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我在前封信裡說，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好像沒什麼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場電影，想法有點改變。這個德國片子叫做《好日子過去了》。三個年輕人，覺得社會很不公平，想繼續上世紀70年代德國左派“赤軍連”的革命精神，隻不過，“赤軍連”用暴力試圖去實現他們的理想，這三個人則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們闖進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東西也不破壞，隻是把豪宅裡的家具全部換位，然後留下一張紙條：“好日子過去了！”他們“恐嚇”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錢也幫不了你們，我們進來了。三個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車曾經撞到一個富人的奔馳車，所以欠了一筆修車賠款。有一天夜裡，發現他們所闖入的豪宅正巧是這名奔馳車主的家，正巧他們又被這個人撞見、認出了。所以他們不得已隻好將這人“綁走”，也就是說他們成了“綁匪”。躲在阿爾卑斯山的破木屋裡，幾個人開始交談。他們發現這名富人竟然也曾經是個六七十年代的“憤怒青年”，曾經充滿改造社會的理想和鬥誌。三個人逐漸反省，覺得他們的“綁架”行為其實不符合他們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綁者回憶起自己的“憤怒”歲月，也表示不會報警，而且債也不要討了。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卻改變主意，馬上報了警。警察循線追到了三人的住處，發現已經搬空，隻留下一張紙條，上麵寫著：“有些人，永遠變不了。”電影的最後是這三個人闖進一個電視台，把頻道關閉。他們認為電視是愚民最徹底的工具。這是一個關於階級跟貧富差異、社會公義的電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來看這個電影，他開著BMW745的車，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襯衫，我們住的小鎮，是全德國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鎮——那我不正是這電影中的“壞人”？世界上有那麼多人在餓死的邊緣，我們開豪華的車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還賺不夠吃的，而我隻是上學，什麼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個小王子一樣，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電視在操縱、玩弄人的思維和價值觀，但是我繼續坐在那裡看電視。我也知道，物質滿到一個程度，就失去意義，但是我仍舊享受物質的滿。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值得“反叛”的東西了呢？這個社會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說的，是否，沒有什麼不公不義值得我們去“革命”，沒有什麼理想和價值值得我們去行動呢？我想是有的，還是有的。好，那我能乾什麼？我想出幾個可能。一個是，我可以變成一個行動者，擬定計劃，上街去遊行抗議。電影中三個革命者之一說，他完全看穿了這個虛擬的Matrix一樣的社會體製，而他拒絕與這個虛假的Matrix共存。我覺得，我隻能看得出這個虛擬的結構的一部分，而且我還能忍受它——或許因為我閉上了眼睛，因為我不願意看見問題，不願意看見問題，問題就變得抽象。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對問題視若無睹，假裝看不見——如果我能把思想關掉更好。但是如果我決定把眼睛打開，看見世界的不公不義，我能怎麼做呢？我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說是信息開放，價值多元，電視、網絡、報紙，每天都在影響我，但是當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麼的時候，他們告訴你，嘿，你要自己決定，因為這是民主。前麵當我在談年輕人的自由的時候，我接到很多讀者來信(對我來說是“很多”)，他們似乎都有同感，這個世界沒什麼好“反叛”的了。但是這個電影卻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麼多不公正存在，怎麼可能沒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隻不過在於你是否願意看見，是否願意站起來，行動不行動而已。最後我就不得不問我自己：那麼你是不是要決定“站起來”，去“行動”？我真的認真地想了這個問題，然後，MM，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我的自我發現，你就當它是“懺悔錄”吧。我發現：是，我知道麥當勞為了生產牛肉大麵積破壞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們的老板口袋裡塞滿了錢，但我不會因而不去吃麥當勞。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於營養不良，但我不會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飯菜留在盤子裡，讓它被倒掉。換句話說，我發現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我是一個“日子過得太好”的年輕人，狠狠打我幾個耳光也不為過，但是至少，我清楚地看見自己的生存狀態，而且至少，我並不以我的生存狀態為榮。現在，MM，我好奇你會怎麼說呢？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