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鬥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二零零一年），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麼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麼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隻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底帝製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底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時的帝後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再看後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至CC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再看自稱最為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早期的所謂路線鬥爭，毋煩細說。其後他們當權者之間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不露骨的毛周之爭，乖乖，那還了得，老段老黎這兩個‘老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他們這些‘小黨閥’相比，豈不是小兒科哉？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二十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隻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曆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出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製度來呢！其間鬨革命、鬨複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隻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製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裡？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麼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製的製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製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於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曆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製式的老製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製衡式的新製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製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製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所常說的所謂‘曆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曆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老江時代，還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複雜，更難對症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麼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曆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製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製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隻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儘。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的改朝換代了。洋人研究中國曆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做‘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二二零～二八零），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於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複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餘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於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隻‘分’了五十七年（九零七～九六零），就恢複統一了。至於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為止，這段中國曆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隻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曆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複到治世。但是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製。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回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製，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後，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後，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後，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後，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製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製’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製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改朝換製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因此，按照中國改朝換代的老規矩來說，毛澤東當國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應該和兩漢、唐宋明清的開國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這個‘開國之君’卻把他的新朝代的開國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無法無天的爛時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傳統的開國之君，醫國醫民，隻要按老藥方，醫一種病。而老毛之所要醫者，則在傳統的改朝換代的老毛病之外，還要加醫一個一時並發的現代愛滋病，他這個訓練不足的傳統庸醫，和亂用西藥的農村赤腳醫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強不知以為知的，藥石亂投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癆病鬼，沒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後，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隻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采行‘總統製’。等到後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於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製，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製，改采法國式的‘責任內閣製’。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製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於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並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於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製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礎。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製’，總統隻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製袁氏獨裁的設計，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轉了。當時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袁的老友、國民黨的新黨員，和孫中山的小同鄉、新朋友——唐紹儀，曾認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隻做了兩個月責任內閣的閣魁就掛冠而去，繼任者就變成袁總統的鷹犬了。迨民國的第一個國會在民國二年之初正式誕生，新成立的國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成了國會中的多數黨，年方三十三歲的多數黨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預備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約法’，來組織‘責任內閣’，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其後在‘宋案’的骨牌效應之下，孫袁雙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槍杆出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再無法統之可言了。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後，袁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經過一番手腳，便廢除了那個實行‘內閣製’的‘民元約法’，而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頒布一套實行‘總統製’的‘新約法’了，故事複雜，事詳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贅了。迨袁氏暴斃之後，南北統一，全國稱慶，南方的護國派乃聯絡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堅持恢複‘民元約法’和‘民二國會’為南北恢複統一的主要條件。所幸當時身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對新舊約法之選擇並無成見，蓋按‘新約法’主政，則直承袁世凱之衣缽，雖是段之所望，然改依‘舊約法’主政，實行‘責任內閣製’，亦正是現任內閣總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堅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廢除了袁氏的新約法，而改行舊的‘民元約法’了。按‘民元約法’，北京政府原是實行‘內閣製’的，但是在黎段聯合當政時期，這個北京政府卻變成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非牛非馬的政府。這也就是當時北京政府之內，派係鬥爭底最大的亂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來按政黨政治之常規，實行內閣製的政府，理應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的黨魁，來組織所謂‘政黨內閣’。可歎的是，這次恢複了權力的國會，原已殘破不堪，卻沒個多數黨可以組閣，更沒個可以代替段祺瑞來出任內閣總理的黨魁。更可歎的是，段祺瑞這位現成的閣魁，在國會內也沒個他自己的政黨。國會之內雖也有極少數，有心擁段以自重的小派係，甘心作為段的禦用鷹犬，但是這些自稱‘中和係’的小黨派擁段原屬借勢，影響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氣候，因此段要組閣，就非向其他黨派，尤其是人才濟濟的國民黨借材不可了。再者，按約法，黎總統雖是個‘虛君’，但是按揮之不去的中國傳統，中國曆史上除漢獻帝和劉阿鬥之外，有幾個國家元首真是虛君呢？黎元洪這位開國元勳，又怎能甘心作漢獻帝和劉阿鬥呢？他不但自視是段的上級，那些擁有軍政實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護國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來和北洋係爭權。有了這些南方的實力派作後盾，他就更不是虛君了。更可笑的是，段祺瑞這個封建傳統出身的老藩鎮，也沒有把自己上司真正當成虛君的習慣，他也認為黎元洪是他底上級，是應該享有若乾實權的大總統。因此段係人物中隻有個精明強乾、有現代頭腦，而自視過高的政客徐樹錚，真把‘民元約法’當成護身符，而敢於去黎的總統府替段總理背黑鍋，不時的頤指氣使一番。因此，他這位秘書長也就變成反段派底眾矢之的。黎大總統和黎係人物，非把他趕出國務院不可。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說的徐孫（洪伊）之爭的關鍵所在了。總之，這個轉型期的北京政府，實在是個黎段共治的兩頭馬車。黎認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屬，組閣時閣員的遴選，他也是責無旁貸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孫洪伊，也就應運出任段內閣中炙手可熱的內務總長了。段雖視孫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樹錚更視之為眼中之刺，亦無可如何也。再者，在黎段的聯合汲引之下，帶有國民黨籍的伍廷芳、陳錦濤，和程璧光就分彆出任段內閣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和海軍總長了。因此這個段總理，如真的負起‘責任’來主持國家大政，如參加歐戰、舉借外債、發行公債、廢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內政外交政策，而與閣員發生了齟齬之時，這些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閣員，由於不同黨派，而鬨出雙重忠誠（doubleloyalty）的政治問題，來個聯合杯葛或辭職，段總理就要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人單獨到國務院去上其獨人班了。筆者作此事實的敘述，一般讀者看來，可能認為是在說故事、講笑話，來奚落我們的段總理，其實這隻是個真實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後來‘參戰案’的高潮期，國民黨籍和黎係閣員聯合辭職，真逼得我們這位個性倔強、不善周旋，而又剛愎自用的段老總，真的一個人到國務院去辦公，而上其獨人班呢？黎總統就因為這位老軍閥的國務院內隻剩他一個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職’。這一下才引起北洋係督軍的聯合造反、溥儀複辟，一大串的政潮來，迫使他向外國使館逃難。最後還要恭請老政敵——段前總理，回來收拾殘局的荒唐故事。到時再詳敘吧。長話短說，在北洋軍閥集團裡，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而民國政局最後崩潰到底，其骨牌效應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說穿了，實在是那時適當轉型初期，中國中央政府還未能轉出個可行的製度來。這個非牛非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紕漏不可了。試看段祺瑞這位所謂‘責任內閣’的內閣總理，在古今中外的議會政治史上，哪有個責任內閣之內，負責內政、外交、財政，和海軍的重要閣員，都由反對派（opposition）的政客來充當呢？有之，則隻有段總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紀錄。因此，在這個既非內閣製，也非總統製的荒謬情況之下，誰也弄不上軌道。形勢比人強，史家就不能厚責於兩位還是相當可敬的老軍閥了。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議會政治上如此無知和窩囊（naive），那為什麼這個總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這我們就得說清楚段氏政治實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築在他對當時北洋係所把持的地方藩鎮的影響之上。這些藩鎮老爺的現代名稱，便叫做‘地方軍閥’了。我們讀史者，不是動不動就說民國初年那個時代是‘軍閥時代’嗎？的確，那時中國的政權是落在軍閥之手，他們並且有個鬆散的組織叫做‘督軍團’。而這個督軍團內，手握重兵的督軍們，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他們為著群龍無首的實際需要，也是由於所謂舊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們都以段總理、段老師的馬首是瞻，這就是段的潛勢力所在了。其實段祺瑞本人倒是個四無的總理，他一無直轄的軍隊；二無可以盤據的地盤（像張作霖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岑春在兩廣那樣）；三無固定的經濟收入，除由英國人所控製的若乾‘關餘’之外，段內閣沒個固定的財源。它初成立時連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府院國會人員的薪餉，都無法按時發放，要靠有國民黨籍的財政總長陳錦濤去四處張羅（見下節）；四無一個固定外國勢力可以倚靠（像國共兩黨最初之聯俄，國民黨後來之聯美），皖係直承袁世凱衣缽，原有其反日之傳統的。段祺瑞其時之力主‘參戰’，而日本儘力加以阻擾，便是段要抵製日本對山東的掠奪，皖係後來之終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國參戰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陰謀得逞以後的事（詳下節）。從表麵上看來，段在北京政府之內的政治基礎，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為首的反段派，對他難免就有其過分輕視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錯誤，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總在北京政府之內變成個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職’，這一下他就觸動了一個大的馬蜂之窩，群蜂齊出，督軍叛變，黎老總招架不了，就隻有逃之夭夭。這一來，再經過一番‘張勳複辟’的鬨劇，此後在‘安福係’控製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為皖係的天下，此是後話。皖係的政權既然靠的是地方軍閥的支持，這些地方軍閥又是什麼回事呢？這兒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在上節我們不是提到傳統中國有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問題嗎？合久必分就必然會出現王綱解紐、法統掃地、藩鎮跋扈的老現象。這一現象發生在近現代中國，就是所謂‘軍閥橫行’了。我們要知道，一個正常運做的國家，不論帝製或民治，總得有個維持社會安定的法統。老實說，當代中國所謂‘轉型運動’，也可說是從一個老的、不合理的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轉’到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比較合理的新法統。秦始皇以後，兩千年來，在傳統中國裡，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是藏書網什麼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語錄裡明確記載過的老話，那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從共產黨鬨革命，鬨出來的經驗之談。隻是下麵還有一句：‘中央服從個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說出口罷了。其實這十八個字，便是我們兩千年來帝王專製製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頌的‘秦製度’（秦始皇所發明的製度）的精義之所在，這也就是維持舊中國安定的‘老製度’、‘老法統’。因此從現代政治轉型史的觀點來看問題，毛之傾心於這項老製度、老法統，就是所謂封建反動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作為轉型最後的目標，是現代化的議會政治，不是誰服從誰的製度。把它翻譯成中文也有個十八字訣，那就是：‘上下各有職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進的民主法製國家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便是如此的，這就和中國式的‘下級服從上級……’那十八個字，在製度上完全不一樣了。可是，這一套所謂‘民主法製’，是完全與我們政治傳統相違背的洋東西。我們要把它全部學會而掌握之，非數百年不為功也。民國時代一時學不到，大家搞起議會政治來，其結果反變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詳下節）。哪能不打他個頭破血流，弄得‘民國不如大清’呢？因此，朋友，上述的老製度、舊法統，不論是如何的封建反動和不合理，它卻是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有效率的製度。我們既然搞不出個新製度來代替它，弄得無法無天，全國大亂，那就反不如保留這個有效率的老製度為佳了。這也就是民國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國不如大清’，當前大陸上某些保守的中國人，還在懷念‘毛主席時代’的道理了。這也是‘曆史三峽’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時都要發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惡的症結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間的政治運作，沒個製度可以遵循，維持舊中國安定的下級服從上級的‘老製度’已經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製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他二人之間一旦發生了疙瘩，不論是大是小，不論為公為私，都無法和平解決了。把話說清了，則黎段之間的問題不得解決就沒什麼費解了。在拙著前卷‘袁氏當國’中，我們曾提到民國元二年間，袁世凱和國民黨之爭的問題也在此，那個原有的‘老製度’沒有了，按議會政治的規則來解決政治糾紛的‘新製度’，孫袁兩方都還不諳此道，對之置若罔聞，不願遵守，大家就搞起‘槍杆出政權’了。孫的槍杆被袁的槍杆打敗了，孫袁雙方就都要恢複秦始皇的老辦法了。孫在野，隻能口說；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製運動之前，他也的確的做到了，中國在表麵上也真的恢複了短期的安定，革命黨人不投降的，就隻好到股票市場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餘生了。袁之糊塗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龍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後輩蔣介石、毛澤東一樣的聰明和機警，隻搞搞‘於右任（餘又任）、吳三連（吾三連）’，做做終身總統，朋友！袁還是個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國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澤民、朱鎔基的出現，也就早登富強之列了。不幸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要自己來搞黃袍加身，曆史三峽，就要發生回水倒流的現象，前功儘棄，言之可歎。袁死黎繼，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沒有了。下級既不服從上級，全國也不服從中央，中央也不服從一人了。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史裡麵，便叫做‘王綱解紐’。在一個有兩千年，習慣於‘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裡，一旦王綱解紐，便全國癱瘓，一癱到底，法紀蕩然，就變成藩鎮跋扈、軍閥橫行了。既然在軍閥橫行之下過日子，我們也就可以把‘軍閥’二字慢慢來下個定義了。什麼叫做‘軍閥’呢？‘軍閥’便是在王綱解紐、法紀蕩然、製度癱瘓的情況之下，政府體製中以統率軍隊為職業的人，據其部隊為私有，下級不服從上級，全體不服從中央，中央不服從一人，這種完全不受國家法令約束，或對國家法令陽奉陰違，而習於自由行動的武裝軍官，不論大小就是軍閥了。筆者記憶中，幼年時，曾知道我鄉的農村小鎮裡，出了個諢名叫做‘魏三鬨’的‘魏督辦’，他擁有槍兵二十餘人，為一鎮之長。他在當時的政治體製中，原是一個低級的民團（美國今日叫做militia）小隊長。想不到一次軍閥混戰中，他的上級都不見了，他就變成我們這一鎮的‘督辦’了。他可以隨意征夫、抽稅以自給。我們全鎮也仰賴他防盜、防潰兵，而與以由衷的擁護。後來政治秩序恢複了，新建的地方政權，動搖不定，對他既不敢、也不願強加管束。因此他這個督辦，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頗有生殺之權的小土皇帝。這就是筆者幼年所親見的一個軍閥細胞了。從這些小細胞開始，大到一縣、一省，最大的軍閥像張勳、曹錕、吳佩孚、張作霖，可以擁兵數十萬，據地數省，做其督軍、省長、護軍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帥、大總統。那些沒有地皮可據的遊離軍閥，像孫殿英、馮玉祥，或由孫中山所招攬的一些失去地盤的滇軍、桂軍、川軍、湘軍，則四處就食，隨意倒戈，但他們既不服從上級，也不服從中央，更不受法令約束，而自得其樂，則本性不改也。這種大至曹錕，小至魏三鬨的，大小不同類型的軍閥，據當時研究軍閥有成績的專著，和筆者個人的計算，在十二年之內（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們所統率的槍兵，總共不下百餘萬。可憐的中國，就在他們這三千多個大小軍閥的混戰之下，而沒有亡國滅種，也真是個奇跡。（參見‘孤軍雜誌’，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國軍事史’，以及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第一冊，頁一～一六六。）因此本篇所謂‘皖係政權’，也就是漂浮在這種軍閥混戰的大湖之上的一隻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節所述，做為這個中央政府實際領袖的段祺瑞本人，卻沒個直屬的部隊和直轄的地盤。但是他和馮國璋二人卻是北洋係的元老，他們下麵的省級軍閥，卻分彆依附在他二人的旗號之下，逐漸變成黨同伐異的兩大派係，這就是後來的‘皖係’和‘直係’軍閥的來源了。因為段是安徽（皖）人；馮則是直隸（今河北）產也（兩係名稱亦另有說法，詳下文）。因此他們直皖兩係所控製的北京政府是什麼個東西，也就不言可喻了。記得不久之前，鄧公小平三起之後，某次曾在一公開場合，說明中國不能采用西方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因為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三個政府’同時運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銷，效率太差，在中國斷不能施行，雲雲。當時棲身海外的社會科學家都難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澤東那個土老兒，不懂啥叫‘人權’，鄧小平這個土老兒則不懂啥叫‘製衡’。其實，鄧公如果是個史學教授，上台講授早年中華民國政治史，他那套‘三個政府論’就完全正確了。袁世凱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個政府變成一個政府。後來皖直奉三係政客把個北京政府搞得一團糟，也是因為那‘三個政府’的製度，在中國實在行不通之所致。事有更可悲者，則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頭馬車，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權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國務院’。因此我們民國初年所搞的，事實上隻是‘兩頭馬車’——‘府院’和國會，或行政與立法分立而已。他們把‘法院’一直當成個冷衙門，被遺忘得一乾二淨。因此在民國初年，中國所搞的隻是個兩頭馬車，已搞得亂成一團，真正的搞起三頭馬車來，哪還得了？甚矣，議會政治之難學也。二戰後國共內戰，中共大搞其統戰時，喊出最漂亮的口號就是要強迫老K搞三頭馬車、三個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國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權分立的老口號，而另外搞其民主‘專政’的一個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認為，中國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議會政治，十二億人民就要挨餓。據說台灣今日弄得水深火熱，也有人要勸陳水扁總統去掉點禍水，並改名陳太平，那也是台灣搞西方式的三個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結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國初年，那還用說嗎？曆史發展形勢如此，夫複何言。所以議會政治行之於中國，直到目前為止，實在真是三個政府，一點也不錯。鄧子名言，隻是言其在中國施行的特色而已，原無大錯也。根據曆史的經驗，老江的話，亦未始沒有道理也。不信我們試看本篇所談的黎段之爭，其關鍵便是這‘三個政府論’，在中國無法實行的實例，形勢比人強，非兩個老軍閥的二‘人’之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