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是中國人對於某種事物追根溯源的開始。回憶傳統幾乎同樣是一個古老的傳統。既使某人死於三千年前也不必擔心他被忘記。這種對於曆史的溫習正在成為運動。西方人常驚訝於中國人集體回憶的姿態。當然，2006年是長征七十年。一支部隊經過25000裡的艱苦行軍，到達延安。而這是締造共和國的一個重要開始。國家正在發動人民記憶這一重要往事。儘管這場長征更多的屬於黨，但這個奇跡其實早就開始被紀念了，隻是時間座標發生了變化。紀念的隊伍裡出現新的聲音，如同仍然活著參加那次長征的長壽的士兵們，喜歡穿著當年的軍裝，現在的年青人，他們的後代，被電視與流行風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們對於那場長征的認識，有著與他們一樣的好奇。但卻有著不一樣的方式。在領袖發表國家級的演講來重新要人民記憶的時候，年青人是用好奇與神秘的思維來想象那段故事的。他們臆想中的長征，顯然是用自己喜歡的自我折磨以及正在流行的小資方式，徒步行走來比對、定義。這條路顯然挺長。一位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女孩子，她是個徒步愛好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下自己沿著紅軍路線行走的全過程。她一路上感受到的隻是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類的秘境，從未被汙染，景色美得驚人。她認為，自己的爺爺，他曾是紅軍，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認為，那段曆史像爺爺所說的艱難困苦，吃青稞算什麼，那種味道美極了。新的一代，當然，我們還曾在八十年代，被崔健的小號與紅繃帶迷惑。他嘶聲呐喊著《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以及粗嗓音的《南泥灣》。革命被音樂給弄得更加浪漫。既使八十年代後的一代人認識的長征。但崔健們顯然落後了。民間自發的對於那支軍隊的興趣與愛好，正在成為一個潮流。在許多的網頁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們的留言以及思考中，長征正在被形式化。紅軍也成為某種先鋒名詞的代表。一個八零後試圖將自 己的樂隊命名為紅軍，遭到官方的反對。因為他認為這個名字太酷了。有個作服裝設計的女孩，則放大了一張當年的紅軍戰士穿著短褲的服裝，那種服裝類似今天的七分褲。這張照片放在她的店裡，與奢侈品們放在一起 ，酷得要死。更酷的是，有一個人花更多的時間，去拍了將近一千多名，當年流散在各地的紅軍戰士畫像，結集出版。並把這當成一種紀錄曆史的方式。在北京的798工廠，先鋒、愛波普的藝術家們，更是長征以及紅軍的愛好者，他們放一支當年的大刀，在自己的畫展上。有個藝術家甚至在專門賣真假古董而聞名的潘家園市場找到了一批古老的描寫這支紅軍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張《潘家園的長征》。紅軍在七十年後的今天，在官方與民間，在時尚與傳統、在親曆者與想象者們中間，成為了一個有趣的紀念版式。他們各自寫著對一支遙遠軍隊的定義，甚至互相印證。七十歲，六十歲，五十歲；六十歲，四十歲，三十歲，二十歲，十歲。這樣一個年令的縱深與橫切麵。如同今天的中國一樣，傳統與現代共存，豐富雜亂，單純而且充滿朝氣與活力。這其實是一個神秘的命題。如此不同的人群為什麼會如此地懷念一個逝去的時代。他們如何找到集體共存的密碼或者找到方法？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國與二零零六年間的中國，最大的相同點很快出現了。許多西方來的目光敏銳的智者們，以記者的好奇審視著中國。他們從一開始就對中國的一切產生興趣。他們的西方身份，並不妨礙他們提前出現的由於科技與智識帶來的變化：全球化這一背景。中國早在可以用波音飛機來到達的時候，時間與空間一下子縮小了。中國的曆史很快被這部分人目擊，甚至描述。紐約與北京，華盛頓與南京，紐約與延安、倫敦與上海，打開三十年代享利先生的《時代》雜誌以及更多的書刊，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是如此眼花繚亂，如此豐富。甚至在今天看去，隻不過是中國作為全球化背景記述中的一環，一個部落。而這個部落的曆史，因為西方的觀點以及立場而變得張力十足。甚至你找不到這個曲線的根本變化。曆史仍然在延續，如果有一部分曆史是另外一部分曆史的開頭的時候，你發現，真正描述這一段曆史的仍然是西方人，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與擁有對世界好奇的心智的冒險家，找到了對於中國的認識方法，甚至幫助中國認識世界，以及自身的曆史。在今天，如果接近某部分曆史，最好的資料與觀點往往由外國人提供，這甚至已成為中國的傳統。事實上 ，中國的革命包括領袖的傳記正在由外國人重新撰寫。以至於我們相信他們所說的更加真實，不是嗎？中國幾位偉大人物的傳記基本上傳統性的由外國人來講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等。中國的避諱傳統並不習慣於記述當代。曆史均由後人蓋棺。現在輪到了外國人。中國真正的曆史一般有兩個版本，一部由官方審定，一部由外國人記錄。兩本書適合結合。這種傳統某些時候，反而使曆史充滿真正的完整性。三十年代，那場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如果被真正發現與重新紀錄，那麼真正的紀錄者其實是斯諾。美國人埃德加·斯諾輾轉來到延安——在當時比去西藏更艱難，在這裡，他似乎發現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地方，“沒有抽鴉片、賣淫，貪汙腐化，溺嬰或虐待兒童，也沒有失業者和乞丐，這些現象都是西方人認為在中國比比皆是的罪惡，甚至看不到緊張的戰場，到處是自由和諧，平等民主，朝氣蓬勃，充滿希望的生活。斯諾的‘發現’，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動。西方人像讀烏托邦一樣讀他的《紅星照耀中國》。感動人的不僅是那個未知的地域的‘奇跡’，還有創造奇跡的人。斯諾筆下的毛澤東，令人想起白晉筆下的康熙（白晉是法國傳教士、康熙的老師，曾著《康熙帝傳》），完美無缺，既是一個學者、哲學家，又是一個政治軍事領袖。”埃德加·斯諾的旅行，是隨後一係列西方人到紅色中國“朝聖”的開端。這些“朝聖者”從記者、作家到軍人、政客，在1936-1945年間訪問中國紅色革命區。在他們的筆下，位於陝北的革命區幾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個政治烏托邦，猶如霍爾多·漢森（上世紀30年代美聯社駐中國記者）所說的，“一個柏拉圖理想國的複製品”。但真正描述紅軍那段長征史，則成為這個奇跡的某個重要組成部分。“優秀的西方學者筆下的中國曆史引人入勝，是因為他們將中國放在一個變化的全球圖景中來看待。”而長征作為一個新式傳奇顯然充滿著讓西方人無法理解的傳奇及神秘之處。這些故事從一開始就代表了西方對於中國最深的懷疑與好奇？那個時代的傳說中的讓西方恐怖的共產黨人是什麼樣的？斯諾稱“在世界各國中，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在斯諾看到的那些紅軍，是這樣一些既使在今天看來，依然充滿先進性的軍隊。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共產黨員是允許參加國民黨的，但卻遭到了委員長的清除。這是為什麼？熱情的斯諾是帶著無數的疑問走進蘇區的 。這些問題包括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麼娛樂、怎麼戀愛、怎麼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麼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像國民黨所說的那樣是被共妻嗎？這些至少有上萬個疑問，成為重要的理由，促使斯諾發誓要親自去看看 。而對於曆史來說，一切的質疑不過是回到常識的開始。這本回答這些單純問題的書出版後，《時代》雜誌在一九三八年，長征結束兩年，紅軍的名稱徹底消失，被稱為八路軍的時候，用了幾個版麵，大方地誇獎了這個紅色的政權。因為國共即將要開展他們的合作，狠狠打擊越來越全球化的國際戰爭的敵人——日本。歌德曾稱曆史為上帝的神秘作坊，在這個作坊裡發生的磨盤轉動的聲音正在改變著我們的認識。任何偉大的故事的開端總是因為有著優異的敵人或者對手，有著眾所周知的恩怨、黨爭、伐異、立場、主義、兄弟或者江山。曆史總是由兩個人結成同盟，上演各種不同的戲劇。這兩個人分彆被對方稱之為敵人，或者對手。毛澤東的敵人當然是當時強大的蔣介石，這也使這場戲劇的一開始顯得有些非常不對等。一支流亡的部隊，仍然沒有形成的核心，處在邊緣立場，多災多病，沒有任何還手之力的毛朱們。一九三五年的委員長兵強馬壯，良將無數 ，精兵在手，擁有人民，政府還有親政府的媒體。但故事的開始與結束總需要時間來給予點評，如果蔣從清黨的開始，到一九四九年的結束，到離開這塊他曾是主人的土地的過程就知道結果的話，蔣還會發動清黨，殺害共產黨人，拒絕無數次試圖和解的共產黨員們嗎？如果是另外的寫法，長征的結束與開始也就顯得無足輕重，曆史可能會以另一行詩句開頭。但這行詩的寫法顯然屬於毛澤東的格律。在這場從一開始沒有開頭，也不知道目的地與結束的時間，甚至不知道自己所進行的就是將是一次漫長的長征的時候，毛就在對手的幫助下，一步步地走到了我們可以矚目的頂點……茨威格在陳述他為何要寫《人類群星閃耀時》的理由時稱，“……在藝術上一旦有一位天才產生就會流芳百世一樣，這種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時刻一旦發生，就將決定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曆史進程。就象避雷針集中了整個大氣層的電流一樣，那些數不勝數的事件也都往往擠在最短的進間內發生。那些平時慢悠悠順序發生的事件也都往往壓縮在這最短的時刻發生。這一時刻對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變的決定，它決定著一個人的生死，一個民族的存亡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這段決定性的準確的話語定義得好極了。還需要補充的是，曆史總是以悖論作為演講的中心詞。委員長幫助毛澤東成功地實現了在紅軍中的核心地位，他打敗了一個個曾是毛的領導的人。然後把毛趕到了延安，一塊遙遠的邊地。毛又用了八年時間，與大家靜候日軍投降，又用了三年時間，將委員長趕到遙遠的小島上。這場博弈隻能用曆史的結果來評論。毛曾很喜歡他的對手們。既使在蔣先於毛去世的時候，毛心中顯然並沒有忘記這位老對手。據稱他曾經靜默半晌，無語。領袖的孤獨感永遠存在。其實許多人一直想知道這位委員長對於毛的看法。客觀上，是他打磨甚至製造了毛的奇跡。曆史其實隻是一種猜測。蔣終生無法相信這個事實。他在台灣製造了一個經濟奇跡，用懺悔之心。毛則用浪漫，又重新打造了一個新國家。它真的在改變著民族與人類的命運。一切的發生都在無意甚至被迫中。李德與他的助手決定進行長征。一切都在神秘中進行。毛澤東最初基本上是一個局外人，這場毛的好戲其實差一點並不是以他為主角。那條路，一直在無意中決定著路線。在這條尋找生存之路上，毛與他的隊伍們，一直在修整著自己的方向 ，僅僅兩年，雖然付出了十多萬人的生命，才決定了這條路的終點，或者起點，但決定了毛在曆史中的方向。 如同西方人的曆史觀，他們隻在尋找曆史的方向感，而長征何嘗不是三十年代一批隱在角落的人，正在發光的過程，正在尋找曆史的方向感的過程。而這個時代，西方人曾稱之為中國的“黃金年代”。20世紀的三十年代中期，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陸續登場，並且在文化上創造了一次繁榮。站在曆史的某個部分看去，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正在三十年代開端。文化奇跡，政治變遷、戰亂、西方常識、英雄、漢奸、國難，上海、日本人的威脅，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跡與失敗的聲音如此交替，光榮與夢想，至少在那個時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閃耀。這個奧地利人所宣稱的“……我想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那些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這樣稱呼那些時刻，是因為它們宛如星辰一般永遠散射著光輝，普照著暫時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正在閃現。不是嗎？魯迅，這個生氣的醫生。據稱這時候給紅軍發了一封賀文。胡適，國寶。他在創造著新的哲學。梅蘭芳在訪問蘇聯。李叔同（弘一法師）在弘揚佛法。沈從文剛剛成名。顧頡剛就任燕京大學曆史係主任 。傅斯年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視察殷墟最大一次的發掘。鄒韜奮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這本雜誌發行量達20萬份，打破當時中國雜誌發行紀錄。陶行知主編《小先生叢書》。徐悲鴻在蘇聯巡展。豐子愷在杭州租了彆寓。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和《神女》，被認為是中國無聲片時期表演藝術的高峰。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日出》和《原野》……梁漱溟、張元濟、黃炎培、林徽因、梁思成、林語堂、馮友蘭、齊白石、錢鐘書、楊絳、巴金、吳清源、俞平伯、費孝通、陳獨秀、傅抱石、張愛玲………………僅列出這份漫長的名單就可以對那個三十年代鞠躬了。沒有任何人敢說自己已到過未來，如同那個魯莽的美國人，他把去蘇聯當成人類的未來。三十年代的風尚中，紐約的知識分子處在對於莫斯科的集體想象中。而在中國，正在呈現思想的兩個局麵，一群人集體傾向紐約，另一群人，則視莫斯科為聖地。這種傳統使三十年代充滿了矛盾與活力。紐約的思想與莫斯科的思想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未來的兩種選擇。這種選擇同樣成為國家三十年代思想界與軍事家們的主流生活。但被斯諾稱為“中華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九年以來一直在嚴密的新聞封鎖中而與世隔絕。”但這支行進在路上的窮人們，卻在尋找著中國的“曆史的方向感”。蘇聯來的顧問們顯然不是這個方向的製定者。但美元也顯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當然，也許有膽子大到對於曆史樂觀的人，會把去當時的先進的聖地莫斯科參觀後所下的定義“我已去過未來。”在今天來看，也令人覺出曆史的無情，當年的蘇聯現在化為烏有。但在當時的中國，前進的方向以及鼓舞民眾與軍隊甚至在黨的信心的支持中，也把這當成惟一的模板。這些也許就是我們試圖看清楚的三十年代。那裡麵有紅軍。有他們進行的長征，也有中華民國。租借地。紐約來的投機者。蘇聯人。共產黨正被國民黨追擊。一個放在統一的一張中國地圖上的三十年代往事。雖然事實上，中國在三十年代被分裂了。紅軍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許多省並不在國民政府的管轄中。這個國家有蘇聯的社會主義者，也有德國納粹的軍事專家在幫助委員長。當然也有美國這個龐大身影。西方開始進入這塊即將也必將要發生巨變的中國的時代。隻是曆史還沒有確認誰是中國曆史真正的主筆。過程永遠都是謎語。三十年代的描述如此。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每一代執筆者都更是如此 。被重複過千萬次的真理稱，曆史就是當代史。每一代人都在按自己的需要完成曆史，觀照現實困境。七十年 ，幾乎是下一個百年的倒計時，再三十年後，這些曾發生的事實，還會被記錄或者被如何記錄嗎？在所謂的“曆史方向感”裡，在所謂的全球化語境中，這條三十年代的行進路線，一支軍隊的紅色色素，在曆史地圖中，我們仍然在努力確認它們的方位與經度。並且試圖隻是回到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