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卡爾洛的店，和準備送東西給客戶的阿媚分手後，秋生在皇後大道上攔到了專線小巴。香港本島中心除了眾所周知的雙層城巴以外，還有紅色車頂的公共小型巴士和綠色車頂的專線小巴四通八達。由於公共小巴和專線小巴都是小型巴士，秋生一開始完全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專線小巴雖然和普通巴士相同，但隻要在小巴的行走路線上，可以隨叫隨停，也可以隨時下車。近距離移動時，搭專線小巴非常方便。另一種小巴有點像是共乘出租車，雖然目的地固定，但在和司機交涉後，可以自由變更路線。不過，司機隻會說廣東話，如果上錯車，就會在車上不知所措。秋生以前並不知道小巴的這些規定，第一次坐車時，完全聽不懂司機的問話，遭到車上乘客的白眼，還被司機趕下車。之後，當他和阿媚聊起這件事時，阿媚捧腹大笑，告訴他為什麼會遭到這種不合理的待遇。“我從來沒有聽過外國人到香港會搭小巴，當大家看到有人不會說廣東話，又六神無主的樣子，以為一定是福建鄉下來的。香港人覺得和福建人在一起，自己也會感染到他們的晦氣。這種時候，你一定要大聲說英語。於是，大家就知道‘哦，原來是外國人’，乘客中就會有人親切地告訴你怎麼搭車。不過，阿秋，我拜托你還是搭出租車。”香港的出租車起步價是15港元，相當於200日元多一點，絕對不算貴。但是，搭小巴和電車隻要兩港元（約30日元），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所以除非是深夜，否則，秋生很少搭出租車。在人口密集的香港，擁有私家車很花錢，而公共交通工具的費用卻很便宜。而且，秋生也不想和語言不通的司機兩個人坐在出租車上。所以，當他近距離移動時總是搭專線小巴。小巴經過上環後不久，他叫了一聲“停車”後下了車。隻要知道，這句如同魔法般的咒語，專線小巴就會隨時停車。前往澳門的渡輪碼頭就在上環，雖然和金融街中環隻相差一站，卻是香港典型的庶民區，沿街到處可以看到專賣各種海產乾貨的南北貨商店。第一次造訪這裡時，秋生冷眼看著堆積如山的乾鮑魚和魚翅，有一種好像淺草和丸之內相鄰的感覺。走進一條掛滿了大眾餐廳和食品店大招牌的小巷道，秋生在一幢老舊的商住大樓前停下了腳步。入口處是一道嶄新而牢固的鐵門，旁邊裝設了按鍵式的電子鎖和對講機。他拿起對講機，按下“901”，傳來用廣東話盤問的聲音，他報上“阿秋”的姓名後，鐵門就打開了。他搭隨時都可能停止運行的舊式電梯來到九樓，沿著邋遢而狹小的走廊走到儘頭，就是陳先生的公司。他輕輕敲了敲門，厚實的門另一端傳來上下雙重鎖打開的聲音，看起來為人親切的肥胖男人把圓臉探了出來。他修剪得很整齊的頭發三七分，酒糟鼻上戴了一副圓眼鏡，穿卡其色直條紋的夾克，卻打了一個領結。雖然他堅稱領結是他的注冊商標，但無論怎麼看，他都不像是規矩的生意人。“阿秋，有沒有賺到錢？”陳先生像大阪人一樣，用不太流利的英語問道。他的聲音很洪亮。秋生聳了聳肩，他哈哈大笑起來，用力拍了拍秋生的背。陳中信五十多歲，“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決定逃到香港。他在鯊魚出沒的大鵬灣遊了一天一夜，才終於來到這個資本主義之地。陳先生的父親是廣州一所普通高中的教師，因為在學校教英語，就被喊著“造反有理”的學生貼上了“反革命”的標簽。陳先生每天都跟著他姐姐一起去參加批鬥大會。他的父親被拉到講台上，身體半蹲，雙手伸到背後，做出名為“飛機”的姿勢，連續“反省”好幾個小時，直到失去意識為止。最激烈批鬥父親的，正是陳先生的姐姐。幾個月後，陳先生的父親在絕望中自殺了。“文革”結束後，學生們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下鄉來到農村，陳先生被分配到廣東省的偏僻農村養豬。他在豬舍二樓被監禁了整整三年的時間，整天喂豬吃飼料，幫豬洗澡，處理豬的排泄物。最後，陳先生把自己照顧的豬全殺了，投奔香港。“如今我知道，如果當時我姐姐不批鬥父親，她就會被當成‘反革命分子’受批鬥。但是，我不知道看到我姐姐時，自己能不能原諒她，所以，我從來不回廣州。”當秋生和陳先生在夕陽照射的辦公室內聊天時，他曾經這樣喃喃說道。來香港後，陳先生曾經做過許多生意。聽彆人說，其中也不乏見不得人的工作，但陳先生很少提及當時的事。如今，他經營這家提供電話秘書和信箱服務的公司，手下有五名員工。公司裡有十部電話，每個電話上都貼著簽約公司的名字。當電話鈴聲一響，總機就會以簽約者“董事長秘書”的身份應答，請對方留話，或是轉接到指定的手機上。國外的電話都由阿媚負責接聽，還有一些棘手的電話也都是由阿媚負責處理。但使用電話秘書服務的公司通常不會有太多電話，工作也不會太忙碌。不到20平方米的狹小辦公室內，牆上放著隔成很多小區塊的架子，裡麵雜亂地塞著信件。陳先生從裡麵拿出寄給秋生的信件，嬉皮笑臉地說：“又是一大堆情書，阿媚吃醋起來會很可怕喲。”他左腳一瘸一拐的，據說是來香港後被車子撞的，但實情就不得而知了。陳先生的最大缺點，就是他的笑話很冷，而且，會不厭其煩地重複老掉牙的冷笑話。秋生通過租房子的房屋中介，認識了陳先生。陳先生的客人都是一些用偽造的姓名收發信件，或是有什麼隱情，不方便把信件寄到家裡的人，幾乎沒一個好人。偶爾也會因為做生意的關係，需要利用這個辦公室充當門麵的情況，但通常隻要生意稍有起色，客人就會自己租用辦公室。然而，如果對顧客的隱私太好奇，生意根本做不下去。尤其是最近，隨著大型秘書服務公司盛行，開始大打廣告作宣傳，像陳先生這種零星小企業，即使明知道客人的背景不單純，也隻能照單全收。“做這個生意，看到的都是一些人渣，真是受夠了。”這是陳先生的口頭禪。在這些顧客中，秋生最規規矩矩。不知道為什麼，五十多歲還沒有結婚的陳先生很欣賞秋生，每次秋生去公司，陳先生就請他到附近的大眾餐廳吃飯。秋生就是在這種交往方式中，慢慢了解到陳先生前半生的經曆。秋生的信件都是香港、美國和境外市場的金融機構寄給他的月結單。正因為陳先生知道這一點，所以才會每次看到秋生時，就挖苦他：“有沒有賺到錢？”秋生是把陳先生的公司，而不是租的公寓作為自己在香港的聯絡點。秋生借用了一張辦公桌，打開二十幾封信，把一些DM直投信件和基金運作報告丟進垃圾桶，拿出月結單，集中在其中一個信封。帳戶的餘額可以在網絡上確認，根本不需要一一核對。而且，這一年多來，秋生根本沒有做過任何交易，唯一的交易紀錄就是銀行存款和MMF（Money Market Fund，貨幣市場基金，係投資於銀行定存、商業本票、承兌彙票等風險低、流通性高的短期投資工具，因此具有流通性佳、低風險與收益較低的特性。）的利息而已。秋生拿出土木建築店老板夫婦給他的那張2，000港元、沒有寫抬頭的支票交給了陳先生，說：“這是這個月的月費。”陳先生接過支票說：“月底再付就好了，還有一段時間，你不用這麼客氣。”但他還是動作利落地打開上了鎖的抽屜，把支票放了進去。雖然他說的話很客套，動作卻沒有絲毫的顧忌。在香港，如果不收彆人已經拿出來的錢，反而可能被誤會為居心不良。若每個月光是轉接電話和信箱服務，2，000港元實在太貴了，不過，秋生視之為一種保險費。如果有人打電話到這裡，總機會轉到秋生的手機，但至今為止，他從來沒有用過這項服務。他留了家裡的電話給介紹他生意的中介，歐美的銀行很吝嗇，除非發生了什麼重大的變故，否則根本不可能打國際電話。秋生之所以會支付連他自己都覺得昂貴的租費，是為了獲得陳先生花費了三十年的歲月才在香港建立的人際關係。他在做所謂的理財顧問工作陳先生介紹秋生去一家小型投資顧問公司當“幽靈員工”，把他介紹給各家金融機構的相關人員。名義上，秋生每個月都可以從那家投資顧問公司領取薪水，然後再全額支付給公司。於是，他就可以承做該投資顧問公司簽約的各項金融商品，同時，也可以順利成為香港居民，也就是獲得非日本居民的身份。做這個行業，隻有非日本居民，才能靈活運用稅法的各項優惠。秋生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香港社會的處世哲學。窗外的天空一片漆黑。盛夏的這個季節，有時候會下起傾盆大雨。“趁還沒有下雨，我先回去了。”陳先生挖苦道。對了，阿媚好像提過，“想去新開的俱樂部玩玩”，但秋生忘了是約在什麼時候。香港先前是英國殖民地，迪斯科是成年人的社交場合。在那裡，上流社會的人打扮得光鮮亮麗，用年輕、美貌、珠寶、名牌和其他各式各樣的方法滿足虛榮心。阿媚帶著秋生走遍各家夜店，由於香港本來就很小，隻要去時下流行的酒吧或餐廳，經常可以遇到老麵孔——大部分都是有錢人家的不肖子或是寶貝女兒。離開公司時，陳先生像往常一樣，用溫暖而厚實的手掌，用力捏住秋生的手。從他的手上，似乎可以感受到他在“文革”中失去父親，將青春耗在喂豬上，在有鯊魚出沒的海中求生，在香港也飽受不為人知的辛苦。每當他握住秋生蒼白瘦弱的手時，秋生總會生出一種罪惡感。走到戶外時，天已經下起了豆大的雨。他跑到德輔道上，剛好看到往銅鑼灣方向的雙層巴士。車上隻有零星幾名乘客。他跳上正準備出發的電車，直接到了上層，在靠窗的座位坐了下來。經過中環時，終於下起了滂沱大雨，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感覺遙遠而模糊。烏雲在低空翻騰，閃電不時劃過天空。上午約定和那對夫妻見麵的皇後像廣場上空無一人，隻有一把被人遺忘的紅色兒童傘放在噴泉旁的長椅上。秋生心不在焉地看著雨點打在積著灰塵的玻璃窗上，心想：“我到底在乾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