分鐘。同時聽到各方麵反映的情況，很有意思。另外，政協不久要開第二次全體大會（二月初開的是常委擴大會議），先發通知，要我們當委員的推薦人，分二種，一是增補做“委員”的，一是列席的。我推了二人：裘劭恒（列席）和楊心德（委員）。通過與否，當然權不在我。推薦以前，我就得花費時間分彆和他們談話，了解他們近年來的工作及思想情況，還有過去的某幾段我不詳知的曆史，楊心德，我還另向政協推薦要安排他做印刷製版的研究工作。這樣，我一方麵要和朋友們談話，談過又要動筆。還有零零星星向中央或地方提意見，都吞了我不少時間。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本星期一起接連開了五天上海市政協第二次全體大會。所有的會議，連小組討論，我都參加了。原有委員275 人，此次新聘87 人，共362 人。又邀請各界人士列席467 人。會場在中蘇大廈的“友誼電影院”。會議非常緊張熱烈。報名發言的有181 人之多，因限於時間，實際發言的僅69 人，其餘都改成了書麵發言。我提了一項議案（大會總共收到的議案不過25 件），一份書麵發言。我原打算隻提書麵的；二月初的擴大會議上我已講過兩次話，這一回理當讓彆人登台。小組會上大家提的意見不少，大會發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個舊國民黨軍人（軍長階級）樊崧甫說得聲淚俱下；周碧珍報告參加我國民間藝術團今春訪問澳門演出的情況，港澳兩處的僑胞的熱烈反應，真是太動人了。我禁不住在會場上流了淚。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這樣的激動，近幾年來隻在聽某些音樂時才會有。當然也有許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鐘時間，全是自我檢討，左一個保證，右一個決心的空話。歸國華僑、牧師、神甫，也都有發言。華僑的愛國情緒特彆高，說話也很實在。有一個上海評彈（即說書）藝人，提的意見特彆尖銳，他說：“我們要領導給我們乾部，要強的乾部；吃飯不管事的乾部，我們不要，我們不是養老院??”這樣的話，在這種場麵的會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為之動容。??這樣的民主精神是大可為國家慶賀的。可惜知識分子（此次邀請列席的以知識分子占絕大多數）沒有這樣的勇氣。會上對於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論。大會主要討論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擬訂的《1956―1957 年知識分子工作綱要草案》，裡麵對於今後對上海知識分子的安排，有32 條具體規劃：大致分為三大類：（一）改善黨組織與現有知識分子的相互關係，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以利於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潛力；（二）擴大和培養新生力量，開展學術研究和提高知識分子的業務能力；（三）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馬列主義學習加強領導與安排。第（一）項已經有一部分事情實行了：上海高級知識分子約有一萬人，先照顧其中的3，000 人，例如調配房屋；使知識分子能有一間安靜的書室，上海房管局已撥了500 所住房，陸續給一些居住條件特彆壞而研究有成績的教授、專家、作家、藝術家。又分發恃種“治療證”，可在指定醫院當天預約，當天受到治療：又分發“副食品（如魚肉等）供應卡”，向指定的夥食供應站去買，不必排隊等候。（這兩種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現在如何重視知識分子。隻因為客觀條件不夠，暫時隻能從高級知識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開了半個月會，召集各機關、學校、團體的黨團乾部近萬人學習這個政策，要他們接近知識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學習”，對研究工作從各方麵支持他們。大會上發言的人一致表示為了報答黨與政府的關懷與照顧，要加緊努力，在業務與思想改造各方麵積極提高自己。這些消息你聽了一定也很興奮的。我很想以知識分子的身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寫些文章，批評知識分子的缺點等等。政府既然已經作了這樣大的努力幫助我們，我們自當加倍努力來配合政府。改善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個關鍵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雙方麵的，決非片麵的。所以我預備寫一係列的短文，挖掘並分析知識分子的病根，來提高大家的覺悟，督促大家從實踐上痛下功夫，要說到做到。本來我在文藝方麵想寫一些書評，最近看了二十幾種作品，覺得還不能貿然動筆；作品所描寫的大半是農村，是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少數是關於工廠的；我自己對這些實際情況一無所知，光從作品上批評一通，一定是有隔閡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觀察之後再寫。看了二十幾種創作以後，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黨在各方麵數十年來的艱苦鬥爭，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眾為了抗日、反封建、反敵偽、反蔣等等所付的血汗與生命的代價，所過的非人的慘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無仇恨即無鬥爭，即無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歲時的反帝情緒，也不能說不高，為什麼以後就在安樂窩中消沉了呢？當時因為眼見同班的小同學在“五卅”慘案中被租界巡捕慘殺，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鬥爭的情緒，革命的情緒。以後卻是一帆風順，在社會上從來沒受到挫折，更沒受到壓迫；相反的，因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剝削人的地位，更不會對社會製度有如何徹底的仇恨；隻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憑著單純的正義感反對腐敗的政府。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絕對不會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對於共產社會也有些向往，但都限於空想。不受現實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貧富階級矛盾比較少的江南，不看見工人階級血淋淋的被剝削的痛苦，一個人是始終走不出小資產階級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著“要講目的也要講手段”的那種書生之見。直到現在，從近二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最近又從多少優秀的文藝作品中，從讀到的少數理論書籍中，才開始發覺了自己過去的錯誤，才重新燃燒起已經熄滅了的熱情。我並不把自己的過去一筆勾銷，說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熱忱是由於天生的不勞動就要不舒服的性格來的，而不是由於對前途有堅定的樂觀的信仰來的；以前對政府各種措施的批評，是站在純客觀的自由主義（liberal）的立場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分子的立場上提出的。換句話說：出發點是狹小的，消極的，悲觀的。我這樣說也不是認為從此我已經改造好了（你當然明白我不會這樣想，一向我深信一個人要活到老學到老的）；可是出發點糾正以後，無論對自己的業務或是思想，在改進與提高的過程中，情緒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這些思想，你媽媽也深深體會到；她事實上比我覺悟得早，隻是她說不出道理來；一切都要經過我自己的摸索、觀察，再加上客觀的形勢，我才會慢慢的，可也是很實在的醒悟過來。（媽媽也跟著我一本一本的文藝作品吞下去。）說到客觀形勢，這幾年的進步簡直是難以想像，單從報紙雜誌的內容及文字來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進步了多少。至於基本建設的成績，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細說了。陳市長說得好：知識分子隻有在事實麵前才肯低頭。這樣的事實擺在麵前，誰還會不激動，不大覺大悟呢？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你有這麼堅強的鬥爭性，我很高興。但切勿急躁，妨礙目前的學習。以後要多注意：堅持真理的時候必須注意講話的方式、態度、語氣、聲調。要做到越有理由，態度越緩和，聲音越柔和。堅持真理原是一件艱巨的鬥爭，也是教育工作；需要好的方法、方式、手段，還有是耐性。萬萬不能動人，令人誤會。這些修養很不容易，我自己也還離得遠呢。但你可趁早努力學習！經曆一次磨折，一定要在思想上提高一步。以後在作風上也要改善一步，這樣才不冤枉。一個人吃苦碰釘子都不要緊，隻要吸取教訓，所謂人生或社會的教育就是這麼回事。你多看看文藝創作上所描寫的一些優秀黨員，就有那種了不起的耐性，肯一再的細致的說服人，從不動火，從不強迫命令。這是真正的好榜樣。而且存了這種心思，你也不會再煩惱；而會把鬥爭當做日常工作一樣了。要堅持，要貫徹，但是也要忍耐！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於黃山鬆穀庵溫泉地區新建的房子，都是紅紅綠綠的宮殿式，與自然環境不調和。柱子的仇紅漆也紅得“鄉氣”，畫棟雕梁全是騙人眼目的東西。大柱子又粗又高，底下的石基卻薄得很。吾國的建築師毫無美術修養，公家又缺少內行，審定圖樣也不知道美醜的標準。花了大錢，一點也不美觀。內部房間分配也設計得不好。跟廬山的房屋比起來，真是相差天壤了。他們隻求大，漂亮；結果是大而無當，惡俗不堪。黃山管理處對遊客一向很照顧，但對轎子問題就沒有解決得好，以致來的人除非身強力壯，能自己從頭至尾步行的以外，都不得不花很大的一筆錢――尤其在遇到天雨的時候。總而言之，到處都是問題，到處都缺乏人才。雖有一百二十分的心想把事情做好，限於見識能力，仍是做不好。例如杭州大華飯店的餐廳，台布就不乾淨，給外賓看了豈不有失體麵？那邊到處灰土很多，擺的東西都不登大雅，工作人員為數極少，又沒受過訓練；如何辦得好！我們在那邊的時候，正值五一觀禮的外賓從北京到上海，一批一批往杭州遊覽，房間都住滿了。這封信雖寫好，一時也無法寄出。要等天晴回獅子林，過一夜後方能下至溫泉，溫泉還要住一夜，才能到湯口去搭車至屯溪，屯溪又要住一夜，方能搭車去杭州。交通比抗戰以前反而不方便。從前從杭州到黃山隻要一夭，現在要二天。車票也特彆難買。他們隻顧在山中建設，不知把對外交通改善。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我完全讚同你參加莫紮特比賽：第一因為你有把握，第二因為不須你太費力練teic［技巧〕，第三節目不太重，且在暑期中，不妨礙學習。至於音樂院要你弄理論，我也讚成。我一向就覺得你在樂理方麵太落後，就此突擊一下也好。隻擔心科目多，你一下子來不及；則分做兩年完成也可以。因為你波蘭文的能力恐怕有問題，容易誤解課本的意義。目前最要緊的是時間安排得好：事情越忙，越需要掌握時間：要有規律，要處處經濟；同時又不能妨礙身心健康。傑老師信中對你莫紮特的表達估價很高，說你發見了一些前人未發見的美。你得加倍鑽研，才能不負他的敦敦厚望！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親愛的孩子：十五日來信收到。傑老師信已複去。二十四日我把傑老師來信譯成中文寄給文化部，也將原信打字附去，一並請示。昨（三十日）接夏衍對我上月底去信的答複，特抄附。信中提到的幾件事，的確值得你作為今後的警戒。我過去常常囑咐你說話小心，但沒有強調關於國際的言論，這是我的疏忽。嘴巴切不可暢，尤其在國外！對宗教的事，跟誰都不要談。我們在國內也從不與人討論此事。在歐洲，尤其犯忌。你必須深深體會到這些，牢記在心！對無論哪個外國人，提到我們自己的國家，也須特彆保留。你即使對自己要求很嚴，並無自滿情緒；但因為了解得多了一些，自然而然容易恃才做物，引人誤會。我自己也有這毛病，但願和你共同努力來改掉。對波蘭的音樂界，在師友同學中隻可當麵提意見；學術討論是應當自由的，但不要對第三者背後指摘彆人，更不可對彆國的人批評波蘭的音樂界。彆忘了你現在並不是什麼音樂界的權威！”也勿忘了你在國內固然招忌，在波蘭也未始不招忌。一個人越爬得高，越要在生活的各方麵兢兢業業。你年輕不懂事，但隻要有決心，憑你的理解力，學得懂事並不太難。一九五六年六月六日我們這次在黃山，玩得很痛快，碰見了安徽省委的秘書長，大家很談得來，一提起傅聰，他們都知道，對你的成就都很讚賞。黃山管理處長沙老，六十二歲的老頭兒，精神健旺，每天走三四十裡山路不希奇，雖然不會寫，字識得不多，可是他的談吐，誰都聽不出，真是出口成章，文雅有禮，一點也沒有八股味，做事勤勞，對己刻苦。說起他的曆史來，真是可歌可泣，沙老（大家都這樣稱呼他）是貧農出身，自小為地主看牛，有一次新年裡偷跑回家，不願乾了，見了父親，父親非常生氣，打了他兩個耳光。可憐他們自己也吃不上，兒子回來了不是多一個人吃麼，所以硬逼他回地主家，他無可奈何的去了，可是地主不要他了。於是他就隻好投奔叔叔那裡，他叔叔是搖船的，就收留了他，從此過船家生活了，這期間，接觸到了共產黨，乾起革命了。解放戰爭時他有功，經他訓練有一千多條船及二千餘的人，渡江時隻犧牲了七個人，真是了不起。他有五個兒女，一個是送掉的，一個是賣了的，自己隻有三個，一個兒子在抗美援朝戰爭受了傷，一個兒子在中學念書，一個女兒出嫁了，也有工作。最慘的是他的老妻，解放戰爭後帶了三個兒女，討飯或拾野菜過日子，一直討飯到一九五二年，才找到了沙老團聚的。這種人真是可敬可佩，解放後還是革命第一。我們碰到的黨員，都是這樣品德優良，看見了他們這種不怕艱苦的精神，真覺得慚愧。??還有一個三十幾歲的複員軍人，現在是合肥逍遙津公園的園藝及動物園主任，專門搞園藝花木，還搜羅各色各種的動物，聽他講來，頭頭是道，真是一個園藝專家。我們初碰見時，以為他是素來搞植物花木的，原來他隻攪了四年。複員後，組織上派他乾這一行，他本來一竅不通，可是鑽研精神極強，非但鑽研，還愛上這工作，所以越來越精通，一個貨真價實的專家。他談吐謙虛，絕對沒有自滿的流露。爸爸非常喜歡他佩服他。所以我們這次收獲不少，學到不少。看見了那些淳樸而可愛的黨員，真是感動。??剛才接爸爸自淮南煤礦局招待所寄的信。知道他天天工作緊張，因為他擔任了第一組的副組長。他說小組中和沈粹縝（她是鄒韜奮的夫人，是第一組組長）合作很好，大家很滿意，說他是模範組長，因為處處幫人忙，上下車到處招呼人。爸爸說，其實沒有小組組織，出門也該如此。他說一路上大家都攪得很熟，一向隻知名而沒見過的人，都交際過了。一路團方招待周到，看他很高興。老實說，爸爸辦事能力是相當強的，他今年參加的政協視察工作，因為認真，大家都對他很滿意，到處受到歡迎。他是實事求是的人，做事不肯馬虎，肯用腦子，肯提意見，所以各方麵輿論都對他好。我在家裡有機會就推動他，我總算也出了些力。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四時親愛的孩子：我六月二日去安徽參觀了淮南煤礦、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到十二日方回上海。此次去的人是上海各界代表性人士，由市政協組織的，有政協委員，人民代表，也有非委員代表。看的東西很多，日程排得很緊，整天忙得不可開交。我又和鄒韜奮太太（沈粹縝）兩人當了第一組的小組長，事情更忙。一回來還得寫小組的總結，今晚，後天，下周初，還有三個會要開，才能把參觀的事結束。祖國的建設，安徽人民那種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叫人真興奮。各級領導多半是轉業的解放軍，平易近人，樸素老實，個個親切可愛。佛了嶺的工程全部是自己設計、自己建造的，不但我們看了覺得驕傲，恐怕世界各國都要為之震驚的。科技落後這句話，已經被雄偉的連拱壩打得粉碎了。淮南煤礦的新式設備，應有儘有；地下330 公尺深的隧道，跟國外地道車的隧道相仿，升降有電梯，隧道內有電車，有通風機，有抽水機，開采的煤用皮帶拖到井上，直接裝火車。原始、落後、手工業式的礦場，在解放以後的六七年中，一變而為趕上世界水平的現代化礦場，怎能不叫人說是奇跡呢？詳細的情形沒功夫和你細談，以後我可把小組總結抄一份給你。五月三十一日寄給你夏衍先生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他說的話的確值得你深恩。一個人太順利，很容易於不知不覺間忘形的。我自己這次出門，因為被稱為模範組長，心中常常浮起一種得意的感覺，猛然發覺了，便立刻壓下去。但這樣的情形出現過不止一次。可見一個人對自己的鬥爭是一刻也放鬆不得的。至於報導國外政治情況等等，你不必顧慮。那是夏先生過於小心。《波蘭新聞》（波大使館每周寄我的）上把最近他們領導人物的調動及為何調動的理由都說明了。可見這不是秘密。看到內地的建設突飛猛晉，自己更覺得慚愧，總嫌花的力量比不上他們，貢獻也比不上他們。隻有抓緊時間拚下去。從黃山回來以後，每天都能七時餘起床，晚上依舊十一時後睡覺。這樣可以騰出更多的時間，因為出門了一次，上床不必一小時、半小時的睡不著，所以既能起早，也能睡晚。我很高興。你有許多毛病像我，比如急躁情緒，我至今不能改掉多少；我真著急，把這個不易革除的脾氣傳染給了你。你得常常想到我在家裡的“自我批評”，也許可以幫助你提高警惕。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晚七時這一晌我忙得不可開交。一出門，家裡就積起一大堆公事私事。近來兩部槁子的校樣把我們兩人逼得整天的趕。一部書還是一年二個月以前送出的，到現在才送校，和第二部書擠在一起。政協有些座談會不能不去，因為我的確有意見發表。好些會議我都不參加，否則隻好停工、脫產了。人代大會在北京開會，報上的文件及代表的發言都是極有意思的材料，非抽空細讀不可；結果還有一大半沒有過目。陸定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很重要，已於二十九日寄你一份。屆時望你至少看二遍。我們真是進入了原子時代，tempo〔節奏〕快得大家追不上。需要做、寫、看、聽、談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政協竭力希望我們反映意見，而反映意見就得仔細了解情形，和朋友商量、討論，收集材料。是否參加莫紮特比賽，三天前我又去信追問，一有消息，立即通知你。來信說的南斯拉夫新聞記者關於宗教問題事，令我想起《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事。記者老是這個作風，把自己的話放在彆人嘴裡。因為當初我的確是嚇了一大跳的：怎麼你會在南國發表如此大膽的言論呢？不管怎樣，以後更要處處小心。蘇領館酒會後，招待看海軍文工團的歌舞：第一支老的合唱，極好。新的歌曲，平常。新編的舞蹈，叫做“舞蹈練習曲”，極佳。戲劇與舞蹈是斯拉夫民族傳統中的精華，根基厚，天賦高，作品自不同凡響。那個舞蹈既戲劇化，又極富於造型美，等於一出生動的啞劇。配音也妙。這是我非常欣賞的。我寫的《評三裡灣》，在七月號《文藝月報》登出。下星期末可寄你。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親愛的孩子：又是半個多月不寫信給你了。最近幾個月很少寫長信給你，老是忙忙碌碌。從四月初旬起，結束了服爾德的，就停到現在，一晃四個月，想想真著急。四個月中開了無數的會，上了黃山，去了淮南、梅山、佛子嶺、合肥：寫了一篇書評，二篇小文章。上周北京《文藝報》又來長途電話要寫一篇紀念莫紮特的文字，限了字數限了日子，五天之內總算如期完成。昨天才開始譯新的巴爾紮克。社會活動與學術研究真有衝突，魚與熊掌不可得而兼，哀哉哀哉！這半年多在外邊，多走走，多開口，便到處來找。政協的文學―新聞―出版組派了我副組長；最近作協的外國文學組又派我當組長；推來推去推不掉：想想實在膩煩。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時間也不會多於二十四小時，怎麼應付呢？掛掛名的事又不願意乾。二十多年與世界大局（文壇的大局）完全隔膜了，彆說領導小組，就是參加訂計劃也插不上手。自己的興趣又廣：美術界的事又要多嘴，音樂界的更要多嘴。一多嘴就帶來不少事務工作。就算光提意見，也得有時間寫出來；也得有時間與朋友來往、談天；否則外邊情況如何知道，不明情 況，怎能亂提意見？而且一般社會上的情況，我也關心，也常提意見，提了意見還常常追問下落。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次我告訴你政府決定不參加Mozart〔莫紮特〕比賽，想必你不致鬨什麼情緒的。這是客觀條件限製。練的東西，藝術上的體會與修養始終是自己得到的。早一日露麵，晚一日露麵，對真正的藝術修養並無關係。希望你能目光遠大，胸襟開朗，我給你受的教育，從小就注意這些地方。身外之名，隻是為社會上一般人所追求，驚歎；對個人本身的渺小與偉大都沒有相乾。孔子說的“富貴於我如浮雲”，現代的“名”也屬於精神上“富貴”之列。這一年來常在外邊活動，接觸了許多人；總覺得對事業真正愛好，有熱情，同時又有頭腦的人實在太少。不求功利而純粹為真理、為進步而奮鬥的，極少碰到。最近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宣布各民主黨派要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特彆是對共產黨監督的政策。各黨派因此展開廣泛討論。但其中還是捧場恭維的遠過於批評的。要求真正民主，必須每個人自覺的作不斷的鬥爭。而我們離這一步還遠得很。社會上多的是背後發牢騷，當麵一句不說，甚至還來一套頌揚的人。這種人不一定缺少辨彆力，就是缺少對真理的執著與熱愛，把個人的利害得失看得高於一切。當然，要鬥爭，要堅持，必須要講手段，講方式，看清客觀形勢；否則光是亂衝亂撞，可能頭破血流而得不到一點結果。 一九五六年六月下旬，蘇領事館為蘇聯軍艦來上海訪問舉行 了酒會。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領導對音樂的重視，遠不如對體育的重視：這是我大有感慨的。體育學院學生的夥食就比音院的高50％。我一年來在政協會上，和北京來的人大代表談過幾次，未有結果。國務院中有一位副總理（賀）專管體育事業，可有哪一位副總理專管音樂？假如中央對音樂像對體育同樣看重，這一回你一定能去Salzburg〔薩爾茨堡〕了。既然我們請了奧國專家來參加我們北京舉行的莫紮特紀念音樂會，為什麼不能看機會向這專家提一聲Salzburg〔薩爾茨堡〕呢？隻要三四句富於暗示性的話，他準會向本國政府去提。這些我當然不便多爭。中央不了解，我們在音樂上得一個國際大獎比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得幾個第三第四，影響要大得多。這次音樂節，譚伯伯的作品仍無人敢唱。為此我寫信給陳毅副總理會，不過時間已經晚了，不知有效果否？北京辦莫紮特紀念音樂會時，××當主席，說莫紮特富有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真是莫名其妙。我們專愛扣帽子，批判人要扣帽子；捧人也要戴高帽子，不管這帽子戴在對方頭上合適不合適。馬思聰寫的文章也這麼一套。我在《文藝報》文章裡特意撇清這一點，將來寄給你看。國內樂壇要求上軌道，路還遙遠得很呢。比如你回國，要演奏certo[協奏曲] ，便是二三支，也得樂隊花半個月的氣力，假定要跟你的interpretation［演繹〕取得一致，恐怕一支certo［協奏曲］就得練半個月以上。所以要求我們理想能實現一部分，至少得等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後。不信你瞧吧。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晨親愛的孩子，你回來了，又走了；許多新的工作，新的忙碌，新的變化等著你，你是不會感到寂寞的；我們卻是靜下來，慢慢的回複我們單調的生活，和才過去的歡會與忙亂對比之下，不免一片空虛，――昨兒整整一天若有所失。孩子，你一天天的在進步，在發展：這兩年來你對人生和藝術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我愈來愈愛你了，除了因為你是我們身上的血肉所化出來的而愛你以外，還因為你有如此煥發的才華而愛你：正因為我愛一切的才華，愛一切的藝術品，所以我也把你當作一般的才華（離開骨肉關係），當作一件珍貴的藝術品而愛你。你得千萬愛護自己，愛護我們所珍視的藝術品！遇到任何一件出入重大的事，你得想到我們――連你自己在內――對藝術的愛！不是說你應當時時刻刻想到自己了不起，而是說你應當從客觀的角度重視自己：你的將來對中國音樂的前途有那麼重大的關係，你每走一步，無形中都對整個民族藝術的發展有影響，所以你更應當戰戰兢兢，鄭重將事！隨時隨地要準備犧牲目前的感情，為了更大的感情――對藝術對祖國的感情。你用在理解樂曲方麵的理智，希望能普遍的應用到一切方麵，特彆是用在個人的感情方麵。 即我國優秀作曲家譚小麟（1911―1948）。我的園丁工作已經做了一大半，還有一大半要你自己來做的了。爸爸已經進入人生的秋季，許多地方都要逐漸落在你們年輕人的後麵，能夠幫你的忙將要越來越減少；一切要靠你自己努力，靠你自己警惕，自己鞭策。你說到技巧要理論與實踐結合，但願你能把這句話用在人生的實踐上去；那未你這朵花一定能開得更美，更豐滿，更有力，更長久！談了一個多月的話，好像隻跟你談了一個開場白。我跟你是永遠談不完的，正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獨白是終身不會完的。你跟我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嗎？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討論與爭辯，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討論與爭辯。父子之間能有這種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除了外界的原因沒有能使你把假期過得像個假期以外，連我也給你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破壞了你回家前的對家庭的期望。我心中始終對你抱著歉意。但願你這次給我的教育（就是說從和你相處而反映出我的缺點）能對我今後發生作用，把我自己繼續改造。儘管人生那麼無情，我們本人還是應當把自己儘量改好，少給人一些痛苦，多給人一些快樂。說來說去，我仍抱著“寧天下人負我，毋我負天下人”的心願。我相信你也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