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麗嘉酒店，秋生往中環車站的方向走了幾步，來到在香港很具有代表性的文華東方酒店。他坐在頂樓酒吧可以眺望維多利亞港的座位，喝著波本酒。等到傍晚六點過後，整理完交易單的交易員就會三五成群來到這裡，把吧台周圍擠得水泄不通。現在隻有兩三個客人而已，酒保閒來無事地擦著杯子。即使在傍晚時分，戶外仍然酷熱不已，地麵上的水蒸氣使九龍半島的高樓大廈看起來霧茫茫的。也許又要下一場雨了。麗子入住的半島酒店就在正對麵。香港的人口幾乎都集中在麵向廣東省南部的九龍半島的南端，以及正對著維多利亞港的香港本島北部。俗稱“新界”的九龍半島的一大半，都是清朝在1898年以99年的期限出租的地區，至1997年，99年的期限剛好期滿。香港島是清朝政府割讓給英國的地區，因此某些英國保守派強烈主張守住“固有領土”。但在現實中，如果占香港八成麵積的新界沒有水和糧食，殖民地根本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因此，撒切爾夫人和鄧小平會談後，決定將香港全麵歸還給中國政府。由於有這樣的曆史背景，因此，英國對香港的投資都集中在極小部分的割讓地，那裡的大樓也特彆密集。香港北部以中環為中心，聚集了大量金融機構，以尖沙咀為中心的九龍半島南端，則有點像是東京的新宿和池袋，形成商圈鬨區。秋生看著渡輪在天星碼頭靠岸後，乘客紛紛下船的樣子，思考著剛才的事。麗子打算從未婚夫公司的賬戶中提取5億日元到境外，作為費用或是虧損處理，並把彙出的這筆錢在境外交給第三者。關於境外付款的問題，隻要對方在境外，也就是避稅天堂國家的金融機構有帳戶，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麗子他們如此大費周章，到時候，對方應該不會說要拿日元現金或是不記名的折扣債券吧。不過，之後的問題，就不關秋生的事了。問題是，如何讓5億日元漂亮地從資產負債表上消失。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一蹶不振，政府的營業稅收入大幅減少。最近國稅局查察部連1億日元以下的逃漏稅也不放過。如果不設計一套天衣無縫的詭計，一下子就會被逮住。之前，秋生也曾經接過幾項逃稅和避稅的委托，他也曾經出手相助，但那幾次都是利用法律漏洞的合法詭計。遇到這種情況時，經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境外子公司進行進口貿易。比方說，某家日本國內企業在香港設立分公司。這家分公司向中國內地購買成本為80日元的商品，母公司以每件商品100日元的價格進口。在這樁交易中，母公司可以將每件20日元的利益轉移到子公司。母公司再用“雖然很努力促銷，但還是賣不出去”的借口，將以成本100日元進口的商品，以一件70日元的價格如數賣給100日元商店。雖然每件商品損失了30日元，但這筆費用可以作為虧損計算，所以，可以減少繳稅金額。對100日元商店來說，可以用70日元的價格買到成本80日元的商品，並以100日元的零售價格賣出。因此，無論是製造商品的中國公司、進口商品的日本企業，還是100日元商店，都有利可圖。唯一蒙受損失的，就是收不到稅金的日本政府。這種技巧可以將利益轉移到境外子公司，還可以在賬麵上呈現虧損，因此，許多公司都采用了這種方法，於是，日本政府製定了《轉移價格稅製》加以規範限製。這項法律限製了用不符合市價的價格和子公司進行交易，目的不是為了做生意，而是利潤轉移的行為。然而，在進行和企業主要業務相關的交易時，很難界定到底是為了避稅，還是正當的商業行為。尤其在當今，日本的經濟持續低迷，全國各地很難找到盈利的公司。因此，光是進行不符合成本的交易，很少會被檢舉是在偷漏稅。然而，這項完美計謀有一個問題。即使在境外或是香港這類不征稅或是征輕稅的地區設立法人，試圖轉移利潤，如果國內企業實質支配境外的子公司時，國稅局就可以根據《避稅天堂對策稅製》，將利潤合並在日本國內的所得中來征稅。也就是說，境外子公司的利潤會百分之百轉入日本的母公司。為了逃避這種實質支配基準，唯一的方法，就是由非日本居民持有超過50%的股份。這種時候，就可以凸顯出秋生這種非日本居民的存在價值。一旦擁有超過半數的股份，就拿捏了對子公司的支配權。因此，有一定規模的公司往往不敢輕易嘗試，通常隻有老板獨當一麵的中小企業才會有效運用這種手法。一旦公司的所有權在第三者手上，即使國稅局感覺有蹊蹺，也隻能乾瞪眼。如果彼此可以建立信賴關係，以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工作，的確是相當痛快的避稅手法。香港的法人稅相當低，隻有16%，如果可以結合境外法人，甚至可以完全免稅。這個世界上，為錢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的人多如牛毛。即使在香港，想要找非日本居民把名義出借給想要逃稅的日本企業實在太簡單了。這些人知法犯法，即使成為股東，隻要不是董事，無論那家公司從事什麼犯罪行為，他們的責任也很有限，所以，根本不當一回事。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股東的責任限定在出資金額的範圍內。由於隻要1美元，就可以在境外設立空頭公司，因此，出資50%的股東所要承受的最大風險，就是損失50美分而已。然而，當企業利用這些背景有問題的非日本居民時，必須同時承受無限大的風險。一旦這些人掌握了企業避漏巨額稅金的證據，往往會以此要挾企業，進行勒索。如果這些人和黑道或是職業股東（一般指利用股東身份向公司要求股東權利之外利益的人。）勾結，很可能會把企業榨乾。所以，最後還不如乖乘繳稅比較劃算。在香港，有太多日本人成為社會邊緣人，經營者如果和這種人扯上關係，就是徹頭徹尾的笨蛋。況且，麗子的未婚夫經營的是顧問公司，不可能運用商品進行交易。如果現在更改公司的營業項目，未免太明顯了，根本是下下之策。這麼一來，隻有用投資的名義把5億日元彙出來，之後，再讓投資的那家公司倒閉，才能讓這筆錢從賬簿上消失。這種方法風險很大，隻要稍有閃失，就等於掛著“我逃稅了”的牌子在國稅局門口走來走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香港設立法人，由麗子擔任董事長，再以不動產投資之類的名目，隨便簽一份合約，把5億日元彙過來。現在他們的手頭應該還很寬裕，秋生可以從中大撈一筆顧問費，之後，一切就聽天由命吧。如果國稅局起疑，調閱香港的登記證，一切就完蛋了，但應該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秋生隻不過根據委托人的要求，合法地協助他們在香港設立法人而已。至於客戶如何運用這個法人，和他完全沒有關係。麗子也是被未婚夫所騙，才會成為法人代表。至於她的未婚夫，隻要能夠證明這筆錢之後彙給了第三者，就可以免除刑責。不過，這麼一來，就淪為騙子了。不然，不妨在境外設立法人，在香港成立子公司？在金融機構開設境外法人的賬戶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容易。除了瑞士、盧森堡以外，設置在馬恩島、海峽群島等歐洲代表性避稅天堂的金融機構，根本不願意為來路不明的公司法人開設賬戶。如果開設賬戶的目的隻是為了偷漏稅，銀行方麵更不願意配合。如此一來，隻能在加勒比海的開曼、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或是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圖共和國、瑙魯共和國和帕勞等規定比較寬鬆的地方設立法人。不過，突然彙5億日元到登記在避稅天堂的莫名其妙的公司，國稅局絕對會立刻展開調查。但如果把公司設立在香港或新加坡，日本國稅局進行照會時，就會輕易查出董事名冊。況且，香港本來就是日本國稅局最重點警戒的地區，聽說日本方麵派了調查官常駐在香港。或者在境外設立一個控股公司，然後到香港設立一個持股100%的子公司？這麼一來，登記證上就不會出現董事的名字。如果查到境外法人，當然又另當彆論，但光是日本的國稅局在那裡叫囂，根本查不出公司真正的幕後老板。避稅天堂也會遵循所謂的市場機製，如果輕易泄露登記數據，就會嚇跑好客人。避稅天堂通常是除了觀光以外幾乎沒有其他資源的貧窮國家，協助世界各地富柰偷漏稅是他們的最大產業。如果對富豪不再具有吸引力，這些國家的國民就隻能回到石器時代的生活。除非是發布國際通緝的恐怖組織，同時搜集到買賣毒品、槍支或是販賣兒童的證據對當局施加壓力，否則，即使看似有問題，也不可能輕易泄露數據。不過，這種方法也有幾個問題。在香港設立子公司時，必須出示境外法人的母公司登記數據。一旦股東名字出現在上麵，一切努力就化為泡影。還是在境外成立兩家法人，把香港的公司變成孫公司？或是買一個適當的法人，利用更換的登記證，強行設立公司？雖然有多種不同的方法，但如果斧鑿的痕跡太深，一旦事情曝光，就很難開脫。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的法人代表，要寫誰的名義？隨便找一個街上的遊民，由他們擔任法人代表？還是偽造身份證？想到這裡，秋生發現這個案件的風險相當大。如果滿足麗子的要求，秋生自己就會觸犯法律。而且，目前完全不知道麗子未婚夫的背景和他所處的境況。那5億日元應該也不是通過正常管道取得的。如果5億日元消失後，某個相關人去告發“其實是被一個住在香港的日本人騙了”，結果會怎麼樣？即使不知道秋生的真名，已經有幾個人直接見過秋生，國稅局不難從這些委托人開戶資料上查出介紹人秋生的真名。到那個時候，不光是成為逃漏稅的幫凶，更可能會因為詐騙5億日元而遭到逮捕。這太不劃算了。絕對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秋生瞥了一眼時鐘。如果麗子直接回飯店，現在差不多已經到了。自己應該立刻打電話到半島酒店，找到麗子，告訴她：“我拒絕你的委托。你收拾一下行李，明天就回日本吧。”秋生喝了一口被冰塊兌稀的波本酒。酒吧內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座無虛席，吧台周圍的股市交易員大聲談笑著，討論今天的市場行情。夜幕低垂，九龍的高樓大廈亮起了五彩繽紛的燈光。5億日元，換算成美元大約有400萬……秋生叫來服務生，又點了一杯雙份的波本酒。“400萬美元。”他在嘴裡嘀咕著。一年半前，秋生曾經以這筆巨款為目標，在股海翻騰，經曆了慘痛的教訓。秋生在泡沫經濟最鼎盛的時期，從東京都內的私立大學畢業，進入一家都市銀行，跑了兩年外勤後，被召回總公司，以二十五歲的年紀被派到紐約分行。因為他讀的是理工科，在數字方麵很強，而且公司內會說英語的人不多。當時剛開始流行“垃圾債券”和衍生金融商品的話題，就連腦筋僵化的日本銀行，也認為有必要派年輕人去美國學習最新知識，於是，秋生就被選中了。在紐約的兩年期間，秋生跟著美國上司學習如何為“垃圾債券”基金定價。“垃圾債券”顧名思義就是“垃圾”，通常都是一些財務狀況很差，隨時可能關門大吉的公司為了調度資金所發行的債券，因此，利率相當高。經常有一年的利率高達100%的債券，這就好像用50美元的價格在銷售一年後可以中100美元的獎券一樣。但遇到“地雷債券”的概率也相當高。以前，根本沒有人願意購買這種債券。20世紀7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邁克爾·米爾肯的人像彗星般登場，用魔力把這些垃圾變成了黃金。不管米爾肯運用怎麼危險的獎券，隻要大量搜集，就可以平攤買到“地雷債券”的風險，以高獲利投資的數字魔術，獲得了驚人的利潤。米爾肯在80年代末期，因為內幕交易而鋃鐺入獄，一度導致“垃圾債券”市場崩潰。進入90年代後，債券市場再度抬頭，和IT產業一起引起了很大的回響。這些“垃圾債券”、住宅貸款債券和融資債券的價格受到息票、償還期限、利率和風險的影響，變化情況很複雜，必須運用計算機、數學和統計分析的先進知識加以計算。秋生的上司曾經在大學數學係擔任助理教授（僅次於副教授，高於講師），他指示秋生修正定價程序，把數據分類，驗證計算結果。那位上司被挖角到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半年後，秋生也被挖角了。他的工作是負責期權的定價和債券衍生產品的組合。所謂期權，就是買賣股票、股價指數、外彙和商品等原資產的權利。計算期權的權利費，也需要運用微積分、蒙特卡洛模擬方法進行複雜的計算。要把這些期權結合到債券內，或是將這些衍生金融產品本身證券化賣給投資人時，隻有設計程序的人才了解如何計算出適當的價格。公司並不在意邏輯有多嚴謹，或是定價的正確性，而是從該部門可獲得的利潤來進行評價，因此，這些衍生金融產品根本是暗箱操作，最後淪為從顧客身上賺取不合理手續費的工具。秋生親身體驗了這樣的過程。三十一歲時，秋生被挖角到對衝基金部門。他的工作地點在距華爾街有一小段路的蘇豪區的一角，雖然辦公室是用以前的倉庫改造而成，但裡麵卻是最先進的高科技實驗室。那時候剛經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聽說喬治·索羅斯的基金蒙受了巨額的損失，不再像以前那麼風光。秋生受邀加人的對衝基金並不是靠預測行情，運用財務杠杆賺取價差的全球宏觀策略進行操作，而是及時掌握世界各地的市場價格，及時發現相同的產品有不同的價格時，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以一物二價的價格差進行無風險投資的市場中立策略來操作。在現貨和期貨、期貨和期扠、股票和可轉換公司債等各方麵，都可以發現這種價差，而將之化為莫大的財富。用光纖電纜聯結的數十台高速計算機發出“嗡嗡”的呻吟，在通信網絡中走遍世界各地，掌握尋寶圖，挖掘墳墓，獨占寶物。秋生身為財經人士的經曆在此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對衝基金的同事們不是在一流研究所取得數學和物理博士的學位，就是曾經在軍事研究所研究過最先進的機密。秋生根本沒有受過專業教育，甚至無法理解他們談論的內容。秋生不到半年就遞交了辭呈，但他已經無力再回華爾街求職，也不想回日本。他將公寓退租後，背起行囊，開始在美國過起浪跡天涯的嬉皮生活。他從紐約南下，前往佛羅裡達州、新奧爾良、得州等地旅行後，在美國和墨西哥國境交界處徘徊了一陣子，穿越沙漠，從拉斯韋加斯來到西海岸，在洛杉磯的汽車旅館四處投宿時，發現那裡有許多和自己相同的人。秋生在華爾街時的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換到對衝基金後，也有高額分紅，即使他揮霍度日，銀行賬戶裡還剩下50萬美元。雖然暫時不需要急著找工作，但這些錢無法提供他一輩子過無憂無慮的生活。在西海岸風光優美的彆墅勝地，有許多和秋生境遇相同的人，二十幾歲、三十出頭就已經燃燒殆儘，在商場最前線遭到淘汰。但他們即使不工作也不至於影響生計，結果就沉迷於毒品和性愛。這些20世紀90年代的淘汰精英似乎有一種獨特的特質，秋生很快就結交了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在其中一人位於馬裡布帶遊泳池的彆墅過了一個月，整天抽大麻和可卡因。有一天早晨醒來，發現原本睡在旁邊的朋友因為吸食過量海洛因變得冰冷.秋生擔心自己早晚也會像他一樣變成毒蟲，努力振作起已經被毒品麻醉的腦袋，在1999年年初，離開美國，來到香港。秋生的目標、是將50萬美元的資產先增加到100萬，如果可以，他希望可以增加到200萬。如果有這麼一大筆錢，即使沉溺於大麻、可卡因到死，生活也應該不虞匱乏。秋生在平凡的中產階級家庭長大，初中、高中和大學都算是優等生，缺乏根源性的欲望。他不是想用這些錢去乾什麼，而是害怕貧困潦倒。想要累積財富的最佳方法，就是靈活運用衍生金融產品的知識，從波段差額中獲利。找到公寓後，秋生在深水涉的計算機行，訂購了用於交易和支持的兩台機器，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了盜版的列表計算軟件、統計分析軟件和程序設計軟件安裝在計算機上。Windows操作係統還沒有上市時，香港已經有了盜版。香港的市內電話是定額製，一天24小時上網都沒有問題。即使不要求光纖，原本至少希望有ISDN級的網速，但住在這幢屋齡20年的公寓，這些要求根本是異想天開，於是，秋生隻能作罷。最近，香港ADSL終於普及了，但當時還沒有。原本他並不打算進行短線操作，所以認為應該問題不大。秋生的投資標的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納斯達克指數、S&P股價指數期貨和期權，以及新加坡交易所SGX的日經225。除此以外，他還投資了美元期貨、美國和日本的個股。美國對境外人士的股票交易所得不征稅。另外，通過香港的證券公司買賣日本股票，也完全不用繳稅。國稅局如果知道日本人在進行股票交易，或許會調查，但交易本身是以香港證券公司的名義進行，所以根本不需要擔心。自從他離開對衝基金，成為嬉皮士浪跡天涯後，嚴格來說，秋生是以非日本居民的身份處於灰色地帶。1998年秋天，俄羅斯發生金融危機，導致有許多對衝基金超級明星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發生危機，股市跌到了穀底。秋生個人開始投資的1999年，無論日本還是美國，都是投資人豐收的一年。日本股市繼泡沫經濟崩潰，又承受了接二連三的金融風暴打擊後，在1998年年底開始逐漸回升，迎向了IT泡沫時代。納斯達克指數也持續飆升，朝向5，000點的夢幻目標邁進。秋生把資金分散在美國網絡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和香港證券公司三個地方，以科技股為中心，用融資的方式購買股票，持有股價指數期貨的長倉（可以理解成“超買”），賣出看跌期權。他在市場上始終貫徹著如果股價上升，就利用杠杆效應而獲利的強勢投資策略。1999年年底時，他原本的50萬美元已經增加到80萬，日經指數即將站上20，000點，納斯達克指數也衝破了4，000點。大家都認為股市已經處於隨時可能崩盤的狀況，再加上遇到千禧年的問題，在12月後，秋生把所有持股都脫手了。然而，市場卻出乎秋生的意料，進入2000年後，並沒有發生任何問題，“千禧年效應”使股票繼續攀升。秋生慌了手腳。無論怎麼想，這種盛景不可能永遠持續，一旦錯過這個機會，還要多花多少年才能達到這個目標？距離他首要目標的100萬美元還差20萬。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年，他隨著股市行情的波動獲得巨大成功這一點，令他產生了過度的自信。秋生把60萬美元彙入境外銀行，將剩下的20萬美元投人芝加哥期貨，準備最後奮力一搏。他希望在半年以內，讓這20萬美元翻一倍。2000年1月底，他的持倉以納斯達克指數期貨和期權為中心，到了2月中旬，他的持倉規模已經超過200萬美元，杠杆率已經達到10倍。他采取買進看漲期權、賣出看跌期權的大膽投資策略，以秋生的計算，隻要納斯達克指數超過5，500點，就可以一口氣賺進20萬美元。3月時，納斯達克指數終於突破了5，000點，秋生的總資產也快速累積到90萬美元。由於紐約股市的交易時間相當於香港的晚上十點三十分到淩晨五點，他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深夜，整天盯著計算機畫麵，確認價格波動，實時接收各種數據，確認股價的變化和持倉風險。之後的股價起起伏伏，曾經一度跌到4，600點，但在3月下旬，再度站上5，000點大關。然而，進入4月後，股價一路下滑，在4月20日時，終於跌破了4，000點的關卡。雖然大部分持倉都已經結算了，但在短短兩個星期內指數大跌了1，000點，也就是20%，秋生的獲利迅速縮水。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他已經連續過了三個月日夜顛倒的生活，每天隻睡幾個小時，完全投人股市中，思考能力已經出了問題。他決定在下一波反彈行情時大賭一把。4月14日星期五，股市一開盤就以比前一天下挫80點，以3，597點開出，但漸漸回升到3，600點。一看到這個兆頭，秋生認為股市反彈的可能性相當高，於是，他買進看漲期權，賣出了看跌期權。香港時間4月15日星期六淩晨兩點，紐約時間星期五中午十二點，跌破3，600點的指數再度上升時，電話突然斷了，網絡也無法連上。接著，開始斷電，電視也看不到了。原來是地下餐廳的老鼠咬斷了配電盤和交換機，觸電死亡，導致整幢公寓斷電。所有的情報一下子從眼前消失，秋生頓時慌了手腳。專業交易員遇到這種情況時，會立刻跑到可以打國際電話的公用電話，無論價格如何，都要立刻結算所有的持倉。然而，他因為連日的睡眠不足，再加上想一舉扳回之前的虧損，使他花了許多不必要的時間在試圖恢複電源和電話上，兩個小時後，才驚覺必須打電話給期貨中介經紀商。他抓起所有的零錢，用公用電話打電話到美國，經紀商確認了秋生的持倉後，用不帶感情的聲音說：“我正想和你聯絡。可能需要追加保證金，看你是要強製平倉，還是再彙10萬美元過來？”一開始，秋生以為對方在開玩笑，當聽到納斯達克指數行情時，秋生當場癱了下來。在這兩個小時內，納斯達克指數暴跌，期貨價格破了3，200點。最後，那一天的收盤指數比前一天跌了9.7%，收在3，208點。這一天的大跌行情中，秋生的損失超過了20萬美元。他在電話亭中顫抖了兩個多小時，周末的股市終於收盤了。香港從前一天就下起了滂沱大雨，直到天空泛白時，他才發現自己已經渾身濕透了。他完全不記得自己之前做了什麼，隻聞到雨打在柏油路上的味道。無論是想拋售手上的持倉，還是打算再搏一次，在股市開盤前，他都無能為力。從星期六清晨到星期一晚上的兩天半時間，秋生完全沒有合眼，也滴食未進，整個眼窩都凹了下去，土灰色的臉上，隻有雙眼發亮，在現實和妄想之間彷徨。秋生自行設計的組合管理軟件顯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星期一的股市行情有可能讓他失去一切。如果星期一股市一開盤就清倉，或許可以留下50萬美元。股市在暴跌後，如果可以反彈到3，400點，就可以彌補不少損失，相反，萬一一舉跌破3，000點大關，看跌期權就會達到行權價，損失將超過100萬美元。一旦到了那個地步，就隻能宣告破產。是不是該追加保證金，賭星期一股市會反彈？還是先出脫一半的持倉？或是乾脆放棄，至少保住50萬美元？秋生在將近60個小時的時間裡持續思考著這些問題，在沒有得出任何結論的情況下，先彙了10萬美元的追加保證金到境外銀行，迫不及待地等待星期一的股市開盤。結果，他的希望還是落空了。3，194點。股市以比星期五的收盤指數低14點開盤，如果繼續猶豫下去，真的會喪失一切。淚水不知不覺從秋生眼中流了出來，他咬緊的嘴唇滲出了血，但他根本沒有發現。他無法繼續承受這份壓力，於是打電話給經紀商，請他拋出所有的持倉，認賠殺出。結果，那天的股市一度大跌到3，100點左右，下午開始急速反彈，最後回升到3，500點。一天之內的升幅超過了10%，如果他沒有拋出持倉，幾乎可以把之前的損失彌補回來。然而，在麵臨即將破產的懸崖前，秋生知道自己的神經已經無力承受了。如果當時沒有認賠殺出，現在的他，一定是在瘋狂的黑暗世界彷徨。發現自己的神經如此不堪一擊，對秋生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短短的一天內，他賠掉了將近2，000萬日元，秋生的資產再度回到50萬美元。這筆錢不多也不少，要活下去似乎不太夠，要死的話，似乎又太多了。雖然他曾經想過，如果當時失去一切，或許可以開拓嶄新的人生，但他畢竟沒那個膽量。而且，他也沒有勇氣再度投入股市挑戰。他既不想找工作，也不知道該做什麼。日程表上永遠都是空的。當他每天借酒消愁，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時，在飯店的酒吧遇到了誠人。秋生回過神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麗子投宿的半島酒店的霓虹燈浮現在漆黑的夜色中。他喝乾了最後一口波本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