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了，但比利仍然留在部隊，被關在奧爾德肖特軍事拘留所。而處心積慮把他弄進來的人正是菲茨，比利的小侄兒的生父。一奧爾德肖特軍事拘留所的確是個可怕的地方，比利想，但這裡總比西伯利亞要好。奧爾德肖特是倫敦西南部五十多公裡外的一個軍事城鎮。監獄是一幢現代建築，中庭四周是三層的囚室回廊。屋頂的玻璃窗讓這裡光線充足，因此它有了一個“玻璃暖房”的諢名。這裡有暖氣管道和煤氣燈，實在比四年來比利睡過的大部分地方都要舒適。但他內心十分痛苦。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了，而他仍然留在部隊裡。大多數朋友都已經複員，拿著不錯的薪水，帶著女孩去電影院。他仍然穿著軍裝，給長官敬禮，睡在軍用床上，吃部隊的飯。他整天在織毯廠工作，這是監獄的產業。最糟糕的是，他從來就看不到一個女人。在某個遙遠的地方，米爾德裡德正等著他——也許是這樣。人人都能給你講一個身邊發生的故事，某個士兵回家發現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已經跟了彆人。他跟米爾德裡德或外麵的任何人都沒有聯係。囚犯——或者按官方的稱呼叫作“服刑的士兵”，有正常通信的權利，但比利是個例外。他因為用寫信的方式泄露部隊秘密被判有罪，他的信件全部被當局沒收。這是軍方的一種報複。當然，他現在也沒什麼秘密可泄露的。他有什麼要告訴他姐姐的？“水煮的土豆總是欠火候。”爸媽和外公知道軍事法庭的事嗎？他想，士兵的近親應該收到通知，但他拿不準，也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不過湯米·格裡菲斯肯定會告訴他們。他希望艾瑟爾能解釋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沒有任何人來探視他。他懷疑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已經從俄國回來了。他本來打算質疑對他收取信件的禁令，但他接觸不到律師，也沒錢請律師。唯一的安慰是，他心裡隱約覺得這一切不會無限期持續下去。他從報紙上獲取外界的消息。菲茨回到倫敦，發表演講敦促向俄國白衛軍提供更多軍事援助。比利納悶這是否意味著阿伯羅溫同鄉隊也已返回家鄉。菲茨的演講毫無效果。艾瑟爾的“不要插手俄國”運動已經贏得工黨的認可。儘管陸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搖唇鼓舌反對布爾什維克，英國已經從俄國北極地區撤出了自己的部隊。十一月中旬，紅軍將海軍上將高爾察克趕出了鄂木斯克。比利對白衛軍做出的所有判斷，那些艾瑟爾在她的運動中一次次強調的，到頭來都是對的。菲茨和丘吉爾說的全是錯的。然而，現在是比利進了監獄，菲茨進了上議院。他跟其他獄友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他們都不是政治犯，大多犯下了實際的罪行，包括盜竊、搶劫和謀殺。他們都很難對付，比利也是。他不怕這些家夥。他們對他敬而遠之，保有戒心，顯然覺得他犯下的罪行高出他們一等。他相當友好地跟這些人交談，但他們沒人對政治感興趣，從不覺得監禁他們的社會有什麼問題，而隻是打定主意下次要戰勝它。他在半小時的午休時間裡讀報。這兒的大部分人都不識字。有一天他在《每日先驅報》上看見了一個熟悉的麵孔。片刻的困惑之後，他意識到那是他自己的照片。他回想著拍那張照片的前前後後。米爾德裡德拖著他去阿爾德蓋特的一名攝影師那兒，讓他穿著軍裝照了張相。“每天晚上我都把它貼在嘴唇上。”她當時說。他離開她之後，經常想起這句含義曖昧的承諾。文章標題是：“威廉姆斯中士為什麼要坐牢？”比利興奮地讀下去。威爾士步槍團第八營（下稱“阿伯羅溫同鄉隊”）的威廉·威廉姆斯正在部隊監獄服十年徒刑，他被定為叛國罪。這個人真的是叛徒嗎？他背叛了自己的國家，投靠敵人，或逃離戰場了嗎？正相反。他曾在索姆河英勇戰鬥，隨後的兩年繼續在法國服役，獲得晉升中士。比利很興奮。這是我，我上了報紙了，他們說我作戰英勇！隨後他被派往俄國。我們沒有跟俄國交戰。英國人民未必讚同布爾什維克政權，但我們不會攻擊每一個我們不讚成的政權。布爾什維克並未對我國和我們的盟國構成威脅。議會從未同意對莫斯科政府發動軍事行動。一個嚴峻的問題是，我們的這次出兵是否違反了國際法。事實上，幾個月來英國人民全都蒙在鼓裡，不知道他們的軍隊正在俄國打仗。政府做出誤導性的聲明，讓人相信派兵到那裡隻是為了保護我們的財產，組織有序撤離，或應急待命。言下之意是他們並不是在跟紅軍作戰。這一謊言被披露出來，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威廉·威廉姆斯。“嘿，”他嚷了一句，並沒特彆對著哪個人，“瞧這兒。感謝威廉·威廉姆斯。”跟他坐在同一張桌子的人圍上來，探頭看著。他的同監獄友西裡爾·帕克是個粗魯的家夥，這時問道：“這是你的照片！你怎麼上報紙了？”比利把後麵的部分讀給他們聽。他的罪行是說了實話，用簡單的代碼寫信給他的姐姐，以逃避審查。英國人民欠他一句感謝。但他的做法讓軍隊和政府裡那些秘密將英國士兵用於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很不滿。威廉姆斯被送上軍事法庭，判處十年徒刑。他不是唯一特例。大批軍人因拒絕成為反革命企圖的一部分，在俄國受到極其可疑的審判，被恥辱地判處長期徒刑。威廉·威廉姆斯和其他人受到那些權勢人物的惡意報複。這一錯誤必須予以糾正。英國是崇尚正義的國家。畢竟這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聽見沒？”比利說，“上麵說我受到權勢人物的報複。”“我也是。”西裡爾·帕克斯說。他在一個穀倉裡強奸了一個十四歲的比利時姑娘。突然，報紙被從比利的手裡搶走了。他抬頭看見那個令人厭惡的看守安德魯·詹金斯的那張臉。“我不管你認不認識什麼權勢人物，威廉姆斯，”這家夥說，“但你在我這裡，你不過是一個該死的囚犯，快他媽的給我回去乾活。”“馬上，詹金斯先生。”比利說。二1920年夏天，俄國貿易代表團到訪倫敦，首相大衛·勞埃德·喬治在唐寧街10號迎接他們。這讓菲茨大感憤怒。布爾什維克仍在與新生國家波蘭作戰，菲茨認為英國應該站在波蘭一邊，但沒有什麼人支持他。倫敦碼頭工人舉行了罷工，拒絕為運往波蘭軍隊的步槍裝船，工會代表大會威脅說如果英國軍隊介入戰事，他們就會發動一場總罷工。菲茨隻能忍下一口氣，正視自己再也無法奪回安德烈王子的莊園的現實。他的長子和次子安德魯從此失去了俄國的名分。他隻得自認倒黴。但是，當得知俄國人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在英國到處轉悠，圖謀不軌的時候，他就再也沉不住氣了。“40號房間”依然存在，儘管形式上有所不同，英國的情報機構也在截取、破譯俄國人發回家裡的電報。列夫·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蘇維埃主席，他正在無恥地進行革命宣傳。菲茨火冒三丈，厲聲斥責勞埃德·喬治，當時還是八月，在倫敦社交季快結束的一次晚餐會上。餐會是在西爾弗曼勳爵那幢位於貝爾格雷夫廣場的宅邸舉辦的。西爾弗曼已經不再像戰前那樣大擺筵宴，菜品較少，也很少有食物嘗都沒嘗就被端回廚房的情況。餐桌上的裝飾也更加樸素。上菜的都是女傭，而不像原來那樣由男仆服侍——現在已經沒人願意當男仆了。菲茨覺得，那些奢侈的愛德華七世時代的聚會恐怕已經永久消失了。不過，西爾弗曼仍然能夠吸引舉國上下最有權勢的人光顧自己的家。勞埃德·喬治向菲茨詢問他妹妹茉黛怎麼樣了。這又是一個讓菲茨惱火的話題。“很遺憾，她已經嫁給了一個德國人，去柏林生活了。”他說。他沒告訴對方她已經生下她的第一個孩子，是個男孩，取名埃裡克。“我聽說了，”勞埃德·喬治說，“我隻是想知道她過得怎麼樣。她是個讓人感到愉快的年輕女性。”首相喜愛快活的年輕女性，這一點儘人皆知，簡直稱得上臭名昭著。“德國的生活恐怕很艱苦。”菲茨說。茉黛曾寫信給他請求補貼，但被他一口回絕了。她不經他的容許便私訂終身，怎麼還敢指望得到他的資助？“艱苦？”勞埃德·喬治說，“應該是那樣吧，既然他們乾了那些事情。不管怎樣，我還是為她惋惜。”“還有件事情，首相，”菲茨說，“加米涅夫那個家夥是猶太布爾什維克，你應該將他驅逐出境。”首相心情不錯，手裡舉著一隻香檳酒杯。“我親愛的菲茨，”他親切地說，“政府不太擔心俄國那些誤傳的消息，都是些粗糙的歪曲。請不要小看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分得清什麼是嘩眾取寵。相信我，加米涅夫的演講給布爾什維克主義抹的黑是我和你都做不到的。”菲茨覺得這不過是自鳴得意的廢話：“他甚至拿錢給《每日先驅報》！”“我同意，一個外國政府補貼我們的報紙實在不太禮貌，但是，說真的，我們是不是讓《每日先驅報》給嚇壞了？我們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不是沒有自己的報紙。”“但他在接觸這個國家最強硬的革命性團體——那些致力於推翻我們整個生活方式的瘋子！”“英國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了解越多，對它的好感就會越少，你記住我這句話。隻是老遠隔著一層無法穿透的迷霧的時候，它們好像挺可怕。布爾什維克主義對英國社會來說幾乎是一種保障，因為它會向所有階級傳播一種恐怖，讓他們知道目前的社會組織被推翻的話會發生什麼樣可怕的事情。”“我隻是不喜歡它。”“還有，”勞埃德·喬治接著說，“如果我們把他們轟走，我們就有可能必須對如何知曉他們的意圖作出解釋。我們在暗中監視他們的實情可能比他們所有浮誇的演講更有可能激發工人階級群起反對我們。”菲茨不喜歡彆人跟自己進行政治現實說教，即使對方是首相，相反他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他感到十分氣憤。“但我們斷然不該跟布爾什維克做交易！”“如果我們拒絕跟所有利用大使館進行宣傳的人做交易的話，我們就剩不下多少貿易夥伴了。菲茨，我們甚至還跟所羅門群島的食人族做交易呢！”菲茨不知道這是真是假——畢竟所羅門群島的食人族沒什麼用來交換的——但他權且不去理會。“難道我們窮到這個份兒上，必須向這些殺人凶手兜售貨物？”“恐怕是這樣。我約談過不少商人，他們對未來十八個月的悲觀預期讓我大為吃驚。沒有任何訂單。顧客什麼都不買。我們可能會麵臨最糟糕的失業期，糟糕到任何人都無從想象。但是，俄國人想買，再說，他們付的是黃金。”“我才不要他們的黃金！”“是嗎？不過菲茨，你的黃金夠多了。”勞埃德·喬治說。三比利帶著自己的新娘回老家阿伯羅溫，正趕上惠靈頓街舉辦一場聚會。這是一個夏日的禮拜六，破天荒頭一遭沒有下雨。下午三點，比利和米爾德裡德帶著她的孩子，也就是比利的繼女——八歲的伊妮德和七歲的莉蓮，抵達火車站。這時候，礦工們已經從井裡上來，每周一次的洗浴過後，換上禮拜日穿的衣服。比利的父母來車站迎候他們。他們老了，身子也似乎縮小了，不再傲視眾人。爸爸握著比利的手說：“我為你感到驕傲，兒子。你勇敢抵抗了他們，就像我教你的那樣。”比利很高興，儘管他並沒覺得自己是爸爸生命中的某項成就。他們曾在艾瑟爾的婚禮上見過一次米爾德裡德。爸爸跟米爾德裡德握手，媽媽吻了吻她。米爾德裡德說：“真高興又見到你，威廉姆斯太太。我現在能管你叫媽媽了嗎？”這是她說過的最好的話了，讓媽媽滿心歡喜。比利相信媽媽肯定會喜歡她，隻要米爾德裡德彆罵臟話就行。下議院議員們堅持不懈地一次次質詢——艾瑟爾為他們提供信息，迫使政府宣布為一些在俄國因叛亂等罪被判刑的戰士和水手減刑。比利的刑期被減到一年，隨即獲得釋放，從部隊複員。他便立刻與米爾德裡德結了婚。阿伯羅溫讓他感到陌生。這地方沒什麼變化，隻是他的感覺已經大不一樣。這裡狹窄單調，環繞的山岡就像幾座圍牆把人們圍在其中。他不太相信這裡就是他的家。他穿上戰前穿過的衣服，雖然大小還合適，卻讓他覺得不對勁。這裡沒有發生任何足以改變世界的事，他這樣想著。他們走上惠靈頓街的土坡，看見一座座房子上裝飾著各種旗子：英國國旗，威爾士龍旗，還有紅旗。街上的橫幅上寫著：“歡迎回家，比利乘二”。所有鄰居都站在街上。桌子上擺著啤酒壺和茶甕，盤子裡裝滿餡餅、蛋糕和三明治。大家一看到比利，便唱起了《我們在山坡迎候你》。這讓比利流下了眼淚。有人遞給他一杯啤酒。一群慕名而來的年輕人圍住了米爾德裡德。對他們來說，她是個稀奇的尤物，她倫敦化的裝扮，說話時的倫敦腔，還有她那頂帽簷巨大、用絲絹花裝點的帽子，無一不讓她顯得充滿異國情調。她已儘最大可能顯得端莊得體，但仍不免脫口說出幾句粗話：“我不能把話憋在胸脯這兒，請原諒我用上這句俗語。”外公更顯老了，幾乎無法站直身子，但他的頭腦還跟從前一樣清楚。他負責照看伊妮德和莉蓮，從他的背心口袋裡拿出糖果，還教她們怎麼能讓一枚硬幣消失。比利還要跟喪失親人的家庭談一談那些死去的戰友——喬伊·龐蒂、先知·瓊斯、斑點·盧埃林，等等。他又跟湯米·格裡菲斯重聚了，他們最後一次見麵的時候還是在俄國的烏法。湯米的父親萊恩，那位無神論者，現在患上了癌症，顯得十分憔悴。比利打算在周一重新開始下井，礦工們爭相跟他解釋在他離開後井下發生的變化：新鋪的路開進更深，直達開采麵，電燈比以前多了，安全防範措施也更加完善。湯米站在一把椅子上致歡迎辭，隨後比利作了回應。“戰爭改變了我們所有人，”他說，“我記得人們曾經習慣說是上帝派富人在這個地球上統治我們這些等級低下的人。”人們報之以一陣輕蔑的笑聲。“很多人在主日學校郊遊都管理不好的上層階級軍官的指揮下戰鬥，從而糾正了這種錯覺，”一些老兵深有感觸地點點頭，“戰爭是由我們這樣的人，這些普普通通的人打贏的，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但並不愚蠢。”大家讚同地喊著“就是，就是”。“我們現在要進行選舉，也包括我們的婦女，儘管隻是一部分婦女，這一點我姐姐艾絲很快就會跟大家說明。”有幾個婦女發出一聲歡呼，“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應該控製它，就像布爾什維克接管俄國，社會民主黨掌控德國。”男人們歡呼起來。“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工人階級的黨，也就是工黨，我們已經獲得了席位，讓我們的黨進入政府。勞埃德·喬治在上次選舉中玩弄詭計，但他不會再次得逞的。”有人大喊：“絕不！”“我就是為了這個回家的。珀西瓦爾·瓊斯當阿伯羅溫下院議員的日子就要到頭了。”人們歡呼著，“我希望看到一位工黨的人在下議院代表我們！”比利看見父親正望著自己，爸爸激動得滿臉通紅。“謝謝大家的熱情歡迎。”他跳下椅子，大家熱烈地鼓起掌來。“講得真好，比利，”湯米·格裡菲斯說，“可誰會當工黨議員呢？”“知道我要說什麼嗎，湯米？”比利說，“讓你猜三次。”四哲學家伯特蘭·羅素這一年訪問了俄國，寫了一本小書，名叫《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踐與認識》。這在萊克維茲家掀起了一場風波，幾乎導致夫婦二人離婚。羅素公開強烈反對布爾什維克。更糟的是，他是以左翼的觀點發表自己見解的。與那些保守的評論家不同，他不認為俄國人無權推翻沙皇，在農民中劃分貴族的土地，自己管理工廠。相反，所有這些他通通讚成。他攻擊布爾什維克不是因為錯誤的理想，而是有了正確的理想，卻不能成功付諸實踐，因此，他的結論不能簡單看成政治宣傳而予以否定。伯尼最先讀到這本書。他像所有圖書管理員那樣，對在書籍中做標記深惡痛絕，但現在他破了例，在書頁上塗滿了憤怒的評論，在句子下麵劃線，用鉛筆在頁邊上寫下：“垃圾！”“無效的論據！”艾瑟爾一邊給孩子哺乳一邊讀這本書。孩子現在一歲多了，取名米爾德裡德，但他們一直叫她的小名米莉。大米爾德裡德跟比利搬到了阿伯羅溫，當時她已經懷上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艾瑟爾想念她，儘管她很高興現在可以使用樓上的幾個房間了。小米莉長著一頭卷發，眼睛裡已經帶著那種挑弄人的神色，誰見了都說像艾瑟爾。艾瑟爾喜歡這本書。羅素是一位機智而詼諧的作家。他像個貴族一樣漫不經心地要求采訪列寧，與這位偉人共處了一個小時。他們用英語交談。列寧說，諾斯克列夫勳爵是他最好的宣傳員——他認為，《每日郵報》上有關俄國人對貴族大肆掠奪的恐怖故事能夠恐嚇資產階級，但這些報道會對英國工人階級起到相反的效果。但是，羅素明確表示布爾什維克是完全不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真正的獨裁政權，他說，但是統治者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比如列寧和托洛茨基，協助他們的隻有讚同其觀點的無產者。“我認為這非常令人擔憂。”艾瑟爾說著，放下了書。“伯特蘭·羅素是個貴族！”伯尼氣憤地說，“他是第三代伯爵！”“那並不能證明他錯了。”米莉停止了吸吮，睡著了。艾瑟爾用指尖撫摸著她細嫩的臉頰。“羅素是社會主義者。他指責的是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實施社會主義。”“他怎麼能說出這種話？貴族已經被粉碎了。”“反對派的報紙也是同樣下場。”“這是暫時的必要……”“怎麼暫時？俄國革命已經三年了！”“不打破雞蛋，你就不能做攤蛋餅。”“他說，那裡發生著任意逮捕和處決，秘密警察現在比在沙皇的統治下還要強大。”“可是他們是在打擊反革命分子，並不反對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意味著自由，哪怕是反革命也一樣。”“不，不是這樣！”“對我來說是的。”他們的高嗓門驚醒了米莉。孩子感覺到了房間裡的憤怒，開始哭了起來。“瞧瞧，”艾瑟爾氣衝衝地說，“看你乾的好事。”五格雷戈裡從內戰戰場回到家裡，回到政府機構所在的克裡姆林宮那座古老堡壘內部的舒適公寓裡，與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爾和安娜團聚。對他來說，這裡簡直過於舒適了。整個國家正在遭受糧食和燃料短缺，但克裡姆林宮有很多商店。院區有三個餐廳，裡麵的廚師都在法國培訓過，讓格雷戈裡感到不舒服的是，侍者們對布爾什維克畢恭畢敬地叩響腳跟，與以往侍奉貴族沒什麼兩樣。卡捷琳娜把孩子送進托兒所，自己去理發師那兒做頭發。到了晚上，中央委員會委員坐上汽車，由私人司機載著去看歌劇。“但願我們不會成為新貴族。”有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對卡捷琳娜說。她譏誚地笑了：“如果我們是貴族，那我的鑽石首飾呢？”“可你知道，我們參加宴會，坐頭等車旅行，等等。”“貴族從來沒做過什麼有用的事情。你們大家每天工作十二、十五、十八個小時。你不能指望像窮人那樣，靠燒垃圾碎屑取暖。”“話說回來，精英們總能為自己的特殊待遇找到借口。”“到這兒來，”她說，“讓我給你點兒特殊待遇。”兩人做愛之後，格雷戈裡躺在床上無法入睡。儘管心懷疑慮，看到自己的家人生活優渥，不免讓他心裡暗暗感到滿足。卡捷琳娜也長胖了。記得他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還是一個性感十足、二十出頭的小姑娘；現在她是個二十六歲、身材豐滿的母親。弗拉基米爾現在五歲，跟其他俄國新統治者的孩子們一道在學校學習讀書寫字。女兒安娜，他們通常叫她安雅，已經三歲，長著一頭頑皮的卷發。他們家的屋子從前屬於皇後的一位宮廷女侍。房間裡溫暖，乾燥，十分寬敞，孩子們有自己的臥室，還有廚房和客廳——與格雷戈裡在彼得格勒的住所相比，這個客廳就能住下二十個人。窗子上都掛著窗簾，喝茶有陶瓷茶杯，爐火前鋪著毯子，壁爐上方掛著描繪貝加爾湖的油畫。格雷戈裡終於睡著了，但早上六點鐘的一陣敲門聲將他驚醒。他打開門，外麵站著一個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的女人，看上去有些眼熟。“我很抱歉這麼早來打擾你，閣下。”她用舊式的尊稱說。他認出她是康斯坦丁的妻子。“瑪格達！”他驚訝地說，“我差點兒沒認出你。快進來！怎麼了？你住到莫斯科了嗎？”“是的，我們搬到這兒來了，閣下。”“看在上帝分上，彆這麼叫我。康斯坦丁在哪兒？”“在監獄。”“什麼？怎麼回事？”“說他是反革命。”“不可能！”格雷戈裡說，“一定是弄錯了。”“是的，先生。”“是誰逮捕了他？”“契卡。”“是秘密警察。彆著急，他們為我們工作。我會調查清楚的。早飯後，我馬上就去查問一下。”“求你了，閣下，我求你現在就做點什麼——他們一個小時後就要槍斃他。”“該死，”格雷戈裡說，“等等我，我馬上去穿衣服。”他穿上製服。雖然上麵沒有職銜徽章，但衣料比普通士兵的好得多，足以清楚顯示他是一位指揮官。幾分鐘後，他和瑪格達離開了克裡姆林宮院區。外麵在下雪。他們走到不遠處的盧比揚卡廣場。契卡總部是一座由黃磚砌成的巨大的巴洛克式建築，以前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辦公室。門口的衛兵向格雷戈裡敬禮。他一進入大樓就開始大聲叫嚷：“誰是這兒的負責人？馬上把值班的軍官給我叫來！我是格雷戈裡·彆斯科夫同誌，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成員。我要立刻見到囚犯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你還在等什麼？快去！”他發現這是一種最快的辦事方式，但這讓他極不舒服地聯想到被寵壞的貴族。衛兵們慌裡慌張地跑來跑去，幾分鐘後的事情讓格雷戈裡深感震動。值班軍官被帶到門廳。格雷戈裡認識他。那人正是米哈伊爾·平斯基。格雷戈裡驚訝莫名。平斯基曾經是個欺壓無辜、殘暴成性的沙皇警察，難道他現在改頭換麵，以革命之名繼續欺壓無辜，實施暴力？平斯基討好地笑了：“彆斯科夫同誌，見到你真是榮幸。”“你糾纏鄉下貧女被我打倒在地那會兒，怎麼沒聽你說過這話。”格雷戈裡說。“今非昔比啊，同誌——我們人人都在變。”“你們為什麼要逮捕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從事反革命活動。”“這簡直是胡扯。1914年他就是普梯洛夫機械廠布爾什維克討論小組的主席了，他是第一批彼得格勒蘇維埃代表。他比我更布爾什維克！”“真是這樣嗎？”平斯基說，聲音裡帶著某種威脅的味道。格雷戈裡不予理會：“把他帶到這兒來。”“馬上，同誌。”幾分鐘後，康斯坦丁出現了。他灰頭土臉，胡子拉碴，渾身帶著牲口圈的氣味。瑪格達哭了起來，上前一下子抱住他。“我要跟囚犯私下談談，”格雷戈裡對平斯基說，“帶我們去你的辦公室。”平斯基搖了搖頭：“我那簡陋的屋子……”“彆爭了，”格雷戈裡說，“去你的辦公室。”他用這種方式強調自己的權威。他要把平斯基一直摁在自己的大拇指下。平斯基帶著他們來到樓上一間俯瞰內院的房間。他匆忙將辦公桌上的一副指節銅套掃進抽屜裡。格雷戈裡朝窗外望了一眼，天空正在放亮。“在外麵等著。”他對平斯基說。他們坐了下來，格雷戈裡問康斯坦丁：“到底怎麼回事？”“政府遷移的時候我們就來莫斯科了，”康斯坦丁解釋說，“我以為我會當上政委。但這是個錯誤。我在這兒沒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支持。”“那你一直在乾什麼？”“我回去做普通的工作。我在托德工廠做發動機零部件、齒輪、活塞和滾珠軸承座圈。”“但警察怎麼會認為你是反革命？”“工廠選舉一名莫斯科蘇聯代表。一個工程師宣布他要當孟什維克候選人。他籌劃了一次會議，我去聽。當時隻有十幾個人。我沒發什麼言，中途就退場了，也沒投他的票。不用說，後來是布爾什維克候選人贏了。但在選舉之後，出席孟什維克會議的人都被解雇了。接著，就在上周，我們全都遭到了逮捕。”“我們不能這麼做，”格雷戈裡絕望地說，“甚至以革命的名義也不行。我們不能阻止工人傾聽不同的觀點。”康斯坦丁奇怪地看著他：“你哪裡都沒去過吧？”“當然，”格雷戈裡說，“一直忙著跟反革命軍隊作戰。”“所以說，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你是說這種事兒以前也發生過？”“格裡什卡，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真讓我無法相信。”瑪格達說：“昨晚我得到一個消息，從一個嫁給警察的朋友那兒聽說的，她說康斯坦丁和其他人要在今早八點被槍決。”格雷戈裡看了一眼部隊發給他的手表。馬上就要到八點了。“平斯基！”他喊了一聲。那警察走了進來。“快停止執行處決。”“我擔心這太晚了，同誌。”“你是說那些人已經被槍決了？”“還沒有。”平斯基走到窗前。格雷戈裡也走了過去。康斯坦丁和瑪格達站在他身旁。窗下那積雪覆蓋的院子裡，一支行刑隊已經站在清晨的微光中。在這些戰士對麵，是十幾個被蒙上眼睛的人，穿著室內的衣服在瑟瑟發抖。他們的頭頂飄揚著一麵紅旗。在格雷戈裡的注視下，士兵們舉起了步槍。格雷戈裡大聲喊了起來：“馬上停下！彆開槍！”但他的聲音被窗戶擋住了，沒有任何人聽見。接著，傳來一陣槍響。那些被控有罪的人一個個倒在地上。格雷戈裡瞪大了眼睛，駭然無語。在倒下的軀體周圍，鮮血漸漸浸染了雪地，那顏色與上麵飄揚的旗幟相互映襯，令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