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缺欠查實了,我就檢查文稿,看看是不是還會發現其他缺欠。我又發現了幾個,而這幾個缺欠,又因為我的記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還會有其他的缺欠。我發現《感性倫理學》的草稿沒有了,《愛德華爵士奇遇記》提要的草稿也沒有了。這後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認,使我有些懷疑是盧森堡夫人乾的。這些文件是她的隨身侍從拉·羅什寄給我的,我想天下也隻有她能關心這點廢紙;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還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麼值得她關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個人懷有惡意,也不能利用來害我呀,除非是想照著偽造。至於盧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對我的友誼也是真實的,我不能有一時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這種疑心就落在元帥夫人身上。我為尋找這個竊犯傷了很久的腦筋,最後覺得隻有一個想法比較合理,就是把這個偷竊行為歸咎於達朗貝。他那時已經鑽到盧森堡夫人家裡去了,很可能想了個什麼辦法去看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東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給我添點麻煩,或者是把可能於他合適的東西據為已有。我想,《感性倫理學》這個名稱可能迷惑了他,以為是發現了一部真正的論唯物主義的著作的綱要。大家都不難想象,他會怎樣利用這種綱要來對付我。我深信他細閱草稿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想錯了;而且我既已決定完全脫離文壇,所以對於這次扒竊,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這次的扒竊已經不是同一隻手所犯的第一次,過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沒有發過一句牢騷。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這種不老實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過這種事一樣;我就開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專心寫我的《懺悔錄》了。我很久以來就認為,日內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對通緝我的那道命令裡違反教會法的地方會提出抗議的。可是一切都平靜如常,至少表麵上如此;而實際上卻有一種普遍的不滿,隻等機會一到就表現出來。我的許多朋友,或者自稱為朋友的人們,一封接一封地寫信給我,催我去領導他們,保證公眾會糾正議會的過失。我怕我一到場就會引起紛亂和騷動,所以沒有接受他們的請求;我是忠於我過去的誓言的,永遠不插手我國的任何內亂,所以我寧願讓侮辱繼續下去,在祖國以外流亡,而不願用暴烈而危險的手段返回祖國。誠然,我原來期待市民方麵對一個與他們有極大利害關係的違法行為會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實上卻一點也沒有。領導市民階級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機會顯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們在暗中搗鬼,卻默不作聲,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們、假虔誠和自稱虔誠的人們吵翻了天,這些人都是議會推出來打前陣的,為的是使無知的小民覺得我醜惡不堪,而把他們的胡作非為看作是出於宗教熱忱。我原以為有人會出來對非法的裁決程序提出抗議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後,我作出了決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拋棄了,就決心放棄我那忘恩負義的祖國。本來我就一直沒有在祖國生活過,也沒有得到祖國的任何好處、任何幫助,而作為我努力為它爭光的報答,我竟被這樣卑鄙地對待了,而且是舉國一致的對待,那些應該說話的人什麼也沒有說。因此,我就給那一年的首席執行委員——我想就是法弗爾先生,寫了一封信,正式放棄我的市民權,不過在這封信裡,我還是顧到了禮數,保持著克製。敵人的殘暴常迫使我在災難中做出豪邁的舉動,而我在做出豪邁的舉動時始終是注意到禮數和克製的。我這種做法終於使公民們睜開了眼:他們感覺到,他們為自身利益計也大不該放棄對我的保衛,因此他們就起來保衛我了,但是為時已經太晚。他們還有彆的一些不滿,都拿來和這項不滿合在一起,構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見書的內容,提得合情合理。議會自恃有法國政府做後台,便予他們以嚴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絕,這樣一來,他們越發感到議會要奴役他們,所以也就越發擴大意見書的範圍,加強意見書的份量。這種反複爭辯曾產生出各種小冊子,直到《鄉間來信》突然發表時,都毫無決定性的效果。《鄉間來信》是袒護議會的作品,寫得無限巧妙,國民代表這一派被它弄得啞口無言,一時算是被打垮了。這個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傳世佳作,出自檢察長特龍香的手筆。特龍香是個聰明的有知識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國的政體。Siluitterra。國民代表派經過一度氣餒之後又打起精神來了,便想寫一篇答辯。他們費了不少時間,寫得還算過得去。但是大家都屬意於我,認為我是唯一可以跟這樣一個對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認,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我的舊同胞們認為他們這個困難是為我而引起的,我有責任拿我這支筆來給他們幫忙。我在他們的催促之下,便著手駁斥《鄉間來信》;我把原作的名稱戲改為《山中來信》,用來作為我的作品的名稱。這個工作,我計劃並且執行得那麼秘密,以至我在托農跟國民代表派的首領會晤,專門談他們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把他們的答辯綱要拿給我看了,我卻一字不提我的答辯;這時我的答辯已經寫好了,隻怕稍微漏點風聲,不論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敵的耳朵裡,付印都會出現障礙。然而,我並沒能避免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國就有人看到;但是人們寧願讓它出版,也不願讓我清楚知道他們是怎樣發現了我的秘密。關於這一點,我知道多少就將說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屬揣測之詞,我將一概不說。在莫蒂埃,來拜訪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隱廬和蒙莫朗西的時候一樣多,但是來訪的性質卻迥然不同。在這以前,來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愛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關係,所以他們就以這些關係為借口來找我,使我一見麵就能開門見山,談我能夠跟他們談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這樣了,從法國方麵來的人尤其如此。他們都是些軍官,或者是其他對文學絕無愛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沒有讀過我的作品,但據他們自己說,卻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裡約來看我,瞻仰瞻仰我這個聞人、名人、大名人、大偉人,等等。從那時起,人們就不斷對我進行最無恥的阿諛奉迎,而在此以前,來跟我接觸的人對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這種罪的。由於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報姓名,也不肯說明身份,又由於他們的知識和我的知識都落不到相同的對象上去,還由於他們沒有讀過甚至沒有翻過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們說些什麼才好。我等他們自己開腔,因為隻有他們才知道為什麼來訪,應該由他們向我說明來意。可想而知,我對這種談話是不會很感興趣的,他們也許會感興趣,這就看他們想打聽的是什麼了。我這個人沒有什麼防人之心,無保留地暢談他們認為宜於向我提出的一切問題;通常,他們回去的時候,對我的處境的一切細節,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樣清楚。比方吧,我就是這樣接待了範斯先生,他是王後的侍從兼王後衛隊的騎兵隊長,他竟有那樣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幾天,甚至牽著他的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費裡埃爾,而我們兩人除了都認識菲爾小姐,都會玩小轉球以外,沒有其他共同之處。在範斯先生以前和以後,我還受到過另一次拜訪,這次更離奇了。兩個人步行來了,每人牽著一頭騾子,馱著他的小行李。他們到小客棧裡住下,自己把騾子刷洗乾淨,接著就要來看我。人們看到這兩個騾伕的裝束,都以為他們是走私販,消息立刻傳了出去,說有走私販來看我了。但是他們接近我的那種神氣就告訴我,他們不是那一類人,不過,他們雖不是走私販,卻也很可能是冒險家,這個懷疑使我一時頗有戒心。但他們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來一個是蒙多邦先生,又稱杜爾·迪·班伯爵,是多斐內省的一個紳士;另一個是達斯蒂埃先生,卡爾邦特拉人,曾任軍職,他把聖路易勳章揣在兜裡,省得顯出來。這兩位先生都很親切,都很有才華,他們的談話雋雅而又有趣,他們那種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國紳士的習尚,所以就使我對他們產生了感情,而他們的風度又隻能使這種感情加強。我跟他們的相識並不到此為止,現在還在繼續下去,他們後來還來看過我好幾次,不過就不再是步行來的了——以步行開個頭不失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這兩位先生,就越發現他們的愛好與我的愛好之間很少有共同之處,越覺得他們的信條不是我的信條,越覺得他們並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們和我之間沒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鳴。那麼,他們何所求於我呢?為什麼穿那種裝束來看我呢?為什麼待了好幾天呢?為什麼又來了好幾次呢?為什麼那麼切盼我到他們那裡去作客呢?我當時並沒想到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可是從那以後,我有時就這樣自己問自己。我被他們盛意的表現感動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彆是交給了達斯蒂埃先生,因為他的態度比較開朗些,使我更加喜悅。我甚至後來還一直和他通信,並且,當我要印《山中來信》的時候,我還想找他幫忙,好騙過那班在去荷蘭的路上窺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們。他曾跟我屢次談到,而且也許是有意地談到,出版事業在阿維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奮勇地對我說,如果我有東西拿到那裡去印,他願為我效勞。所以我就借重他,陸續把我的手稿的頭幾分冊郵給他了。他把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後,又給我寄了回來,說沒有一個書商敢印,於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冊一冊一冊地寄出去,沒有接到前冊已經收到的通知,後冊就不放手。在該書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們的辦公室裡曾被人看到過;訥沙泰爾人埃斯什爾尼跟我談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書,說霍爾巴赫曾告訴他是我寫的。我向他保證說,我從來沒有寫過有這個名字的書,因為事實確是如此。《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他憤怒極了,罵我說謊,雖然我對他說的全是真話。以上是說明,我是怎樣確實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過。我確信雷伊是忠實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彆的方麵去作種種推測,而我傾向於肯定下來的推測,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郵寄途中被人拆閱了。另外一個人差不多是與此同時認識的,但是開始是通過寫信,這就是拉利奧先生。他是尼姆人,從巴黎寫信給我,請我把我的側麵剪影像寄給他,因為他打算拿這張像給勒·穆瓦納,讓他雕一個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圖書室裡。如果那是為馴服我而想出來的一種奉承辦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斷,一個人想要將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圖書室裡,一定是飽讀過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學說的,他一定愛我,因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這種想法當然很難不誘惑我。後來我見到拉利奧先生了,我發現他急於要給我幫點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許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麵,我懷疑在他生平所讀的那幾本書裡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個圖書室,倘若有,對於他是否有用;至於那座半身像,不過是一個蹩腳的粘土製品,倒是勒·穆瓦納做的,並且還在上麵雕了一個奇醜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處宣揚它,仿佛這個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處似的。我覺得似乎是出於愛好我的見解和著作而來看我的唯一的法國人,是利穆讚團隊的一個青年軍官,名叫塞吉埃·德·聖布裡鬆先生,他曾經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當令人愛慕的才氣和自命不凡出過風頭,也許現在還是這樣。他曾在我大禍臨頭前的那個冬天到蒙莫朗西來看我,我覺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愛。後來他又寫信到莫蒂埃來,並且,也許是想阿諛我,也許是讀《愛彌兒》真讀得暈頭轉向了,告訴我說,他要脫離部隊,過獨立生活,並且說,他正在學木匠手藝。他有個哥哥在同一團隊裡當上尉,是母親的唯一寵愛對象,母親是個過分虔誠的信徒,不曉得是由一個什麼偽善的神父教導的,對小兒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說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關係。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親斷絕關係,走上我方才說過的那條路,為的是做個小“愛彌兒”。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勁兒就著慌了,趕緊寫信給他,叫他回心轉意,經過我苦口婆心的敦勸,他總算聽了我的話。他對母親又恢複了子職,並且從他的上校手裡把辭呈收了回來。他遞了這份辭呈之後,上校總算審慎從事,當時沒有作任何處理,好給他留下進一步考慮的時間。聖布裡鬆從他那些怪念頭裡醒悟過來之後,又動了一個雖然不那麼荒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頭,要當作家。他接連出了兩三本小冊子,這些小冊子並不顯得作者是個無才能的人,但是我並沒有給他鼓舞人心的褒獎,使他繼續搞下去,所以我於心無愧。不多時之後,他來看我了,我們一同去聖·皮埃爾島遊玩。在這次旅行中,我發現他跟在蒙莫朗西時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說不出的裝腔作勢的神氣,我起先還不感到怎樣刺眼,但是以後我就時常回想起來。他在我路過巴黎到英國去的時候,又到聖西蒙旅館來看了我一次。我在那裡聽說——他並沒有告訴我——他生活在上流社會中,並且相當勤地去看盧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時,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親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鄰居,對我似乎始終沒有多大好感)給我一點消息。總之,聖布裡鬆先生對我的傾慕,和範斯先生的那段關係一樣,一下子就完結了;但是範斯不曾得過我的任何好處,而他卻欠了我一點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隻是他耍出來的一種把戲:實際上倒很可能是這樣的。從日內瓦方麵來看我的人也隻多不少。德呂克父子就先後選我當了他們的護士。父親是在路上病倒的,兒子從日內瓦動身時就病倒了,兩人都住在我家裡休養。什麼牧師呀、親戚呀、偽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從日內瓦和瑞士來了,他們不象從法國來的那些人是為著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來,他們是為著責罵我教訓我而來的。唯一使我高興的是穆爾杜,他來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時候。在所有那些人當中,最有耐心、最固執、把我麻煩得不能不聽任擺布的,是狄維爾諾瓦先生,他是日內瓦的商人、法國難民,和訥沙泰爾的檢察長是親戚。這位狄維爾諾瓦先生每年特意從日內瓦到莫蒂埃來看我兩趟,接連好幾天在我家裡從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給我帶來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話,凡是我的事情都要問一問,而在他與我之間卻又沒有任何共同的觀念、共同的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識。我懷疑他一輩子任何一類書也沒有讀完過一整本,甚至我的書裡談的是什麼東西他也不知道。我開始收集植物標本的時候,他也跟著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對於這種消遣並不愛好,一路上他沒有一句話對我說,我也沒有一句話對他說。他甚至有勇氣在古穆安地方的一個小酒店裡跟我對坐三整天,我還以為讓他覺得無聊並且使他感到他是多麼使我厭煩就會促使他離開小店的,而這一切竟始終不能挫敗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從哪裡來的。所有這些來往關係都是被迫開始和被迫維持下去的。在這些關係之中,我不應該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暢並真正關切的一個:那是我跟一個匈牙利青年的關係。這個匈牙利青年來到訥沙泰爾住下了,又從訥沙泰爾住到莫蒂埃來,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幾個月之後的事。當地人稱他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這個名字被從蘇黎世介紹來的。他身材高大,儀表堂堂,麵目可親,待人接物懇切和藹。他逢人便說,並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為我才到訥沙泰爾來的,目的在和我交遊,好趁年青時修養品德。我覺得他的容貌、風度和舉止,都和他所說的話相符,象這樣一個青年,我看不出一點不可愛的地方,又懷著這樣可敬的動機來找我,我若閉門不納,當然會感到有愧於最大的天職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曉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誼和信任,我們彼此難舍難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愛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帶到元帥勳爵家去,元帥也對他百般撫愛。他還不能用法語表達,所以跟我說話,給我寫信,都隻用拉丁文,我則用法文回答他。儘管混合使用這兩種語言,我們兩人的交談依然進行得十分流暢,十分生動。他跟我談起他的家庭、他的事業、他的遭遇,又談到維也納的宮廷,似乎很熟悉那裡的內幕。總之,在我們處得極其親密的那將近兩年之中,我隻覺得他性情溫和,經得起一切考驗,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渾身上下都十分整潔,一切談吐都極其彬彬有禮,總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覺得他太可欽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歡他。在我們過往正密的時候,狄維爾諾瓦從日內瓦寫信給我,叫我提防那個住在我身邊的匈牙利青年,說有人告訴他,那是法國政府派來監視我的一個密探。這個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彆因為在我住的這個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說有人在窺伺我,在設法把我誘到法國境內,好在那裡對我下手。為著一下子就叫那班無聊的警告專家閉口無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議,到蓬達裡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釋。一到蓬達裡埃,我就把狄維爾諾瓦的信給他看,然後熱烈地擁抱他,對他說:“索特恩不需要我證明我對他的信任,但是社會大眾需要我證明我是善於知人的。”這一擁抱真是甜美,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絕對領略不到而又不能從被壓迫者手裡奪去的那種精神享受之一。我永遠不信索特恩是個密探,也不信他會出賣我,可是他卻欺騙了我。當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傾訴的時候,他竟有勇氣經常把他的心關得緊緊的,用種種謊言來蒙蔽我。他給我胡謅了一個故事,使我相信他不能不回國。我勸他趕忙動身,他就動身了,當我以為他已經到了匈牙利的時候,卻聽說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到斯特拉斯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裡給一個家庭搞出了糾紛,丈夫知道我和他常見麵,便寫信給我,我也不遺餘力地勸那個妻子重歸婦道,勸索特恩行為要端莊。當我以為這一男一女已經完全撒手的時候,他們倆卻又跑到一塊了,而做丈夫的竟又那麼殷勤,把那個青年人再請到他家裡住下;這樣一來,我就無話可說了。我發現那個所謂男爵是用一大堆謊言騙了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那個頭銜,是人們在端士稱呼他的,我不能怪他冒用,因為他從來沒有以男爵自稱,但是我並不懷疑他是個真正的小貴族,元帥勳爵是很識人的,又到過匈牙利,他一直認為他是貴族,把他當貴族看待。他剛一離開,他在莫蒂埃經常去用餐的那個小客棧的女仆就宣稱懷孕了,說是他搞出來的。那女仆是個邋遢貨,而索特恩在全區,由於行為篤實和操守端正,受到普遍的重視和尊敬,同時他又特彆講究清潔,所以這種無恥讕言叫大家聽了都起反感。當地的那些最可愛的女人曾極力挑逗他都沒有成功的,這時都氣極了,我也憤慨得不得了。我儘力叫那個不要臉的女人不要再嚷了,說我願意負擔她的一切費用,並且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寫信告訴他,我深信她那個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出來的,而且根本就是假裝的,都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來的鬼把戲。我要他回到這個地方來,當麵折辱那個女光棍,叫那班唆使她造謠的人啞口無言。而他的回信竟是那麼軟弱,使我大吃一驚;他還寫信請那個邋遢貨的教區牧師設法把事情壓下去。我一看這種情形,也就不再過問了,心裡總覺奇怪,這麼放蕩的一個人,居然能如此自製,竟能以其矜持的態度,在與我最親密的關係中把我欺蒙過去。索特斯海姆又從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找機會,結果找到的隻是窮困。他寫信給我,痛悔前非,我回想到我們舊日的友情,內心為之感動,就寄了幾個錢給他。第二年,我路過巴黎的時候,又見到了他,他差不多還是同樣的窮困,但是已經成了拉利奧先生的至交了,我也無法知道他們是怎樣結識的,也不知道是舊交還是新識,兩年後,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從那裡還寫信給我,後來他就死在那裡。以上就是我們兩人關係的簡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那些奇遇;但是我一麵憐惜這個不幸青年的命運,一麵卻仍然相信他是個世家子弟,一切放蕩行為都是他所處的環境造成的後果。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遊與結識的人物。這樣的交遊與結識得有多少才能補償我在這個時期所遭到的慘痛損失啊!第一個損失是盧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醫生長期折磨之後,成了他們的犧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風,而醫生們絕不承認,硬當作一種他們認為能醫得好的病來治。關於這件事,如果我們應該相信元帥夫人的親信拉·羅什給我寫來的報告,我們的確應該根據這個既慘痛而又難忘的例子來為大人物的苦難哀歎。這位仁慈的貴人的喪亡特彆使我傷心,因為他是我在法國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麼溫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顯,而把他當作與我平等的人去依戀。我們的關係並沒有因我的逃亡而終止,他還和從前一樣,繼續給我寫信。不過我又似乎看出,我們的彆離,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戀之情。一個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國君主麵前失寵而仍然對他保持同樣的感情,確實是很困難的。而且,據我判斷,盧森堡夫人對他的影響很大,絕不曾有利於我,她趁我遠在異國就損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於她自己,雖然也曾有過一些做作出來的並且越來越稀少的友愛姿態,卻一天比一天更不隱諱她在對我的情感上所發生的變化。她給我往瑞士寫過四五封信,都是斷斷續續的,後來就音訊杳然了。也是我當時先入之見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對我已經不隻是冷淡而已。迪舍納的合夥人、書商居伊在我之後常到盧森堡公館去,他寫信告訴我說,我的名字是載在元帥先生的遺囑上的。這當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懷疑。這個消息使我在心裡琢磨,我對這筆遺贈究竟應該采取什麼態度。經過全麵權衡之後,我決定不管是什麼遺贈都予以接受。我的這一決定是出於對一個正直的人的尊敬,因為象他那樣地位的人,一般是不會有什麼友誼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實的友誼待我。後來我沒再聽說這筆或真或假的遺贈,我便免除了這個接受遺產的義務。說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愛過的人的死亡而獲得若乾便宜,這就損害了我的一個最大的道德信條,我會因此而感到難過的。在我們的朋友繆沙爾臥病時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議,趁他對我們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時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乾於我們有利的措施。“啊!親愛的勒涅普,”我對他說,“不要拿利益觀念來玷汙我們對這位垂死的朋友應儘的傷心而又神聖的義務吧。我希望我永遠不載入任何人的遺囑,起碼永遠不載入任何朋友的遺囑。”也就是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元帥勳爵跟我談到他的遺囑,說他有意在遺囑裡對我有所遺贈,我給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裡已經說過了。我的第二個損失-使我更傷心、更覺得無法補償的損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愛的母親的死亡,她已經不勝衰老、不勝殘疾與窮苦之苦,終於離開了這人間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國去了,在那裡,凡是塵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溫馨的回憶作為永恒的善報的。溫厚而慈悲的靈魂啊,你到菲內龍、貝爾奈、加狄拿那樣的人物的身邊去吧,你到那些雖然地位較低、卻也和他們一樣對真正的慈善敞開了心靈的人們的身邊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實吧,並為你的被養育者準備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邊占到的那個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為上天結束了你的不幸,同時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養育者的這些不幸的慘象了。自從我到瑞士以後,就沒有給她寫過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災難告訴了她,會使她為我傷心;但是我給孔濟埃先生寫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況,也就是孔濟埃先生告訴我說,她已經停止救助受苦的人們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後會在那另一個世界裡看到她,我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無法相信我所期待於另一世界的那種完美的幸福了。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的一個損失——最後一個,因為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個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帥勳爵。他沒有去世;但是他倦於為忘恩負義的人們服務,離開了訥沙泰爾,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他還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還健在,並且,虧了他,我在塵世上的依戀之情才沒有完全斷絕。塵世上究竟還剩下一個人配享有我的友誼;因為,友誼的真正價值在人們所感到的友誼之中比在人們所喚起的友誼之中體現得更多。但是我已經失掉他的友誼所給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從此我隻能把他放在我仍然愛慕卻又不再有任何關係的那種人之列了。他那時正要到英國去接受國王的赦免,並收回他過去被沒收的財產。我們分彆時並不是沒有訂好重逢的計劃,這些計劃,對於他和對於我,都差不多是一樣甜蜜的。他準備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裡定居下去,我將來也要到那裡去看他;但是這個計劃,對我來說是太稱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實現。他後來並沒有留在蘇格蘭。普魯士國王的懇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會兒人們就會看到,我是怎樣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會的。他在動身前就預料到人們開始煽動起來反對我的那場風暴,所以他主動派人送給我一份入籍證書,這似乎是一種很可靠的防止彆人把我驅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維爾穀地的古維教會又效法總督的榜樣,給了我一份入會證,和入籍證書一樣,也是免費的。這樣,我在各方麵都成了本國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驅逐,就是君主也無此權力了。但是,對於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從來就是不經合法途徑的。我相信我不能把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這時期所受到的損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過,所以和他有過若乾交往,但是從來就不怎樣親密。我還有若乾理由可以相信,自從我獲得比他更大的名聲之後,他對我的感情就變質了。但是隻是在《山中來信》出版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對我的惡意的表現。人們在日內瓦傳誦著一封致薩拉丹夫人的信,據說是他寫的,他在這封信裡把我這部作品說成是蠱惑人心的政客煽動叛亂的叫囂。我對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對他的學問的欽佩,不容許我有一時一刻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信是他寫的。於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給他,告訴他說,人家都說是他寫的。他卻不給我任何答複。這個沉默使我詫異了;但是,請大家想想,當舍農索夫人寫信告訴我說,那封信確實是神父寫的,並且說,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尷尬,我又該詫異到何等程度啊!因為,退一步來說,即使他說得有理,但他那種既沒有人強製又沒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對之表示好感而又從未辜負過他的人,在其災難最深重的關頭一棍子打死,而且還乾得那樣興高采烈,他又怎樣解釋呢?不久之後,《弗基昂談話集》出版了,這部書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無忌憚、寡廉鮮恥地拚湊起來的。我讀著這本書,就感覺到作者對我是下定決心的了,從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險惡的敵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會契約論》,也不能原諒我寫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從事聖皮埃爾神父作品的摘錄工作,免得有那麼大的成就。我越往下寫,就越難保持事件的順序,越難前後銜接了。我在餘生中所受到的紛擾不讓我有時間在我的腦子裡把那許多事件排列起來。這些事件為數太多、太錯綜複雜、太令人不快,不可能敘述得有條不紊。它們留給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蓋事件原因的那種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這種可悲的境地。我的敘述從此隻能胡亂進行下去,腦子裡想起什麼就寫什麼。我還記得,就在我談的這個時期,我正忙於寫我的《懺悔錄》,又輕率地把這件工作對什麼人都說了,萬沒想到誰會有興趣、有願望、有力量對我這件工作橫施障礙。即使我相信會有這種事的話,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謹慎些的,因為我生來就不可能對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絲毫有所隱諱。據我判斷,這件工作一被彆人知道,就促使人們掀起一場風暴,要把我趕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這件工作的人們的手裡。我還有一個計劃,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項工作的人所同樣仇視的,就是編印我的全集。我覺得這項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為的是要在用我的名字出版的那許多書籍之中,確認一下哪些真正是我的作品,使社會大眾能把這些作品從我的敵人為破壞我的名譽、貶損我的價值而搞出來的那些偽作中區彆出來。除此而外,編印全集也是為我保證麵包的一個既簡單而又正當的方法;而且這也是唯一的方法,因為我已經放棄寫作,我的回憶錄又不能在生前出版,用彆的任何方式也掙不到一文錢,而開支又始終未減,我最後幾部書的收入一花完,生活來源就要枯竭。這一理由曾迫使我把《音樂辭典》拿了出去;而它當時還不夠完整呢。這部書使我得到一百個路易的現款和一百個埃居的年金。但是,一個人一年要花六十多個路易,這一百個路易當然很快就會花光的;而那一百個埃居的年金,對於一個被乞兒窮鬼象麻雀一般撲上來的人說來,簡直就等於零了。這時來了一夥訥沙泰爾的商人,要承攬印刷我的全集;又有裡昂的一個印刷商或書商,叫作雷基亞先生的,不知怎麼也跑來了,鑽到那夥商人中間主持全集的工作。合同是在合理的基礎上訂的,同時也很滿足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印和未印的一起算,夠出四開版六卷;此外,我還負責照管編印。為此,他們應該給我一筆一萬六千法國利物兒的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的贈款。合同訂好了,但還沒有簽字;這時《山中來信》出版了。那一聲對準這萬惡的作品和它那罪在不赦的作者而發的駭人的爆炸,可真嚇壞了那夥書商,全集的編印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我倒很想把這部作品的效果與《論法國音樂的信》相比,隻不過那封論音樂的信,在使我招大恨、冒大險的同時,還給我至少帶來欽佩和尊敬。而在《山中來信》出版之後,在日內瓦和凡爾賽,人們似乎十分詫異,怎麼還會讓我這樣一個怪物活在人間。小議會在法國代辦煽動下,在檢察長指使下,針對我的作品發表了一個宣言,以最惡毒的字眼宣稱我這個作品不但得由劊子手拿去燒毀,還帶著一種近乎滑稽的語調說,人們連答複、乃至提到這部作品時都感到自己丟臉。我倒很想把這篇妙文在這裡轉錄出來,隻可惜手頭沒有,而且連一個字也記不得了。我熱烈盼望我的讀者中能有人激於追求真理與正義的熱忱,願意把《山中來信》從頭到尾再讀—遍;我敢說,他在人們橫施於作者的那些痛心的、殘酷的侮辱之後,一定會感到彌漫在這部書裡的那種斯多噶派的克製工夫的。但是,他們既不能回答辱罵——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辱罵,又不能駁斥論點——因為我那些論點都是無可辯駁的,所以他們就決計做出萬分惱怒的樣子,不願有所回答;有一點倒也是真的,如果他們把無法駁倒的論據當作辱罵之詞,他們也可以認為是遭到強烈的辱罵了。那些國民代表們不但沒有對這個醜惡的宣言提出任何申訴,反而循著宣言給他們指出的路子去走;他們不但沒有把《山中來信》舉起來作為勝利的標幟,反而躲了起來,把它當作自己的盾牌。他們竟那麼怯懦,對這部為保衛他們並應他們的請求而寫出來的作品,既不表示任何敬意,又不說一句公道話,既不引用,又不提及,雖然他們暗中從這部作品裡汲取了他們的全部論據,雖然他們準確地遵循的這部作品結尾的那個忠告是他們的安全與勝利的唯一原因。他們要求我儘的這個職責,我把它儘了;我曾為祖國、為他們的事業服務到底。我請他們在他們的爭執中把我的問題撇開,隻為他們自己著想。他們就真照我的話去做了,而我之所以插手管他們的事情,完全是為著不斷地敦促他們去求得和平解決,因為我毫不懷疑,如果他們固執下去的話,他們一定會被法國完全打垮的。後一種情況之所以沒有發生,其中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在這裡不說出來了。《山中來信》發表後,在訥沙泰爾最初引起的反響是微不足道的。我送了一本給蒙莫朗先生,他客客氣氣地接受了,讀了,並沒有提出什麼意見。當時他也和我一樣生著病,病愈之後很友好地來看我,什麼也沒有對我說。然而,風潮開始了,我那本書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給焚毀了。騷亂的中心不久就從日內瓦、從伯爾尼、也許還從凡爾賽移到訥沙泰爾來了,特彆是移到特拉維爾穀地來了。在特拉維爾,甚至在宗教界還沒有任何明顯的行動之前,人家就開始用隱秘的手段煽動民眾了。我敢說,我是應該受這個地方的民眾愛戴的,就和我在所有住過的地方都受人愛戴一樣,因為我大把地掏錢布施,不讓我周圍有一個赤貧的人得不到救濟,我對任何人都不拒絕我力所能及而又合乎正義的援助,我跟所有的人都處得很融洽,同時我儘可能避免任何足以引起忌妒的特殊照顧。而這一切並沒有阻止那些無知小民不知道在誰的秘密策動之下逐漸對我憤激起來,直至發展到瘋狂的程度。他們在大白天就公開對我進行侮辱,不但在鄉間、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是如此。那些得到我的好處最多的人偏偏也最激烈,就是我還在繼續接濟的人,他們不好意思親自出麵,就暗中煽動彆人,好象要用這種辦法來洗雪他們向我感恩的恥辱。蒙莫朗裝著什麼都看不見,暫時還不露麵;但是,當某次聖餐禮快到的時候,他到我家裡來了,勸我不要去領聖餐,並向我保證說,他並不恨我,他是決不會擾亂我的。我覺得他這番客套話很離奇,他還給我提起布弗萊夫人的那封信,我就不明白,我領不領聖餐究竟跟誰有那麼重要的關係。由於我認為,如果在這件事情上讓步,就是一個怯懦的行為,而且我不願意為民眾提供這個新的借口,讓他們叫嚷我不信宗教,所以我乾脆拒絕了牧師的勸告;他不高興地回去了,暗示說,我將後悔莫及。他不能一人作主就拒絕我去領聖餐,得由以前接受我領聖餐的那個教務會議作主才成,隻要教務會議沒有說話,我就可以放心大膽前去,不怕遭到拒絕。宗教界交給蒙莫朗一個任務,要他傳喚我到教務會議席上去交代信仰,如果我拒絕,就開除出教。這種開除出教的事也隻能由教務會議辦理,並且要經多數通過才成。但是以老教友名義組成這個會議的那些鄉民是以牧師為主席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他們是受牧師操縱的,當然不會跟他持不同的意見,特彆是在神學問題上,他們懂得的比他更少。因此,我被傳喚了,我決定去出席。如果我善於詞令,如果我的筆是在嘴裡的話,這將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對我又將是多麼大的一個勝利啊!我會以多麼優勢的力量,多麼輕而易舉地在他那六個鄉民中間把那個可憐的牧師擊敗啊!統治欲使新教的牧師們完全忘記了宗教改革的原則,為了提醒他們這些原則,迫使他們啞口無言,我隻要把《山中來信》的頭幾封信作一番解釋就成了,而他們竟還那麼愚蠢,居然根據這幾封信來攻擊我呢!我的文章是現成的,我隻要稍加發揮就能叫那家夥無地自容。我是不會傻到采取守勢的地步的,我很容易采取攻勢,還要他們絲毫覺察不到,或者無法預防。宗教界的那些末流教士既無知而又輕率。是他們自己把我置於我能取得的最有利的地位,我隨隨便便就可以把他們壓倒。然而,可惜!要能說話才成呀,並且還要能即席發言。一遇必要,就能登時想出主意,找到合適的語句,找到恰當的字眼,始終清醒,經常鎮靜,永遠一點也不慌亂才成!我痛感自己沒有隨機應變的能力,我對我自己還能抱什麼希望呢?當年我在日內瓦,在一個完全袒護我。已經決定同意一切的會議麵前,還被弄得啞口無言,丟儘了臉。這次情況就完全相反了:我碰到了一個搗蛋鬼,他以狡詐代替學識,他會給我布下一百個圈套而我連一個也看不出來,他是決計不惜任何代價要抓我的錯兒。我越考慮這種形勢。就越覺得危險太大,因為我感到不可能應付好,所以就想出另一個不得已的辦法。我預先擬了一篇演說詞,到教務會議席上去宣讀,根本否認它的處理權,以免除我回答的義務。這事是很容易辦的:我就把這篇演說詞寫好,滿腔熱忱地把它讀熟。戴萊絲聽到我咿咿啞啞的,不斷重複那同樣的幾句話,想把它們塞到我的腦子裡來,便取笑我。我希望最後能把我的演說詞背出來;我知道領主作為國王的官員,一定會參加教務會議的;又知道不管蒙莫朗怎樣耍手段,請吃酒,大部分老教友都還對我抱有好感;而且,我又有道理,又有真理,又有正義,又有國王的保護,又有邦議會的權威,又有與這種宗教裁判製度的建立有利害關係的善良愛國者的願望做我的後盾——一切都在配合起來鼓舞著我。到期的前夕,我把我的演說詞全記住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夜,我都在腦子裡默誦。可是到了早晨,我又背不出來了,每背一個字我都要遲疑一下,我以為我已經是在那個大名鼎鼎的會議席上了,我慌張,說話吞吞吐吐,而且頭也昏了;最後,差不多就在要去的時候,我的勇氣完全消失了。我就在家裡待了下來,決定給教務會議寫封信,倉卒提出些不去的理由,我的借口是身體不適——在我當時的健康情況下,我的身體的確也是難以讓我在那次會上支持到底的。牧師接到我的信,頗感為難,便把這事推遲到下次會議。在這期間,他自己和他的爪牙百般活動,想誘惑老教友中間的那班寧願憑自己的良心而不願照他的心意辦事、因而不願照奉教界和他的意誌提出主張的人們。不管他從酒肉招待中得出的論調對那班人多麼有力量,除了那兩三個已經投靠他為虎作倀的以外,他沒有能買通其餘任何一個老教友。那位國王的官員和皮利上校——上校在這件事裡極表熱誠——把其他的老教友都掌握住了,使他們無虧職責;當那蒙莫期要進行表決開除我的時候,教務會議便以多數票乾脆拒絕了他。於是,他就隻有采取那破釜沉舟的辦法,煽動愚民了。他跟他的同事和另外一些人公開活動起來,並且做得那麼成功,以至儘管國王曾多次頒發嚴厲的詔書,儘管邦議會曾三令五申,我還是不能不離開那個地方,以免那位國王的官員為保衛我而自己遭到暗殺的危險。關於這樁公案,我的印象太模糊了,想起了幾點,也理不出一個頭緒,連綴不起來,隻能照它們浮現到我的腦際那樣,零散地、孤立地記載下來。我還記得我跟宗教界舉行過一次談判,蒙莫朗是談判的中間人。他詭稱人們是怕我以寫作來攪亂地方的安寧,怕彆人會怪這個地方不該讓我自由自在地亂寫。他暗示我說,如果我答應放下筆杆,既往也就不咎了。我本來對自己已經許下這個願了,所以毫不遲疑地對宗教界也許下這個願,不過有個條件,隻以不寫宗教問題為限。他要求作些改動,並要我立下字據,一式兩份。我的條件後來被宗教界拒絕了,我就索回我的字據:他隻還了我一份,借口搞丟了,把另一份扣了下來。在這以後,民眾在牧師們公開煽動下,蔑視國王的詔書和邦議會的命令,簡直無法無天了。在宣教的講壇上,我被宣布為反基督的人;在鄉間,我被當作狼精驅趕。我的阿美尼亞服裝,對於無知小民,成了一種便於辨識的標誌,我痛心地感到不方便極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換掉這種服裝又似乎太示弱了。所以我不能下決心改裝,仍舊穿著我的長外套,戴著我的皮圓帽,安安靜靜地在當地散步,四周都是流氓的叱罵,有時還有小石頭擲來。有好幾次我從人家屋前走過,隻聽裡麵有人說:“把我的槍拿來,讓我給他一槍。”這時我並未因此就走得快些,而他們卻更加怒不可遏了。不過他們始終限於恫嚇而已,至少槍是不敢打的。在這場騷亂中,仍然有兩件很令我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是借元帥勳爵的關係,我能受到值得感激的對待:訥沙泰爾所有正直的人都為我所受到的虐待和針對我的那些鬼祟活動而憤憤不平,他們非常憎恨那些牧師,清楚地感覺到他們是受了彆人的指使,隻做了一些暗中操縱他們的人的爪牙,生怕我這事會造成一個惡劣的先例,導致真正宗教裁判所的成立。地方官員們,特彆是繼狄維爾諾瓦先生之後任檢察長的默龍先生,都儘了一切努力來保護我。皮利上校雖然隻是個平民,卻儘力更多,收效更大。就是他,想方設法使老教友們恪守職責,使蒙莫朗在教務會議上碰了釘子。因為他有聲望,所以他儘量利用這種聲望去防止暴動,但是他隻能用法律、正義和公理的權威來對付金錢與酒肉的勢力。雙方的力量不是對等的,所以在這一點上,蒙莫朗就戰勝他了。然而,我對他的照顧和熱心還是感激的,很想以德報德,用什麼方式來報答他這筆情分。我知道他切盼得到一個邦議員的職位,但是在珀蒂皮埃爾牧師的案件裡,宮廷認為他表現不好,他在國王和總督麵前都失寵了。雖然如此,我還是冒險寫信給元帥勳爵,為他關說,我甚至大著膽子提到了他所企求的那個職位。真太僥幸了,與任何人所預料的相反,這個職位差不多立刻就被國王批準了。命運就一直是這樣,它一麵把我捧得太高,一麵又把我壓得太低,這會兒又繼續把我從一個極端推到另一個極端;一方麵無知小民給我塗滿了汙泥,另一方麵我還能使人當上了邦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