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起於草澤，而能鏟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謂不雄。他雖然起於草澤，亦頗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學校、科舉、賦役之法，皆為清代所沿襲，行之凡六百年。衛所之製，後來雖不能無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確是一種很完整的製度，能不煩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強的軍隊。所以明朝開國的規模，並不能算不弘遠。隻可惜他私心太重。廢宰相，使朝無重臣，至後世，權遂入於閹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孫，開軍政腐敗之端。他用刑本來嚴酷，又立錦衣衛，使司偵緝事務，至後世，東廠、西廠、內廠，遂紛紛而起（東廠為成祖所設，西廠設於憲宗時，內廠設於武宗時，皆以內監領其事）。這都不能不歸咎於詒謀之不臧。其封建諸子於各地，則直接引起了靖難之變。明初的邊防，規模亦是頗為弘遠的。俯瞰蒙古的開平衛，即設於元之上都。其後大寧路來降，又就其地設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泰寧在今熱河東部，朵顏在吉林之北，福餘則在農安附近。所以明初對東北，威遠瞻。其極盛時的奴兒乾都司，設於黑龍江口，現在的庫頁島，亦受管轄（《明會典》卷一〇九：永樂七年，設奴兒乾都司於黑龍江口。清曹延傑《西伯利亞東偏紀要》說，廟爾以上二百五十餘裡，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兩座碑：一刻《敕建永寧寺記》，一刻《宣德六九九藏書網當太祖時，對於西域，使節所至即頗遠。可見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的。但是明朝立國的規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興，西域人來者即漸少。又好勤遠略，是和從前政治上的情勢不相容的，所以雖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從仁宗以後，就沒有這種舉動了。南方距中國遠，該地方的貨物，到中原即成為異物，價值很貴；又距離既遠，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貪汙，這是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後，還是如此。其時中官奉使的多，橫暴太甚，安南屢次背叛。宣宗立，即棄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隸中國的版圖，不過二十二年而已。自鄭和下南洋之後，中國對於南方的航行，更為熟悉，華人移殖海外的漸多。近代的南洋，華人實成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發端實在此時。然此亦是社會自然的發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明代政治的敗壞，實始於成祖時。其一為用刑的殘酷，其二為宦官的專權，而兩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製，內侍本不許讀書。成祖反叛時，得內監為內應，始選官入內教習。又使在京營為監軍，隨諸將出鎮。又設立東廠，使司偵緝之事。宦官之勢驟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寵太監王振。其時瓦剌強，殺韃靼酋長，又脅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長也先入寇。王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張居正為相。此為明朝中興的一個好機會。當穆宗時，俺荅因其孫為中國所得，來降，受封為順義王，不複為邊患。插漢兒部強盛時，高拱為相，任李成梁守遼東，戚繼光守薊鎮以敵之。成梁善戰，繼光善守，張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東北邊亦獲安靜。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張居正則能行嚴肅的官僚政治。下一紙書，萬裡之外，無敢不奉行惟謹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瘡的財政，整理後亦見充實。惜乎居正為相，不過十年，死後神宗親政，又複昏亂。他不視朝至於二十餘年，群臣都結黨相攻。其時無錫顧憲成，居東林書院講學，喜歡議論時政，於是朝廷上的私黨，和民間的清議，漸至糾結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開礦，名為開礦，實則藉此索詐。又在窮鄉僻壤，設立稅使，騷擾無所不至。日本豐臣秀吉犯朝鮮，明朝發大兵數十萬以援之，相持凡七年，並不能卻敵，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後，熹宗繼之。信任宦官魏忠賢，其專橫又為前此所未有。統計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後，即已大壞，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一百二十二年之中，內憂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雖有誌於振作，而已無能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