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在這裡做什麼我不屬於這裡Radiohead,from Creep(Pablo Honey,1992)路上所花的時間與前幾次一樣，走進聖盧卡斯醫院的旋轉門時我這麼想。這些天以來我們已是第三次來這裡了。今天我們要去一樓，卡門的預約卡上寫著“105室”。我們要去的那個走廊擠滿了人，我們正準備擠入人群中時，一個明顯戴著假發的老人用拐杖指向一扇門。“你們要先進去，告訴他們你們到了。”我們點點頭，忐忑不安地走進105室，門邊的小木板上寫著“內科專家W.H.F.謝特瑪”。看得出來，裡麵的房間才是真正的候診室——走廊上的人實際上是裡麵容納不下的。在此等候的病人年齡起碼大我們十歲以上，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憐憫同情的眼神看著我們。醫院也有自己的等級，我們顯然是新人，我們是候診室的外來客，我們不屬於這裡。但是，卡門的乳腺癌不會這麼認為。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婦人坐在醫院的輪椅上，瘦骨嶙峋的手上緊緊抓著一張和卡門一樣的塑料封皮的預約卡，毫無顧忌地上下打量我們。我試著表現出一種優越感——我和妻子都年輕、漂亮、健康，比你好多了，你這個滿是褶子的老皮囊。可彆以為我們會待在這兒，我們會飛速離開這個癌症窩，但是我的肢體語言卻不配合，把我的不安全感泄露無疑。這就像你走進一家城鎮小酒吧，從旁人嘲諷的眼神中意識到自己就像個穿著過於隆重的阿姆斯特丹人。真希望早上我沒有選這件寬鬆的帶蛇皮飾帶的紅色襯衫。卡門也很不安。確診：從現在開始我們真的屬於這裡了。105室也有一個問訊台，坐在問訊台後麵的護士似乎看透了我們的心思，她立刻問我們是否願意到隔壁的小房間去坐。真及時，因為我從眼角看到卡門又淚水盈眶了。不必擠在候診室或走廊上的一群行屍走肉中間，我們大大鬆了口氣。“前天，肯定是個沉重打擊。”護士端來咖啡，對我們說。我立即想到醫院已經會討論過卡門?範迪安潘的病情了。護士看看卡門，然後看看我。我努力振作起來，一個才見麵的護士不必看到我的可憐樣。追求眾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屬兩種類型其一，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尋求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存在於他們一如既往的主觀夢想之中另一類，則是想占有客觀女性世界裡無窮的種種姿色他們被這種欲念所誘惑。Min Kundera,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4)我是個享樂主義者，有著嚴重的孤獨恐懼症，但我的享樂思想立刻被卡門征服了，我對她一見鐘情。可從一開始，她就不滿我對一夫一妻製的恐慌與焦慮。起初，她對此還有幾分同情，覺得我與其他女人的逢場作戲好玩，把這看做是挑戰而不是預警。直到一年後——那時我們不住一起——我與那時供職在伯尼維廣告公司的接待員莎朗上床，事情敗露後，她才確信我從未忠實於她，甚至從未嘗試過要忠實。幾年之後她告訴我，莎朗這段插曲過後，她想甩掉我，但意識到自己愛我至深，所以乾脆對我的不忠視而不見，把這當成是我性格中無法彌補的缺陷，就好比有人好摳鼻子，有人好賭一樣。這在感情上給她一種慰藉，不再去想自己的丈夫“經常和彆的女人鬼混”。但是，之後許多年，她仍然威脅我如果舊病重犯，她就離開我。她要確保我若再出軌，至少也要對她隱瞞得密不透風。這招果然有效。這以後的七年，我們是西半球最快樂的夫妻，幸福一直環繞著我們。直到三個星期之前，當我和弗蘭克強打精神在聽荷蘭娛樂場產品經理喋喋不休時，卡門給我打來電話。我們知道這是世界末日了REM,from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去賭場的都是些怪人和穿仿真絲衣服的女人。我在賭場從未見過一個漂亮女人。糟透了！所以，當荷蘭賭場的產品經理打來電話說他想成為MIU市場營銷策略公司的客戶時，我很自然地告訴他，賭場真是個讓我瘋狂的地方。荷蘭賭場對我們來說，是個打發時間的好去處。第二天上午弗蘭克和我抽空來到這間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賭場，產品經理帶我們四處看一看，並參觀他口中的“商業中心”。商業中心，對了，“商業中心”，這就是我們客戶喜歡用的術語。我沒有什麼意見。他們可能在討論要“一起聚聚，好好聊聊”呢。我們，也就是我和弗蘭克，在MIU謀生。有一技之長的人生產產品，還有一些人賣產品，雖然不是那麼體麵，但一樣非常實用。我和弗蘭克不賣產品，我們賣的是時間。我們甚至都不用自己生產它。MIU大部分的腦力工作都是由六個二十幾歲的年輕男女來做的，他們都像自主創業之前的我和弗蘭克一樣，敏感、易激動。我和弗蘭克把這些聰明的年輕人的點子集中起來，做成報告，讓我們那美豔驚人的秘書慕德加上漂亮的封麵，然後我們神態自若地把點子告訴客戶。他們照例反應熱烈，極力誇讚我們，然後把點子置之一旁，再不理會。再然後我們又對同一個客戶提供下一個報告，賺足了油水。這就是我們公司的運營模式。弗蘭克提了一些問題，他知道客戶總是歡迎這類問題，產品經理大談信息過載的世界記錄，我則裝作在認真聽。我的裝聽藝術已是登峰造極了，客戶會以為我在苦思他的市場營銷問題，而實際上我正在想的是做愛、俱樂部或阿賈克斯足球隊。有時，我完全不知道客戶剛才說了什麼，但這沒有太大關係。高深莫測的表情、緊縮的眉頭、故弄玄虛的沉默是乾我們這行的先決條件，這甚至可以讓我們賺更多錢。隻要儘量不要睡著，這招就有效，弗蘭克總這麼說。今天我實在撐不住要睡著了，我已經明白無誤打了哈欠，兩次，這可惹惱了弗蘭克。正當我的上下眼皮不停打架時，手機響了。我鬆了一口氣，說了聲抱歉，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是卡門打來的。“嗨，寶貝。”我說，一邊從桌邊轉過身去。電話那頭傳來卡門的啜泣聲。“卡，怎麼啦？”我大驚，問道。弗蘭克朝我瞥了一眼，很擔心的樣子。產品經理仍在誇誇其談。我向弗蘭克作了個“彆擔心”的手勢，從桌邊起身離開。“我在醫院。不是好消息。”她抽泣著說。醫院！我已經忘了她今天得去醫院。兩天前，她讓我看看乳頭是不是不太正常，乳頭有些紅腫，我試著說服她這隻是來例假的原因，或者也可能是被乳罩裡什麼東西刮傷了。不要緊。就像六個月前的那次假警報一樣。我說如果她擔心的話就去找沃爾特斯醫生看看，讓自己放心。應對壞消息我毫不在行，每次我都會試圖說服自己，也說服彆人，事情沒有那麼糟，一切都會好轉的。就好像事情有時會無可辯駁、無可逃脫、無可避免糟糕透頂，這讓我感到很慚愧。以前也發生過同樣的事，就是爸爸問我NAC布雷達球隊踢得怎樣，而我不得不告訴他布雷達球隊以0比1輸給了文登球隊。感覺就像是我讓他踢了烏龍球。總覺得告訴彆人壞消息或是聽到壞消息，那一天就全毀了。“聽著，卡，冷靜地告訴我他們說了什麼。”我對著電話說，小心避免用“醫生”這個詞，因為弗蘭克在旁邊。“他也不確定，他認為我的乳頭看起來很奇怪，他說情況不樂觀。”“嗯……”我過度悲觀的情緒從電話這頭傳到卡門耳裡，讓她開始慌了起來。“我告訴過你我感覺乳房發熱！”她吼道，她的聲音都變了。“該死，我就知道情況不妙！”“冷靜，親愛的，還不確定——”我壯起膽子。“你想要我去陪你一起嗎？”她想了一會兒，“不，來這你也做不了什麼。他們要取血樣，還要檢尿，他們會告訴我哪天做切片手術，像上次一樣，還記得嗎？”現在她聽起來平靜一些了。理性談論事情可以幫助人恢複情緒。“如果你能去托兒所接盧娜那就太好了。還有，今天我不去公司了。”公司全稱是廣告經紀公司，是卡門的公司。卡門突發奇想去廣告公司工作是因為看到我在伯尼維廣告公司工作，那時我們自稱自己的公司為廣告界的皇家馬德裡。以前卡門很不喜歡那種小集團，“滿是趾高氣揚的自大狂，以為自己高人一等，高過他們的客戶、同事、上帝”，她以前常這麼說。“玩弄創新，實際上他們真正想的是駕一輛大笨車，賺大把大把的錢。”她認為去攪攪局會很好玩，在伯尼維一次招待會上，她偷偷問我們的一個客戶（BA中心）他們為什麼不把產品和廣告權賣給其他國家的非競爭性公司。“一種經紀觀念，就像書、電影和電視節目一樣。”她說。這個客戶認為這是個絕妙的主意，第二天他就向伯尼維的主管拉蒙提議了。為省麻煩，拉蒙勉強同意了。卡門於是披掛上陣，六個月之內她就把BA中心的產品權賣給了南非、馬來西亞和智利的公司。廣告界炸開了鍋，他們認為這庸俗，庸俗透頂，就像牲口市場。卡門堅持自己的立場，她是發現寶藏了。突然之間，所有人都想成為廣告經紀公司的客戶。廣告經紀公司橫空出世。誰也不曾預料，由於卡門，他們現在賺得的是過去的四五倍。以前客戶都是咬緊牙關按小時付費，這比他們去阿姆斯特丹最豪華的男人俱樂部（如雅漾俱樂部）都更貴，很快，他們看到了揮金如土的廣告活動所帶來的利潤。而這些隻不過是因為卡門看準了機會把廣告賣到了遙遠的某國。兩年之內，卡門手下就有20人，她的客戶也遍布天下了。她對這份白手起家的事業很得意，有時心血來潮，她會選個好地方，飛去拜訪她的客戶，很是樂在其中。“這種感覺真好！”每次她談成一個新客戶都會這麼說。我不能拉長著臉去托兒所啊。我希望六點之前可以離開這兒。那晚飯吃什麼呢？我忍不住笑了。我們對一日三餐從來都不在意，總是到最後一分鐘才想起要吃飯，然後驚訝地發現除了一抽屜盧娜吃的嬰兒食物之外，家裡什麼吃的都沒有。朋友取笑我們每周花了多少錢在達美樂比薩店、中國外賣店、街頭小店。“我們去準備點吃的，你儘快回家，好讓我抱抱。可能，最後什麼事也沒有。”我儘量把語氣放輕鬆，然後掛了電話，但我的後背已經被汗濕透了。我隱隱覺得我們的生活剛剛觸礁了。我目視前方，心想情況肯定還是有積極的一麵，以後我們將心情平和，列一個清單，寫下每一件事，看看那些好事。我們可以用這個來安慰卡門，現在她正坐在那家糟糕透頂的醫院。然後我深吸了一口氣，走回弗蘭克和產品經理所在的桌邊，那位產品經理剛剛開始絮絮叨叨地講把新顧客變成常客的問題。你快樂極了但一切即將過去Jan Wolkers,Turks Fruit(1973)我把雪佛萊開拓者停在房子對麵，我們家在阿姆斯特芬路，就在阿姆斯特丹森林邊緣。我討厭阿姆斯特丹森林，討厭阿姆斯特芬路，討厭我們的房子。我們在市中心住了五年，住在沃德爾路一個公寓的二樓。盧娜出生還不到兩個月，卡門動起了搬家的念頭，一來是為了給盧娜更好的生活環境，二來她厭倦了每次出門或回家都得把嬰兒車搬上搬下，而我則是每天回家都得花上二十分鐘在附近繞圈尋找停車位。一次我們在沃德爾公園野餐，剛擺好食物籃，在桌布上擺上兩瓶玫瑰紅葡萄酒，才發現卡門忘帶尿布了——“不，你去拿吧，丹——”然後她就極度推崇阿姆斯特芬，那裡每間房都有自己的獨立花園，最後我們決定搬家，選了阿姆斯特芬路的一所房子。我們家是872號，是個典型的戰前小房，前房主精心改建過。房子正麵漆成了黑色，木頭尖拱屋頂是綠色的，白邊。房產中介稱這個屋頂“美輪美奐”。你說美輪美奐是什麼意思，我暗想，這裡又不是讚丹市，甚至都不算是保護區。但是卡門想搬家的想法日益濃烈，迫於她的壓力，此外，至少我們不用搬去像海特庫伊或阿米爾之類的乏味的郊區，就這裡了。雖然這還是屬於阿姆斯特丹，但充滿了阿姆斯特芬味。從一開始我就感覺自己與這裡不協調。我開車上到出城的A10高架橋時，就感覺自己在遠征。“看，斑馬！”我們第一次去看房的時候我說。卡門沒有被逗樂。這裡沒有電車，但有公交車經過門口。你想想看吧。但是，先在這住幾年還是不錯的，要等到MIU和廣告經紀公司飛速發展，變成金礦，我們買得起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樓的公寓之前，斑馬就斑馬吧。五十碼外停著那輛黑色的甲殼蟲車，我知道卡門已經到家了。我從車裡把盧娜抱出來，跑到門前，做了個深呼吸，把鑰匙插進鎖孔。我的神經比1995年阿賈克斯比賽時還要緊張，比分1比0，阿賈克斯必須在最後幾分鐘扳回局麵，打敗AC米蘭。盧娜是我的陽光，我們同一天過生日。她一出生我就知道，六十歲生日時我的朋友們肯定會來的，他們不會錯過我女兒的漂亮、健美的年輕朋友在我家跑來跑去的場景。這似乎是一個很尋常的傍晚。盧娜一看到卡門就笑開了，她的小臉幾乎都笑成兩半了，卡門照例拉長了聲音喊“盧——娜——”，傻乎乎的表情，學著盧娜的樣子趔趄小跑，然後蹲下抱住她。盧娜也非常高興地回答“媽——媽——”。今天傍晚這一幕比以往更加打動我的心。“嗨，心肝。”卡門站起來時我說，我吻她的唇。我們擁抱，她立刻就哭了起來。再見吧，尋常的傍晚，不尋常了。我緊緊地抱住她，從她的肩頭望去，一片空曠。我告訴她最後一切都會好的，就像六個月前那次一樣。這是下午以來我所能說出的最好安慰了。她上床了，我抱緊她。我們開始親吻，從她的動作我知道，她興奮了。她從後麵抱住我，在我耳邊輕聲說：“跟我做愛好嗎？”然後捂住我的嘴，以免吵醒睡在隔壁的盧娜。卡門在臥室脫下衣服，我查看她的乳房。第一次見到她裸體時，我張口結舌，直勾勾地看著她的身體。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從未睡過這麼美妙的身體，她大笑，說那天傍晚在羅莎酒館，她就注意到我眼睛一刻也不離盯著她低胸黑色T恤露出的乳溝。盧娜出生後，她的乳房稍微有點下垂，但我覺得這毫不影響，依然那麼迷人。卡門隻要脫衣服，露出她那美妙的乳房，就能讓我興奮起來。每晚都是盛宴。與卡門在一起的生活就是盛宴，是身體盛宴，也是精神盛宴。就在我們激情過後，她又開始哭起來。“彆這樣，寶貝。”我低聲安慰，輕輕吻了吻她的頭發，把臉埋在她的秀發裡。“下星期是你的生日，”後來我關燈時她說，“那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為你慶祝了。”“後悔”總是來得太遲Extince,from On the Dance Floor(binnenndse funk,1998)到三點半了我仍然沒有睡著。腦子裡一直想著要怎麼向家人和朋友再次報告這個壞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樣，在檢查結果還不明確時，讓所有人跟我們一起擔憂。切片檢查安排在十天後的星期五，雖然卡門希望儘快做手術好確定身體到底有沒有問題，但沃爾特斯醫生告訴卡門，他們無法早做，他讓我們放心，十天反正也沒什麼關係。今天傍晚我又為這事上火的時候，卡門沒好氣地說，“那我能說什麼呢，丹？說我們自己做切片檢查？”此後我就閉嘴不再說了。沃爾特斯醫生。六個月來，我見他的時間一共大概就半個小時，但我能清楚地記得他的臉。約55歲，灰發，斜分，戴著圓框眼鏡，白衣。自從半年前卡門去家庭醫生巴克醫生那裡做完檢查後，噩夢就開始了。他建議我們去醫院檢查乳房，說是為保險起見。我們被嚇壞了。在聖盧卡斯醫院我們見到沃爾特斯醫生，他檢查了一下，說卡門需做切片檢查，這讓我們更加害怕。不是因為我們知道切片檢查是什麼，而是因為如果你去醫院，要做你從未聽過的檢查，這本身就是壞消息了。切片檢查的前一晚，我們躺在餘暉照射的臥室，我努力不讓卡門注意到我內心在激流洶湧。因為就寢前我從她眼睛裡看出來她害怕極了。我真的理解，因為對我們來說，癌症就等於死亡。沃爾特斯醫生的話在我耳邊回響，“細胞很活躍，我們還不確定是什麼，但不管是什麼，它不是惡性的。”我記得他一說完我們都大大鬆了一口氣，隻想趕快離開醫院，離得遠遠的，回歸我們的快樂生活，我們可以繼續快樂地過以後長長的日子，就像我們所計劃的那樣。我們有的是時間，有的是千年萬年的計劃。一走出醫院，我們緊緊相擁。我們高興得就像是剛剛擁有了一個健康的嬰兒。我高興地打電話給卡門的媽媽、托馬斯和安妮、弗蘭克和穆德，告訴他們沒事了，卡門很健康。不是惡性的。難道我們不該向沃爾特斯醫生問清楚，這不確定的到底是什麼嗎？難道我們不該再去另一家醫院，聽聽不同看法嗎？說到底，這難道不是我們自己的錯嗎？難道不是我們自己搪塞了事嗎？卡門高興、放鬆情有可原，但是難道我不該繼續尋求結果，堅持讓醫生繼續檢查，直到完全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嗎？白癡的是我，不是沃爾特斯醫生。畢竟，我才是她的丈夫。難道我不該保護她嗎？也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我的腦子裡浮現了這句話。這次不會再那樣了。如果下星期他再保證沒有一切正常，我就要揪住他的醫生袍把他從桌子後麵給拖出來。我保證說到做到。微笑，隻是一種嘲諷Rita Hovink,from Laat me alleen(Een rondje van Rita,1976)卡門是在聖盧卡斯醫院的腫瘤科做切片檢查，我看見推拉門上麵的門牌上寫著“腫瘤科”。我模模糊糊知道這個詞，但我不知道它和癌症有什麼關係，它看起來是這麼無害，更像是研究猛獁象是怎麼滅絕之類的東西。聖盧卡斯醫院。有些人認為那個大型歐帕停車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沉悶的建築，也有人選擇荷蘭銀行，或比瑪爾區的高層建築。我想邀他們來聖盧卡斯醫院參觀參觀。一看到它延伸在A10高架橋旁，我就起一身疙瘩。盧娜在空中舞動她的玩具人艾莫，那是上星期她得到的生日禮物。卡門坐在床邊，她剛稱過體重，抽過血。她裝著洗漱用品、拖鞋、一件波斯絲綢睡衣（我不知道她還有這個）和一本《嘉人》雜誌的那個黑包扔在床上。我挨著她坐下，外套還沒脫，拿起我們剛拿到的兩本手冊，一本綠色的，《癌症患者須知》；一本藍色的，《認識乳腺癌》。兩本手冊上都有薇赫明娜女王基金會的標誌。我開始瀏覽藍色手冊，就像在飛機上看免稅指南使自己進入狀態一樣。第一頁最上麵寫著手冊目標讀者，我看到我和卡門屬於目標讀者。我不喜歡屬於哪種目標群，更彆說是這種手冊的目標群了。在目錄頁我看到章節標題，什麼是癌症、假體乳房、戰勝疼痛。為什麼我們要看這種東西？不就是個切片手術嗎？我們就不能暫時表現得好像一切正常，也許紅腫的乳房上收縮的乳頭是由荷爾蒙或什麼引起的？這幾天乳房更紅更大了，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我也能看出來。現在已經九點了，一位護士走進來。她拿著一份寫著卡門名字的病曆夾。“又看到它了。”我對這病曆夾點點頭說。卡門笑了，微微的。“切片手術安排在12點。”護士說。這位護士50歲左右。她說話時語氣儘量客觀。有一次她甚至把手放在卡門膝蓋上安撫她。卡門很友好，她對每個人都是這樣。我感覺很怪，我真正想做的是帶盧娜回托兒所，然後儘快去MIU。我不知道這樣的一天離開這個醫院後還能做什麼。儘量使這一天和往常一樣吧，我想。卡門感覺到我的不安，笑著說，“你走吧，我自己能行。MIU的咖啡可好喝多了。”“你妻子麻醉醒來後，我們會給你打電話的。”護士說。我和盧娜擁抱了卡門，我輕聲對她說我愛她。在門口我給她做了個飛吻，盧娜揮揮手。卡門勉強笑了笑。我把淚水藏在虛假的笑容背後Isley Brothers,from I Hide My Tears Behind a Painted Smile(Soul On the Rocks,1967)十點，我打開辦公室的大門，辦公室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從我們拿到鑰匙的那一刻起，這裡就讓我感覺到比家裡更舒適。我的部分青春就屬於這個體育館。十六歲從布雷達來到這，我發現80年代初五彩繽紛的阿姆斯特丹魅力非凡。經常，星期天我就會坐火車來阿姆斯特丹，星期一早上我就可以告訴學校每一個人阿賈克斯（或者我們稱之為哦賈克斯）的火爆場麵。弗蘭克喜歡美女，我喜歡阿賈克斯，所以我們的辦公室就選在奧林匹克體育場看台下方，這是最折中的方式。我堅持整麵側牆貼上7€?.5的巨幅畫，畫中可以看到冠軍杯總決賽之前球員在無數小旗和紅色煙霧中走上球場的情形。MIU的辦公室看起來就像我十五歲時的臥室，隻不過空間要大上十倍，而且要酷上不知道多少倍。這是弗蘭克和設計師的，設計師戴著時髦而滑稽的眼鏡，是個女人氣的英國男人。他認為我的足球情結與這兒的整體風格不協調。我說那就難辦了，我還說他的創意很好，但不能動我的那幅畫。關係到足球的場合我是非常有原則性的。他不情不願地同意了，但要求全權處理辦公室其他地方作為補償。“我沒意見。”我說。然後就這樣了。他堅持辦公室的露天場所要放上三塊有機玻璃屏風，2米寬1.5米高，一塊紅色，一塊黃色，一塊藍色。他還堅持書架後麵裝上粉紅色熒光燈，一麵5米高的牆壁漆成蘋果綠，另一麵牆用波斯風味的掛毯蓋住。我認為確實是五顏六色，結果裝修超出預算，弗蘭克笑我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