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夕，在瑞金曾有一次特殊的體檢。這次體檢是專門針對女性紅軍乾部的。由於預料到未來突圍轉移，將麵對非常艱難的戰鬥環境，考慮到婦女的體質問題以及精煉隊伍，將100多名參加體檢者刷掉一大半，隻剩20多名女紅軍合格，加上免檢的幾位在中央機關和軍隊工作的領導夫人，中央紅軍最後統計有30名女紅軍被批準參加長征，而其中客家女性有12人。這30名女紅軍中完整走下長征的人都成為了軍隊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起眾多的男性紅軍來講，她們幸運得多，因為她們每一個都清楚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是最普通的身份。中央局秘書長：鄧穎超（周恩來夫人）江西省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蔡暢（李富春夫人）中央局婦女部長：李堅真（與鄧振詢結婚）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長：劉英（後為張聞天夫人）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劉群先（博古夫人）前線司令部指導員：康克清（朱德夫人）軍委機要秘書：賀子珍（毛澤東夫人）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金維映（李維漢夫人）蘇維埃國家銀行會計：錢希鈞（毛澤民夫人）蘇維埃中央政府藝術局局長：李伯釗（楊尚昆夫人）福建省委婦女部長：鄧六金（後與曾山結婚）興國縣婦女主任：危秀英（後與鐘赤兵結婚）粵贛省委婦女部長：劉彩香（長征途中與畢占雲結婚）粵贛省委婦女部副部長：李桂英閩粵省委書記：陳慧清（鄧發夫人）中央黨校學員：吳富蓮少共中央青婦乾事：王泉媛（在遵義與王首道結婚）軍委總衛生部兵站醫院政委：周越華（賀誠夫人）紅軍大學教官：丘一涵紅軍大學教官：吳仲廉中央婦女部秘書：甘棠（又名闞士英）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工作員：謝飛（後來成為劉少奇夫人）少共中央巡視員：廖似光（凱豐夫人）少共中央局乾事：肖月華（李德夫人）閩粵贛特委組織乾事：謝小梅（羅明夫人）蘇維埃大學學員：鐘月林（後與宋任窮結婚）中央機關合作社主任：楊厚珍軍委二局報務員：李建華中央政府辦公廳秘書：危拱之女紅軍：曾玉（未被批準隨隊轉移，自己跟著丈夫一路到遵義）他們是戰士，而不是女戰士。當時紅軍中關於性彆的外在區分是很不明顯的。那時候女紅軍都穿著寬大的軍服，幾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征。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紅軍在長征中的情況：1935年，紅軍到達甘肅小鎮哈達鋪，當地婦女見到長征中的女紅軍都萬分驚奇，不敢相信眼前這些短頭發、穿軍裝、皮帶上掛手槍的人真的是女人。後來把女紅軍帶到家裡，仔細端詳，摸摸她們的胸脯，跟著她們去茅房，才消除疑慮。長征途中打仗自然是男紅軍的主要任務。女紅軍隻有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況下，才要打仗。但她們在長征路上的各種瑣碎的任務很多，看起來一點都不比男紅軍輕鬆，並且，同樣也會是遇到生命危險。女紅軍的身份一般是“工作隊員”或“政治戰士”（這個稱謂在長征初期非常流行，後來卻不常使用了）。女紅軍把自己的工作形容為“走前走後”，通常是：前一晚了解部隊第二天的宿營地，然後早起提前出發，提前到達目的地，籌備好糧食，請好民夫，這就是“走前”。但並不都是順利的時候，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當地群眾卻躲起來，把糧食密藏，女紅軍雖然完成了行軍任務，卻沒有完成工作任務。於是又得想辦法去尋覓躲藏的群眾，費儘口舌動員他們為紅軍當民夫，如此來回折騰，反而累得還要走在隊伍的後麵。這就是“走後”。如此“走前走後”，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裡路，加上要走許多彎路、回頭路、冤枉路，她們也無奈地形容自己其實是“走了三萬五千裡的人”。作為“政治戰士”，女紅軍除了—路上擴軍、雇請民工、民夫，跟隨擔架外，還要做經濟工作：打土豪和籌糧籌款。糧和款是行進中紅軍的命根子，那麼多戰士要吃飯，而糧食除沒收、征收土豪之外，還得用錢購買老百姓的糧食才能儘量滿足要求。這種經濟工作也就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女紅軍們把這變成了現實。她們每到駐地，在安排好傷員住下後，便要馬不停蹄去完成這些神聖而緊迫的任務。而這時正是人們最累最想休息的時候，而她們卻沒有。這支人數不多的紅色娘子軍隨著大部隊繼續前進。她們頑強、堅毅，有著驚人的內在力量。她們給自己提出的行軍口號樸素而簡單：“不掉隊，不帶花，不當俘虜，不得八塊錢”。當時紅軍的規定是把生病、負傷，實在走不動的紅軍，每個人給8塊光洋，寄在百姓家裡。“不得八塊光洋”，就不能掉隊，不能負傷，不能生病 ，這幾條男紅軍做到都不容易，對女紅軍來說則更增加了難度。中央紅軍的30名女紅軍，除了3名同誌因為各種情況途中留在當地開展革命工作外，其餘27名同誌都走完了二萬五千裡長征。還有幾位女紅軍在長征途中產生了愛情，完成了婚姻大事。甚至有3名女紅軍賀子珍、陳慧清 、曾玉在路上生產分娩。留下了紅色後代。雖然紅軍有女性，也有少數幾對夫妻，但革命的自律與艱苦的環境，在長征中並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兩性關係問題。這首先是因為，紅軍行軍途中接觸女性的機會不多，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在主力部隊中也沒有多少女紅軍。紅軍在男女交往方麵有嚴格規定，而誌同道合和患難與共在當時是所有紅軍戰士的最大的精神支柱。據說當年毛澤東和賀子珍在井岡山時期，為了顧及群眾影響，也很少一起散步，一次毛澤東出遠門，要求賀子珍送他，但在路過紅軍醫院時，毛就獨自先走開，到前麵再等賀子珍。正是製度、無知與精神三者使長征著的這個群體對於性的意識頗為朦朧。根據傅連暲的估計，當時有百分之九十的紅軍未曾有過性生活經曆。例如有個叫危秀英的女紅軍，有次她和一位年輕的男紅軍一起趟水過河，他看到她的大腿上流下的經血，萬分驚慌，還以為她受傷了。性隻在少數結婚了的紅軍乾部們之中存在。采訪過朱德的海倫·斯諾報道說，在長征初期，確有強奸的問題，後來嚴明了紀律，才得到控製，強奸犯經軍法審判後當場處決，從此隊伍再也沒有出現這類惡性問題。女紅軍劉英當時尚未與洛甫（張聞天）結婚，她回憶說，長征期間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如她和張聞天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在同一張床上睡覺。但他們都不脫衣服。“敵人離得那麼近，我們又是那麼累。我們找不到睡覺的門板，精疲力竭地一頭倒在草堆上便睡著了。”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在長征途中沒有與其丈夫一道行軍，這是紅軍的規定。自從井岡山時期以來，紅軍中夫妻之間“星期六晚上見麵”的規定一直在執行。除非是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顧丈夫，這條特例後來在鄧穎超和周恩來夫婦過草地時應用過一次。不過長征隊伍中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歲的妻子康克清。在長征中，他們幾乎一天沒分開過，康克清的身份除了是朱德夫人，她更是一名普通女紅軍、優秀的射擊手，身帶兩枝手槍和一枝毛瑟槍。有時她肩扛三四枝步槍，幫助勞累的戰友。作為女性的本能，長征結束後女紅軍們的回憶不約而同都與衛生問題有關係，例如虱子。由於行軍緊張，衛生條件差，經常不洗臉、不洗澡、不脫衣睡覺，住處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牆角、野外，什麼地方都睡過，女紅軍的頭上、身上長滿了虱子。女紅軍鐘月林有一件舊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時睡草地，有時睡房簷，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饑餓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爛了好幾塊地方，紅腫刺癢。在貴州猴場休息的時候，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讓她把毛衣脫下來，放進臉盆裡去煮，煮了1個多小時，結果臉盆裡漂起了一層白碴碴的虱子屍體。毛衣破洞裡儘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動著，看了讓人汗毛都要豎起來，捉了半天也捉不乾淨。乾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斷地抖，虱子“撲撲簌簌” 掉進火裡，烤出九-九-藏-書-網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由於女紅軍身上的虱子多，休息的時候，姐妹們便圍在一起互相捉頭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種樂趣。後來覺得捉虱子太費事，有人索性就剃成光頭。鄧六金學過理發，她便施展自己的技術，教會了大家理發。開會時，調皮的小夥子會搞突然襲擊——一把將她們頭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後連聲叫道：“尼姑！尼姑！” “歡迎尼姑革命”，氣氛非常有趣。長征途中的女紅軍，利用自己的文藝特長，載歌載舞給疲勞的戰士帶來許多歡樂。農民出身的女紅軍王泉媛天生是個會演戲的人，她曾扮演貴州省長、軍閥王家烈，戴著禮帽、墨鏡，拄著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戰士歡迎。據劉英回憶：“長征開始時，賀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後，隻得把孩子留下，沒有彆的辦法。部隊在行軍。這樣做很慘，但在那樣一種危險的情況下，我們不能考慮個人的感情了。”賀子珍是在川黔交界處分娩的，一生下來就送走了。這個毛澤東的女兒，解放後曾經大規模尋找過，卻一直沒有找回來。長征途中，婦女無法照料孩子。劉英說，聽起來可能很殘忍，但他們不得不把孩子托給彆人或扔掉，這樣她們覺得還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裝備一樣。長征中，遇到這種可怕困境的婦女不光是賀子珍。負責指揮紅四方麵軍婦女團的張琴秋也有同樣的遭遇。她的丈夫陳昌浩是四方麵軍的政委。她也生過一個孩子，留下來給了彆人。青年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們把孩子留在一戶農民家裡。起初，這家農民不願收養，最後還是被說通了。六軍團司令肖克的妻子1936年初懷孕了。當時六軍團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麵軍會合的途中。7月初部隊正過草地，專門用布為她圍出一塊露天空地生產嬰兒。肖克回憶道：“生得還相當順利。一兩天後她又騎馬行軍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達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嬰兒”，很受大家的寵愛。懷孕是最苦的。有些婦女說，在長征途中懷孕堪稱最大的災難。挺著不斷脹大的肚子日夜行軍可不是鬨著玩的，騎在馬背上也一樣不好受。孩子生下後又得扔掉，……她們無論如何要堅持繼續工作下去。除了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麵軍）的30名女紅軍，在紅四方麵軍的女紅軍則更令人矚目。紅四方麵軍婦女獨立師是紅軍規模最大的女兵部隊，兵力近3000人。她們除了擔負著新占地區的治安、政治動員等工作，也擔負向前線運輸物資、救送傷員、押運俘虜的任務。在兵力不足時，她們還屢次被作為野戰部隊投入戰鬥。在紅軍女戰士隊伍中，有一位年僅11歲的小姑娘，她因為是長征中年齡最小的女紅軍而把名字留入史冊，她就是王新蘭。王新蘭被分配到紅四軍政治部宣傳委員會下屬的宣傳隊當宣傳員，她常常身背一條線毯、腰彆一把橫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為大家鼓勁。紅四方麵軍的婦女獨立師有一次非常神秘而傳奇的戰例：1935年川軍劉漢雄部偷襲苦草壩紅四方麵軍總醫院，獨立師師長張琴秋帶領500女兵和300傷病員，與可怕的敵人周旋。這些貧弱的女人，竟然用心而不是武器，使川軍在陣前倒戈。一時間全川為之震動。當時的媒體《蜀笑通訊》和《中國論壇》都登載了“五百農婦繳一團”的奇聞。而國民黨的一些報紙則把紅軍女將領張琴秋說成“精通五國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馬可以寫文章”的能人。1935年初，紅軍在川東北建立了曆史上建製最大的婦女部隊——四方麵軍婦女獨立師，由她任師長。長征途中，張琴秋改任川陝省委婦女部長，其後在西路軍任組織部長。不過這支女紅軍的部隊命運慘重。經過長征途中的各種戰役和傷病等損耗，婦女獨立師的人數減少到2000人左右，於是縮編為婦女獨立團，1936年10月參加了紅軍戰爭史上最為慘烈的“西路軍”之戰，婦女獨立團最終在祁連山全軍覆沒。紅軍的西路軍向新疆遠征途中，張琴秋已臨近分娩，但仍在擔架上指揮總部機關作戰。在騎兵的包圍中，孩子出生在戈壁灘上，她也因產後失血過多昏迷而被俘。抗日戰爭全麵開始後，中央軍委根據紅軍時期的經驗教訓，要求不再建立單獨的婦女部隊，紅軍時期的女兵作戰建製單位在人民軍隊曆史上就此成了空前絕後的篇章。以下33對夫婦，有在長征時就已經是夫妻的，有的則是在後來結為伴侶。長征時期的的紅軍中清教徒色彩濃厚，戰士未經批準不得結婚，乾部和軍官須得獲準才能結婚，但並非輕易就可以得到批準。朱德與康克清是紅軍途中唯一一對住在一起的夫妻。但康克清對朱德的義務似乎主要在警衛方麵，她從來沒有在家庭主婦的意義上照料過朱德，因為有警衛員做這一切。毛澤東+賀子珍周恩來+鄧穎超朱德+康克清任弼時+陳琮英董必武+何蓮芝羅榮桓+林月琴劉伯承+汪榮華劉少奇+謝飛張聞天+劉英李富春+蔡暢謝覺哉+王定國楊尚昆+李伯釗李維漢+金維映宋任窮+鐘月林毛澤民+錢希鈞鄧發+陳慧清鄧振洵+李堅真徐海東+周東屏蕭克+蹇先佛畢占運+劉彩香周子昆+曾玉甘泗淇+李貞朱良才+李開芬曾山+鄧六金羅明+謝小梅賀誠+周越華傅連璋+陳真仁晏福生+馬憶湘何克全（凱豐）+廖似光秦邦憲（博古）+劉群先畢占雲+劉彩香王首道+王泉媛李德+肖月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