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晉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西晉滅亡以後，江左的東晉政權維持了一個世紀的統治。關於南渡，據知有如下三種記載。《晉書》卷六《元帝紀》：“永嘉初，〔元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世說新語·言語》“顧司空（和）未知名”條注引鄧粲《晉紀》：“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王導於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興之功”，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當時還受製於司馬越與王衍，不可能獨自作出這件大事的決斷。司馬睿於越、衍，關係尚淺，也不可能決定南渡大計。所以，司馬睿“用王導計”始渡江之說似嫌簡單，不儘符合當時的情況。《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東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見前述。妃兄裴盾為徐州刺史時，司馬睿為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馬睿安東府長史，與安東府司馬王導“二人相與為深交”（《晉書》卷三五《裴楷傳》。《三國誌·魏誌·裴潛傳》注引《晉諸公讚》載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郃（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這些都說明司馬氏、王氏、裴氏的密切關係。王曠書當係曠棄丹陽居下邳時作。）。所以裴妃對於司馬睿、王導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關切，說她表示過這種意願，是完全合理的。後來，東海王世子毗陷於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賣，東晉既建，始得過江。司馬睿為報答司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衝奉越後為東海王世子，以毗陵郡為其封國，又以毗陵犯世子諱，改名晉陵。這些都說明裴妃對於南渡是起過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說成隻是裴妃個人的意願促成，也不妥當。《晉書》卷八《王羲之傳》：“羲之……父曠（一作廣），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案王曠為淮南之前居丹陽太守職。《晉書》卷一零零《陳敏傳》謂敏起事後，“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曠）等皆棄官奔走。”王曠與劉機曾經同治秣陵，他們商議軍情的文書，今天還保存了一些片斷（《太平禦覽》卷三三七王曠《與揚州論討陳敏計》。）。關於王曠倡議渡江之事，東晉人裴啟所撰《語林》說：“大將軍（敦）、丞相（導）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弘（曠字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窺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太平禦覽》卷一八四引。）案《語林》成書於哀帝隆和時，多載人士語言應對之可稱者，“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謝安的不實之詞，為謝安所糾（《世說新語》文學、輕詆等篇及注引《裴氏家傳》、《續晉陽秋》。）。所記王曠建策一事，當時王氏子孫具在，未聞異詞，應當基本可信。王曠建策，時間當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陳敏敗亡至司馬睿初受都督揚州江南之命之間，地點估計是在下邳。以上三說（三說之外另有一說。《南齊書》卷五二《文學·丘靈鞠傳》靈鞠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裡，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途轍，死有餘罪。”這是丘靈鞠自以仕途不順的憤懣之詞，並非敘事，可不置論。），各從不同方麵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覆謀劃。概括言之，南渡之舉王氏兄弟曾策劃於密室，其中王曠倡其議，王敦助其謀，王導以參東海王越軍事，為琅邪王睿司馬的關鍵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內大力讚助；最後決策當出自司馬越與王衍二人，特彆是司馬越。《太平禦覽》卷一七零引顧野王《輿地誌》：“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為晉陵。”案表遣雖然隻是一種形式，但不經司馬越上表這一形式，司馬睿、王導就無從被派遣過江，過江後亦無法統憑據。至於司馬睿本人，如《晉書》卷五九《八王傳·序》所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問題上隻能是被動從命，無決斷權。過江以後，司馬睿也並不是江左政局草創中不可須臾離的人物。尊經閣本《世說新語》“元帝始過江”條汪藻《考異》：司馬睿過江兩個月後，“十一月，太妃薨為（於？）本國琅邪，上便欲奔喪，顧榮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晉書》卷六《元帝紀》記此事甚略，隻說“屬太妃薨於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這一詳細的時間表，說明司馬睿甫過江，即操持奔喪之事，並不因南遷始爾而抽身不得，循請奪情。這是由於坐鎮江東，穩定局勢，主要不是靠司馬睿，而是靠王導。有王導在，有王導輔翼晉琅邪王司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這正是南渡後“王與馬共天下”的具體反映。“王與馬共天下”並不像《晉書》卷九九《王敦傳》所說那樣，隻是司馬睿過江後王敦、王導一時“同心翼戴”的結果。可以說，過江以前已經具備了“共天下”的許多條件，過江以後始得有天下而相共。能夠實現南遷，還由於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司馬睿掃清了進入建鄴的障礙。陳敏的興敗，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與馬的活動。原來，西晉滅吳後，江東被認為是多事的地方，所謂“吳人輕銳，易動難安”（《晉書》卷五二《華譚傳》晉武帝策問華譚語。）。西晉以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吳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晉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於吳之議，時劉頌為淮南相，認為此議“未儘善”，主張以“壯王”、“長王”出鎮（《晉書》卷四六《劉頌傳》。）。八王之亂前夕，吳王晏始受封，但是並未之國。六州將士更守江表之製當亦難於繼續維持。江東既無強藩，又乏重兵，羈縻鎮壓，兩皆落空。八王之亂後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陽政權已難維持，亟需一個像孫策兄弟那樣的人物來號令江東，保障他們家族的利益。他們在江東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陳敏。他們起先擁護陳敏，為敏所用。司馬越在下邳收兵，也聯絡陳敏，想借助他以消滅自己在北方的對手。但是陳敏過江後既排斥江東士族，企圖獨霸江東；又自加九錫，聲稱自江入沔漢（自江入沔漢，據《晉書》卷四《惠帝紀》永興二年（305年）十二月條，《通鑒》同。《晉書》卷一零零《陳敏傳》作自江入河，誤。因為當時惠帝在長安，陳敏循沔漢可以與長安聯係，而不必通過大亂的黃河流域。），奉迎鑾殿，以與司馬越爭雄。所以南士與司馬越都不能容忍陳敏。這時倡議反對陳敏的關鍵人物，恰是與南士有廣泛交往（《三國誌·吳誌·孫傳》注引《文士傳》謂華譚父（《晉書》譚傳作譚祖）融，“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蕊山下”，與吳士張溫有深交。華融世仕吳，所以華譚與吳士多交往。），又居東海王越府為軍谘祭酒的廣陵華譚（華譚為越府軍谘祭酒，見《晉書》卷一零零《陳敏傳》，譚傳失載。）。華譚致書陳敏帳下的義興周玘、吳郡顧榮等人，一方麵指責陳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案指司馬越）過禮之惠”；另一方麵又言顧榮、賀循等“吳會仁人，並受國寵”，而欲以“七第頑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陳敏為江東的孫策、孫權，以圖保據，非但無成，抑且自貽羞辱（《晉書》卷一零零《陳敏傳》。）。華譚此信，顯然是受命於司馬越、王衍，目的是告誡南士，如果要保障江東士族利益，隻有反戈一擊，消滅陳敏，與司馬越合作。顧榮、甘卓、紀瞻同華譚一樣，都曾居司馬越幕府，與越有舊，遂與周玘定策滅敏。從陳敏興敗之中，王、馬與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馬理解到江東形勢亟待強藩出鎮，否則還可能出現第二個陳敏；南士則準備接受從北方來的強藩，隻要他們有足夠的名分和權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這樣，司馬睿與王導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許下過江，而過江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儘力籠絡南士，協調南北門閥士族的利益。關於這一點，已故的陳寅恪先生有《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見《金明館叢稿初編》。）一文，引證豐富，論議入微，這裡不多說了。《晉書》卷六五《王導傳》雲：琅邪王司馬睿“徒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按三月上已修禊之事，《續漢書·禮儀誌》（上）、《宋書·禮誌》（二）皆有記。《後漢書·周舉傳》、同書《袁紹傳》亦記上巳。曆來都說禊事取三月上巳日行之，後來則固定於三月初三，仍稱上巳。宋元人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十乾紀節”條，謂“上巳當作日乾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乾，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清人王應奎《柳園隨筆》卷三亦引此。清人宋鳳翔《過庭錄》卷一五則駁周密之說，以為上己之說不合《後漢書·袁紹傳》章懷注所謂建除祛災之法。異說紛紜，並識於此，以備參考。關於巳，可參《日知錄》卷三二“巳”條。關於上巳節的其它種種，可參看勞乾《上巳考》，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29集；宋兆麟《上巳節考》，《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總第13—14期。至於定禊事為三月三日，似始於東漢。《晉書》卷五一《束皙傳》，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續齊諧記》同。），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貴人、名士出行，時人於道旁窺其風采，蓋當時習俗如此。參看《世說新語·企羨》“王丞相拜司空”條及“孟昶未達”條。此風至南朝猶在。《顏氏家訓·勉學》：梁時貴遊子弟“從容出入，望若神仙。”），見其如此，鹹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據說南士因此應命而至，“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以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通鑒》據王敦拜揚州的年月，於此條的真實性有懷疑，因而有所刪削，並於《考異》中著其原委。其說確否，姑置不論。但《王導傳》此段敘述另有可疑之處。顧榮等人參預過中朝政治活動，被辟於號稱“多俊異”的東海王越府，又經曆了擁護陳敏和推翻陳敏的整個過程，於晉末形勢、司馬睿出鎮建鄴的背景以及王導偕來的目的，應當是熟知的。何況司馬越以王導佐司馬睿監徐州軍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衝，顧榮等人何得於司馬睿、王導南渡時對司馬睿的身分、王導等北士的態度一無所知，必於徘徊半載之後偶於道旁偷視，始定出處？又觀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馬睿、王導至建鄴，在永嘉元年九月。《晉書·王導傳》言司馬睿在建鄴“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下敘“會三月上已帝親觀禊”，此三月無疑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經閣本《世說新語》汪藻《考異》謂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馬睿欲奔喪而不果，又謂“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然後南還。據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馬睿已在艱中，即令他還未啟程歸國，尚留建鄴，也不可能有“帝親觀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騎從率拜諸情節。所以，這種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馬關係和敦、導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應當是近實的。永嘉南渡後，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於上遊，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甚多。沙門竺道潛深交於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宮省，自稱以“朱門”為“蓬戶”，在政治上頗有影響。而此人據說也是王敦之弟（此據《高僧傳》卷四《竺道潛傳》。《世說新語·德行》注謂“僧法深（案即道潛），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餘嘉錫據此疑法深非王敦之弟，不出琅邪王氏，見《世說新語箋疏》。又《高僧傳》卷四《竺法崇傳》附釋道寶傳，謂道寶本姓王，琅邪人，晉丞相王導之弟。事亦難於考實。）。王氏家族諸兄弟子侄之間也時有矛盾，甚至互相殺戮，如王敦殺王澄、王稜，王敦敗死後王舒沉王含、王應於江，等等。雖然如此，以王導、王敦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勢力是非常牢固的，這使“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麵在江左維持了二十餘年，直到庾氏家族興起，抑製王氏並淩駕於王氏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興，王氏家族權勢發展越過了自己的頂峰以後，王氏家族的社會、政治勢力以及文化影響仍舊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論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雲：‘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滅。’觀乎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王氏人倫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與秦淮共長久，其基業即奠定於“王與馬共天下”的年代。明帝太寧二年（324年），王敦準備第二次東下，奪取建康。其時“清君側”的口實已不存在，大軍下都，自然有興廢之舉。錢鳳問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雲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儘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晉書》卷九八《王敦傳》略同。）。王敦答語突兀，曆代論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嘗措意及此，不見有何解釋。我認為“王與馬共天下”既濫觴於西都的司馬越與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馬越、裴妃而輕司馬睿，重司馬越在晉室的統緒而不重司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語。除此以外，我認為此語還具有更為實際的意義，可能涉及興廢問題，值得留意。如前所敘，司馬睿將帝之時，王敦已有“更議所立”的企圖；王敦初引叛軍入建康時，元帝又有歸位琅邪“以避賢路”之語。王敦擬更立者是誰，史無明文。細味語氣，似乎還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過此時還沒有跡象表明他屬意於誰。我們知道，王氏兄弟擁司馬睿過江，係由司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過主意。江左得有東晉局麵，不能不感激東海王越與裴妃。晉元帝對他們“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東海王越死，裴妃於大興中渡江，這在江東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種政治波瀾。元帝以少子衝為東海王國世子，當即波瀾之一。王敦下都，無視晉明帝的存在而獨以裴妃及東海王衝為念，囑錢鳳儘力保護。王敦入都後，又表示欲廢明帝（參看《世說新語·方正》“王敦既下”條餘嘉錫《箋疏》。）。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後的波瀾。從種種波瀾之中，我推測王敦有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衝的意圖。王敦欲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衝，這實際上隻能是把東晉政權完全轉移到自己手中的一個過渡。王敦如果得立東海王衝，當然也可以廢東海王衝而自立，不過這需要一個過程。東海王衝之封可能成為東晉政治上的麻煩問題，東晉朝野對此跡象似乎早已有所覺察。乾寶《搜神記》卷七：“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宋書·五行誌》、《晉書·五行誌》均同。《開元占經》卷一一七引《搜神記》則曰：“元帝大興中，割晉陵郡封少子〔衝為東海王世子〕，以嗣太傅東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國，以致患悔，母子華貴之咎也……。’其七月，曲阿縣有牛生子，兩頭，……石氏見（其圖）而有間。或問其故，曰：‘晉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兩大，使世子並封，方其氣焰以取之，故致兩頭之妖，以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間或社會中某些變異現象解釋政治大事，《五行誌》所載及郭璞之筮，即屬此類。頗疑時人觀察形勢，早有王敦將利用東海王衝以遂其謀的憂慮，故托物妖以為警誡。晉明帝和東海王衝雖然是同父異母兄弟，但在統胤上一出琅邪，一紹東海，王敦廢彼立此，即是使東晉由琅邪王國的統胤改變為東海王國的統胤，以九_九_藏_書_網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篤，倉猝之中，命王應在己死後立即代晉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發製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東海王衝的實際目的。這是發生在後的事，與上述對王敦保護東海王衝和裴氏之命的解釋並無衝突。我們還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另一史料。太興四年（321年）七月，王導拜司空。《晉書》卷三五《裴楷傳》：“既拜，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王導拜司空，是晉元帝為防王敦而以戴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以後八夭的事，拜王導為司空實際上是元帝在處理王、馬關係問題上所采取的一項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對王導特加崇敬。其時王敦構亂將發，王導際遇艱難，處境微妙，說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導在司馬睿平東府的同僚，隨司馬越、王衍出軍死難。劉王喬即劉疇，劉隗從弟，蔡謨每歎若使劉疇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見《晉書》卷六九。王導思及裴邵、劉疇，主要當是從人才方麵著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與王導同登三事，姑置不論。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王導與裴邵得以以越府舊誼而又共事睿府，也許東晉初年那種艱難境遇就不至於出現了。王導於此思念裴邵，於歎借人才之外，或許也是表示對司馬越與裴妃的思念之情。不過這隻能算推測之詞，存此備考。《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以及同書卷三三《張濟傳》，均謂江左“主弱臣強”；《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謂“晉少貞臣”。這些都是確當之論。其實從西晉後期以來，惠、懷、湣帝都是權臣的掌中物，其時已是“主弱臣強”，且“少貞臣”，不獨江左如此。不過西晉的權臣是宗室強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於他們才能起作用。東晉則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權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於士族名士。“五馬渡江”，除元帝一馬之外，其餘四馬，即彭城、汝南、南頓、西陽諸王，都因不見容於士族權臣而喪生。據《世說新語·仇隙》，元帝用譙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為王敦弟王廙所殺，多年以後，承妻泣謂子無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廙）。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以避禍耳！”琅邪王氏門強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是強烈地反映了門閥政治的特性。如果說西晉自武帝以來，士族名士是司馬氏皇權（包括強王權力）的裝飾品，那末東晉司馬氏皇權則是門閥政治的裝飾品；西晉尚屬皇權政治，東晉則已演變為門閥政治。東晉皇權既然從屬於門閥政治，皇帝也就隻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對象，“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詬病《晉書·忠義傳》，言其人物事跡多有於晉不忠不義者，原委之一，即在於此。當王敦以誅刁協、劉隗起兵時，王導實際上站在玉敦一邊，時人並不以王導為逆，也不以劉隗、刁協為忠。士族權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強”依舊。當琅邪王氏以後依次出現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的時候，仍然是瘐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麵。由此可見，王與馬的結合所開啟的江東政局，奠定了東晉一朝政局的基礎，影響是深遠的。至於琅邪王氏能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於不能篡天下，這應當從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製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方麵求得解釋，而不能隻從權臣個人忠奸求之。如果門閥士族的狀況及其彼此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北民族關係出現了重大變化，如果曆史出現了這種情況，司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過這是晉宋之際的問題，本書將在最後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