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一再強調，‘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政治轉型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幸在轉型初期，這個議會卻是個無法躐等施行的體製，一個可笑的大衙門和政治盲腸。它那八百羅漢的議員也是頗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級官僚，何以如此呢？首先是這八百羅漢之中，卻沒一個羅漢，是由中國老百姓真正投票選出來的。他們原是各省區之內，對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憲派（老保皇黨），甚或是一些特地為競選議員而組織的各種社團的頭頭，相互鬥爭和協調，再經過各省縣的谘議局或省議會（也不是民選的），和各省都督，分彆指派出來的，他們沒有選民。嚴格的說，他們也不代表老幾。他們之中當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適所說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尤其是這個羅漢廟，卻是個逐漸腐爛的政治醬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啟超），一但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閒政客。更可嫌的是他們人多勢大，而位尊祿厚。他們個體的年薪，平均為六千銀元。以當時購買力來計算足夠購買至少一千擔華南的稻穀，或相同數量的華北大麥。這在當時餓莩遍地的中國之任何一省，都是個特大號地主的收入。另外，國會每次會議時，與會者更享有‘出席費’的高額補貼。至於山珍海味的宴會；花酒、鴉片、賭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飯了。這與當時徹底破產的中國社會中億萬民眾的貧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們事實上，與當時貪汙腐化底軍閥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卻是統治階層中，最大的一個官僚集團，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議員也沒有多少人，懂得什麼叫做‘議事規則’。在正常集會時，除吵鬨不休之外，往往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因為會議時法定人數，時有不足故也。當時很多議員個人生活也非常糜爛。吃喝嫖睹，拉關係，走後門，都視為當然。當年北京的紅燈區，住滿高級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國會議員，最愛光顧的遊憩之所。社會人士也見怪不怪。君不見，當時清望所鐘的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和‘家長’，——陳獨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的初期嘛。社會輿論不以為異呢。且用個今日大陸上的口語，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關於當年國會之不得民心，參見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頁四五零～四五一。）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都是全民景仰的體製，何以行之於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這種議會製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那有這麼容易呢？百年回首，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了，且看台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筆者附注：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曆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麵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癡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曆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曆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曆史之不足的緣故。”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托。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嶽吳開先先生逝世後，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閒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係，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隻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誌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CC係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後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儘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隻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曆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製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到共產黨時代，不但抬棺材抗議的自由沒有了，連開會不舉手的自由也沒有了。這就是曆史三峽中的回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製，回衝得，愈衝愈遠的實例之一啊。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和半公開的酬勞、傭金、手續費用等等，到乾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曆史本來比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的紀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於福爾摩斯偵探案了。最難想像的是，連一代聖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他們帝國主義者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為著‘反參戰’，他老人家也曾接收過德國政府秘密奉送底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實際上隻收到一百萬馬克，另外一百萬，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為著‘反參戰’，中山接受了德國的大量酬勞，在當時是早有蛛絲馬跡的，國民黨的黨史家，對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數目多寡，兩方授受的詳細情況，卻是個不解之謎。一直到二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始案情大白的。李博士二戰後留學德國，返國後曾任台灣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年。接觸廣泛，著述豐盛，中外鹹欽。關於此項發現，李教授在著述之餘，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國史館都做過公開報告。國史館主持人，當時是曾經孫國父耳提麵命的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黃公也公開認為此項報告為十分難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該認真處理。筆者有幸亦曾親往旁聽，也曾與國祁老友多次細談。據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國原贈中山之數目為兩百萬馬克，而中山所實收者，不過半數；至於所餘百萬之款何往，李教授則認為，可能為經手人曹亞伯所中飽。但是一般民國史家都認為數目太大，曹君小黨員，不會有如此大的腸胃可加以吞沒也。另百萬馬克，有人懷疑，可能是由德國經紀人直接送給另一反參戰钜頭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據了。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認為國父一代聖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隻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認為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則何事不可為？這一概念，對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餘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為圭臬的。當然它也不會有傷於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當時馬克的國際彙率，僅略低於美元。百萬之數，在當時中國是嚇壞人的钜款。它對其後的中國內戰，所謂‘護法戰爭’，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我們勢將繼續討論下去。下章再說吧。這也是轉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現象吧，這種不新不舊的政客，他們所表現的新舊之長，往往遠不如他們所保存的新舊之短。前篇已言之，這種政客，在民初所組織的各種大小政黨就不下三百餘個之多，參眾兩院的議員，往往身兼數黨，而且朝秦暮楚，為著一己政治利害，而變換無窮。在袁世凱時代，所謂政黨內閣，曾盛傳一時。為著爭取‘入閣’，甚或‘組閣’，小黨派成員乃紛紛結盟，毀黨造黨，分彆形成了親孫的‘國民黨’和擁袁的‘進步黨’，事詳前書。在兩黨之間發生了爭執之時，不用說‘肢體抗爭’之激烈，不下於今日台灣之立法院。斯時去古未遠，議員們所使用的文具，都還限於毛筆和硯台。在辯論激烈時，往往筆硯橫飛，墨汁四濺，當之者就頭破血流不成個人形了。所以後來國會之中數百隻的石製硯石，都被釘牢在辦公桌上，動搖不得了。筆者述史，為何連個小小的硯台，也不放過？無他，搞微觀史學，從小看大耳。我們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實行的議會政治中，一些肢體抗爭的現象，隻是大陸當年搞議會政治的遺傳而已。一脈相承，沒啥稀奇也。今日台灣，李前總統，和呂副總統，都不要做中國人了。但是他們政治血液的因子，還是地道的國產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陸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堅決否定議會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館中，民初國會中的硯台，和今日台灣鬨選舉的亂象，您或許也會同情他底恐懼的。大陸太大，亂不得也。以上所說的，還隻是民國初年，搞議會政治問題的冰山之一角。至於他們如何搞實際政治，則明暗、大小就各異其趣了。在袁世凱時代，他們要參加選舉總統，組織內閣，場麵大矣哉。所以要毀黨造黨，從小變大，庶幾人多勢大，進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當政時，總統和內閣人選早定，搞政治變成搞小圈圈，以便爭取實權、實利，搞大黨就不如搞小派運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間的興趣，就集中於組織小派係，和組織小而收獲大的政治俱樂部了。在老國會恢複之初，首先老的‘國民黨’和‘進步黨’都萎縮了。前者的骨乾乃另組其‘憲法商榷會’，和‘政學會’（後來南京國民黨政權中‘政學係’的始祖）一類的小組織，以便在當時最熱門的政治事件中，實際參加，並發生影響。一些滄海遺珠的國民黨員，則仍然株守於其老巢，什麼‘客廬派’、‘韜園派’，和‘丙辰俱樂部’一類的小組織。總之，原來號稱‘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是被一些親孫、離孫，乃至叛孫的一些小組織代替了。至於老的‘進步黨’，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乾精英，在梁啟超等人領導之下，與袁世凱時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係’（以梁啟超為首），和‘交通係’（原來以梁士詒‘財神’為首，把持了財政部、交通銀行，和鐵道運輸的親袁老官僚的無形政團）聯合，也組織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憲法研究會’。因此，這個恢複了的‘老國會’，就變成兩個以研究憲法為名的政團短兵相接的戰場了。“參見，一辛著，‘中國政黨小史’（節錄），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一，頁二一三～二三零。”可歎的是，他兩方傾掣，重點不在福國利民，而是以各該係的本身的利益為主。因為他兩係都不是‘選民’選出來的，沒有對選民負責的問題。所以他們既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也不代表任何社會團體。因此他們爭吵的內容，就純粹以各該係政客最狹隘的私利為出發點了。這也就把最高級的議會政治，低貶成最低級的幫會政治了。事實上，上述鄧小平和江澤民所詬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議會政治，而是畫虎不成，走了樣的中國式、走火入魔的‘幫會政治’。在宏觀史學的遠景之前，議會政治蓋為將來中國必有的客觀實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華民國，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還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當國者，都被幫會政治（像文革時期，四人幫那樣的政治）嚇昏了頭，便錯把幫會政治，當成議會政治了。再談談三頭馬車之一的國會吧。袁死段繼之間，那時各派政客和南方軍閥，爭得最厲害的，便是恢複‘民元約法’，和‘民二老國會’，兩者在當時都是神聖無比的，但是讀者知否？所謂民二老國會，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隻結不散的，沒個固定任期的萬年國會也。這個國會的上下兩院，共有議員八百七十餘人。他們是在民國元二年之間，經各省‘選’出的代表，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職開議的。這在民國史上號稱‘第一個正式國會’裡，國民黨原是第一大黨，宋教仁便是想運用此第一大黨來組織責任內閣，而招致殺身之禍的。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雖然導致孫袁決裂，但袁世凱對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卻屈與優容，因為他要利用當時的國會，來選他做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在他當選了並於十月十日正式就職之後，國會正在進行製憲，並曾推出一部中華民國製憲史上‘第一部憲法’，所謂‘天壇憲法’。可是這部憲法還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時，袁就在國會中找個借口來驅除國民黨議員了。結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國民黨議員的議員證，於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銷，國會失去了開會的法定人數，這個所謂‘民二國會’就被解散了。其後袁氏又借口他底總統大位是根據‘民元約法’選出來的，而民元約法是個施行‘內閣製’的約法，與他擔任的‘總統製’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約法。因而，在外籍憲法顧問的鼓勵之下，袁就炮製出一套適合他理想的‘新約法’，並於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這樣得寸進尺，他後來就做起皇帝來了。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製回頭做總統時，袁又恢複使用他的‘新約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複‘新約法’時出任國務總理的。袁死之後，由於南方護國派的堅持、段的同意，‘新約法’再度被廢除，‘民元舊約法’和‘民二老國會’也就隨之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繼恢複了。這段很複雜的故事，我們曾做過詳細的敘述，本篇隻略為反芻一下，以幫助說明這個老國會恢複的經過。第二個更嚴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參戰案’了。所謂‘參戰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洲的德奧與英法兩幫帝國主義之間，忽然爆發了一場國際戰爭，後來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戰爭雖然發生在歐洲，因為戰爭雙方都是白色帝國主義，它就必然牽涉到交戰各國在亞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國那時正是交戰兩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時則是英國的同盟國，因而日本也就學模學樣的，做了個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一幫的協約國，對德宣戰。日軍既然不能遠赴歐洲去參戰，它就向在我國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開戰了。它不但占領了膠州灣和青島的德國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國整個的山東半島，也給霸占了。並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把中國乾脆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詳前卷。就在歐戰正酣之時，我國朝野，尤其是對歐戰有‘研究’興趣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也就發生了中國應否像日本一樣的去‘參戰’的問題了。就在這研究中和辯論的當口，歐戰轉劇，德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為封鎖協約國的海上物資供應，而實行其所謂‘無限製潛艇政策’。這一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這時美國的對歐政策，本是偏向於支援協約國的。隻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迨德國的無限製潛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後，美國便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了。美國既然參戰了，美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呢？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國輿論之上，就發生中國參戰與否的現實問題了。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係’的全班人馬，這批‘北洋軍閥’之熱中於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氏之單純了。其時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係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首先是美國參戰以後，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後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庶幾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中國的著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誌在戰後，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製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後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再者，中國參戰之後，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借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義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兩千萬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後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抑有進者，在段黨看來，中國參戰還得有其參戰軍。段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著擴軍，政府還得整頓稅收，交涉外債。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對中國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著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反參戰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對立麵的黎大總統，就同床異夢了。黎元洪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包括國共兩黨當政時期）。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是一位徒擁虛名的政治領袖。但他卻有其被利用的政治價值。這時剛剛恢複建製的老國會，和國會之中的多數黨（老國民黨各派係），和他們現時在野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據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像原護國軍首腦、現任雲南督軍的唐繼堯、廣西督軍岑春、廣東督軍陸榮廷，也都聲明反對參戰。在他們底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並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關於參戰辯論和輿論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軍閥’，第三卷，頗有選錄，見頁五六～九九。）反參戰的理由何在呢？說來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站在一個民族革命家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來就是一埸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戰爭呢？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產，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攔路打劫去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頭語），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來，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舍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孫中山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在他底號召之下，商學各界，就深受影響了。至於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卻是北洋係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時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凱帝製的‘護國戰爭’期間（一九一六春季），他們初次擺脫了北洋係的控製，頗嘗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係控製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也。加以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於國民黨，但是他們原和黎元洪一樣，也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係的軍閥，忌嫉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係以參戰自肥，他們以反參戰為借口，而達其擁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若論部分國會議員之反參戰，其所反者，實際上亦係北洋係之專政，非參戰之政策也。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實在非關閎旨。若在任何情況之下，能使北洋係政府垮台，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參戰與否，原不在話下也。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利用響亮的政策問題為借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鬥爭而已。還是李宗仁先生的話說的好：‘在大家鬥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麼國家民族囉。’上麵的例子還隻是唐氏以親戚身分，私人乾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製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台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當年的當政者的袁段蔣毛之憎恨議會；後來鄧江諸公對議會政治的顧慮，顯然也在此。從大處說，當年黎段當政時代的國會裡，就有兩大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鬨垮了段祺瑞內閣，引起軒然大波，使尚在繈褓之中的議會政治癱瘓到底，天下大亂，至今還令人談虎色變。這兩大皮球，第一是‘製憲’；第二便是‘參戰’。先談談製憲，前文曾說過，當年搞政黨政治的政客們，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興趣，便是製定憲法。他們認為，隻有實行三權分立的憲法，才能約束獨裁，防製寡頭。讓政黨黨魁組織責任內閣，使政黨政治發生實效，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他們這一理想，在袁世凱時代，被老袁徹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時代，他們就企圖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國會恢複之後，國民黨的精英都集中到一個新組織的‘憲政商榷會’去了。進步黨的精英則熱衷於他們的‘憲法研究會’。兩黨的本身，對他們活動分子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一百年快過去了，今日我們回頭看去，所謂憲政運動，在民初中國，似乎隻是笑話一場（且看縱在五十年後，劉少奇還曾手執憲法，向紅衛兵喊叫的慘事，其餘就不必多說了）。這就叫做‘文章不與政事同’了。但是在當年的國會裡，他們卻搞得煞有介事。黎總統當時對政黨政治就表示支持，段總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級軍閥和政客，對他們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壓製了。但是國會畢竟是人多勢大的機構，段係隻是一些舊式軍人和政客，他們一不會組黨來以毒攻毒；二不會發動革命群眾來助紂為虐。他們隻能利用便衣軍警用零星小錢，來雇用街頭失業遊民，甚或乞丐妓女，來組織所謂‘公民團’，以最可笑的方式來包圍國會，作其下流的反擊。反擊無效，他們就動刀動槍來對付國會了。秀才遇到兵，這民二老國會，終於被張勳的槍杆解散了。前節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民元約法’上的幾十個字了。一旦他們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發生了疑問，由誰來解釋（釋憲）才算正確呢？縱使另有權威（大理院）解釋清楚了，有誰能來強迫兩造服從（司法）呢？兩造縱使都願意服從國家的法律，則每項政治設施和處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規（行政法）呀！這樣一來，豈不是法令如毛了？老實說，朋友，任何先進的法治國家，都是訟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積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幾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國當政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法律也沒有。從這樣一個無法的落後國家要轉變成法令如毛的現代化法製國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則貪官汙吏、高乾子弟，就要鑽其法律漏洞來化公產為私產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領導的中國為例吧，大陸今日是迅速的現代化了，為著實際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這如毛的法官群中，據說卻沒幾個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學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離真正的法治，縱在今日，都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何況百年之前？（廣東近有法官一萬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無大專學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零五人，因不稱職，而被免職，見紐約‘世界日報’二零零一年十月七日。）在民國初年，軍閥政府比毛澤東的無法無天雖略勝一籌，但是當時中國的法令也沒有幾部，大家談‘法治（製）’，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為黎大總統喉舌的饒漢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為法人就是‘公務員’因而自稱‘漢祥法人’。為此，他也就有了個外國諢名，叫做‘巴黎人’了）。雖然那時政府之內，也有許多‘了不起的人’（胡適語）像梁啟超、王寵惠、顧維鈞等人，但是他們隻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牽動九牛，那就是幻想了。這些洋東西，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都還不能掌握，民國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會大眾，就更是花崗石頭腦了。花崗石中所保存的就隻有毛主席所說的‘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了。讀者賢達，您千萬不能以‘現時觀念’來厚責古人啦！思想轉型是有其強烈的階段性呢。一切都是黑貓白貓慢慢地摸索出來的，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黎段兩個老軍閥，把個府院之爭，鬨得水深火熱，就更不難理解了。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邊，為他撰寫文告的‘巴黎人’饒漢祥先生的忠告裡，他是一國元首，下級服從上級的最高上級，掌握著‘印把子’，號令全國，怎能作橡皮圖章，隻蓋印不管事呢？可是在段的眼光裡，乃至在他不可須臾離的秘書長徐樹錚的認知中，中國當時實行‘民元約法’是責任內閣製，他段總理才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呢。黎總統隻是個花瓶，哪能遇事乾擾國務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書長對總統府就頤指氣使了。他兩造原來是各有道理，在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裡，他府院兩方的正常關係，應該是分工、合作，雙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於中國，雙方的關係就糾纏不清了。長話短說，他們的關係就變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實上，也無法可依。所以他們的府院之爭，也就永遠無法和平解決了。其骨牌效應，至今未已。以上所述都還限於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麵文章呢，曆史家如揭開他們舞台後麵的幃幕，看看他們台後的運作，就與台前頗有不同了。因為在民國政治史中的政爭，和其他曆史上的政爭，也隻是大同小異的，那就是政治背後往往還有其經濟暗盤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麵的公開外交是一套，暗盤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曆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之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在參戰案初起之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的參戰與否，都極為重視。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了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製衡日本，為戰後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夥參戰之必要。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挾大批馬克，來華活動；並暗中資助（事實上也就是賄賂了）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曆的，和他嶽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儘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並儘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嶽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注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後，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嶽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當顧氏告訴我這段秘史時，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乾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問顧氏，在此公私兩難的夾縫中，您自己何以自處呢？顧說，他身為國家駐外使節，一切當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國家的安定問題要緊，他們自己私人間的翁婿之情，就不應該越分了。我再問，當時國家統一，國民黨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財政總長陳錦濤，不也是國民黨員參加內閣的嗎？何以唐紹儀還要乘危搗亂，製造政潮呢？顧說正是這話，他覆電嶽父，也就說這次舉外債，是奉財政總長之命行事的。唐紹儀接到女婿抗命的覆電，當然也是氣惱不已。當顧公告訴我這段他翁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歎，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於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冊，頁一四四～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