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張瑞芬“琵琶儘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複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二〇—〇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象的中譯問題（李黎《中國時報》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麵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意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麵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不知為何，隻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了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地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隻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黴綠斑斕的銅香爐熏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做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征著父權、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麵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彙，父係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係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曆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隻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占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乾的閒話，像裡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之名，還真有點淩叔華《古韻》(A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工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分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地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儘地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噦噦唆唆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麵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麵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麵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仿佛變成另外一個人（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台灣：皇冠，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麵衝突的性格。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The Madwoman i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拚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寧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據的琵琶，當時曆史老師布雷斯代（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曆史老師名為安竹斯。）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乾。”““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了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地轉兩趟公交車到淺水灣飯店的對話。何等扭曲的關係，父親叫作“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噩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隻像小貓小狗般地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乾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彆人還來不及呢！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複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儘，往事成煙，隻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地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隻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隻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〇〇五年台灣印刻出版社再版。）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地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天，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複她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念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隻是虛構的波瀾，我隻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部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汩汩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嫋嫋中，那個童女仿佛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本文作者為台灣逢甲大學中文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