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開國史簡論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清宣統三年，辛亥，陰曆十一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夜十時，時年四十六歲的廣東香山人孫文先生，在南京前兩江總督府（原太平天國天王府，後來的國民政府，今日的江蘇政協大廈），燈彩閃爍，軍樂悠揚，和數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觀禮者，熱烈歡呼聲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並宣讀誓詞如下：顛覆滿洲專製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製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家中譜名帝象，學名文，習醫時取名日新，嗣諧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間，一度化名用日語中山樵，晚輩同誌因此尊稱之為中山先生，故世稱孫中山。孫公自我使用的正式名字，見於政府之正式文獻者，則為孫文。在民國史上的正式紀錄，應為孫文臨時大總統。上引孫文總統這則誓詞雖然很短，它卻是中華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極重要的裡程碑和分水嶺。自此以後，當今世界上，這個綿延不斷的最古老的國家和政權，便由‘帝製’轉入‘民治’的新時代了。這一陣軍樂，一片歡呼，一篇誓詞，便把那已延續了四千餘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的結束了。回看我中華民族的政治社會發展史，我們如上溯至傳說時代，那我們從公元前二二零六年，夏禹‘家天下’開始，由一家統治一國，至此已四千一百二十八年了。若從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六國，廢封建，建帝國，稱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兩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諸侯也好，皇帝當國也好，這都是行之數千年的製度。它們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隨便廢除得了的。事實上，這項所謂封建製度和帝國製度，原都是整個民族在數千年中，從生活實踐和理論探討才慢慢發展出來的文化整體。在這整體的結構之內，帝王隻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圍繞著這個帝王，還有一整套政治經濟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和與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係、社會生活方式和價值係統。他們是個相輔相成、一轉百轉的文化整體。因此要從一個古老的封建製度（像文藝複興時代的歐洲），或帝國製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轉入一個民主代議製度，這種製度轉型，一轉百轉，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實上，中西曆史都告訴我們，這項‘轉型運動’需時數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後，那有數千年曆史的‘帝製’，在表麵上雖被廢除了，以後中國曆史要進入真正的‘民治’時代，可能還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慢慢的轉化過來呢。君不見，在本篇拙作落筆之時，距民國開國已八十七年丁，真正的民治主義雖然已遙遙在望，目前究竟還是可望而不可即呢。但是上述孫文總統的就職典禮，畢竟是這個新時代的開端。舊的帝製，逐漸在曆史的海洋中，緩緩沉沒；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線上，慢慢升起，成長雖緩，終必有大盛之時。這該是個曆史的必然，無人可以逆轉之也。孫文大總統，既然是我國史上正在發展中的民治時代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他這項最早的民主代議製度，是怎樣創立的？這兒應該有補敘一下的必要。原來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義之初，全國響應，如火之燎原，一月內外，全國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獨立。十一月九日，鄂軍都督黎元洪乃通電各省，請派代表來武昌，商討組織臨時政府，以便統一指揮。兩日之後，江蘇都督程德全與浙江都督湯壽潛，亦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作相同建議。十三日，陳乃據以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在上海開會，因上海地居要衝，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張，蓋以軍事與外交的需要為重，他尤其希望能爭取外交團，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而不橫加乾擾。上海方麵則更進一步，希望能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民國政府，來代替滿清那個帝國政府了。這個將來的民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原則，他們還希望以美國製度為藍本。通電上說：自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國之製，當為我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國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注腳另詳史料篇）。此一模仿美製的建議，隨即得到漢方完全同意的反應，認為那確是‘一定不易之法’。民初的開國元勳們之鐘情美國製，良非偶然。遠在興中會時期，楊衢雲、孫逸仙等便十分醉心於美國的總統製。八國聯軍時帝後兩宮西狩，消息杳然、東南無主之時，當地督撫便留有意自組織美國式的共和政府，選李鴻章為伯理璽天德（ President ），李亦有意擔任，後以兩宮又在西安出現乃作罷。一九零三年那位語出驚人，引起神州轟動的青年革命家鄒容，在其劃時代大著‘革命軍’中，也主張中國政府全盤美國化。兩年之後，當海外諸小革命團體合並，在日本東京共組中國同盟會，並選孫中山為總理時，該會亦采美式的三權分立製。因此，此次程、湯兩都督之建議，實是循序而來的迎合時代之潮流而已。在該次通電中，他們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各該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則代表各該省原有之谘議局。那時由水陸兩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難，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蓋當時的輪船公司多由外商經營，外商享有治外法權，清政府對其乘客無法乾擾也。其時各省的革命情緒，皆甚為熱烈。一經號召，代表們就紛集滬上了。至十一月十五日（陰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閩、魯、湘諸省，及上海、鎮江兩地區代表抵滬，代表會乃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擬訂臨時政府組織法，以及相關的法令和規章。大會自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美國是人類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至此已立國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績卓著。如今既然模仿美製的三權分立，美國最高立法機關是具有上下兩院的國會。共和中國，立國伊始當然無法召開國會，所以隻有變通一下，就由這個‘各省都督代表會’暫作立法機構。開會時每省暫定一票。因此這個‘代表會’，在形式上，就頗像每州兩票的美國國會的上院（ Senate，漢譯‘參議院’）了。換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國國會的雛形便是個，有上院、無下院；有參議院、無眾議院的美國國會。這個開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國立國之初，也正是這樣的。在上海首先組織的這個代表會除具有立法權，可以製定一切法律規章之外，也有權代表人民，選舉‘臨時大總統’。（美國革命時，華盛頓也是如此這般選出的。）可是上海這時雖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時革命戰爭的重心，和早經組織的革命軍政府，畢竟還在武漢，而黎元洪的邀請通電，且早於滬方。加以這時在革命陣營中的第一號戰將，也是聲望僅次於中山的黃興，也正在漢陽前線督戰，因此後來在漢方代表要求之下，會中乃有動議把會址移往武漢。此案通過之後，眾議則將原有會員人數一分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於上海以為聯絡。此一建議最初原是從權應變，不意竟伏下後來寧漢不和的惡果，實非當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後話。當滬方各代表遵議逐一乘輪去漢時，不意清軍適於此時反攻，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奪回漢陽，武昌全城均陷入敵炮射程之內，而漢方革命領袖間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麵化。原被外界誤傳為‘孫文之弟’的孫武，竟通電詆毀黃興，黃興遂於翌日黯然離漢去滬，革命陣營內部從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齟齬了。迨各省代表多數抵達武昌時，革命軍所擁有地區，已無安全會議場所，然既來之，則安之，各省代表乃選出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並遷入漢口英租界之順昌洋行，繼續開會。在漢期間，代表會之成就蓋有兩條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認，當時設在武昌的鄂軍軍政府為革命軍的中央政府。其二則為製定一項包括三章二十一條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則‘大綱’後來再經過若乾次修正，最後變成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為近代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政治史書上簡稱為‘民元約法’。它在民國初年竟變成政爭的重心所在。其後所發生的‘護國’、‘護法’兩大內戰，都是為它開戰的。以後我們再慢慢敘其原委。根據這部相當實際而可行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革命軍當局乃急謀組織能統籌全局的民國政府，和選出一位大總統作最高領導人。正在各代表緊鑼密鼓地尋覓首都，和最高領導人選之際，天不負人，江浙聯軍忽於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龍蟠虎踞的南京，原為六朝古都。民族英雄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於此。如今革命軍既然克複南京，對那些正托庇於漢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真是喜從天降，他們就決定，立刻組織中央政府，選舉總統，定都南京，以徹底推翻滿清，取而代之了。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後，滬漢兩地人數相等的各省代表，乃分彆集會討論總統人選及定都南京等相關要政。因此漢方之代表會，在接獲南京光複喜訊之後，乃決定於一周之內，東遷南京，從事製法與選舉之要務。不意滬方各省代表，在江浙兩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慫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於十二月四日在滬舉行代表會議，票選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聞訊，乃立即通電，斥滬選為非法，而黃興亦深為疑慮，不願就任。迨漢方代表陸續抵達南京，乃又說服滬方代表，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選，以黎、黃分任正副元帥。黎雖首肯，而黃仍謙辭。以致牽延不能決。此次擁黎、擁黃兩係之爭，雖同兒戲，然雙方之選舉，均隻選‘大元帥’，而不及‘總統’者，實雙方之意，均係虛此‘總統’大位，有待於袁世凱旦夕之附義，出長民國之大政也。何以這時如火燎原之革命陣營，還有待於袁氏來作頭頭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因此，在兩方緊鑼密鼓，各議其議時，曆史家還得略敘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簡單的說來，那就是袁世凱政治權力的迅速竄升，十一月十六日，終於拜命組閣，大權獨攬。但袁在清末幾遭攝政王載灃毒手，如今東山再起，絕無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實為養寇自重，然後再挾清壓孫，伺適當時機，通吃兩家，唯我獨尊。袁當時也確有此實力，亦有此時機，故有恃無恐也。所以他在東山再起之初，對交戰雙方，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在兩方都造成了一個‘非袁不可’之客觀形勢，此一形勢亦為兩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婦孤兒、顢頇親貴之迅速就範，固無論矣。革命陣營中（包括中山在內之高級黨人）亦早有‘虛位以待’的公開聲明。然袁氏狡獪，往眾目睽睽之下，既不願逼宮取位於寡婦孤兒之下，更不願受大位於民黨之議會選舉。渠一廂情願之道，實為自組禦用國會，勸清帝‘辭位’，以‘禪讓’方式，舉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還要耍一耍中國政治的老傳統，自稱德薄能鮮，三辭而後受命。這一套在現代西方政治圈中的術語，叫做‘征調’或‘拉夫’（ draft ），吾實不願為也，國民公意，強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從天命也。這對他個人來說，那實在是最光輝的登基大道了。可是這個‘非袁不可’的客觀形勢，卻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觀的變動。上述那個黃正黎副，又轉為黎正黃副，這幕鬨劇，原是個小小的‘偶然’。但是這個偶然，把時間拖延了兩個星期，拖到孫中山在上海碼頭的‘偶然’出現。中山既適時到達，那他之當選總統，就是個曆史的‘必然’了——革命陣營中這時需要統一領導。黃、黎兩位‘大元帥’之間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孫公既適時趕到，他就必然當選成第一任（那時叫‘第一期’）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就隻能做‘第二任’了。朋友，我中華民國開國第一任大總統應該是孫文嘛。論功，論德，袁世凱怎能做中華民國的華盛頓呢？曆史畢竟是公平的啊。在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時，一向與孫不睦的章炳麟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一位置，‘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換言之，無論如何輪不到孫中山就是了。但是章瘋子隻替曆史家說了一半。他忘記了‘論革命曆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孫文就是憑這三條，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事實上以孫文為首的民國政府的架構，基本上自一九一二年以後至今未變也。毛澤東曾說過，千載猶行秦製度，似嫌不太確切。他如說百年猶行孫製度，那就更為正確了。自民初迄今政黨起伏，英雄生滅，而政府之基本架構未變也。筆者曾根據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過，武昌起義時，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家中國餐館‘打工’維生，收到武昌起義的電報之後，乃兼程回國。途中並在華府、倫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試舉外債，卻未獲分文之助。中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香港。時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偕廖仲愷趕來香港相晤，並以北方情形複雜難料，勸孫留粵。孫不可，且反勸漢民與彼同去上海。二人於二十五日抵滬，四天之後遂以十七票中的十六票的絕大多數，當選為即將成立的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他也就變成中華五千年曆史中，第一位由真正選舉選出來的最高當國者。隨後黎元洪亦以全票當選為副總統。（附注：當時投票的十七省是：直（今河北）、魯、豫、晉、陝、蘇、皖、浙、閩、贛、湘、鄂、川、滇、粵、桂、奉（今遼寧）；直隸原未完成獨立，因係國都所在，而特設代表，享有投票權。黃興亦得一票，傳係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為黃之母省；江浙代表多係光複會舊人，與中山有隙而親黃。）前節已言之，在最早的學習美製時期，民國政府裡是沒有國務總理的。美國製是以國務卿（ Secretary of State ）為中央各部之首。戰亂中成立的中華民國，則稍事變通，以陸軍總長為首席部長，眾望所歸，這一首要位置就落在黃興肩上了。且將臨時政府組織與負責人，列表於下：臨時大總統：孫文，字逸仙，號中山，廣東香山人，四十六歲臨時副總統：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四十八歲秘書長：胡漢民，字展堂，廣東番禺人，三十三歲陸軍總長：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三十八歲次長：蔣作賓，字雨岩，湖北應城人，二十八歲海軍總長：黃鐘瑛，字讚侯，福建人次長：湯薌銘，字住心，湖北蘄水人，二十五歲外交總長：王寵惠，字亮疇，廣東東莞人，三十一歲次長：魏宸組，字注東，湖北武昌人，二十七歲內務總長：程德全，字雪樓，四川雲陽人，五十二歲次長：居正，字覺生，湖北廣濟人，三十六歲財政總長：陳錦濤，字瀾生，廣東南海人，四十二歲次長：王鴻猷，字子匡，湖北鹹寧人，三十四歲司法總長：伍廷芳，字秩庸，廣東新會人，七十歲次長：呂誌伊，字天民，雲南思茅人，三十一歲教育總長：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紹興人，四十四歲次長：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歲實業總長：張謇，字季直，江蘇南通人，五十九歲次長：馬和，字君武，廣西桂林人，三十二歲交通總長：湯壽潛，字蟄先，浙江紹興人，五十五歲次長：於伯循，字右任，陝西涇陽人，三十三歲樞密院顧問：章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四十三歲法製局局長：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三十歲在中山與黃興等乾部商討組織政府和行政人選時，二人都有意以同盟會的高級乾部為班底。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是眼大於腹了。首先，這次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的總形勢，原是個牆倒眾人推的形勢，同盟會所出的力量隻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黃興二人都是以聲望與曆史取勝。孫公初抵上海時，革命軍正在鬨窮，當時謠傳說他帶回華僑所捐钜款，足解燃眉。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間，孫公答曰，餘一錢不名也。帶回來的隻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雖能使聽眾大鼓其掌，然亦顯示出，孫公除聲望之外，在這次聯合推牆的眾人之中，並無特殊政治實力也。至於黃興，那更是個有將無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時，也是靠聲望將兵，黎元洪和其他與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齊名的革命諸小將，對他暗中也頗多嫉忌之心。漢陽一敗，他就隻有黯然而去了。其後光複南京之戰，雖打了勝仗，但是江浙聯軍，又豈是這位‘湖南騾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那個‘上陣必需子弟兵’的時代，從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後來國民黨軍隊中的俏皮話，叫做‘傘兵司令’）是很難，甚或是無法指揮的。且看近代中國軍事轉型史，且至今日，民國時代的軍隊係統，從袁世凱的‘小站’開始，哪一路武裝不是‘子弟兵’？蔣介石的‘浙陸黃一’，不用說了；毛澤東的‘三灣子弟’，紅一方麵軍利八三四一，林彪的四野，鄧小平的二野，等等，不都是子弟兵？黨指揮槍？牛皮也。毛公、鄧公所指揮者，皆子弟兵也。當然‘子弟兵’這樁‘封建殘餘’（洋人叫 Fondulistic remnant ），在曆史轉型的程序中，最後一定會被轉掉的。‘軍隊國家化’是中國軍事轉型史中的一個‘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轉之。吾人希望這一軍事轉型，在李登輝、江澤民兩公領導之下，於下一世紀初旬，能大功告成，而身受其惠。兩公如想逆水行舟，那就愚不可及了。江、李兩公皆是絕頂聰明之人，斷不會走回頭路，因此吾人對此項軍事轉型，至為樂觀也。但是話說回頭，在那個混亂的民國初年，去古未遠，帶子弟兵卻是個為將的必需。‘光杆司令’永遠隻是個榮譽頭銜罷了，而黃興那時就是個光杆司令，夫複何言。因此在內務總長這一職位上，孫、黃二人的內定人選，原為他二人最親密的革命夥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氣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為他光芒四射，而招致‘黨外’（且借用一個現時名詞）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會內人亦有反對聲音。中山不得已，乃改薦原江蘇都督、前清巡撫、親立憲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程氏雖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還算是一個新派人物，但是這個政府的‘內務總長’之為宋或為程，其性質就截然不同了。為宋，它就顯然是個革命政府；為程，它就顯然是個新舊雜組的‘拚盤’了。這個拚盤再加上一個立憲派的張狀元季直（實業總長，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那一年中的狀元），和湯進士壽潛（一八九二年進士），那就成為拚盤之拚盤了——張、湯二人都是前清極負時譽的‘立憲派’中堅。光複前（現時叫‘解放’前），張、湯二人分任東南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江、浙兩省的‘谘議局’議長，而湯且是殺害女革命烈士秋瑾的主謀。教育總長原內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眾望而改薦蔡元培。然中山為籠絡（現時名詞叫做統戰）這位曾公開反孫的‘國學大師’老同誌，乃特設一‘樞密院顧問’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倔傲的‘章瘋子’，卻不屑俯就。章炳麟雖曾為同盟會員，他也是光複會的發起人。這兩個革命團體就始終未嘗統一過。這時兩派且爭權甚烈。光複會的另一巨頭陶成章竟被當時上海都督陳其美派盟弟蔣誌清於一月十四日刺殺於上海。此後兩派竟鬥爭無已時。光複會‘老同誌’且逐漸與老立憲派結盟以抵製同盟會。凡此皆可看出中山當時的妥協性。孫中山是位個性倔強、膽大潑皮的革命者，不是個輕意妥協的人物。他這次之所以如此妥協者，實在是他知已知彼也。你隻有這麼大的實力，得大位已逾分，不妥協又如何呢？外長一職，眾意應屬伍廷芳。伍氏粵籍，然出生於新加坡，依法曾為英屬海外公民（ British Subject ）。伍氏嫻雙語。受法學教育於倫敦，並領有英國律師執照。嗣在香港開業，為英籍華民之第一位律師。後又被選任為‘立法局議員’，亦為香港華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體係中，作一低聲下氣的二等官僚，顯然心有不甘，乃轉回祖國之大清政府任職，竟累遷至頭品大員，外務部右侍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後又外放為欽差大臣，駐美公使，可謂官高位顯，一帆風順。然伍君深入‘醬缸’（且用一個柏楊術語），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藥，武昌炮聲一響，乃立即附義，並出任軍政府對內外交涉之總代表。此一要職，當時革命陣營中，伍老之外初無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總統，乃改任伍氏為司法總長，而以外長一職畀之剛從耶魯卒業之毛頭小子王寵惠，而王自知兩人經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也。其實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掛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接篆為當時最年輕之總長。中山這個新政府，雖難免是個革命與立憲各派的大拚盤，畢竟還是以同盟會的成員更有朝氣、更有組織，也更有群眾，因此在黃興積極籌劃之下，他們乃舍名取實，把總長以下的位置，由同盟會員一舉包辦。吾人試看上列次長級名單，便知次長級人選，除湯薌銘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會的青年骨乾。這一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乾法，後來也被毛澤東學去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國時，也是如法炮製的。到時當細論之。其實湯薌銘亦若輩中人，一九零四年留學巴黎時，曾‘入盟’於中山之革命組織，繼而後悔，與同夥偷割孫公皮包，竊回文件，頗為同學同誌所非議，因與革命黨絕緣。然湯亦才士，衝幼‘進學’為秀才，十七歲‘中舉’。嗣又入北洋海軍學堂習海軍（一說為福州船政，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資送法國留學。割破中山皮包之後，遂潛往英國續修海軍。回國後乃在海軍提督薩鎮冰之下任職。武昌起義時，薩鎮冰奉命率海軍艦艇，溯江援鄂，薌銘亦隨往。此時其長兄湯化龍（一八七四～一九一八，一九零三年進士，曾任湖北省谘議局議長），武昌起義後，在軍政府任民政總長，乃致書薌銘，囑其策動薩鎮冰率海軍附義。薩雖未接受，然終於棄軍而去，所餘艦艇數艘，遂指定由資望較深的海籌艦長黃鐘瑛與湯薌銘統率，加入革命陣營，沿江助戰有功，至是乃由黃興薦黃鐘瑛為海軍總長，湯為次長。黃初提名時，同盟會員對湯留有異議者，卒因中山不念舊惡，乃得列名內閣。其他次長也都是同盟會中的傑出才俊，如蔣作賓、居正、馬君武、於右任等，在後來的國民黨政權中，多據決策高位，曆史家對他們還有得說的呢。在他們鋒芒初露之時，就犯不著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黨人內在的分化，這時亦已逐漸明顯。孫公這個新內閣，雖然少長鹹集，而革命首義地區的武漢，以‘三武’馳名的先鋒人物，除一位‘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個現時老詞）的黎元洪之外，幾乎全部見遺於圈外，難免替民國以後的曆史，寫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筆，此是後話。在這個‘臨時’政府中的所謂‘國務員’，尤其是次長級的激進分子，他們都是和孫大總統同進退的，在袁世凱咄咄逼人的形勢之下，從中山開始，全部閣員，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早在中山返國途中，盱衡國事，計較各派實力，便深知將來總統一職非袁莫屬。及抵國門，聽取諸家議論，所說儘同，因此孫公後來雖當選總統，並正式就職，仍立電袁公，告以備位以待。發了數通中文電報不算，孫公還以英文投書‘字林西報’，公告國際，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純正，溢於言表，至為感人。記得‘史記’上有段故事說，劉邦與項羽本有‘先入關者為王’之約。後來劉邦先入關了，但計算實力，卻不敢‘為王’。在鴻門宴之前，他拜托項伯，捎信給項羽，解釋說：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見‘史記·項羽本紀’）吾讀民元孫公致袁世凱諸電文，真如幼年所背誦之‘項羽本紀’也。劉邦、項羽、孫文、袁世凱都是我國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見，大略相同，豈不信然？隻是劉項之爭，純係個人權位，而孫之讓袁，治史者誅心以論之，實旨在為國為民，未可與劉、項、袁三人等量齊觀也。正因為‘臨時政府’的過渡性太重，在袁氏‘讚成共和’逐漸具體化，繼任總統已呼之欲出之時，孫公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便是怎樣確立個製度，以約束這位飛揚跋扈的下屆大總統了。按法製常規和憲政學理，隻有憲法才能加以約束。但是民國體製原是模仿美國‘總統製’建立的，總統權力甚大。當初建製之時，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國的‘內閣製’，而中山以為不可。蓋內閣製原為架空皇帝或獨裁元首，以首相當國（如英、法和日本）的虛君製。宋教仁，這個三十歲的小家夥，那時雄心勃勃就想做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所以力主內閣製，但是中山認為建立民國，既然是要驅除韃虜，推翻王室，則中國政府就沒有再設虛君的必要。所以中山就堅持采取美國的總統製。如今眼看孫公就要讓位於袁，袁可不是個省油燈，要袁氏削減權力，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製度，恐怕是與虎謀皮，革命黨人認為要在袁氏就職之前，就應立法加以約束，好讓袁老四去做個‘虛君’。因此乃在約法上把‘總統製’改為‘內閣製’了。誰知這一改，就改出紕漏來了：袁世凱抵死不作‘虛君’，宋教仁卻又拚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槍杆子解決，民國就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悲夫。前節已言之，中山出任總統的法律依據是，各省都督代表會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所製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因此在臨時政府的行政部門的組織，逐漸就緒之時，則立法部門亦在循序奠定。總統就職未幾，各省都督代表會即議決組織‘臨時參議院’為最高立法機關，並通知各省，每省選‘參議員’三人至南京組織‘臨時參議院’。在獨立諸省參議員，有半數以上抵達南京之後，參議院乃於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先後到直、奉、豫、江、浙、閩、院、贛、山、陝、湘、鄂、粵、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參議員三十八人。公舉福建參議員林森為議長。集會逾月，製定各項法律規章數十種。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當然便是由原‘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所改訂的暫代憲法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了。這項後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了極大作用的所謂‘民元約法’，內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條。它除掉現代民主共和國所應有的主權、人權、政權、治權、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國製上下兩院的國會等一般條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臨時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國式的‘總統製’，改成法國式的‘內閣製’了。約法規定，內閣總理直接向國會負責。大總統一職就變成虛位元首了。此一約法幾經研討，終由孫文大總統於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這一著是明顯的針對著袁世凱而設計的。將來中山如讓位與袁，袁大總統的職權和孫大總統的職權，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問良心，這是同盟會所掌握的參議院，對未來的大總統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國寺菜園裡的一群張三李四，想對新到的和尚魯智深，來個‘下馬威’，乘他立足末穩，便把他摔到糞窖裡去的一廂情願的安排。誰知力有不敵，反而助長了和尚在菜園裡的權威，實非當初動議人始料所及也。不過，在孫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為時不足三月，建國架構便頗具規模。不論總統製也好，內閣製也好，三權分立，像模像樣，上至憲法人權，改曆易服，下及放腳剪辮，钜細靡遺，法製燦然，雖百世可知也。立國創製，雖是群賢合力，究竟是一人領導，功不可沒。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且看，毛澤東打平天下以後，一人當國二十五年，全國僅有法律兩部。憲法之外，僅有其心可誅的一部‘婚姻法’，其他六法皆無，而統治十億人口之大國，全憑毛氏一人的金口禦言，成何體統？迨鄧氏撥亂反正，重立法統，竟然還是以七十年前的孫氏之法為基礎也。雖則孫、毛皆是文化轉型、曆史三峽之中的悲劇人物，然個體之間的賢與不肖，就毋待細比了。袁世凱不用說了，更是近代中國曆史轉型期中，第一號悲劇人物。兩千年帝王專製的政治傳統，決然不能轉變於旦夕之間。因此，他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慧條件，他所處的國家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他如要回頭搞帝王專製，甚或搞君主立憲，這個時代在中國曆史上，也已一去不返了。過猶不及，客觀曆史早已注定他這個邊緣政客（ Marginal Politi ）不論前進或後退，都是個必然失敗的悲劇人物。然這一形勢，百年之後的曆史家雖洞若觀火，百年前之當事人，則身在廬山中，當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當中山於民國元年，正在不懈地為將來的民主政治，搞其百日創製之時，袁某卻正在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勢。袁世凱和比他晚了四十年的毛澤東一樣，他的政治智慧多半離不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武昌起義導致袁氏東山再起時，袁的政治方略便發源於傳統模式。大體言之，蓋有三層階梯，那就是養寇、逼宮，和攤牌。他知道，革命派隻可養，不可剿。剿則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氣數已儘，是扶不起的阿鬥。縱是可扶，他也無扶清滅孫的興趣和義務，而且不論做皇帝，或是做總統，少不了，他都有一份。但達此目的，則他的前輩和老師，王莽、曹丕、劉裕、朱全忠、趙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訴過他，正常的程序是：乘勢抓權，然後逼宮受禪。繼位之後，那就與原先助勢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攤牌。或做你們的總統，或作寡人的皇帝，因勢製宜可也。袁世凱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所搞的那一套養寇自重的把戲，細說起來就像一部很複雜的政治，寫在曆史書上就稍嫌繁瑣了。提綱挈領，大致是這樣的：袁世凱在清末，自從於一九零一年，四十二歲，繼李鴻章之後受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時起，宰相當國，權傾一時，直至他四十九歲，被攝政王載灃強迫退休，幾乎被殺為止，他在任內的成就，大致有軍、政兩大類。在軍事方麵，當時中國國防軍的主力，從袁的小站練兵時代，漸漸發展出來的，所謂北洋六鎮（師），都抓在他手裡。軍中將校隻效忠於袁，袁之外幾乎無人可以隨便調動的。而這六鎮正規軍，不但器械精良，訓練有素，其尤為難能的是，革命派始終未能滲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規國防軍將領之中，除吳祿貞一人之外，再無第二人與革命有任何曆史淵源，縱是吳有心革命，其部屬亦皆在袁世凱的遙控之下，吳亦難指揮如意，這樣才招至吳的殺身之禍，而無法撼動六鎮的基礎。然袁世凱之在清末，畢竟是個新人物，在政製上的成就，也頗有足多。要言之，當時的立憲運動，袁也是主要的推動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議局，亦均為親袁人士所掌握。他們與逃亡海外的康梁維新派，也有其千絲萬縷的關係。事實上，中山之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票源，立憲派與同盟會，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論實力、論經驗，當時縱是同盟會高乾（包括汪兆銘和黃興），都認為總統一職，非袁莫屬也。狡猾的袁世凱，當然更知道他自已的分量。所以他就要養寇、逼宮以取高位了。詳敘之，無此必要，亦為篇幅所不許，謹條列袁氏政治行為的大事如下，以見其關鍵所在。一九零八年袁四十九歲：被攝政王載灃開缺回籍，幾遭不測一九一一年袁五十二歲：應詔回京，東山再起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十四日：詔授袁湖廣總督，赴武漢節製各軍，袁氏稱疾不就十八日：詔促袁就道二十日：袁要求：開國會，組責任內閣，解黨禁，寬容起事黨人，總攬全國兵權，寬與軍費二十五日：袁奏派馮國璋、段祺瑞領第一、二軍赴武漢前線二十七日：授袁欽差大臣，節製陸海各軍；隆裕太後撥內帑百萬兩濟武漢軍事；清軍擊敗民軍於漢口二十九日：袁致書黎元洪，首提和議三十日：袁自彰德南下十一月一日：詔授袁內閣總理大臣；袁辭，詔優勉四日：詔準袁令前敵各路清軍停進七日：第六鎮統製、同盟會員吳祿貞被刺，袁軍無後顧之憂八日：黎元洪覆袁書，勸附義，並允推為總統十三日：袁抵北京，詔令近畿各軍，悉受節製十五日：袁授意剛出獄之汪兆銘，與楊度等組‘國事共濟會’於北京，提倡與革命軍議和十六日：袁內閣正式成立，軍政大權獨攬二十七日：清軍攻占漢陽，民軍死傷三千人。馮國璋擬乘勝渡江攻武昌，袁親撥長途電話止之二十九日：袁電武昌允停戰；汪兆銘承袁父子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聯合，清帝退位，舉袁為總統，武昌軍政府表同意十二月一日：武漢停戰二日：江浙聯軍克南京，清軍守將、袁之嫡係舊屬張勳，連電內閣乞援，袁至之不理；各省代表議泱，袁如反正，即公舉為臨時大總統五日：持政王載灃被迫引咎退位七日：袁派唐紹儀為和談代表去武漢與民軍談和，暗示讚成共和九日：袁令全國停戰十五日，旋延長；黃興覆汪電：袁如反正，舉為總統十五日：各省代表議選總統於南京未果，虛位以待袁倒戈十八日：袁派‘全權’代表唐紹儀與民軍代表伍廷芳會議於上海二十日：袁內調馮國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衛軍總統；唐紹儀承袁意旨提議：先達成和議，再由‘國民大會’決定國體二十一日：孫文抵香港，胡漢民勸其留粵，孫未允二十五日：孫文抵上海，大受革命群聚歡迎二十八日：隆裕太後從袁諫，下懿旨召集國會，決定國體二十九日：各省都督代表會集會南京，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孫隨即電袁，暫代臨時總統，隨時讓位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孫文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職二日：袁不承認南京政府，斥唐紹儀越權，準辭職，暫留上海；孫再電袁：雖暫代，然虛位以待；清軍將領馮國璋等護君憲主戰；袁請辭，詔撥黃金八萬錠，詔飭親貴捐銀行存款，估計有四乾萬元；袁入朝以民軍優待皇室及旗民條件密示奕劻，促主和議三日：灤州起義失敗，三將皆殉十四日：袁密電詢：孫肯讓袁，有何把握？孫再肯定讓賢十六日：同盟會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從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後：早順輿情，讚成共和，以免乘輿出狩十七日：清廷禦前會議。青年宗社黨主戰。太後諭：‘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有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勝了固然好，要是打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麼？’（見溥偉著‘清室讓國始末記’）二十二日：清駐外各使館，電請清帝退位二十六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殺宗社黨激進首頌良弼，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後懇袁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將領五十人聯銜通電，請清帝退位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成立於南京，到十七省代表三十八人二月十二日：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曆時二百六十八年之清朝，至此正式結束。退位詔為張謇所擬，末段‘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之句，為袁所增。從上列簡明大事記，我們可以了解：（一）雙十變起，清室要對付革命黨，非起用袁氏不可。（二）袁世凱有此實力可以鎮壓革命，但是他要養革命以製朝廷。（三）革命各派，包括孫中山和黃興，尤其是立憲派，也都體會到，推翻帝製，‘驅除撻虜，建立民國’，非有袁參加不可。（四）除滿族親貴中的少數激烈分子之外，全國也人同此心。（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國，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義，來另立法統，由他主動擔綱，而不受革命黨人之支配。再者，袁所著重的還不隻是個‘法統問題’，也是個‘麵子間題’。他顯然是認為不論做皇帝也好，做總統也好，總之在他當了元首之後，自己高高在上，而納革命派與立憲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體係於自已的新法統之內。他這項腹案，老實說，與上述孫、黃一派，要把‘總統製’改為‘內閣製’的動機，並無不同。二者都是政治鬥爭的策略而已。隻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賽跑途中，第一麵金牌卻被孫中山搶去了，他隻得了個銀牌，心有不甘，所以這也是個麵子問題。但是曆史家誅心而論文，袁隻是個老官僚、獨人班。他所爭的重點實在隻是個人的權位和榮譽，而他的對手方，孫、黃那一夥所爭的，則是一個千萬誌士仁人，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的民族使命（　National Mandate ），兩者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可是對這項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義，孫、黃等革命黨，原也寄厚望於他，並曾虛位以待，隻是這時南方諸賢，要急於組織一個統一領導的政府，而黎、黃兩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適時出現，他立刻就變成黑馬了。參議員諸公既不能舉孫為‘大元帥’，就隻有舉他為‘臨時大總統’，以待袁公‘驅除韃虜’之後，再來屈尊相就了。袁公後來雖不負所望，推翻了帝製，但卻做了個‘繼任總統’，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民黨又對他不信任，而防範茲嚴，約法改製，又強迫他做了個‘虛君’，使他也要來個困獸之鬥，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論呢？我們的解釋，隻可說，這是曆史轉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次曆史轉型，需時至少兩百年，在這曆時兩百年的曆史三峽中，曆史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嘛，那能老走直線呢？但是話說回頭，袁世凱在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的競選過程中，雖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兩千年傳統的帝製政體，在兩個月之內，就不聲不響的和平地轉換掉，也算是效率可驚了。那時袁世凱如真能如黨人所望，早舉義旗，搞個武裝苦撻打（ coup d'etat ），把朝中的寡婦孤兒，滿城王公親貴，一舉而除之，他對這個急色鬼的武裝政變，是否能得心應手，吾人未敢必也。萬一欲速則不達，弄得火光四起，屍橫街巷，北京城內，玉石皆焚（像義和團和紅衛兵所搞的那樣），試問對革命發展，究有何補？所以袁的穩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個不流血的宮廷政變，也未可厚非。再就個人的道德來立論，古人說‘無毒不丈夫’，搞流血政變，把孤兒寡婦和滿朝親貴一舉而誅之，乾這種事的人，要心狠手辣（你看老毛在文占大革命時代的那個‘狠’勁，紅衛兵不也一再遵從毛主席的教導，說對待敵人，不能‘心慈手軟’）。將人比人，老袁那時就顯得婆婆媽媽，心不夠狠，手不夠辣。他多少還有點‘婦人之仁’，對寡婦孤兒，不忍下手。再把袁和毛比較一下，毛在殺了老友劉少奇之後，劉的子女因為不知道父母的下落，乃鬥膽上書毛主席求情，毛告訴他們說，你的爸爸已經死了。朋友，這就叫做‘無毒不丈夫’。這點袁就做不到，他多少還有點東方儒、佛兩家的‘恕道’，不像毛搞的全是俄國的斯大林和‘恐怖伊凡’那一套。再把話說回頭，縱使是‘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套下流做法，西方叫做 End just fies means。這種用流血的‘手段’來達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有問題嘛。試問，毛之殺劉與不殺劉，有甚麼不同的結果呢？相比之下，袁如殺了寡婦孤兒，是否比保留了寡婦孤兒，更容易達到纂位的目的呢？其效果顯然是相反的。袁世凱究竟還不是個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媽媽的行為，累得革命黨對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已也丟掉了金牌，這是否就是個錯誤，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黃也。至於他在這兩個月的動亂之中，究竟耍了些甚麼手法，來搞個不流血的宮廷政變，而達其相同的目的呢？其曆史比假要有趣得多，這兒我們倒不妨略述梗概。現在讓我們先看看，袁宮保是怎樣說動太後也來‘讚成共和’的。在上列大事表中，我們知道，袁剛出山，便把太後的私房錢，所謂‘內帑’，逼掉了一百萬兩。跟清室親王級的其他大貴族相比，可憐的隆裕隻是個窮寡婦。她十五歲嫁入深宮，丈夫不愛、婆婆高壓，裡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頭，兩宮晏駕，做了寡婦，但這個小寡婦究竟承繼了多少遺產呢？在那個大醬缸裡，她無由得知，也無術支配。但是她畢竟是個‘太後’，？簾之前約六歲小皇帝既然無法親政，軍國大事，表麵上還要以她的‘懿旨’為斷。朋友們知道嗎？我們有四千年曆史的‘封建專製’，是被國共兩黨罵慘了。但是‘封建專製’畢竟還有個‘製度’嘛，哪像國共兩黨後來之無法無天呢？君不見光緒末年的袁世凱原已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兩宮突然晏駕，小皇帝即位之後，攝政王載灃一紙文書，便把他‘開缺’，袁世凱不就乖乖的‘回籍養痾’去了嗎？如今革命黨造反，朝廷應付不了，軍機一紙文書，袁氏也就奉令東山再起了。（且看韓戰後期的美國，賣領帶起家的杜魯門一紙文書，不也就把權傾一時、跋眉透頂的麥克阿瑟大將軍‘開缺’了。）哪能像毛澤東把個國家元首，要殺就殺掉呢？再看，鄧小平算老幾？怎能把個內閣總理，說換就換、說關就關呢？‘封建專製’的確不是個好法統，但是他老人家，比國共兩黨的‘和尚打傘’，似乎還要稍微進步一點呢。這兒曆史家所能提的，隻是它在曆史上消滅之前的，一丁點兒的落日餘暉而已。他老人家的遺產還多著呢，哪能一竿打翻？所以在東山再起之後的袁世凱這個宰相，雖然萬般專橫，但是他發號施令，還得去說服那個頒發‘懿旨’的可憐的寡婦。寡婦無知，把老袁的話，信以為真，老袁才可挾寡婦，令諸侯，狐假虎威，橫行天下。長話短說，袁世凱當年對隆裕太後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軍費無著為借口，把這對可憐小寡婦母子的私房錢，一舉花光。其實她母子的私房錢，花不光也。但是這對可憐的寡婦孤兒，那裡知道呢？等到太後的‘內帑’花光了，寡婦自覺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憐於宰相之時，老袁又可以告訴她，兵凶戰危，勝敗難卜，太後如讚成共和，將來的民國政府會優待皇室，‘優待費’可多至四百萬兩一年，足可安度晚年。這一來太後就徹底動搖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凱的意誌為意誌了。朋友，君子尚可欺以其方，何況一個幽居深宮、無知的小寡婦。說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頭，究竟還要文明多矣。後來小皇帝溥儀長大了，回憶起這時的情況，他記得太後在哭，跪在她麵前的一個老頭子，也淚流滿麵（見溥儀著‘我的前半生’）。這時‘太後’的確在哭；‘老頭子’淚流滿麵，就在演戲了。據說‘老頭子’這時就告訴‘太後’，革命軍無孔不入，是如何的厲害；孫文三頭六臂，是如何的有錢，這次他帶回海外華僑的捐款，數千百萬。官軍糧餉皆缺，何能和孫文打仗？寡婦太後一聽，怎能不哭？太後一哭，老宰相事君無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淚？但是這兒也有點真情實況，寫曆史的人，倒不妨秉筆書之：在孫文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臨時大總統朱筆一批：撥二十萬元濟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此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發現國庫之內，隻有銀元十枚。（見‘胡漢民自傳’）袁、孫兩公，同為英雄，卻各行其是，皆足千秋。其實當時孫公一文不名，舉國皆知，隻有隆裕太後不知罷了。袁公軍餉缺乏，全國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後則知之極深也。斯時首都之內王公滿城，腰纏千萬者，所在多有，袁總理乃說動太後，要求王公大臣，毀家紓難，太後極以為然，懿旨、聖旨也就照發如擬。殊不知此一發，北京城內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蓋紓難雖人人之所欲；毀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實說，那時北京城內的名王钜府，是鱗次櫛比的。真要‘毀’他幾家，真的就足夠清軍打他三五個月，甚至一年的內戰。遍地黃金的深宮大內，那就甭提了。不過可憐的光緒寡婦不知其所以然罷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凱卻了如指掌也。筆者附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部，最近重修開放。新展中即有出自清恭王府，價值連城的唐畫‘韓乾牧馬圖’著錄見宋徽宗的‘宣和畫譜’。書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鈐記。當時的恭王府中，這一等級的國寶，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時的恭王，較之醇王（攝政王），和慶王，似乎選略有遜色呢。這隻是一些王府。他們較諸皇宮大內的寶藏，還是無法相比呢。大清帝國畢竟是大清帝國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華國寶，那能用得完呢？經袁總理大臣毀家紓難這一倡導，滿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輕言對革命黨作戰了。寡婦孤兒相依為命的太後，這時連身家性命都自覺難保，而頻頻乞憐於宰相。她現在是顧不得甚麼皇位了，隻要今後生活無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將來的革命政府，爭到點‘優待’，她就很心滿意足了。三百年來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來的‘怨’，卻要她母子獨當之。亡國之君寡婦孤兒，終日以淚洗麵，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總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證，唐代表已在和議上向民軍爭得皇室優待費，每年四百萬元，雖略少於袁大臣所提的四百萬兩，然也相差有限。將來的民國政府雖待先朝皇帝，如‘異國之君’，但是仍有皇宮可住、皇號可保，紫禁城內，關起門來，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來的亡國之君，有這樣的光榮收場，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後在她麵前哭跪於地的‘老頭子’宰相的勸慰之下，已徹底解除了武裝。在決定大政方針的所謂‘禦前會議’中，太後和慶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堅。太後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宮保所公保的‘優待費’，像前朝崇楨皇帝，戰敗後到煤山上去‘上吊’，婦道人家不敢想像也。慶王則隻是為他自已的千萬家當著想。將來五族共和，老友做了總統，他仍是北京城內的慶王，麵團團富家翁也。古語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願坐在廳堂的屋簷之下，怕簷上的瓦片掉下打破頭也），何必去冒與民軍作戰的危險呢？太後和慶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讚成共和，則宣統之退位，就是彈指間事了。但是任何政權都有它的‘極端派’（ Fualists ），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兩方和議初起時，以禁衛軍總統良弼，和恭親王溥偉為首的，年輕的滿族親貴，即已組成個有形無形的‘宗社黨’，極力主戰。他們甚至認為袁世凱是個比革命黨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計畫將袁某暗殺之。這種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的‘親貴’和高乾子弟，在義和團時期，曾闖下過滔天大禍。在西太後的包庇之下，他們要殺一龍二虎，卻幾乎把大清帝國弄得被列強所瓜分。可是這次他們連闖禍的機會也沒有了。袁宮保為防他們搗亂，一通電話，便把良弼‘踢上層樓’（ Kick him upstairs ），調良弼為上級有名無實的‘軍谘使’；內調馮國璋代替良弼，總統禁衛軍（袁的八三四一）。馮曾是攻殺革命軍三千人的清軍頭號戰將，其後也一直主戰，為宗社黨人所看重。但是袁宮保總歸是他的‘老爸’，袁說一，馮不敢說二也。袁公保那時顯然是鴻運當頭。上節曾言之，三個革命黨刺客曾於一月十六日，謀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資本。誰知十天之後，另一革命黨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於途，一擊而中。不要命的刺客，當場身亡，良弼卻腿斷、血流，越日始慘死。北京為之全城震動。讀者知否？辛亥年間，革命黨的炸彈，是足令二歲小兒不敢夜啼的。我們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蕪湖，在辛亥年間，就是被兩個錫紙包的鴨蛋‘光複’的（目前的名詞叫‘解放’）。‘錫紙’是從香煙盒子裡借用的。筆者兒時不乖，那時去古未遠，我今日還記得我的‘奶媽’警告我說：‘革命黨來了。’據她告訴我，革命黨一個炸彈可以炸四十裡。乖乖。彭家珍烈士那時在北京一彈，真炸得全城親貴，狗走雞飛。‘孫文’那時在北京的聲名，也是個紅眉毛、綠眼睛的江洋大盜。他手下的梁山好漢，都是飛簷走壁，無孔不入的。五鼠鬨東京，八十萬禁軍也奈何他不得，何況還有手槍炸彈！在那時的北京城裡，七俠五義對社會的影響不在四書五經之下呢。一彈強於十萬軍，強橫的宗社黨，就被彭烈士的一彈炸掉了。雪上加霜，清軍將領四十二人（後增至五十人），在湖廣總督段祺瑞領銜之下，也於是日通電全國，迫清帝很位。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正式下詔退位。南京孫大總統遵誓解職，參議院改選袁公繼任，其後四年的中華民國，就是袁世凱的天下了。附注：筆者早年服務哥大期間，曾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 The Social Sce Research cil ）之委托，試編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史料的‘注釋目錄’ Annotated Bibiography ），第十年之功，積稿數十箱，始知雖白首窮經，亦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七零年代轉業紐約市大，乃作較有選擇性之努力。有關辛亥革命這一專題，除搜羅海內外專研機構，如近史所、檔案館、國史館一類，公有收藏之外，複乞授於專治辛亥史之老友章開沅與謝文孫兩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孫思白、李新眾權威，多承傾囊相助。以致個人所集書目文題，竟至四千種上下。其是叩感不儘。就筆者個人管窺，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各界史家著述最多之一專題，任何學人白首窮經，亦難畢其十一，直是修道之士所謂，真理半張紙，閒言萬卷書，從何讀起？因此，筆者個人平生授徒課室，或打字書齋，總思以最簡明的，通俗詞句，試作不偏不倚的，與成見較少的‘半張紙’之言，讓讀者自作其客觀之評論。世上未有曆史家沒有成見者，但求其‘較少’而已矣。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釋，擬於另篇評述，此篇從略，乞師友讀者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