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藩屬外的進貢國中國跟藩屬間的關係，可以分為若乾等級。最密切的一級自然是朝鮮。中國為了朝鮮的利益和維護朝鮮的獨立的跟領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犧牲是可驚的。但中國對朝鮮毫無所求，戰爭一結束，軍隊即行撤退。越南也包括在這一級之中，中國在下世紀（十九）也為援越而對法國作戰。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意識形態方麵，自上世紀（十七）明王朝滅亡，朝鮮和越南同時認為滿族人不過夷狄之輩，中國在中國故土已經消滅，滿族人所篡奪的隻是中國的軀殼，隻能算是假中國。中國的靈魂，即真中國，已轉移到朝鮮和越南的國土——朝鮮人堅持他們是正統的中國，越南人也堅持他們是正統的中國。那就是說，中國已變成了夷狄，朝鮮、越南才是中國。兩國對滿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雖然不能不低頭，但從心眼裡卻十分地瞧它不起。這種心理持續約一百餘年，直到本世紀（十八）結束時，才逐漸把清王朝跟中國合而為一。次一級的是琉球、暹羅。中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印象，認為他們是那麼遙遠和那麼恭順。中國皇帝憐恤它們的遙遠，而喜悅它們的恭順，所以對於兩國幾乎是有求必應，最得實惠的還是他們的那些使節，賞賜他們也特彆豐富，每次從中國回去，都滿載而歸。第三級是緬甸、尼泊爾。這兩個國家有時候跟中國靠得很近，有時候又比較疏遠。中國對他們當然也不肯付出像對朝鮮、越南那樣的熱烈感情，隻求這兩個鄰國不再在邊界製造麻煩，就很高興了。除了上述的六個藩屬國外，中國還擁有數不清的貿易性質的進貢國。“進貢”的意義，在藩屬國來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國的一種呈獻，在中國來看是一種榮譽——這跟歐洲那種勒索或剝削性的進貢，完全不同。藩屬國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國進貢。但僅隻進貢，並不一定是藩屬，中國是當時亞洲唯一的龐然大物，矗立在萬邦之中，四周相鄰的一些小國家小部落，麵積人口都處於絕對的劣勢，文化物產也都顯然落後，免不了對中國巴結奉承，向中國政府呈獻該國的一些特產，諸如珠寶奇珍、奇異的動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們的崇拜和友誼，希望用以釣出更大的利益。中國從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起，就習慣於這種奉承，認為是一種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為了表示天朝大國的氣度，對進貢國的那些使節團，一向有完善的照顧。我們回溯八世紀時，那些到了中國就不肯離開的使節，累積下來竟達四千餘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驅逐，就可了解他們所受的待遇優渥到什麼程度。有些品格惡劣的使節，甚至還利用這種優待，進入中國國境後，就像強盜一樣，沿途橫暴，為非作歹。中國政府總念及他們來自遙遠的蠻夷之邦，缺少教養，倍加原諒。所以外國進貢的使節，有時候竟成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禍害。在進貢了之後，中國政府一定用豐富的賞賜作為回報，價值往往超過貢物的數倍。朝鮮就不斷地對中國賞賜的綢緞過多而發出抱怨，因為它促使朝鮮的紡織業破產，嚴重地打擊他們的農村經濟。除了豐富的賞賜，使節團在進貢的同時，必然順便（事實上卻是主要的）攜帶大批貨物，乘機做一次大買賣。所以若乾國家不惜采取戰爭的壓力，以要求增加進貢的次數。在這種情形下，向中國進貢的非藩屬國和大小部落，多不勝數，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個世紀為最多，當時唐政府對所有進貢的國家或部落，一律封他們的國王或可汗為某州都督。這種州，稱為羈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麼地方，被封為都督的那些國王可汗，對中國文字也不認識，隻不過僅是中國史學家在紙上記下的一筆而已。本世紀（十八）時，這種情形依舊，如哈薩克王國、布魯特汗國（塔吉克）、布哈爾汗國（烏孜彆克布哈拉）、浩罕王國（烏孜彆克浩罕）、阿富汗王國、不丹王國、哲盂雄王國（錫金）、巴克達山汗國（阿富汗東北部）、柬埔寨王國，都是進貢國家。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他們進貢的性質，位於今克什米爾吉爾吉特市東北，有一個小小的坎巨提王國，它每三年向中國進貢一次，每次進貢砂金一兩五錢（它的價值相當於一個人兩星期的夥食費用），並不送到北京（那太遠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報他們的是綢緞、銀幣，和茶葉。假使世界上有一種一本萬利的交易，那就莫過於向中國進貢了。這並不是中國呆如木瓜，而是一種榮譽心和類似父母或長兄、長姊，那種天下共主責任感的綜合反應，即永不願使依靠中國的友邦失望。——外國人不會了解這種恢宏的心胸。下世紀（十九），中國為朝鮮、為越南而跟新興的帝國主義者作戰，以致受到嚴重的挫折，割地賠償。外國人便嘲笑中國人莫名其妙，竟為了一個宗主國的虛名，而接受實質的災難。但這正是中國文化中反抗強權、扶危濟困的主要精神。十華僑除了疆土的開拓，和藩屬國進貢的增多，中國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中國人移殖朝鮮，以及經過朝鮮進入日本，早在紀元前就開始了。但大規模移向東南亞——包括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可能遲至第七世紀才開始。到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時，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國人向外發展，不但不能像歐洲人那樣，受到政府的支持保護，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嚴厲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對於為了追求財富而拋棄祖先墳墓，離開父母之國，遠赴蠻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稱他們是海賊奸民，用法律和監獄取締他們，在這種情形下，華僑在海外遂成為被遺棄的可憐孤兒。可是中國沿海一帶，人口稠密而土地貧瘠，東南亞卻地廣人稀，而且屬於熱帶氣候，謀生比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賄賂的方法，躲過官員們的乾涉，大批向海外湧出，這些貧苦無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開始，不久就在蠻荒的各地，建立家園，跟上著人民，相處得十分親密。十六世紀之後，歐洲人向東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領菲律賓（一五四二）。十七世紀時，荷蘭繼又占領爪哇（一六一九）。這批帝國主義者以主人自居，對中國人采取壓迫政策。華僑不能忍受時，起而反抗，因為沒有國家力量作後盾的緣故——不但不作後盾，明、清王朝政府，還希望外國人早一點把中國逃到那裡的海賊奸民鏟除。所以華僑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慘重地打擊。像西班牙，曾在菲律賓對中國人作過三次充滿了原始獸性的大屠殺，每次都使用滅絕種族的手段：一、十七世紀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鈞在位，正行斷頭政治），菲律賓華僑二萬餘人，被西班牙屠殺。二、十七世紀一六三九年（清軍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賓自第一次屠殺後，三十餘年間，中華移民陸續增加到三萬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殺，死二萬餘人，僅一萬餘人得以幸存，但被列為賤民階級，每人要繳納負擔不起的六元的人頭稅，而且必須改信他們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項難不任甲國人，甲國人的宗教觀念淡薄，信什麼教什麼神都不在乎，這一點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三、十七世紀一六六二年（明王朝滅亡的次年），鄭成功占領台灣，驅逐荷蘭人，勝利消息使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的中國人大為振奮。於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殺，中國人武裝自衛，至死不屈，但無法抵抗西班牙正規軍的炮火攻擊。結果全體中國人，包括所有的婦女和兒童，被西班牙人屠殺罄儘。帝國主義者的心腸都是凶惡的，西班牙如此，荷蘭也不例外。本世紀（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達維亞（雅加達）屠殺中國僑民，使河水都變成血水，史學家稱為“紅河慘案”。中國人雖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東南亞（包括三次滅種大屠殺的菲律賓和紅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斷，這是中國人彈性精神的發揮。到了本世紀（十八）末期，散布在東南亞各地的華僑，估計有二百餘萬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獨立王國，最著名的諸如：一、廣東省人羅芳伯，在婆羅洲（加裡曼丹島）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國，自任總統（大統製），繼任元首由當地的中國移民選舉。——下世紀（十九），亡於荷蘭。二、廣東省人吳元盛，在婆羅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國，自任國王，王位世襲，立國百餘年。——下世紀（十九），亡於荷蘭。三、廣東省潮州人張傑緒，在安波那島（納土納島）建立沒有特定名號的王國，自任國王。——下世紀（十九）張傑緒逝世，內部發生紛爭，王國瓦解。四、福建省人吳陽，在馬來半島建立另一個沒有特定名稱的王國。——下世紀（十九）被向東擴張的英國消滅。這隻是幾個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紀今天的暹羅王國的開國國王鄭昭，還不包括在內。華僑的曆史是一篇血淚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移民，受到過像中國移民所受到的那種永無終止的可怕災難。就像被父母遺棄而又走進蛇窟的孤兒一樣，除了自己保護自己外，沒有人保護他們。當中國國力最強大時，如本世紀（十八）初葉，對他們不但毫無幫助，反而巴不得他們在海外死儘滅絕。到了下世紀（十九），國勢衰弱，又逢歐洲帝國主義的武力洶湧而至，東南亞華僑的處境，就更艱難。所有中國移民的據點，都被白種人現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國人被當作豬仔一樣，被販賣到更遙遠的地球的那一邊的美國去做苦工——美國鐵路至少一半以上都灑著中華人的汗和淚。東南亞成為白種人的天下，貧苦的中華人常出賣自己一段時間對年或十五年）給白種人當奴隸，期滿之後，再用自己賣身的代價，經營小本生意，他們所受的壓迫剝削，並不比運往美國的同胞好。一位對東南亞相當熟習的英國作家，曾感歎說：“做一個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真是一種苦刑。”這句話說明華僑的悲慘遭遇，但也顯示中國人倔強的一麵。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秘密武器，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勞吃苦和高度的警覺。使他們在萬難之中崛起，而且壯大，竟掌握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大權，大大地出乎那些手執屠刀的帝國主義國家意料之外。十一文字獄清政府為中國開疆拓土是它光榮的一麵，但它也有不光榮的一麵，那就是它所發動的先後持續一百餘年之久的文字獄措施。中國每一個王朝幾乎都有文字獄，這是極權政治的特色之一，不過都是一些偶發事件。直到十四世紀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獄作為一種合法的謀殺手段，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進一步地作為一種鎮壓漢人反抗的血腥工具。產生文字獄的心理背境，十分簡單。當權者內心有潛在的罪惡感和自卑感時，自顧形慚之餘，對彆人的一言一語，都會硬拉到自己頭上，惱羞成怒，采取強烈的報複。尤如一個禿子一聽彆人提到電燈泡就七竅生煙一樣，朱元璋因為自己曾當過小偷，就總以為知識分子都要揭他的瘡疤，滿族人總以為漢人會借著文字來轉彎抹角的表示對他們的輕視。所以，每一個文字獄，都是當權者神經衰弱、做賊心虛的一種反應。我們將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獄，列為下表，以代表冗長的敘述：從這些案例，我們可以了解文字獄的本質，即有權人物對文字所加的奇異曲解。像賈士芬的咒語“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不過是巫師們一貫的“口中念念有詞”的勾當，竟然成為謀反的證據，可以當作文字獄的典型說明。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這是一句古老的成語，但弘曆卻酸溜溜地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製造自己的文學地位，可謂異想天開。文字獄的審判是中國曆史性司法黑暗——人權毫無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個案件發生時，皇帝先交給高級官員組成的專案小組研究如何處理，向皇帝提出所謂的“公論”——當時的術語稱“九卿公議”。專案小組所提出的“公論”，當然千篇一律的認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惡極，堅決的要求用酷刑“淩遲”處死，家屬全部砍頭。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寬大恩典，特彆加恩，免去淩遲，改處絞刑（或改處斬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為發配到黑龍江（黑龍江黑河）或寧古塔（黑龍江寧安）給窮披甲人為奴。這種審判像一幕漫畫家筆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內，不過一群小醜。沒有人敢提出較輕處罰的建議，更不要說為當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對當事人一句有利的話都不敢說，否則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進去。王錫侯案，江西省長（巡撫）海成，僅建議草去他“舉人”的身份，弘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殺氣騰騰的諭旨說：“海成請僅革去王錫侯的舉人，所謂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殺之的大義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喪儘，辜負我命他當官的大恩。”海成還是幸運的，沒有被砍頭。徐述夔案的江蘇省民政廳長（藩司）陶易，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他曾經拒絕受理對徐述夔的檢舉，結果判處死刑。文字獄的奇異謀殺，產生下列幾項影響：一漢人知識分子本已拘限於儒家學派狹小的範圍，現在在這狹小的範圍中，史學、文學，以及對儒家學派經典的評論闡揚，都受到不可測的咒語禁製。知識分子隻好走兩條路，其中一條路是更加埋頭在傳統的八股文、科舉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紙麵上寫儘仁義道德，在紙麵上堅持人生以仁義道德為根本，而仁義道德又以帝王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標準，於是全國士大夫——現任官、退休官，和以當官為唯一盼望、但尚未當上官的讀書人，全體用帝王所喜悅的方式，阿諛帝王。二另一條路是使知識分子專心一意從事考據工作。所謂考據，就是用這本古書去考證那本古書，用這本古書上的字去考證那本古書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鑽在古書的舊紙堆裡，成為一個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隻要鑽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稱或被稱為學者。這種學術，自然不會觸怒任何人。三人民對現實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關心。因為不關心，所以就沒有愛心——也可以說因為沒有愛心，所以就不關心，不關心和沒有愛心就不擔憂它的覆亡，既不擔憂它的覆亡，就不會作任何批評。人們所聽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頌德。這是中國曆史上人民對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獄使政府跟人民間的距離，更加擴大。四大黑暗再度來臨。本世紀（十八）的西方，被讚揚為理性的世紀，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以及人性的尊嚴和人權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進展。而中國人卻醬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連作詩的想像力，都被醬死。十二大黑暗的反撲事實上，起自十四世紀的大黑暗，並沒有衰退，它隻是被清政府萬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個黃金時代主要的是指對外的開疆拓土，它對國內的貢獻，僅隻限於維持了社會的秩序。第三個黃金時代像一個暫時天朗氣清的台風眼一樣，滿族人以入關初期那種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氣地為中國擴張出廣大的空間。但在內政上，他們沒有可以跟他們軍事力量相稱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惡傳統，大多數都接受下來。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霧，仍在台風眼四周滾動澎湃。任何政權都是一個有機體，清政府的青春期一過，大黑暗四麵八方反撲麵至，隻刹那間，中國社會又陷於明王朝時代那種伸手不見五指之境，文字獄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員們喪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觀念。發現保持官位的方法，隻在於俯首帖耳，不在於明辨是非。大黑暗重臨的按電鈕人物，就是在文字獄浪潮中表現最癲狂的弘曆，這個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後半段時間，開始對政治厭倦，但並不是對權力厭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遊蕩生活中，這種生活是對大黑暗發出的邀請書。玄燁大帝曾到過江南六次，每次都很儉樸，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東南地區的社會。弘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問題在於，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楊廣、完顏亮一樣，同染著大頭症，六次下江南不過發泄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時間和目的地，列於下表：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寧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寧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寧、杭州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寧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寧中國曆史上有三個因下江南而聞名於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紀的楊廣；十六世紀的朱厚照，跟本世紀（十八）的弘曆。弘曆下江南所組成的南巡集團，聲勢之大，不亞於他的兩位前輩，每次都有萬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饑餓海盜一樣，所到之處，幾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蘇省教育廳長（學政）尹會一，曾上奏章勸阻，奏章上說：“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弘曆光火說：“民間疾苦，你指出什麼地方疾苦？怨聲載道，你指出什麼人載道？”皇家教師（侍讀學士）紀曉嵐，是儒家學派巨子，他因主編《四庫全書》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財產已經枯竭，弘曆大怒說：“我看你文學上還有一點根基，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不過當作娼妓一樣豢養罷了，你怎麼敢議論國家大事？”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統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弘曆最得意的是宣稱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稱“十全老人”。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二一七五五年平準部三一七五七年再平準部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五一七六九年平緬甸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七一七八八年平台灣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爾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爾認真的研究結果，弘曆的武功隻不過一個——征服準噶爾汗國，但他卻把一個分為三個——平準部、再平準部、平回部。一百九十萬平方公裡疆土的開辟，僅此就可在曆史上占不可磨滅的一頁，弘曆的大頭症卻使他非湊足十項不可，結果反而使他的醜態畢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間的紛爭，清政府加以乾涉；台灣是漢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對內鎮壓。平緬甸是一場敗仗；平越南也是一場敗仗；平尼泊爾是一場丟醜的陋劇和另一場敗仗。無論如何，我們都看不出什麼武功和大武功，但我們卻可看出死傷狼藉，以及軍事和政治的腐敗。然而，最嚴重的是弘曆所犯的最後一個錯誤，從70年代起，他把大權交給一位侍衛出身的滿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當宰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北京治安總司令（九門提督）。和珅十六世紀明政府的宰相嚴嵩，先後輝映，具有同一類型的特殊機緣和做官技巧，用諂媚和恭謹的外貌，把自以為聰明絕頂的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後不久，就建立起全國性的貪汙係統，全國官員發現，如果不向上級行使巨額的賄賂，就要被無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們不得不適應這種政治形勢。所用的賄賂全部來自貪汙——工程上的中飽（像克扣治理黃河的費用）和司法上的冤獄。有些總督和省長（巡撫）因貪汙太狠而被告到弘曆那裡，弘曆也大大地震怒，不斷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隻賴一兩杯冷水加到滾沸的鍋子裡，根本無濟於事。一切都恢複到十六世紀明王朝末期的原狀，誅殺越嚴厲，貪汙越嚴重，他們唯恐被檢舉和被檢舉後不能掩飾，必須使用更多的賄賂，去尋求保護。文官如此，武官更為惡劣，他們無法利用工程和冤獄，於是就克扣戰士的糧餉和利用軍事行動直接向人民搶劫，當人民阻止他們搶劫時，他們就指人民是盜匪，橫加屠殺。和珅像一個無底的洞，全國官員們的賄賂巨款，瀑布般地傾注到裡麵。本世紀最後一年（一七九九年），弘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著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頁)琰——弘曆的兒子，立即把和珅逮捕處死，清算他的財產時，總數有九億兩，這還不包括他家人們貪汙的龐大數字。那時國庫全年的總收入，才八千萬兩，和珅當權二十年，貪汙的數目等於十二年的全國總收入，使人驚駭。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於本世紀（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時，全部財產僅二千萬法元（法郎），已招全國的唾罵，以當時的幣值，一兩折合三點七五法元計算；這位歐洲雄主的財產，不過中國一個貪官財產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紀的貪官嚴嵩，隻貪了二百萬兩，不過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弘曆跟和珅兩個滿洲肥佬，密切合作，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鑿空，把大黑暗招回。十三官逼民反（上）本世紀（十八）五十年代弘曆第二次下江南之後，大批農民即破產流離，水災旱災，以及因貪汙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們的兼並，引起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我們從當時詩人鄭板橋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謂“十全老人”弘曆領導下的社會悲慘畫麵：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嗟予皮發焦，骨斷折腰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見棄嬰，憐拾正擔釜。賣儘自家兒，反為他人撫。……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這位賣儘兒女、日暮途窮的農民，當他臨風淚儘而仍不能活下去時，他可能跟他揀到的孩子一齊餓死，但也可能變成另一種人，跟其他同一命運的農民結合在一起抗暴。從本世紀（十八）六十年代開始，各地即不斷發生農民暴動的事件。七十年代後，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國民變，遂更風起雲湧。我們選擇十多個重要的民變領袖，列如下表：白蓮教流行在北方，天地會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種宗教性的秘密組織。因為經常聚會的緣故，對官員的貪汙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憤怒化成集體的反抗行動。七十年代，白蓮教領袖之一的劉鬆，在河南鹿邑縣起兵抗暴失敗，被殺。他的門徒之一劉之協逃亡。十八年後九十年代，劉之協忽然在河南扶溝縣出現，但立刻就又失蹤。弘曆又驚又怒，命令嚴厲搜捕。這時和珅當權已久，貪汙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正常風氣，搜捕逃犯正是弘曆賜給官員們的發財良機，千千萬萬大小官員就乘此良機，高喊捉拿白蓮教，而對人民作有計劃的敲詐勒索，被稱中國心臟地區的各省，如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北、四川、甘肅，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在冤獄手段下，幾乎全部破產。至於無產可破的貧苦家庭，隻有三條路可以選擇：，是被捕入獄，在酷刑下自動承認自己是白蓮教匪徒，被綁赴刑場處死；一是像詩人所敘述的那位農民一樣，拋棄家園，流離他鄉，或終於餓死，或僥幸沒有餓死；另一是憤怒而起，武裝抗暴。聶傑人、王三槐，以及遠在台灣的天地會領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發難人物。在這些變民領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們對民變性質加強認識。一七九八年，四川總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發誓保證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卻把王三槐逮捕，宣稱是在剿匪戰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頁)琰命將王三槐送到北京，親自審問他為什麼要叛變，王三槐回答四個字。“官逼民反。”(禺頁)琰教他舉例說明，王三槐就把官員們貪汙暴虐的情形，一一說出。(禺頁)琰大為震動，追問說：“四川全省，難道沒有一個不貪汙的官員？”王三槐回答說：“隻有一個，就是劉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縣長劉清。我們可以想到這些被稱為盜匪的樸實農民內心所懷的痛苦。他們隻求官員不貪汙或少貪一點汙就心滿意足，但這種最低的願望，竟無法實現，這是大黑暗時代最明顯的一個特征。(禺頁琰)雖然對官員的貪汙大為震動，但形勢已經造成，他已無力改革，對於被人民稱為“青天”的劉清，也不能保護，劉清在稍稍擢升後，被貪官群排擠革職——排擠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則是當眾人都害麻風時，不允許某一個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國人民，無論官員如何貪汙殘酷，隻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亂，罪不可道。然而，殺了王三槐不過使變民少了一個領袖，王三槐的部眾由他的助手冷天祿率領，繼續跟清政府戰鬥。其他的革命群眾因勒保的背信，使他們的反抗行動更為堅強。和白蓮教、天地會同時並發的，還有苗民族的抗暴。苗民族在紀元前二十七世紀，被漢民族領袖姬軒轅擊敗後，輾轉退到貴州、湖南兩省廣大的山區，而跟外界隔絕。他們沒有文字，文化程度遠落在漢人之後。上世紀（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長（土官）世襲製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員（流官）治理。苗人純樸誠懇，把官員當作神明。於是苗人區域遂成為貪汙官員的樂園，漢民族的敗類奸商和地主，跟滿族官員勾結，用詐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進一步擄掠苗人的兒童和婦女，販賣到遠處當奴隸或妓女，反正法律永遠是站在有權勢這一邊的，苗人有無限的悲慟和痛苦，無處申訴。本世紀（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駐防軍隊搶奪苗人婦女販賣，激起一場廣大的暴動，被清政府用武力鎮壓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樣的暴行激起同樣的暴動，上表所列的石柳鄧不過是最先發難的領袖之一，他不久就戰死，但是事實上全體苗人都參加叛變，他們的口號是：驅逐漢人，索回被騙和被霸占去的土地。清政府跟對白蓮教、天地會一樣，采取高壓手段。不過清政府的軍隊，包括滿洲兵團、蒙古兵團，跟以漢人為主的綠營兵團，都已腐爛不堪。當六十年代對烏什（新疆烏什）事變用兵時，高級將領每頓飯不過費用銀幣半兩，隻有一斤鮮肉和幾樣鹹肉（鹽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對白蓮教、苗人用兵時，即令在荒山窮穀，每頓飯無不山珍海味，需要銀幣二百餘兩（注意當時的購買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費用不過四十兩，高級將領一頓飯的費用，夠二十五個人吃一年）。時間相隔隻三十年，風氣已敗壞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這種軍隊，跟上世紀（十七）明政府的軍隊一樣，隻能作為製造革命的工具。所以當本世紀（十八）結束時，中國又處處混戰。十四最偉大的一部——紅樓夢讓我們再一次從砍殺聲中，回到文學世界。中國在十六世紀一口氣產生三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使中國文學邁進了時代。詩雖然照常發展，甚至遠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鮮、越南、琉球各國的知識分子，差不多對中國詩都有很深的造詣。它們派到中國的使節，幾乎每一位都是詩人，這可以從他們跟中國皇帝和跟中國官員們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獲得證明。但詩在當時仍屬於高級知識分子所專用。而自從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誕生後，它的領域跟外太空一樣的廣闊，供文學家騁馳。十六世紀的三部，隻是數百年大眾化白話文嘗試的一個總結，經過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紀（十八）六十年代，出現奇葩，一部輝煌的一百餘萬字的巨著《紅樓夢》問世。《紅樓夢》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餘人。敘述男主角賈寶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寶釵間的三角愛情故事，後來賈寶玉跟薛寶釵結婚，林黛玉在他結婚之夕病死。接著賈家破產，富貴榮華和那些絕頂聰明美麗的女郎，或死或散。賈寶玉無法忍受這種打擊，也無法抹去他對林黛玉的懷念，於是離家遠去，失蹤在茫茫大地上，據說是到一個人跡所不能到的所在，削發為僧。沒有幾個人能把全書一口氣讀完，感情豐富的讀者在讀到林黛玉死時，便傷心掩卷。《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滿洲貴族，祖父、父親、叔父，連續擔任江寧（江蘇南京）皇家紡織廠廠長（江寧織造）四十四年之久。紡織廠是直屬皇宮的最大的生產機構之一，負責宮廷綢緞的供應。所以曹家擁有可觀的由貪汙得來的財富，玄燁大帝廠次南遊時，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負責招待（接駕）。這是一種光榮，同時也顯示曹宅具有豪華的建築和設備，才能容納和供應皇帝出巡時所帶的千萬人組成的蝗蟲集團。曹雪芹就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歲左右時，辭掉（或被免除）紡織廠的職務，遷到北京定居，不久因為貪汙案發而破產，曹雪芹開始貧窮潦倒。他沒有謀生能力，終於衣食無著，這對一個從富貴中長大的人來說，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巨變。於是他開始寫作，以他過去的生活作為藍圖，寫下《紅樓夢》一書。他於四十七歲的本世紀（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據說他逝世時《紅樓夢》隻寫了八十章，最後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鶚代他續完。我們不敢肯定這種說法，因為世界上很難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會出現兩個從氣質見識到生活背景，從文學修養到心理狀態，都完全相同的偉大家。曹雪芹逝世時，環境是淒涼的，而且他絕沒有想到，他為他的國家留下無價之寶。我們用下列三項說明《紅樓夢》的崇高價值：第一、在文學上，《紅樓夢》的成功至為驚人，迄至二十世紀，中國還沒有一部可以超過它。它布局的氣魄像汪洋大海，描寫的細膩深刻，像脂粉一樣的沁人肌膚。二百餘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互不相同，隻要聽他們的說話，就可分辨出他們是誰。隻要分辨出他們是誰，就可知道他們對刺激產生什麼反應。每一個情節都含有深長的意義，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這是長篇創作領域中最艱難的的一種技巧。曹雪芹始終把握住一個原則，即用言語和動作去表達心理——跟專注重心理描寫的笨重手法，恰恰相反，使讀者在淡淡的聲調下，發生澎湃的感情。世界上還找不到一本能像《紅樓夢》一樣，包括這麼多人，而又觀察得如此入微。第二、在言語上，《紅樓夢》使用的是純北京話。北京話音調悅耳而詞彙豐富，這些優美的特點在紅樓夢裡充分發揮出來。很多人物都以善於詞令而被稱讚，像賈寶玉的丫頭小紅，她能把一群身份和關係互不相同的一些淩亂言語，以閃電般的速度，表達清楚。《紅樓夢》問世一百餘年後的二十世紀，北京話始終被法律定為中國的標準國語。第三、在社會史上，《紅樓夢》是一個包羅萬象，蘊藏豐富的寶藏。因為本世紀（十八）之前中國社會在本質上和結構上，變化很少。《紅樓夢》可以說是自紀元前三世紀西漢王朝直到十九世紀西洋文化衝擊前，二千年間中國社會的總解剖。至少它顯現出來大黑暗時代的中國社會的橫斷麵。我們可以透過這部引人入勝的巨著，認識專製政體和儒家思想下，中國人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行為規範和各種奇形怪狀的意識形態，以及奴隸製度、政治製度、地主跟佃農的關係，士大夫階層的組成，貪汙賄賂的藝術，司法黑暗和人權被蹂躪的內容，貴族生活的內容，權力在親情中的地位，儒家倫理基礎“孝”的實質意義，宗法與多妻製度以及嫡子庶子的衝突；古中國的男女愛情觀念、婚姻基礎、妾的地位，等等問題，都有非常豐富和詳細的說明。《紅樓夢》不但是一部具有無限重讀性的作品，而且隨著年齡智慧的增長，心理背景及社會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都有一次新的發現。《紅樓夢》於本世紀（十八）六十年代問世，立即受到滿洲貴族和儒家係統猛烈抨擊，滿族人認為它暴露了滿洲貴族的靡爛生活，儒家係統認為它誨淫誨盜，壞人心術。但它卻受到廣大歡迎，不久就興起一種稱為“紅學”的專門研究《紅樓夢》的學問，這部巨著對普通讀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男青年還都以賈寶玉自居，女青年還都以林黛玉自居。十五東西方世界一七三三年（玄燁大帝第四次下江南），俄國沙皇彼得一世定都聖彼得堡。一七四八年（清政府第一次討伐大小金川），法國學人孟德斯鳩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理論。一七六二年（弘曆第三次下江南），俄國皇後卡德琳二世，殺掉她的沙皇丈夫彼得三世，自稱卡德琳大帝。一七六九年（中國與緬甸戰役結束），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氣機，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發明，從此西方跟東方，分歧為兩個世界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小金川戰役結束，改大金川為阿爾古廳，小金川為美諾廳），美國宣布獨立。一七八九年（中國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法國大革命爆發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監獄，釋放政治犯，發表《人權宣言》（距上世紀（十七）英國發表《權利法案》，恰一百年）。一七九二年（中國跟尼泊爾戰爭結束），法國改建共和國（第一共和），斬國王路易十六於斷頭台。一七九九年（弘曆逝世，和珅在獄中自殺），拿破侖解散執政四，稱法國共和政府第一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