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戈——時為中央黨校學生朱育理——時為延署分區乾部子弟小學學生阮崇武——時為延署分區乾部子弟小學學生任　湘——時為陝甘寧邊區師範學生任遠誌——時為延安中學學生於　藍——時為延安魯藝學員李長華——時為八路軍留守兵團烽火劇團演員陳祖濤——時為延安保小學生彭祖祿——時為延安青年乾部學校兒童班學生曾憲林——時為延安保小學學生王敏清——時為延安魯迅小學學生蘇　菲——馬海德夫人，時為延安魯藝學員何理良——時為軍委俄文學校學員項蘇雲——時為延安保小學生李寶光——時為延安中央黨校二部學員有些故事沒在節目裡說。當年在延安，女同誌少，男同誌多，許多領導乾部到了延安，需要成家或者重新成家。很多女學生因此成了被追逐的對象。學校門口總有男同誌在那裡等著，他們很直率，見麵就問：結婚了嗎？有對象嗎？跟我好吧。可惜有些乾部是農民出身，與女學生結婚後無法互相適應。大老粗哪能理解知識分子的浪漫？類似的場景，前幾年的熱播劇《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石光榮和禇琴的婚姻便是一個例子。這就造成了一些悲劇。當然也有幸福的，乾部裡也有有文化的。我們不必抱怨時代的荒誕。時間是一個偉大的教師，長期的共同生活會讓具備不同價值觀的人學會忍讓和理解，並在衝突和摩擦中不斷地貼近對方。這裡不講階級，隻講兩顆心的消融與一個家庭的締造。幾乎每個受訪者都提到了當年流行的一個笑話——女學生說：“今晚的月色真好啊，我們去賞月吧。”丈夫說：“一個大月亮有啥好看的？警衛員，提個馬燈陪她去看吧。”這個笑話很可能是真事，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提到過，可見這種情況是多麼普遍。當然也有聰明的，比如那個叫蘇毅的女孩，她堅持要找一個有文化的乾部，結果很幸福。可惜很多女孩沒有這麼幸運，不夠聰明，或者身不由己。在延安長大的孩子對延安都懷有最美好的感情，實際上這種感情是對少年時代的留戀。我一直很喜歡鄭律成的《延安頌》這首歌，特彆美好。做了這個故事之後，研讀了一些資料之後，我的心情似乎有了變化。不過我依然喜歡《延安頌》，依然願意相信它的美好，畢竟，作曲家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是懷著真誠的美好的浪漫的憧憬。這歌屬於藝術的範疇，而藝術，是可以不朽的。“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這首名為《延安頌》的歌曲誕生於1938年。在當時，大批革命誌士受到這首歌的激勵，為了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革命聖地延安：《劍橋中華民國史》關於延安，有這樣的描述：“像十年前的長征一樣，延安時代具有一種獨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曆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響未來的事件。”曾在延安培養紅軍無線電報操作人員的英國人邁克爾·林賽將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描述為“中國共產主義的英雄時代”。更感性一點，攝影家吳印鹹回憶道：“深厚堅實的黃土，傍城東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聳入雲的古寶塔，以及那一層層，一排排錯落有序的窯洞，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特彆是這裡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質樸，人們之間的關係又是那麼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在投奔延安的隊伍中，有很多孩子，他們有的是中共高層、軍隊和地方骨乾的子弟，有的是革命烈士的後代，還有一些從四麵八方投奔延安的普通少年。那些在延安度過年少時光的人，擁有讓當時很多人羨慕、讓他們自己無限感慨的一段記憶。在這段記憶裡，雖然生活是艱苦的、學習是緊張的，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延安在他們腦海裡的形象：延安的天空又藍又高，延河的水又清又甜，窯洞裡特彆溫暖，寶塔山無比巍峨。寶塔山是延安城的標誌，當這些孩子們走在去延安的路上，離得很遠就能看見它。而清清涼涼的延河水也永遠印刻在了孩子們的童年記憶中。那時的延河水清澈透底，可以在河裡邊洗澡、遊泳。春天的延安是最美的，紅色的蕎麥花開遍山野，把延安裝扮成了真正的紅色聖地。窯洞，這一在陝北非常普通的住宅，在第一次來延安的孩子們的眼裡卻是異常新奇的。任湘是當時陝甘寧邊區的師範學生，他是在晚上到達延安的，當家家戶戶亮起燈火時，映入他眼簾的是一排一排的延安窯洞，看起來就像一座座高樓。他忍不住驚歎：“哎呀，延安有這麼多大高樓啊！”有人在旁邊聽了他的話，笑著說：“傻孩子，這是窯洞。”任遠誌是任弼時（1904～1950，作為一個以反封反帝為奮鬥目標的年輕共產主義者，任弼時和妻子陳琮英卻是典型的包辦婚姻。與許多中共領袖多波多折的婚姻生活相比，任弼時的家庭觀念更傳統，感情專一堪稱典範。他的事業，則是操持著一個過度貧窮又富有理想的，有著上百萬武裝力量的政黨的日常事務。他的革命字典中，除了困頓的生活、被摧殘的身體，就是憂患與共的兄弟情誼。）的女兒，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她也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在她以前的想象中，窯洞就是人們在山上挖的一個洞，人能夠爬進去睡覺就可以了。結果到延安以後，看到真實窯洞的任遠誌，才知道窯洞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樣。窯洞其實和房子一樣高、一樣大，裡麵能夠放床、放桌子，也有門和窗。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延安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人人心中都充滿了幸福感和快樂感，每天延安的每一個山溝裡都有抗戰的歌聲，歌聲非常抒情、非常美，雖然當時的生活環境非常艱苦的，但是心裡卻不覺得苦。根據地的條件很艱苦，填飽肚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困難的時候，一個人一天三兩小米，三兩小米熬成粥灌都灌不飽，主要還是靠野菜。最好的夥食也就是大米、麵條和菜一塊兒煮出來的糊糊。那時候要想吃點肉，可真是不簡單。那時候的人們普遍都營養不良。大人們湊合著吃，保育院和保小（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大部分是革命烈士和乾部子女。“保小”是保育院小學部的簡稱。很多領導人的子女都是在這裡度過童年的，如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鄧小平的女兒鄧林等。）的孩子可不能餓著，他們長大了還得建設新的國家。宋慶齡捐款在香港買了肉送到延安，黨的領導決定自己不吃，送給保小的學生們吃。孩子們一個星期有兩次能夠吃到饅頭和肉，所以那時候的孩子們總是盼望時間能過得快點，這樣就又能吃到那難得的饅頭和肉了。這裡不僅是食物缺乏，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比如說衣服。很多人就是一身棉衣，白天穿著晚上用來蓋著取暖，根本沒有換洗的衣物。虱子也就無法遏製地變得到處都是。其實，滅虱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常洗澡常換衣服，但這在當時物質匱乏的延安恰恰是最難辦到的。抓虱子（捫虱清談：李白“披雲睹青天，捫虱話良圖”的詩句意在憑吊一代賢相王猛，而今風流人物周恩來也曾寫下“捫虱傾談驚四座，持鼇下酒話當年”的詩句。革命樂觀主義的氛圍裡，捫虱清談也開出了新意。）成了孩子們常做的功課之一。當時孩子們的被子上、床上到處都是虱子卵，身上總是癢，所以隻要一出太陽，他們就脫掉衣服用指甲擠虱子。很多孩子的頭發裡都生了虱子，不得已也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把頭發剃掉了。1939年，為了鞏固根據地，毛澤東號召大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延安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部隊、機關、學校，全民都參與到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在農業、工業、商業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王震率領三五九旅讓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通過大生產運動，抗日根據地實現了糧食、蔬菜的自給，根據地軍民戰勝了嚴重的物質困難，為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延安的孩子們都很樂意參加勞動。大人們大規模地開墾農田，孩子們就成群結伴地一起到山上種土豆等蔬菜；大人們不論男女，一個人一個紡車，在那兒整天地紡，孩子們也跟著大人們一起做。沒有地方住的時候就自己打窯洞，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就自己動手生產。艱苦的環境，不僅是生存麵臨的基本問題，同時也是到延安要過的第一道關，是極有意義的考驗和革命洗禮。艱苦的勞動，換來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變化。對於很多那時候在延安的孩子來說，他們得到的更多的是一種一生受用不儘的精神財富，那是一種最樸素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一種最堅定的革命信仰。在勞動中得到鍛煉，也要在文化上進步提高。延安的學習氣氛非常濃，大家一到延安就要求多學東西，學好了以後去抗日、去建設新中國，這是延安當時的教育目的和方針，也是大家的共同目標。在延安，年齡小的孩子進了保育院，大點的進小學，再大點就上中學，中學上完了還有大學，比如抗大。抗戰前夕，為了大規模培養乾部，黨中央決定創辦抗日紅軍大學。這是中共在抗戰時期開辦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兩所學校之一，是當時中國軍政最高學府。毛澤東為抗大題寫了8個字的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並且經常和朱德等去為學生講課，很多著名的理論文章都是在抗大講課時誕生的。抗戰8年間，抗大陸續培養出了20多萬名黨政乾部。延安培養出來的人才就分散到各地，走到了抗日的最前線，在軍隊、教育、衛生等很多方麵都充當了中堅力量，為革命的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詩人何其芳在一首詩中描述了青年們當時在延安學習的情景：“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在延安學習的環境是非常艱苦的。當時沒有印刷的課本，都是老師手寫的講義，刻成蠟版後油印發給大家。當時也沒墨水瓶和筆，任遠誌老人回憶說：“我們就在雞蛋殼上挖個小口，再用點黃泥把雞蛋殼包在中間，裡麵放墨水。我們的蘸水筆，就是把高粱稈的尖用線捆上，然後就用它寫字。”課本紙筆都有了，可以開始上課了，課本的內容很豐富，政治、語文、數學樣樣都有。那時的學習內容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目標性，例如當年語文課本裡的一首詩，這首詩的名字叫《人皮》，作者是艾青（1910～1996，偉大的民族革命必然產生偉大的民族史詩。全民抗戰中寄寓著民族新生的曆史要求，而抗戰怒潮更造成了近百年來民族積鬱的總爆發。艾青的偉大在於他的詩歌與中華民族悲哀的生命現實凝結在一起，具有驚人的藝術創造力，以至於有人說“抗戰初期根本是一個詩的時期”。抗戰文藝深深紮根於全民抗戰這一現實土壤，與中國人民一道經受了暴風雨的襲擊，故而才能忠實記錄下曆史轉折關頭的情緒變化，準確捕捉住時代精神的本質。今天，我們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民的進取精神，看到民族英勇邁進的曆史輪廓。）。“敵人把她處死了，剝下來她的皮，”“剝下無辜的中國女人的皮，”“在樹上懸掛著、懸掛著，”“為的是恫嚇英勇的中國人民，中國人啊，”“今天你必須把這人皮當作旗幟，”“讓它在你最鮮明的記憶裡，喚醒你，”“讓它使你永遠牢記，”“萬惡的日本強盜曾經給予我們民族，”“以亙古所未有過的掠奪、奸淫和殺戮。”孩子們珍惜學習的機會，在學習的潛移默化中都知道自己學習的目的是什麼——為抗戰學習，為建設新中國學習。延安是個大熔爐，孩子們絕不是生活在安逸中的，儘管他們得到了大人們儘可能多的保護，但他們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影響，他們都能感受到所處的是戰爭年代。抗日根據地一天天發展壯大，讓敵人感到了恐慌。從1941年開始，日軍集中大量兵力，對根據地實行瘋狂掃蕩。而反掃蕩的鬥爭也在不懈地堅持，為了戰鬥的需要，延安的部分中學被改建成醫院，學生們就變成了護士，在她們眼裡，前線負傷的戰士們很勇敢。任遠誌當時也變成了一名護士。有一次，一個戰士的整個左手掌都被炸沒了，任遠誌幫他消毒、給他敷藥。可是當時沒有麻醉藥，那個戰士疼得手一縮一縮的，但是他很勇敢，沒哭也沒叫。戰士治好了傷又上前線打仗去了。他們中的很多人，再也沒能回到延安。近距離的接觸給孩子們的心靈以強烈的震撼，這些勇敢的戰士讓孩子們難以忘懷，在戰爭的洗禮中，孩子們正努力地學習，迅速地成長。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寫下了《論持久戰》（先用空間換取時間，再用時間換回空間——毛澤東比擊敗拿破侖的沙俄的庫圖佐夫元帥更進一步地闡發了這個偉大戰略。不過，當時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理論權威王明對該文卻冷嘲熱諷，同時，對《論持久戰》讚譽有加的卻是“小諸葛”白崇禧。），確定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這些文章大家都得學習，不過他們更願意麵對麵聽領袖講演。因為中央領導在那裡經常講課、做報告，直接聽到他們講話，那種感覺和讀課本是不一樣的。人們愛聽領袖講演，更盼著近距離接觸領袖本人。那時，在延安見到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這些大人物並不是什麼難事兒，特彆是孩子們。陳祖濤就曾經到過毛主席窯洞，見過毛主席，他笑著說：“當時，我還看到李敏，她很小，還在地上爬。”任遠誌老人稱呼毛主席為“毛伯伯”，在他的記憶中，毛主席喜歡躺在他的躺椅上看文件、報紙，有時候也出來走一走。時為八路軍留守兵團烽火劇團（烽火劇團：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宣傳隊，成立於抗戰初期。主演話劇，兼演京劇。新中國的很多影劇演員、主編等人都在這個團待過。）的演員李長華剛到延安時還是個孩子，但他至今還記得那次和毛主席見麵時的對話。那一次，毛主席問他：“你是哪裡人啊？”李長華說：“我是陝西商州人。”毛主席問：“你知道李自成嗎？”李長華回答說：“不知道。”毛主席又問：“李闖王呢？”李長華立即回答說：“哎！李闖王我可知道。”毛主席笑了，說：“哎，小鬼啊，闖王和李自成是一個人，你們家鄉曾經是他的根據地。”李長華驚奇地感到毛主席學識真廣，當時的他對毛主席佩服得五體投地，並牢牢地記住了毛主席的話：“多讀一點書，知道的事情就多一點。”朱總司令威震四方，他指揮八路軍打了好多勝仗，建立和擴大了抗日根據地，可是在孩子眼裡他是另外一個樣。任遠誌說：“朱總司令就是像個老爸爸似的，他很愛孩子，見到每個孩子都喜歡撫摸撫摸頭，問一問情況。比如我剛到延安的時候，他見了我就問，你是誰的小孩啊？你是從哪裡來的啊？他平常見了我們也是特高興，還教我跳舞呢，我不會跳交際舞，都是他教我的。”有段時間，領袖們在同一個大窯洞裡辦公，他們時常對著地圖，徹夜討論前方的戰役，任遠誌幫他們抓蚊子和臭蟲。她回憶說：“像周（周恩來）伯伯也愛開玩笑，我摔倒了以後，他就說，哎呀，這下糟糕了，這下我們損失大大的，沒人給我們消滅‘飛機’和‘坦克’了（飛機指的就是蚊子，坦克指的就是臭蟲）。”陳祖濤說：“劉（劉少奇）伯伯對小孩很溫和，從來不提高嗓門。陳祖濤跟劉少奇的孩子是同學，他總問劉伯伯，劉允斌（劉少奇的長子）哪裡去了？劉愛琴（劉少奇的長女）哪裡去了？什麼時候能和他們見麵，跟他們一起玩啊？”當時還小的他們並不知道，躺椅上氣定神閒的毛伯伯、和藹可親詢問小孩子的朱總司令、經常開玩笑的周伯伯、溫和的同學父親劉伯伯，正指引著千軍萬馬的戰鬥，為中國的未來殫精竭慮。在延安，還能看到不少高鼻子的外國人。孩子們都知道，像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這些人都是不遠萬裡來幫助中國抗戰的。陳祖濤還記得，他小時候牙齒不好，當時給他補牙的就是馬海德，就在寶塔山底下馬海德的醫療所裡。在延安，馬海德醫生愛上了中國姑娘蘇菲，每個禮拜六他都騎著大馬，去接心上人。他一隻手把蘇菲抱在懷裡，坐在他前頭，一隻手騎馬，就像西方的牛仔電影、西部片似的，也不管在當時那個年代的延安，這樣的舉動有多麼的招搖顯眼。在延安的外國人讓孩子們漸漸感到熟悉，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乘坐飛機來到延安，這回孩子們見到了更多“高鼻子”。但是飛機沒有合適的停靠地點，於是，中央動員延安的軍民搶修飛機場，連小孩都參加。一塊修機場的還有日本人，這些日本人，主要待在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就建在寶塔山下麵的窯洞裡。這個學校的學員是日本戰俘，還有一部分趕到延安的日本共產黨人士，來幫助教育、改造這些日本戰俘。延安對這些戰俘實行優待政策，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麵，而延安的中國人當時的飲食之艱苦在前麵已經提到了。這樣的待遇讓這些戰俘很受感動。日本人喜歡打棒球，孩子們覺得很新奇，總是跑到河灘上看他們打球。日本人也喜歡中國小孩，經常和這些孩子交流。中國小孩教他們說中文，他們教中國小孩唱日本歌謠。孩子們可不會像日本人那樣打棒球，他們有自己的遊戲，比如彈球。那時候沒有玻璃彈珠，孩子們就在延河邊上撿石頭，把石頭磨成圓球用來玩。夏天，孩子們最愛去的地方是延河，在河裡可以遊泳，也可以洗澡。洗澡時，先把衣服脫下來洗乾淨曬在河邊，然後下水洗澡，洗完了，衣服也乾了，穿上就走了。所有人都是這樣，所以男女不能在一塊兒洗澡，是分段的，女同誌在這段，男同誌就在那段。孩子們白天遊完了泳，晚上還能看到精彩的文藝演出，比如《白毛女》、《黃河大合唱》，還有話劇和京劇，這些節目不但在延安演，也在抗日前線演，鼓舞著戰士的鬥誌。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號召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全兵服務，演出場所先得貼近群眾。一般是找個空地，比如打麥子、曬麥子的麥場，或者河灘地、荒地，大家在那兒一坐，開個場子就開演。《兄妹開荒》（這出詼諧、輕鬆而不乏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秧歌短劇宣揚了延安精神的內核——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兄妹開荒式的生活和婚姻，在當下社會，也未必不是一種尋求價值依托、充實生活內涵的精神資源。）、《夫妻識字》都是在那種情況下演出來的，很多人覺得，如果真把它放到舞台上，還沒什麼看頭，但是大家圍成圈那麼一打，還挺好玩。從1943年春節開始，秧歌也在延安時興起來，因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小戰士李長華很喜歡節日裡的延安，一到春節，或者其他節日，延安就非常熱鬨，大家搭好場子，人圍坐好了，就開始表演。那時候農村的秧歌隊，各個劇團組織的秧歌隊，都來跳大秧歌。通俗易懂的秧歌劇，讓老百姓對勝利充滿了信心。除了扭秧歌，跳交誼舞也是延安重要的文娛活動。跳舞是大人的事兒，孩子們喜歡在一旁觀看，領袖在場的時候，大家的情緒更高漲。何理良曾經和毛主席跳過舞，她回憶說：“毛主席腿很長，當時我的個子很小，他跳舞都是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的，就像我們的山東戰役，七戰七捷，結果我要踮起腳尖來才能跟得上。”舞場上，漂亮的女同誌常常引人注目。當時還是小孩的阮崇武，在一旁看著大人們跳舞，他也記住了那些漂亮女兵的模樣。她們穿的也是軍裝，但就是瞅著比較特殊。人家係個皮帶，領子開個衩，頭發梳得比較整齊，或者弄個大馬尾辮。根據地的工作學習很繁忙，談戀愛也要爭分奪秒。當時，延安有個女子大學，每個禮拜六都有很多男同誌在門口站崗。任湘老人說：“出來一個女同誌就直截了當地問，你有對象嗎？那時沒什麼可隱諱的，直接問，愛我嗎？咱倆結婚吧！”那時在延安結婚有一個特點，速度都很快，不能夜長夢多，因為女同誌少，男同誌多。延安的婚禮十分簡樸，何理良跟黃華結婚時也是這樣。何理良是軍委俄文學校（軍委俄文學校：1938年起，抗大相繼建立十二個分校。1941年3月，第三分校俄文隊正式成立。7月，俄文一、二、三隊組成俄文大隊。在抗大三分校改名為延安軍事學院之後，俄文大隊也改為俄文科。1942年5月，延安軍事學院俄文科單獨建校，改名為軍委俄文學校。1944年6月，俄文學校增設英文係，學校改名為延安外國語學校。1944年正式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員，她結婚的時候，俄文學校俱樂部主任在桃園組織了一個舞會，平地裡點上一些馬燈，大家跳舞，一麵吃花生、棗子，就算是慶祝何理良和黃華的婚禮了。結了婚也沒時間享受家庭生活，前方的戰鬥正等待著他們。如果沒有樂觀主義的文化娛樂生活，就很難在那個艱苦的條件中維持下去，靠什麼力量維持？就是靠這種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樂觀主義。1945年8月，八路軍對日軍展開大反攻，黎明前的戰鬥打響了，大人們更加忙碌，有時候忙得顧不上自己的孩子。與久彆的父母團聚，成了孩子們最盼望的事兒。朱育理在戰火中與母親失散，他們最終在延安的窯洞裡重逢。朱育理老人回憶說：“我一開門，就看見了她的側影，在那兒紡線。媽！我就這麼一叫，她回頭一看是我，就愣了。她沒想到是我，過來拽住我就哭。”任遠誌從小沒見過父親，母親生下她就被關進敵人的監獄，十五歲時她來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父親任弼時。父親拄著拐杖，戴著黑邊眼鏡，任遠誌立即跑過去摟著父親的腿，卻怎麼也喊不出“爸爸”來。任遠誌老人說：“因為從小沒有喊過爸爸媽媽，就摟著他很久說不出話來，就是太高興了吧，流著幸福的眼淚。”這位慈祥的老人每每想到此處，片刻心酸湧上來，都忍不住又要掉下眼淚。延安見證了久彆重逢的喜悅，也目睹過與親人永彆時孩子眼中的悲傷。1942年，十五歲的任湘轉眼間失去了父親，大人們說他是累病的。雖然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但是父親逝世的一幕，依然不能減輕任湘老人的痛苦，他說：“我托著父親的時候，我就……真是非常……太難受了，那會兒他才40多歲呀。”任湘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隻有五個年頭，在延安，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那些孩子，父母在前線的非常多，有好多孩子經常得到消息，父母犧牲了，或者是下落不明。艱難的日子總有儘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延安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8月是延安最暖和的時候，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人們敲鑼的、打鼓的，有些人把自己生產勞動時用的紡車都燒了，把棉衣、棉被都拆了，掏空了裡麵的棉花，用來紮火把。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孩子們陸陸續續離開延安，開始了新的生活。阮崇武說：“被子打個背包，在背包上插兩隻鞋。還有個小挎包，小挎包裡放著自己的筆、小煙袋、茶缸，就這點玩意兒，沒什麼東西，所以走的時候呢，咱們也都是輕裝。”他們的行李跟來的時候一樣簡單，又似乎多了些什麼。《延安頌》的歌聲再度響起，新的生命在延安出生，幼稚的孩子慢慢長大，大人們經過洗禮變得更加成熟。很多年過去了，頑皮的孩子已變成慈祥的老人，有些記憶慢慢不再清晰，可是延安的一切都曆曆在目，高高的寶塔山，清清的延河水，溫暖的窯洞，長眠在那裡的親人，它們躲在年少青蔥的回憶裡，永遠不會變老。“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屬於未來的事物，”“我歌唱正在生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