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複兒子的信：永遠追趕壞的親愛的安德烈：我對你的世界沒有興趣？什麼跟什麼呀！你不記得，為了理解為什麼你們聽Hip-Hop音樂，我仔細聽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詞，對著歌詞細聽的。不但聽了正在流行的，還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來聽，為的是了解這個樂種的發展過程。理解之後，才知道，原來Hip-Hop來自一種抗議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詞，根本就進入了詩的境界。的蘋果拿在手裡，站在那兒，一時說不出話來。好吧，安德烈。現在我站在那打開的冰箱前麵。請問，你會先喝哪一瓶牛奶？翩翩少年時我在陽台上坐下來。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隻老鷹，孤孤單單，在風裡忽上忽下，像一個少年獨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聽不見他拍打翅膀的聲音？側耳細聽，知道是被滿山滿穀的蟬聲覆蓋了。夏天，陽明山被蟬的部隊占領。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頭檢視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麼？一件青煙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個大塑膠袋，在上麵剪出一個半圓，兩翼剪出兩個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沒有顏色，臉上沒有脂粉。身上沒有首飾；今天是個獨處的日子。我出門的時候，是會“打扮”的，安德烈。不過衣服總是白色或黑色，看起來像是一個“極簡主義者”的行動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時間投擲在衣著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謂“極簡”美學來掩飾自己其實對“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沒有成就。大概在你進入14歲左右的時候，我就發現，你穿衣服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14歲的時候，開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經意間流露出一種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說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賞。我驚訝，“成長”這東西多麼纖細、多麼複雜啊。誰都可以看見一個男孩子長高了，細細的胡子冒出來了，聲音突然改變了，鼓鼓的孩兒臉頰被棱角線條取代，但是人們不會注意到他眼裡的稚氣消失，一股英氣開始逼人；人們也不會發現，他的穿著、他的顧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個音符旋繞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領子豎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褲皮帶係在腰間的哪一個高度，他穿恤衫還是襯衫，襯衫尾紮進或露出……所有的細節都牽引著他的心的跳動。而你我之間，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個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異，甚至是階級的分野。我是“台妹”你的母親，安德烈，是一個在“第三世界”長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灣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體匱乏之外，這少女還來自一個難民家庭，從中國流離遷徙，一貧如洗。一直到 1970年，我才在家裡看見冰箱和電視機——因此阿姆斯壯1969年的登陸月球，這個17歲的台灣少女是沒看見的。台灣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濟對象。“美援”，在這個台灣少女的記憶裡有三件東西：一是灑了金粉的聖誕卡，鄉村天主教堂裡的美國神父會給你，上麵有馬槽、嬰兒，還有肥胖可咬、長著翅膀的天使。二是鐵罐脫脂奶粉。三是麵粉麻布袋。機智的媽媽們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們的上衣和短褲。於是你看見大大小小的孩子們“穿著麵粉袋恤衫”，胸前還印著兩隻大手緊握，寫著：“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馬鈴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親是“麵粉麻布袋”的一代。除了麵粉袋恤衫，18歲以前我基本上隻穿過學校製服。彆以為是英國學校那種表達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領帶和皮鞋。我們穿著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極簡美學”的原始來處了吧？）。裙長超過膝蓋，要受罰；發長超過耳根，要受罰。我的兄弟們穿的是卡其褲和白上衣，頭上頂著軍警的大盤帽，帽子裡是剃得發青的頭。外國人來台灣，嚇一跳，以為台灣滿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個警察國家；他們不知道，那是學生。你會說，可是這些和“貧窮”沒什麼關係。是的，這種美學的單調和品味的統一，和貧窮的關係少，和威權政治的關係大。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當威權政治和貧窮一起灑下天羅大網把你罩住的時候，品味，很難有空間。因為，請問品味是什麼？它不就是細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獨立個體的呈現嗎？每一件，都正好是貧窮所吝嗇給你的，也是威權政治所剝奪於你的。9９ｌｉb?另一種貧窮安德烈，你是否開始覺得這樣成長的母親挺“可憐”的？那你就錯啦。貧窮使得我缺少對於物質的敏感和賞玩能力，但是卻加深了我對於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權統治也許減低了我的個人創造力，但是卻磨細了我對權力本質的認識而使我對於自由的信仰更加堅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著什麼。過去，是我們必須概括承受的。那麼你必須“概括承受”的過去，是什麼？你所成長的國家，人均收入是30579美金。培育你的是一個民主開放、文化多元的社會；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學位（儘管“博士”可能是100分的笨蛋或流氓）；你屬於那種還不到15歲就已經走過半個地球的“國際人”；你簡直就是一個被太好的環境寵壞的現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但是，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嗎：如果這太好的環境賦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麼它剝奪了你一些什麼？你的一代，是否其實有另一種的 “貧窮”？MM2006-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