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隱原名梁汝元，出身是江西永豐縣的土財主。他生於明正德十二年，那時江西是全國最亂的地方，先有大規模的流民叛亂，後有寧王在南昌造反。何心隱早年也是亦步亦趨地念書、考試，三十歲時聽到了泰州學派開山人王艮的學說，喜不自勝，便拋棄舉業，以王艮的再傳弟子顏山農為師，從此混進理學家的隊伍。泰州學派雖然依榜王門，實屬異端，它的特點之一是簡捷，重悟輕學，哪怕你目不識丁，天眼一開就成聖賢。這一點不隻有學理上的意義。如果說正宗的王學尚是精英主義，泰州之學就是民粹主義。王艮走的是群眾路線，向市井愚蒙傳道，有點蠱惑的味道。何心隱更是頗有些縱橫家氣，喜歡陰謀，喜歡談兵，喜歡誇耀自己的智計。他曾參與顛覆嚴嵩，後來還想顛覆張居正，被張居正先下手為強，把他害死了。他與這兩位權相的關係，傳說或有誇張，他自己大概也吹了些牛，但從他的性格看，即使他知道那些傳說與事實頗相出入，他也不會去糾正的。他有名的一個舉動，是把合族的人召集起來，成立一個“聚和堂”，有點像人民公社的集體生活，財產互通有無，白天一起吃大鍋飯，晚上都住祠堂裡，小孩子都入一個學堂，老人由合族奉養，婚喪之事也集體操辦。近人說他的聚和堂是烏托邦，寄予了他的社會理想。但恐怕未儘如此。聚和堂隻持續了幾年；但何心隱一直念念不忘於立“會”。在傳統中“三綱”是人倫之大，何心隱易之以“師友”，所謂交儘於友，道至於師。換句話說，師友的關係是第一位的，彆的都在其次，他心目中的“會”，就是師友結構，平時是師友，到了特殊時刻就是君臣。講學立會在當時很流行，後來，他的同門羅汝芳召集江西全境的“合省大會”，會址就在何心隱的家鄉永豐。而張居正之禁講學，也不隻有控製輿論的目的。何心隱因聚合堂的稅務問題與官府對抗，被判充軍，朋友程學顏為他走了後門，得以寬釋。此後他周遊天下，大約在四十五歲的時候，到福建興化拜訪了林兆恩。明代中後期，社會中各種秘密和半秘密的團體多如牛毛，特彆是民間宗教，紛紛競起，舉其大者，古老的白蓮教除外，正德年間創立的羅教，嘉靖年間的黃天教，萬曆年間的紅陽教，比何心隱小二十多歲的王森創立的聞香教，各自廣聚門徒，流傳數省。何心隱拜訪的林兆恩後來也是一位教主。林兆恩與何心隱同歲，有些方麵很像（林兆恩有一個道號叫“心隱子”，不知是不是巧合）。他也是在三十歲之前讀書應舉，三十歲棄去舉業，專事創教、結社，六十歲後從學術領袖變成教主。他創的教叫“三一教”，合儒釋道而一。由學者建立的、以讀書人為中堅的民間宗教，那時隻有這一個。何心隱在林宅住了一個多月。他們討論的詳情，可知的無關痛癢，不得而知的就很難說了。最終他們並未合拍。他們的性格不一樣，與何心隱相比，林兆恩平和一些，也深沉一些。何心隱六十二歲時，湖廣巡撫承張居正的意思，把他羅入“妖人曾光”案，在武昌杖殺。當時的人也多認為這是誣陷，不過，誣以此罪而非他罪，或許是因為何心隱平素的行徑。何心隱從南安押解到武昌時，沿途相送之人絡繹三千裡，到了武昌，有幾萬人為他鳴冤。他的“群眾基礎”，可見一斑了。泰州派的人往往而有俠風，顏鈞、何心隱、羅汝芳、錢懷蘇、程學顏和其弟學博，莫不如此。黃宗羲《明儒學案》評：“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泰州以學術立派，就學術而言，心性也好，理氣也好，繞來繞去，都是狗咬尾巴尖的活計，但這派中一些人的心思，有非學術二字所能概括者。明人形容當時局麵，為“有黃巾、五鬥之憂”，雖危言聳聽，而離題不遠。隻是細看這批人的思想，終究還在局中，便有所為，也未必真高於黃巾、五鬥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