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離譜的學術進口商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思想界出了梁啟超、梁漱溟、郭沫若、呂思勉、潘光旦、錢穆、陳寅恪、費孝通這些傑出人物，他們都學有根基，富於真知灼見，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國時期，學術思想的確出了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本來是有強大解釋力的，可一旦成為教條，反倒束縛了我們對社會的認識。這30年，學術界按說夠熱鬨的了，以中國社會100多年來的九曲九折的巨變，社會神經感受到的刺激應該是夠強烈了，學術思想的原動力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什麼看不到多少有原創力的東西呢？當然，回到世界體係內，跟著英美重新當學徒，這是一個比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當學徒，就沒有自己的東西，東西都是師傅的。其實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也存在，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中國的，那時中國不過是跟著西方另一位師傅當學徒而已。所以從大的曆史視野來看，隻有到中國完成了現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讓師傅離休下崗，中國的學術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現大的氣象。但話也得從另一頭說，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學還不一樣，它具有很強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適的程度要遠遠低於後者。你跟外麵的師傅學是能學到一些東西，解決共性的問題，但完全屬於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沒有師傅的，你隻能把自己當師傅。1840年這一跤，中國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轉，看誰都像師傅。本來“中體西用”放人文社科這塊比放哪兒都合適，晚清民初這批讀書人，從小讀的四書五經史記漢書，他就是想全盤西化，把中國這個“體”當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來，魯迅就是例子。青年學子對他說，你對舊東西掌握得那麼圓熟，我們覺得你真棒！魯迅說，這是哪兒跟哪兒呀，那些東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當時就是想扔，連著中醫、中國戲、中國字什麼都扔，但這些東西哪兒那麼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後來又提“民族化”“民族氣派”，提“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按說順著這個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的，你想那會兒帝、修、反都不要，可不隻剩自己了麼？但到末了連自己也沒剩下——“文革”時期沒有學術，因為不要的東西太多了，營養嚴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談不上了。八九十年代的這撥知識精英由於生在封、資、修被通通取締的年代，四書五經還真沒讀過，讀的淨是《半夜雞叫》，他就是想中體西用也無從下手，更何況他們再也不想中體西用了。我有個朋友上世紀70年代末在北大曆史係讀書，他說：這四年什麼都沒讀，娘的光讀外語了——還沒讀出來！他的情況當然極端了一點，但也挺有代表性。就舉外語為例吧。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會七八國外語的在大眾眼裡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兒罷了，跟我們看人用腳穿針引線的感覺應該差不太多，會讓我們佩服，但不會讓我們自卑。前麵說到錢鐘書從80年代的學術界熱到90年代的全社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會好多種外語。我想中國也有會好多種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沒有流傳出來成為佳話。其實就是會斯瓦希裡語、越南老撾語，甚至俄語、西班牙語也沒什麼用，還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國家的語言。從這裡我們看到當時那種社會心理、學術風氣的經濟基礎，簡單說，就是美元跟人民幣1∶8的比率。我們再說第三個原因：乾西學批發商、零售商、廣告商、運輸隊致富快。80年代出國，省一頓飯就能帶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彆看個頭不大影響很大，往家裡一擺，女同學見了就很可能就變成女朋友。當時經常聽到，有學者出國為了多帶些小玩意回來，頓頓方便麵，由於營養跟不上，回國下飛機都是抬下來的。學者們去西天取經，取回美元馬克和大好前程，被鮮花繞著，聚光燈照著，媒婆堵著，飄飄忽忽，哪兒還記得什麼“中體西用”啊，他隻恨自己這“體”生得不對，不幸生在了黃河兩岸，隻能站在黃土高坡上臨風做自我批評，說黃土地上的體製不好，文化不好，人種不好，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麼辦呢？一些有宏偉政治抱負的說，那就讓我們把東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說，那得猴年馬月了，咱還爭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們在爭取移民的過程中發現，西天千好萬好就是使館簽證處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給簽。時代尷尬：接軌接出了鬼不讓簽也沒關係，他們照樣跟西方接軌。因為摸著黑接，有時會接出妙趣橫生的結果來。隨便舉個例子，我原來乾《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的活兒，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談的是中國文學，裡麵有這麼個詞兒“世界新質生存母體關懷傾向”，一看頭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說：這要譯成英文，估計你也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訴我？他說：我也是抄來的，不知道原文怎麼說。我說：那你就用家常話給我解釋一下。他說：你就自己解釋了吧。我說：是新生活麼？他說：沒錯，沒錯，就那個意思。作者其實像這樣把自己奮鬥成一個蹩腳的“高等華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這種情況在今天的學者群體中，可不能說是少數現象。由這幫“睡覺打領帶”的學人出任教授、博導、學科帶頭人，你又怎麼能指望中國很快能出現有原創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國實際、能夠指導中國發展的學術文化呢？前一段時間，中國政法大學一個男老師被男學生當堂砍死，原因據說是因為一名女學生。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還不完全清楚，但從網上報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來。這位老師40多歲，來自湖北鄉下，在法國留學多年，自覺血管裡流的已經是“法蘭西血液”，要以紅格子褲的另類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學校園的一道浪漫風景。這還不夠，他還給女學生們寫“徐誌摩體”詩歌，還在課堂上跟學生誇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強，還在家裡舉辦法國葡萄酒鑒賞派對，那感覺就好像他一生下來就被法國人抱養了似的。他從底層上來，想快點獲得上層社會的身份標誌，這沒什麼不對。但不幸的是，他弄了個法式徽章，法國不就是多風流韻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於這樣的結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過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紅帆”的法蘭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彆人會說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於是寒光一閃，血花四濺。可憐他夫人懷孕5個月，也可憐那個男學生的貧苦父母省吃儉用，剛把孩子培養成人。這個悲劇的背後顯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話說回來，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學術的洋奴化應該說稍稍好了點，原因比較簡單——學者領到的人民幣多了。國家發放的科研基金幾千已經不叫錢了，動輒幾萬幾十萬，那都是億萬勞動者辛辛苦苦乾出來的，用老話說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貪心學者蜂擁而上、須臾而儘——胡謅一篇誰也看不懂、誰也不會看的《科學發展之我見》就騙去了西部好幾家農民一年的收入！某單位的領導就對下麵的學者推心置腹說：小錢（科研基金）你們自己去騙，大錢我幫你們（到財政部）去騙。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知識精英對人民資產的搶劫，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學術腐敗如今已嚴重到了見慣不怪、沒人拿它當回事的程度。由於學術的腐敗，讀書人越來越沒讀書人的樣子，一個個看著像官場上的小秘書、市場裡的小商販。小時候，商店賣東西的見小孩子淘氣就嚷嚷說：學生，學校是這麼教你的麼？那時社會對讀書人的道德水準是有較高期待的。如今誰還把讀書人當回事呢？他們也沒把自己當回事，社會的化糞池裡，他們不算最如魚得水，但也夠能撲騰的了。從曆史上看，讀書人怎麼也都還算是社會中比較健康的力量，帶著棺材上任，國亡自沉的可不儘是讀書人麼？相對於其他群體，讀書人成天“上下古今”，本來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經驗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斷惡的鏈條，打破墮落的循環，成為前麵說過的、社會改良的啟動基金。但今天，你看他們或一頭紮當權者懷裡，或歪坐在資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倆主兒輪包。我真納悶，他們怎麼會腐朽得這麼神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