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明信片上的地址在波特蘭西南部一條河的對麵，附近既沒有樹，也沒有人行道。他們不得不換了三條快車道才趕到那裡。蘇珊透過擋風玻璃凝視著那座又矮又寬、醜陋不堪的建築。擋風玻璃很臟——雨刷把死蟲子碾到玻璃上，你能看到眼睫毛大小的蟲腿和黃色汁液的弧狀刮痕。這就是雨水在夏天造的孽——它差不多能把周遭的一切都弄得臟兮兮的。“關於這擋風玻璃，不好意思啊，”她說。阿奇沒有應聲。他看了看手中的情人節賀卡，然後抬頭看看那座建築。“就是這裡，”他說。“哪一邊？”蘇珊問。那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建的四方形平頂兩層樓公寓坐落在一條大街的儘頭。第一層五顏六色的磚和第二層灰色的乙烯基塑料牆板不搭調。有兩扇前門，一扇灰色的，一扇藍色的，每扇門都有一個水泥門廊。灰門門廊上什麼都沒有擺放；藍門門廊兩旁擺放著赤土色花盆，花盆裡種著花草。一麵麵破舊的佛教祈禱旗在橫杆上呼啦啦飄動。“4A，”阿奇說。藍門。他準備下車。“等等，”蘇珊說，“你難道沒帶槍嗎？”阿奇耐心地衝她笑了笑。“精神病院實際上對槍支並不熱衷，”他說，“再說，我請事假的時候把槍上交了。”“那麼，去沃爾瑪買一支，或者搞個類似的玩意兒吧，”蘇珊說。阿奇揚了揚眉毛。“很好，”蘇珊說，“可我是跟你一起來的。有人需要保護你，防止你給人殺掉呀。”他似乎沒有情緒爭論。蘇珊有一種特彆的辦法能把人磨得煩不勝煩。她從車裡鑽出來，沿水泥樓梯跟著阿奇上到4A。四周沒有一個人。一隻鬆鼠跑過院子，鑽到臨街一株瀕臨死亡的月桂樹籬的下麵。阿奇爬了三級台階，來到門廊上，按響了門鈴。蘇珊聽見門鈴的響聲——一種急促的嗡嗡聲，像是烤箱計時器的響聲——從門的另一麵傳來。然而，沒有人應聲。“你該不會要破門而入吧？”蘇珊問，“我這個星期可是破門而入過一座房子了。”她把一陣緊張的大笑噎了回去。阿奇是不會破門進入一座房子的。他是成年人，而且是警察。他會給亨利打電話。隨時都會。蘇珊回頭瞥了一眼街道。四周還是一個人都沒有。沒有汽車。那隻鬆鼠已經不見了。阿奇一屁股蹲坐下來。蘇珊心裡一下子糾結起來。他是要破門而入了。他要把鎖撬開了。她想像著他向她要發卡的情景。他們在電影裡一直都是這麼做的。她感覺很糟糕。她沒有發卡。他隻好用信用卡了。不過，他並沒有要發卡。他掀起門口的墊子。墊子是用大麻纖維做的——這一點不管在任何地方她都知道。墊子下麵是一個信封。信封的一角露在外麵，她現在看到了，儘管她原先並沒有注意到它。“那是什麼？”蘇珊問。阿奇撿起信封，捏著信封的邊，翻過來，她能看見了。信封上有阿奇的名字，筆跡和情人節賀卡上的一模一樣。他把信封舉起來對著天看了看，笑了。“你有筆沒有？”阿奇問。蘇珊把手伸進手提包外麵的袋子裡，費力地掏出一支黑色氈製粗頭筆。阿奇接過筆，把筆伸到信封折口的下麵滑動，順著粘膠水的線滑下去，直到把折口掀開。他仍舊捏著信封的邊，朝裡麵看了看，然後把信封顛倒過來。一枚鑰匙掉出來，落到他手掌上。蘇珊感覺到肩膀收縮了一下。她上大學期間曾經玩過這樣的遊戲。一種拾荒遊戲，在這種遊戲中，每個地方都弄出來另一個線索。不過那時要找的東西都是藏在院子裡的警句格言。阿奇把信封裝進夾克衫衣兜裡，鑰匙緊緊地攥在手裡，敲了敲那扇藍色的門。“是警察，”他叫道，“我是阿奇·謝裡登。裡麵有人嗎？”然而沒有人來開門。阿奇衝蘇珊聳了聳肩，把鑰匙插進鎖眼。“待在這兒，”他說。蘇珊突然想到，阿奇是個剛剛出院的精神病人，他們要打開的誰知道是扇什麼門呢，而且他們沒有後援，沒有槍，甚至連一個知道他們在哪兒的人都沒有。“你難道不需要一張逮捕證嗎？”她問。“我是人家邀請來的，”阿奇說，把鞋子脫下來。“你在乾嗎呢？”阿奇把鞋子擺成一排，腳後跟挨著腳後跟。就是有人把拖鞋放在床頭的樣子。“設法不把一個可能的犯罪現場破壞了。”蘇珊的喉頭縮緊了。“我可不敢肯定這是個好主意，”她說。阿奇沒有脫襪子，他站了一秒鐘，那樣子像是在決定從菜單上點什麼菜似的，然後扭動門把手，走了進去，隨手把門關上。橫杆上的祈禱旗在微風中輕輕飄揚。蘇珊不知道該怎麼辦。照阿奇的吩咐，在那兒等著？他可是發瘋了。進去？那也是發瘋。她低頭看了看阿奇的鞋子，鞋帶還沒有解開，緊挨著赤土色花盆擺放著。花盆裡的花草葉子毛茸茸的，狀似河蚌；葉子內側是蠟一樣光滑的粉紅色，像是多肉而充滿活力的東西。她回頭看看藍色的門，感到口乾舌燥。“阿奇？”她用粗啞的聲音叫道。花盆裡的每株花草都是維納斯捕蠅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