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有個叫黎立武的學者，談到自己的史，說他小時候讀《箕子之歌》，很是被箕子的忠心感動；長大一些後，讀《詩經》裡的《狡童》，“淫心出焉”，出門看見鄰家大嫂，就想勾勾搭搭，歸而自省，原來是“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這樣的詩句在做怪。與宋儒講道理是很難的。像這位黎立武，就很難讓他明白，當他童年，便讀遍“淫詩”，當毫無異感；長到青年，便不讀《狡童》，種種奇怪的心思，也要應時而起，荷爾蒙出而心眼不老實，卻與《詩經》無涉也。孔子在《論語》中留下名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為“無邪”。《詩經》裡有許多情詩，孔子以為無邪，應該是他老人家心寬意廣，不以人情之常，為禍亂之始。正如今人（當代道學家除外）讀《詩經》，若還能看出“邪”來，隻好說是胸中不正而眸子眊焉，觸目無所不邪。漢儒不這麼想。漢儒是相信孔子刪詩的，但《詩經》中明明有許多情詩，又與孔子“放鄭聲”的意見抵牾，怎麼自圓其說呢？曰曲解。後來傳世的古文學派的毛詩，有所謂《詩序》，講解詩旨。《詩序》不承認毛詩裡有情詩，認為那些都是諷刺詩、寓言詩，如《狡童》，便是批評鄭忽公的。到了宋代，儒者紛紛而起，反擊《詩序》。不要以為宋儒進步了，要思想解放，恰相反，他們是嫌漢儒雜而不醇，要思想整頓。《詩經》裡有情詩，遮掩不住，與其解釋為刺詩，不如直接斥為淫詩，把它們揪出來，免得招搖撞騙，為害人心。如很有名的《靜女》，頭四句是：“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序》說這是批評時政的詩，至朱熹，便簡捷地說“淫奔之詩也”。若從對詩的理解看，朱熹是對的，若從用心看，則宋儒險惡。後來就出了一位王柏。王柏是十三世紀人，朱熹的三傳弟子，有名的道學家。許多人恭維王柏的“大膽懷疑精神”，比如對《詩經》，宋儒隻是懷疑《詩序》，他則連經文也懷疑。他說，孔子那麼思想純潔的人，刪過的詩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準是漢朝人因為傳世的詩篇不足三百之數，妄取曾為孔子刪去而流傳於裡巷的詩，混入經中，以至美惡相雜。他拍胸脯保證，那些淫詩，聖人見到是一定要刪削的，既然今本《詩經》裡有淫詩，就一定不是聖人手訂之本。證據呢？沒有。意識形態的狂熱者，不需要什麼證據。這些人堅信教義的地位高於世俗的證言，觀點的產生，與邏輯或事實俱無關係，要在心意二字。讀王柏的《詩疑》，當注意他口氣的決斷，動不動就“斷斷不可易”，之所以敢於疑詩，恰是因為絕不疑道。王柏看著如此不純潔的《詩經》日日誦於人口，氣得茶不思飯不想。有個老笑話，說老漢嫁女，晚上在院裡亂轉，老婆問他怎麼回事，他怒道：“小畜生正在那裡放肆哩。”人情之常，每為道學家恨恨不能已，或同此理。他夜不能寐，揎袖奮筆，一口氣列出三十多首詩，斷定其為當刪之篇。篇目眾多，不能俱列，且這麼說：今天出什麼《詩經精選》之類，如要省事，便取王柏欲刪的詩，勒成一冊，也就是了。刪詩之外，還把《小雅》裡一些有怨聲的詩降格為風詩，此外變更篇次，改擬詩題，果然是雅頌各得其所。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孔子，“王詩”多半不會令世人點頭，便情意殷殷地說，希望以後有掌權的大人君子，以政令禁行未刪之詩，規正世道人心。《詩經》畢竟是《詩經》，以一王柏之力，搖動不得，所以王柏刪詩，後儒搖頭，我們今天讀到的《詩經》，也仍是原貌，未曾被五講四美。但類似的事情，許多便被實行了。道學的不好，不在其修齊，而在其治平。你自己如何琢磨，好則自得其樂，壞則斷了牙齒肚裡吞，不涉外人；但道學內涵的教義是要整頓彆人的頭腦，則非我所敢聞也。有清人說李斯焚書，荀子啟之，王柏刪詩，朱子啟之，說得很對。從曲解到刪削，隻是階段不同；在野之論，自然溫如親吻，至於唇間的利齒，得等有了權力，才會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