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樊籬從此開始了;八年來,我就一直禁錮在這個牢籠裡,不論我用什麼辦法都沒能刺透它那駭人的黑影。在我沉溺於其中的這個不幸的深淵裡,我感到人家給我的打擊,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擊我的直接工具,卻看不見那隻操縱工具的手,又看不見這隻手所使用的方法。恥辱和災難,仿佛自動地落到我頭上來了,表麵上還顯然若無其事。當我這顆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來的時候,我倒象個無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敗名裂的那些人們,竟然找到了那種不可思議的伎倆,使社會大眾都不知不覺地成了他們的同謀,還看不出他們的陰謀所產生的後果。所以當我現在敘述與我有關的那許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種種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時候,我都無法追本窮源,找到那隻發動的手,無法一麵說出事實,一麵指出原因。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裡都寫下來了;一切與我利害攸關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動機,在前三章裡都揭示出來了。但是,要說明這種種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樣結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許多離奇的事件,我是辦不到的,連猜也猜不出來。如果我的讀者中有人樂於深究這些秘密,發現真理,我就請他們仔細重讀一下前三章;然後,請他們在以後每讀到一個事實,就利用他們掌握到的材料進行考查,由一個陰謀上溯到另一個陰謀,由一個因素上溯到另一個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發動者。我當然知道他們的研究將達到什麼樣的終點,但是引導他們達到這個終點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無法摸清。我在依弗東居住期間,跟羅甘先生的全家都認識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以及她的女兒們。我似乎已經說過,孩子們的父親我是以前在裡昂就認識了的。波瓦·德·拉·杜爾夫人是來依弗東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長女,年約十五歲,非常聰明,性情脾氣又極好,使我十分喜愛。我以最親切的友誼依戀著她們母女二人。這個女孩子本來由羅甘先生作主,許給了他的當上校的侄兒了。上校已屆中年,對我也表示極端敬慕,但是,雖然伯父熱中於這樁婚事,侄兒也切盼成功,我也極希望他們兩人都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可是年齡的懸殊和那女孩子的極度憎惡使我和做母親的聯合起來勸阻這樁婚事,結果它也就沒有成功。上校後來娶了他的親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麵貌,我覺得都十分出色,並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親。雖然如此,羅甘先生還是不能忘記我在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願。我心裡卻是泰然的,因為我深信,我對他和對他的家庭,都儘了最神聖的友誼所規定的義務,這個義務並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進些最好的忠告。我若是到日內瓦去,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待遇在等待我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揣度的時間並不長。我的書在日內瓦被燒掉了,並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緝之後九天,我又在日內瓦被通緝了。在這第二道通緝令裡,荒謬絕倫的話堆砌得實在太多,教會法也違犯得實在太明顯,所以我剛開始聽到消息的時候還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證實之後,我生怕這樣明目張膽、這樣駭人聽聞的一個違法行為,把從良知的法則起的一切法則都破壞淨儘了,也會把日內瓦鬨得天翻地覆的。後來我把心放下了,因為一切都平靜如常。如果在無知的小民中間有些人言嘖嘖,那也隻是衝著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學究公開地罵著,仿佛象一個沒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門的小學生,人家要舉起鞭子打他。這兩個通緝令就是信號,全歐洲都起來咒罵我了,其憤激之情,真是史無前例。所有雜誌,所有報紙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中的合理成分作出了客觀的評,所有小冊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鐘。特彆是法國人,這個民族本來是那麼溫和、有禮貌、豪邁,平時又那麼自負,能對不幸者顧大體、全大義,現在竟突然忘掉了他們最寵愛的那些美德;都爭著來打擊我,以辱罵的頻繁和猛烈來顯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個反教分子、一個無神論者了,一個狂人、一個瘋子了,一頭猛獸、一隻豺狼了。接辦《特勒夫日報》的主編罵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語無倫次倒恰好證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總之,簡直可以說,在巴黎,一個人隨便以什麼為題發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進幾句話來罵我,就怕以違警論罪。我對這種全體一致的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幾乎認為所有的人都瘋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編者竟會挑起紛爭,《薩瓦副主教信條錄》的印行者竟會是反教分子,《新愛洛伊絲》的作者竟會是隻豺狼,《愛彌兒》的作者竟會是個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發表了《論精神》或類似的一部書,又該是什麼人了?然而,在起來反對《論精神》的作者的那場風暴中,社會大眾遠沒有把自己的呼聲跟迫害者的呼聲聯合起來,相反,他們卻以對作者的極口稱讚為他出了氣。我請大家把他的書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這些書所受到的不同對待,兩個作者在歐洲各國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請大家對這種種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達理的人感到滿意的理由來吧。我所要求的不過如此,其餘的我什麼也不說了。我在依弗東的日子過得很好,所以在羅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熱烈要求之下我決定就在那裡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讓讓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誼鼓勵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裡有一座小樓,在庭院與花園之間,他敦促我就在那裡住下。他的情意至為懇切,所以我接受了;於是他立刻就忙著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羅甘本人是包圍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離開我。我對這樣多的愛撫,始終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時也感到相當麻煩。我搬家的日子已經定了,我又寫了信給戴萊絲,叫她來跟我相會,這時我突然聽說,伯爾尼邦掀起了一場反對我的風暴,據說是那些虔誠的教徒搞起來的,但我始終沒能識透它最初的原因。參議院不知是受了誰的鼓動,似乎不願意讓我在隱遁中得到安寧。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這種騷動的消息,就寫信給好幾位政府成員,為我關說,責備他們不該采取盲目的不寬容態度,說他們把那麼多的匪徒都還收留在他們的治下,而對一個受壓迫的才智之士卻反而拒絕收容,未免可恥。據某些機靈的人推測,他責備得那麼強烈,反而招惱了那班人,並沒有起什麼緩和作用。姑不論這種推測對不對吧,反正他的信譽和辯才都沒能擋住那一著。他一聽說有命令要向我下達,便趕前通知了我;我為著不坐待命令的到達,決定第二天就動身。難的是不知道該往哪裡跑。眼前日內瓦和法國都對我關門了,我預料到在這件事情上每個國家看到鄰邦的做法都會趕緊仿效的。波瓦·德·拉·杜爾夫人建議我住到一所家具齊全的空房子裡去,這是他兒子的房子,在訥沙泰爾邦的特拉維爾山穀中的莫蒂埃村,隻要翻過一座山就到了。這份盛情來得特彆合適,因為在普魯士國王治下的各邦裡,我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庇護,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裡不大會成為借口。但是我心裡有個難處,卻又不便說出,很使我有遲疑的必要。我生來就熱愛公理,這種熱愛一直燃燒著我的心靈,再加上我對法國又暗中傾慕,所以我對普魯士國王有一種厭惡之情,我覺得他以他那些處世原則和所作所為,把對自然法則和對人類義務的任何尊嚴都放在腳下踐踏儘了。在我當初裝飾蒙莫朗西碉樓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畫之中,就有這位國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寫了一首雙行詩,末句是:“他思想是哲學家,而行為則是君王。”這句詩,在任何彆人的筆下寫出,都會是一句相當美的頌詞,但在我的筆下卻另有一種意義,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釋得太清楚了。這首雙行詩,凡是來看我的人都見過,而且來看我的人並不在少數。羅倫齊騎士並且把它抄給了達朗貝,我毫不懷疑,達朗貝準會把它奉給國王作為我對他的獻禮的。這第一個錯誤,我又拿《愛彌兒》裡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這段文章裡,人們在多尼安人的國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誰。這個影射並沒有逃過許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萊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過。因此,我保證我是被用紅墨水記在普魯士國王的紀錄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處世原則真如我設想的那樣的話,那麼,我的作品和它們的作者就隻有討他嫌惡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惡人和暴君總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們不認識我,單是讀到我的著作就夠了。然而,我還是放膽去聽憑他擺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險並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惡之情隻能支配軟弱的人,而對性格堅強的人——我一向認為他就是這樣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斷,按照他的統治藝術,遇到這樣的機會是要做出豁達大度的樣子給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達大度也並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認定,卑鄙而輕易的報複在他的心裡一點也不可能勝過他對光榮的追求,而且,我設身處地去想,覺得他利用這次機會以他的慷慨大度來征服一個曾膽敢私議他的人,又絕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懷著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這種信任的價值的;我心裡想,讓-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與高力奧蘭並駕齊驅的地位,腓特烈還會不如弗爾斯克人的將領嗎?羅甘上校一定要陪我過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頓下來。波瓦·德·拉·杜爾夫人有個小姑子叫吉拉爾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來對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見我去,心裡並不高興,然而她還是美意殷勤地讓我住進去了,並且我在等戴萊絲到來、安頓小家庭期間,就在她家裡吃飯。自從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我感到我從此就要在大地上東逃西竄了,所以我很猶豫,不敢答應戴萊絲來和我相會,共同度我自己認為注定了的那種飄零生活。我感覺到,由於這次大禍,我們的關係要變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對她的恩與惠,從此以後就是她對我的恩與惠了。如果她對我的感情能經得起我的災難的考驗,她會為我的災難而傷心的,而她的悲傷又會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對我的感情冷下來,她就會在我麵前誇耀她的堅貞之德,把它當作是一種犧牲;而且,她將不會感到我與她分享我最後一塊麵包的那種快樂,而隻感到她不問命運迫使我到哪裡她都願意跟著我的那種美德。我一定要把話全說出來:我沒有諱言我那可憐的媽媽和我自己的缺點,我也就不該對戴萊絲特彆留情;不管我怎樣樂於稱許我這樣親愛的人,我也不願意掩飾她的過錯——如果心靈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變化能算作真正過錯的話。長久以來我就發現她的心漸漸冷下來了。我感覺到,她對我已經不象我們黃金時代那樣了,而且,我越是對她始終如一,就越發對這一點感覺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媽媽身邊感到後果的那個尷尬處境,而這種後果,在戴萊絲身上也是一樣。我們彆去追求自然界中並不存在的完美;這種後果不論在人世哪個女人身上都是一樣的。我對我那幾個孩子所采取的決定,不管我當時覺得是如何考慮周全,卻並不總是讓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著我的《論教育》,就覺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義務。我的後悔心情最後變得如此強烈,以至它幾乎是強迫我在《愛彌兒》的開端對我的過失作了一個公開的承認,而且講得那麼明白無誤,誰要是讀了那段文章之後竟還有勇氣譴責我的過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當時的處境仍然與過去相同,甚至由於我那些一心隻想抓我的辮子的敵人的惡意,比過去還更壞些。我生怕再犯過去的錯誤,不想冒此危險,寧願忍受製欲之苦而不願讓戴萊絲再遇到那同樣的情況。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顯地日趨下降。這雙重理由曾使我屢下訣心,但有時未能堅持,不過近三四年來,我卻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看出戴萊蘭對我冷淡了:她從職責感出發對我的感情還是照樣,但在愛情方麵就不再跟從前一樣了。這在我們相處之中就必然減少一些樂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麼地方都難能得到我的照顧,她或許寧願留在巴黎,不願來跟我飄零。然而,她在我們彆離時曾顯得那麼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麼肯定的諾言,保證我們後會有期,我走後她又在孔蒂親王先生和盧森堡先生麵前那麼熱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會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沒有勇氣跟她談彼此分開的事,連我自己想這件事的勇氣都沒有了。當我從心底裡感到我實在少不了她的時候,我就一心隻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邊。我寫信叫她動身,她就來了。我離開她還不到兩個月呢,但是從那麼多年以來,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的分彆呀!我們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覺到分離之苦了。我們互相擁抱時,心情是多麼激動啊!啊!愛憐與快樂的眼淚是多麼甜美!我的心又是多麼酣美地飲著這種眼淚呀!象這樣的眼淚,人們為什麼竟讓我流得那麼少呢?我一到莫蒂埃,就寫信給訥沙泰爾總督、蘇格蘭元帥吉斯勳爵,通知他我到國王陛下的領土上來退隱了,並且要求他保護。他以人所共知的、並且也是我所期待於他的那種慷慨之情答複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馬蒂內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馬蒂內先生就是特拉維爾穀地的領主,在總督閣下麵前是個紅人。這位德高望重的蘇格蘭人的那種令人崇敬的風貌有力地感動了我的心,我們彼此之間登時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在我這方麵一直是始終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麵,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奸賊趁我離遠了他,就欺他老邁,把我的形象在他眼裡歪曲得不成樣子的話,也一定會是始終如一的。喬治·吉斯是蘇格蘭的世襲元帥,也就是那位生得光榮、死得壯烈的名將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時代就離開了故鄉,由於他曾依附斯圖亞特王室,被他的祖國放逐了。但後來他很快就厭惡了斯圖亞特王室,因為他看出了它那無義而又暴虐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一直就是這個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歡喜那裡的氣候;最後跟他的老兄一樣,依附了普魯士國王。普魯士國王知人善任,給了他們以應得的接待。國王由於這種接待而獲得了很好的報答,因為吉斯元帥幫了他許多大忙,而尤其可貴的是他博得了元帥勳爵的真誠的友誼。這位可敬的人物的偉大靈魂是徹底共和主義的、高尚的,隻能在友誼的籠絡下才能低下頭來,但是它向友誼低頭又是那麼全心全意,以至儘管兩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隻有腓特烈了。國王曾托他辦了些重大事務,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後,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訥沙泰爾總督之職,以便讓他養老並能終其身為這個小邦之民造福。訥沙泰爾人隻愛浮光虛彩,不識真材,聽到誇誇其談,便驚為才氣橫溢,看到一個人冷靜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質樸當作高傲,把他的坦率當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當作愚蠢。他們拒絕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為他隻願意造福人民而不願意逢迎阿諛,所以不會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們的歡心。珀蒂皮埃爾牧師被他的同行們驅逐出去了,因為他不願意他的同行們永遠被罰在地獄裡受罪。在這個可笑的事件裡,勳爵因為反對牧師們僭奪行政權,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對,而實際上他是為全郊利益著想的;當我到達該邦的時候,這種愚昧的恨恨之聲還沒有完全平息。人們說他至少是一個招人對他抱偏見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責難之中,這也許是比較正確的。我看到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個感覺就是憐憫他身體的瘦削,歲月已經把他的肌肉銷蝕儘了;但是一舉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貴的麵容,便立刻產生一種肅然起敬的感情,並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這種敬仰之情戰勝了其他一切感覺。他聽了我走上前去對他說的那幾句寒喧話後,竟談起彆的事作為答複,就仿佛我在那兒已經待了一個星期了。他沒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謹的領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裡。我從勳爵那副銳利而精明的眼神裡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氣地在他坐的那張沙發椅上挨他身邊坐下了。我聽到他登時采用的那種親切口吻,就感到我這種隨隨便便的態度很使他喜歡,他心裡一定在說:“這人倒不是個訥沙泰爾人。”真是性格相投的奇特效果啊!在那樣的年齡,一般人的心都已經失掉它的自然熱力了,而這位慈祥老人的心卻為我燃燒起來,達到了使大家感到驚異的地步。他竟然到莫蒂埃來看我,借口說是來打鵪鶉,在這裡住了兩天,但連一支槍也沒有摸過。我們之間建立起了這樣一種友誼——這裡說的友誼是名符其實的——以至兩人誰也離不了準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府離莫蒂埃有六裡約路,我至多隔兩個星期就去住上一晝夜,然後又象朝聖人一樣走回來,一心隻惦著他。我當年由退隱廬往奧博納去的時候,內心的感覺當然與此很不相同,但是它並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府時所感到的滋味更為甜美。我想到這位可敬的老人那種慈父般的恩情、那種可愛的美德、那種溫厚的哲學,時常在路上流下多少感激的眼淚啊!我稱他為父親,他稱我為孩子。這兩個甜蜜的稱呼可以部分地表示出聯係我們的依戀之情,但是還不能表示出我們彼此相求的那種需要和經常互相接近的願望。他一定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府去,曾長時催促我定居在我臨時去住的那套房間裡。最後我告訴他說,我住在自己家裡比較自由,寧願一輩子都這樣跑去看他。他很嘉許我這種坦率,從此就不再談這件事了。仁慈的勳爵啊!我的可敬的父親啊!我現在想到你,我的心還是多麼激動啊!那班野蠻人!他們把你跟我離間開來,給了我多大的打擊啊!然而,不,不,偉大的人啊,你對於我,現在是、將來永遠是一樣的,我也始終是一樣的。他們欺騙了你,但是他們沒能改變你。元帥勳爵不是沒有缺點;他有見識,但他究竟是個人。他有最銳敏的智慧、最機靈的識力,他最深於知人,但是他有時也受人蒙蔽,並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氣很奇特,運思有點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見到的人忘記了,可是在他們萬想不到的時候忽然想起了他們。他對人的關注似乎總不合時宜,他的饋贈都憑他一時高興,不問合適不合適,他腦子裡一想到要送給你什麼,他就登時拿給你或寄給你,價值高昂或毫無價值,在他都無所謂。有一個日內瓦青年想到普魯士國王手下投效,跑來找他,勳爵給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個小布袋,滿裝著蠶豆,叫他拿去交給國王,國王接到這個奇特的介紹,登時就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個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間另有一種語言,凡夫俗子是永遠不能懂得的。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婦人無端作態,使我覺得元帥勳爵格外有趣。我深信,並且我後來也體會到,這些怪癖並不影響他的感情,也不影響友情在重要關頭所要求於他的那種對彆人的照拂。不過有一點也是事實,在他給人幫忙的方式上,他還是顯出同他對人的態度上同樣的奇特。我隻舉出一點來說明這種奇特之處,這是關於一件無所謂的小事的。從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實在吃不消,所以總是分兩天走,午飯後動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茲,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個於他非常重要的恩準,便托我請總督閣下替他要求。我當然樂於幫忙,便帶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間裡,自己走去將他的事向勳爵說了,但勳爵沒有吭氣。上午過去了,我走過套間去吃午飯的時候,隻見那可憐的桑托茲等得煩躁不安,我以為勳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時又對他重說了一遍,他還是和以前一樣,一聲不響。我覺得,他是以這種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麼討他厭煩,但這樣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閉口無言,暗中替桑托茲叫苦。第二天回來時,他的道謝使我十分驚訝,因為他在總督閣下家裡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飯,並且,總督閣下還接受了他的呈文。三個星期後,勳爵就把他所請求的詔令派人送給他了,詔令是經國王簽署、由大臣發出的。他這樣辦了,一直不願對我和對桑托茲本人提一個字或說一句話。我原來以為這件事他是不肯負責去辦的。我真想將喬治·吉斯不停地談下去啊!我最後的快樂的回憶都是來自他那裡的,而我的生活的其餘部分則隻是些苦惱和痛心事了。我想起這些事來就傷心,越想越亂,所以不可能在敘述時有什麼層次:今後我不得不隨便安排我的敘述,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了。我在這裡避難,原來懷有不安情緒。不久就由國王給元帥勳爵的複信把我從不安中解脫出來了,我在元帥身上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辯護律師。國王陛下不但同意他已經做過的事,並且還托他——我得把什麼都說出來——送給我十二個路易。那仁厚的勳爵為這樣一個使命頗感為難,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完成得不失體統。他極力減輕這個侮辱,把這筆錢改成實物供應,通知我說,他奉國王之命為我提供薪炭,好讓我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來;他甚至補充說——這也許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國王很願意為我蓋一所小房子,式樣完全隨我的意,隻要我願意選定一個地點。後麵這一個饋贈使我很感動,並且使我忘掉了前一饋贈的小氣。這兩個饋贈我都沒有接受,但是我就把腓特烈看成我的恩人和保護者了,並且我是那麼真誠地對他表示好感,從此就對他的光榮感到十分關懷,正如我過去對他的成就感到十分不平一樣。在他不久後簽訂和約的時候,我用一個十分雅致的燈彩表示了我的歡欣:那是一套花環,我用來裝飾我住的那所房子。在這套花環上,我的確是傾注了那種報複性的豪邁心情的,因為我花的錢差不多就有他預備送給我的錢那麼多。和約一簽定,我就以為他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光榮既已達到頂點,他將會休養生息,振興商業和農業,在國內開墾荒地並在其上重新安排居民,同一切鄰邦保持和平,由歐洲的魔王一變而為歐洲的仲裁者,以爭取另外一種光榮。他是很可以放下寶劍而不冒任何風險的,因為他完全可以相信彆人將不會迫使他再把寶劍拿起來。我看他還不解除武裝,就生怕他不善於利用他的有利條件,隻能成為半個偉人。我為這個問題,放膽寫了一封信給他,並且采取象他那樣性格的人所愛聽的那種家常口吻,把這個神聖的真理之聲直送到他的耳朵裡去——這種真理之聲是很少國王能有資格聽到的。這件放肆的事我是秘密做的,出自我口,入於君耳。我甚至連元帥勳爵也不讓與聞。我把致國王的信函封得好好的交給了他,勳爵也就把我的信送了出去,沒打聽內容如何。國王對這封信沒有答複;不多時後,元帥到柏林去了,國王隻告訴他說,我曾好好地把他教訓了一頓。由此我就了解到,我的信引起了不良的反應,我那一片熱忱的坦自暴露被當作學究先生的才氣了。實際上這是十分可能的;也許我說的不是我應該說的話,我用的語氣不是我應該用的語氣。我隻能保證,我之所以動筆是出於我的一番苦心。我在莫蒂埃-特拉維爾定居下來以後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證,我覺得人家會讓我安安靜靜地在這裡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亞美尼亞服裝。這並不是什麼新鮮念頭,在我一生中,這個念頭已經在不同的時期動過好幾次了,在蒙莫朗西時我就常這樣想,因為那時我常用探條,不能不待在臥室裡,這就特彆使我感到穿長袍的好處。正好有一個亞美尼亞裁縫對常來看他的一個住在蒙莫朗西的親戚,這種方便又引誘了我,很想趁此就換上這種新裝,不管人家說什麼閒話——我對彆人的閒話本來就是滿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這種新的服飾之前,我還是願意征求一下盧森堡夫人的意見。她是極力勸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亞美尼亞衣服。但是,衝著我來的那場風暴掀起來了,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較平靜的時候再穿。隻是在幾個月之後,由於我舊病複發,再次乞靈於探條,我才覺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這種新的裝束而不至冒什麼風險,尤其是事先我還請教過當地的牧師,他說我即使穿這種服裝到教堂去也不足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長袍,披上了皮鬥篷,戴上了皮圓帽,係上了大腰帶。我穿這樣的裝束參加了聖事之後,就覺得穿這種服裝到元帥勳爵家裡去也沒有什麼關係。總督閣下看我這樣裝束,唯一的客套話就是說聲“薩拉姆阿勒基”;從此我就不再穿彆的服裝了。我既已完全拋棄了文學,就想隻要我自己作得了主,就去過一種寧靜而甜美的生活。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從來沒有感到過厭煩,即使是在完全無事可做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我的想象力可以把一切空白都填補起來,單是它,就夠叫我閒不住。隻有幾個人麵對麵地坐在屋子裡閒聊天,專門耍嘴皮子,那才是我一輩子也忍受不了的事。走走路,散散步,那倒也還罷了,至少腳和眼睛都還在做點事;但是抱著胳臂呆坐在那裡,一個勁兒談什麼今天天氣如何呀,蒼蠅在飛呀,或者更糟糕些,你恭維我、我恭維你呀,這對我就真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了。為著不過野人的生活,我就想起要學著編編帶子。我帶著我的坐墊去串門,或者和女人一樣,坐到門口去乾點什麼活兒,跟過路的人聊聊天。這就使我能把無聊的廢話忍受下去,使我能在一些女鄰居家裡消磨時間而不感到膩味。我那些女鄰居有好幾個都是相當可愛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有個名叫伊薩貝爾·狄維爾諾瓦的,是訥沙泰爾檢察長的女兒,我覺得她相當值得敬佩,所以跟她建立了一種特殊的友誼。她得到我的友誼也頗不吃虧,因為我曾給她許多有益的忠告,在緊要關頭還照顧了她;所以,現已成為賢妻良母的她,也許是虧了我她才有那樣的頭腦、那樣的丈夫、那樣的生活和那樣的幸福。在我這方麵,我也是虧了她才得到很甜美的安慰,特彆是在一個淒涼的冬季,那時,在我的病痛和苦惱正日益加劇的時候,她經常來跟戴萊絲和我作長夜談,她知道用她那雋雅的才智和我們互訴衷腸,使我們毫不感到長夜漫漫。她稱我為爸爸,我稱她為女兒,我們現在還是這樣稱呼著,希望這兩個稱呼將來對她和我永遠留下親切感人的懷念。為了使我編的帶子有點用處,我就在我那些年青的女朋友結婚的時候當作禮物送給她們,條件是要她們將來親自帶她們的孩子。伊薩貝爾的姐姐就以結婚禮物的名義收到了一副帶子,並且沒有辜負這份禮物;伊薩貝爾也同樣有了一副,在主觀願望上也沒有辜負這份禮物,但是她不曾有如願以償的幸福。我送帶子的時候,給每人都寫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傳誦一時,但是第二封信就沒有怎麼轟傳出去了:友誼本來是不需要那麼誇張的。我在鄰近地區跟許多人的來往,就不詳細說了;不過我應該提一提我跟皮利上校的關係。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這裡來住。我並不急於要跟他認識,因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帥勳爵跟前都處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見勳爵的麵。然而,因為他來看我,並且對我有很多客氣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這種來往繼續下去了,我們有時還彼此邀請在家裡吃吃飯。我在他家認識了貝魯先生,後來我跟貝魯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談談。貝魯先生是個美洲人,蘇裡南的一個司令官的兒子,司令官死後,繼任人訥沙泰爾籍的尚伯裡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遺孀。這位遺孀再度寡居後,便帶兒子到後夫的故鄉來落戶。貝魯是獨子,十分富有,受到母親的百般疼愛,得到精心的撫養,很得益於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許多一知半解的知識,對藝術有一定程度的愛好,特彆以長於推理自詡,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學家的荷蘭人的神氣,他那黝黑的膚色,他那沉默而收斂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個思想家。他年紀雖輕,可是又聾又鬨痛風,這就使他的一切動作都很穩重、嚴肅;而且,雖然他很愛爭吵,甚至有時吵得時間過長,但一般說來,他還是說話不多,因為他耳朵聽不見。他的整個這副外表都使我肅然起敬,我心裡想:“這是位思想家,是個明哲的人,有這樣一個人做朋友會是很幸福的。”為著徹底使我拜倒,他時常跟我說話,始終不帶任何恭維語。他不大談到我,不大談到我的書,也很少談到他自己;他不是沒有見解,相反,所說的話都相當正確、這種正確和準確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沒有元帥勳爵那樣高超精細,但是有同樣的樸實;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勳爵的代表。我並沒有對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產生了感情,慢慢地,這敬佩之情就帶來了友誼。我跟他相處,完全忘了我當初反對跟霍爾巴赫男爵交朋友時的那句話:他太富有了;我現在相信我當時是錯了。經驗一直使我懷疑,一個享有巨大財富的人,不論他是誰,會真誠地喜歡我那些原則和這些原則的製訂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很少見到貝魯,因為我不到訥沙泰爾去,而他又每年隻到皮利上校的山上來一次。為什麼我不到訥沙泰爾去呢?這是一種孩子氣,不應該避而不談。雖然我受到了普魯士國王和元帥勳爵的保護,總算避免了我在避難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沒能避免公眾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師們的嘀嘀咕咕。自從法國向我發動攻擊以來,誰要是不至少給我一點侮辱,就不能顯得是好樣兒的,人們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樣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讚成那種做法。訥沙泰爾的上層分子,也就是說該城的牧師集團,首先發難,企圖策動邦議會來對付我。這個企圖未能得逞,牧師們就去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立刻禁了我的書。他是一有機會就要不客氣地對待我的,他透出話風,甚至明白直說,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裡,人們也是不會容忍的。牧師們在他們辦的《信使》雜誌裡塞滿了荒謬言論和最無聊的偽善之談,這些言論,儘管使頭腦清楚的人為之齒冷,卻也煽動了民眾起來反對我。但是聽了他們那些話,我畢竟還該感激涕零呢,因為他們能讓我在莫蒂埃住下來,也算是一種不同凡響的恩典了——實際上,莫蒂埃是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的。他們恨不得用品脫量空氣給我,要我付高價來買。他們要我感謝他們的保護,而這種保護,是國王不顧他們的反對給我的,也是他們不斷努力要給我剝奪掉的。最後,由於他們辦不到這一點,便在儘力損害我、毀謗我之後,拿他們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個功勞,向我誇示他們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們的國土上住下。我原該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們生起氣來,並且荒謬到決心不到訥沙泰爾城裡去,還把這個決心堅持了近兩年之久。殊不知他們的態度,不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終是受彆人推動的。我若注意到他們的態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們了。再說,那批既無教養又無知識的人,隻看重地位、權力和金錢的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對才智之士應該有所尊重,想不到誰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丟自己的臉。有一個什麼村長,曾因貪汙撤職的,竟對我那伊薩貝爾的丈夫、特拉維爾穀地的警官說:“人家都說那個盧梭如何如何聰明,你把他帶來給我看看是不是真的。”當然囉,說這種話的人所表示的不滿,是不會叫遭到這種不滿的人怎樣生氣的。根據我在巴黎、日內瓦、伯爾尼乃至訥沙泰爾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當地的牧師對我能給點什麼照顧。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爾夫人介紹給他的,他也曾對我表示歡迎。不過在這地方,人們對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無意義的。那時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個新教國家,我就不能不參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開活動,否則就要違背我的誓願和我作為公民的義務,所以我得去參加聖事。另一方麵,我又怕走到聖體台前被人拒絕,遭到難堪。看樣子,日內瓦的議會,訥沙泰爾的宗教界都已鬨得滿城風雨了,此地的牧師簡直不可能讓我安安靜靜地走進他的教堂裡去領聖餐的。所以我看聖餐禮快到的時候,就決定寫封信給蒙莫朗先生(這就是那個牧師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願,並且向他聲明,我心裡始終是歸附新教教會的;同時,我對他說,為了避免有關信條的無謂爭辯,我不願個彆地對信條作任何解釋。這個手續一辦,我就放心了,認為蒙莫朗先生一定會拒絕我去,因為他絕不肯讓我不經過事先的個彆解釋就去參加聖餐,而我又決不願意進行事先的個彆解釋,這樣一來,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誰知道事情完全不是這樣: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蒙莫朗先生來了,不但向我說明,他在我提出的條件下容許我去領聖餐,並且還說,他和老教友們都以有我這樣一個信徒而引為極大的光榮。我從來沒有這樣地驚訝過,也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欣慰。我覺得老是孤獨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種十分淒涼的命運,特彆是處於逆境的時候。在這麼多的通緝與迫害之中,我能對自己說:“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們在一起。”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領了聖餐,這時我內心的感動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淚也許是人們在領聖餐時最能使上帝滿意的精神狀態了。不久之後,勳爵派人給我送來了布弗萊夫人的一封信,據我推測,這封信至少是通過達朗貝轉來的,因為他認識元帥勳爵。這是這位夫人自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給我寫的第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她痛切地責備我不該給蒙莫朗先生寫那封信,尤其不該去領聖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誰發這頓脾氣,特彆因為,自從我那次到日內瓦旅行以來,我一直就公開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眾目睽睽之下到過荷蘭教堂,誰也沒覺得我這事做得不對。布弗萊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問題上指導我的信仰,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不過,我並不懷疑她的用心是好到無以複加的——雖然我一點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對這種離奇的譴責絕不生氣,心平氣和地複了她的信,給她說明我的理由。這時,辱罵我的印刷品方興未艾,它們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責怪權力機關對我太溫和了。主謀者繼續在幕後指揮的這種吠影吠聲的大合唱,很有點陰森可怕的樣子。我呢,讓他們說去,絲毫不為所動。有人跟我說,索爾朋神學院發出過一個譴責書。我根本不信。這件事,索爾朋有什麼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嗎?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它想證明我不是好的喀爾文派教徒嗎?這又與它有何相乾?操這種心真是太離奇了,簡直是要頂替我們的牧師了。看到那個文件之前,我以為是彆人假索爾朋的名義把它傳播出去,以便譏笑索爾朋的,讀了那個文件之後,我更相信是這樣。最後,當我不能再懷疑那個文件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千想萬想都隻想到這一點:應該把整個索爾朋的人都送到瘋人院去。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為它來自我所始終敬仰的一個人;這個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堅定,卻惋惜他的行動盲目。我說的是巴黎總主教反對我的那份訓諭。我覺得我義不容辭,必須予以答複。我可以答複得不失身份,這和我當年答複波蘭國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的。我從來不喜歡伏爾泰式的粗暴的爭吵。我隻知道在保持尊嚴的條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確信攻擊我的人能不辱沒我的打擊時,才肯自衛。我毫不懷疑那篇訓諭是耶穌會教士的手筆,雖然他們當時自己已經成了落水狗,但我在這份訓諭裡還看得出他們打落水狗的那個老信條。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條行事:一麵尊重名義上的作者,一麵給作品以致命的打擊。我就是這樣乾的,並且相信乾得相當成功。我覺得住在莫蒂埃很愜意,要想終老於此,隻缺一個可靠的生活來源。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於我原來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個新家,一切家具,賣的賣,丟的丟,再加上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費,我原來的計劃全給推翻了。眼看我麵前的那筆小資金一天天在減少,再有兩三年就會把剩下的那點錢消耗淨儘,而除了再去寫書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積起這樣一筆小資金,而寫書是個不祥的職業,我又早已放棄了。我深信,形勢不久會向於我有利的方麵轉變的,社會大眾從他們的瘋狂中覺悟過來之後,會使權力者也為自己的瘋狂而感到羞慚,所以我隻想設法把我的生活資源維持到那個時來運轉的時候,將來有了這種轉變,我就能在各種送上門來的生活資源中加以選擇。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樂辭典》。這部辭典,我費了十年工夫,已經搞得差不多了,隻差最後的修改和譽清。不久前彆人給我寄來的我的書籍為我提供了完成這個工作所需的資料;同時寄來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夠開始寫我的《回憶錄》,從此以後,我要集中精力專搞這部著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轉抄到一個集子裡,以便引導我的記憶力,弄清事實與時間的順序。我早已把我要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選擇好了,次序的銜接差不多十年都沒有間斷。然而,當我清理轉抄的時候,發現裡麵有個漏洞,很使我驚訝。這漏洞有近乎六個月之久,從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記得我把狄德羅、德萊爾、埃皮奈夫人、舍農索夫人等等的許多信都挑選出來了,這些信正好填滿這個漏洞,而現在卻找不到了。都到哪裡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盧森堡公館裡的那幾個月當中有人動過嗎?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曾看到元帥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個房間的鑰匙。因為有好幾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羅的信都沒有日期,又因為我曾被迫憑著記憶力摸索著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還以為我曾把日期弄錯了,特意把無日期的信或經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來,—一加以檢查,看看在這裡麵是不是真找不到應該填補這個漏洞的信件。這個嘗試沒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確實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確確是被偷去了。誰偷去了呢?為什麼要偷呢?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幾場大爭吵之前、在我為《朱麗》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時候寫的,跟誰也沒有利害關係。內容至多也隻是狄德羅的一些糾纏、德萊爾的一些挖苦、舍農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時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間的關係非常之好——一些友誼的表示。這種信對誰又有什麼用呢?拿去乾什麼呢?七年之後,我才猜想到這一盜竊的醜惡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