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曆史有寫曆史的困難。不熟悉史實，則不會原原本本地寫成有條有理、絲絲入扣的文章。姚雪垠同誌的《李自成》就是在刻苦鑽研的基礎上，搜羅了大量的資料，用去偽存真、剔異求同的科研手法才理出一個線索來的，所以曆史知識就是最基本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這還不能算是創作，所謂創作，乃是“自無而成有”之意，西人的術語稱為making out of nothing，這就說明創作與著作不同，由藝術言（這見我以前寫的《藝術談》中第十一則。）著作還低一級，創作要高得多。這卻是寫曆史最困難之點，而姚氏還以他自己獨特的豐富的想象力寫得有骨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現在還想補充一句，不僅“自無而成有”，還要“自靜而到動”。所謂“到動”即一般人所說“寫得活”的意思。姚氏又能做到這一點，所以《李自成》一出版便轟動一時。現在我又發現一位與姚氏媲美的作家，即徐興業同誌。我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收獲》中讀到徐興業同誌的《冷遇》一文，即覺得徐氏的學識與才華，均不弱於姚氏，二難相並，堪稱雙璧。盛世育人才，這又是一個良好的例證。後來知道這篇文僅是徐氏所撰《金甌缺》中的一個片段，那更增加我對徐氏的欽佩。他是有一股激情要描述北宋之亡與南宋之偏安一隅，從而說明當時政治，軍事，宮闈和社會風貌各方麵存在的內因和外因的。所以以《金甌缺》命名就可知其寓意之深，不僅僅是記述一些宮闈瑣事而已。這是曆史的大事，也是民族的大事。嶽武穆的《滿江紅》詞：“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陸放翁臨終所說，“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陳同父的《水調歌頭》：“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一般忠臣義士所耿耿於懷的滿腔心事都在徐氏的筆底流露出來，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代表了人民的意誌，所以是一部富有意義的曆史。在“四人幫”橫行之際，我不知道姚氏受到強烈的衝擊沒有，而徐氏則因他寫了《中國古代史話》一書受到批判。白天挨批，晚上則閉戶寫這部，其處境可能比姚更艱苦一些。在那恐怖的十年中，竟能寫成一百二十萬字的長篇的一半，其膽識毅力已夠令人欽佩，何況才情又足以副之，寫得那麼深刻動人呢！窺豹一斑，我雖隻讀過他的《冷遇》，但我滿懷熱情地願意推薦《金甌缺》這部作品，就因徐氏寫出了當時一般忠臣義士的共同心願，用細致的筆觸，抒民族之正氣，值得介紹給我們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