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滅亡，百家複蘇。重拾綴緒，吵吵鬨鬨。文、景重黃老，儒生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實際上，黃老不足為大國治。此時申韓低潛，楊墨式微，儒家獨大的局麵，已將形成。隻是與統治者如何合作，尚存疑問。漢武帝時，諸侯王不再能同中央抗衡，九九藏書強大的已被鏟除，弱小的回心俯首。他坐享大一統的局麵，隻是沒有大一統的理論。秦朝倒是有過，但喪鐘在耳，哪裡能夠搬來用？漢武要改製，不滿足於文、景的局麵，下詔求言。這一求便求出董仲舒來了。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是一個合作綱領九*九*藏*書*網。我們可以把當時發生的事情，視為儒生與君主的談判，董仲舒無意中充當了談判代表。這談判的結果，是我們已經知道的。董仲舒把合法性作為第一項交換條件。甲方的皇帝受命於天，漢朝代周秦，並不是簡單地繼前王而王，乃是天道運轉，不得不然。——但天命何以體現呢？你怎麼知道這就是天命呢？天不言，儒者多言。皇帝受命於天，因為儒生說這是受命於天。乙方的儒生是天命的解釋人，口含天憲，披陳天意。這有點像祭司了。是的，董仲舒是儒教的實際創建人。在教內，後世並不承認他這一地位，在思想上，他也不是先行者。但他建立體係，並使之成為聖教。所謂神道設教，這離孔子的學說，相去很遠。孔子是不大講天命的；他倒愛講天，但作為殷人的後代，孔子的“天”是一種自然神，從來不曾與人“合一”。孔子的出發點是人事，後儒將孔子體係顛倒過來，以天統人，起孔子於地下，麵對這一新生事物，也會覺得麵生的。董仲舒提出一整套理論，來證明天的意誌，是可以觀察，可以解釋的。比如說，天歡喜，便有春，天快樂，便有夏；秋是天的憂愁，冬是天的悲哀。天道就是人倫，這叫天人合一。從四時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細節，無不體現天的意誌。你不知道是你不懂。天道有常，人必須順天承意，體現為皇帝要聽從天的意誌，臣民要聽皇帝的，兒子要聽父親的，女人要聽男人的，如此等等，“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謂大忠”。——“忠”是皇帝最願意聽的一個詞，董仲舒確實知道他在對什麼人講話。為什麼要提倡忠呢？按照董仲舒的“三統三道”理論，夏代是主忠的，殷商是主敬的，周秦是主文的。周秦之道為文道，其弊也在文弊——花樣太多，不夠純一。三統循環，漢朝繼周，又該輪到忠道了，這叫用夏之忠，以救文弊。——古代倫理的範疇，“忠”本是最難證明的。董仲舒給出了兩個證明，一個在天命觀裡，一個在曆史觀裡。如果說後代不曾有更好的證明，那也隻是因為本來就不可能有好的證明。到此，董仲舒已經提出一套基本的政治秩序。儒生可以證明、加入、維持以及在必要時修補這一秩序，作為條件，乙方要的很簡單：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下一拍即合，便有了曆史上最成功的一場勾結，或合作，或……不管你叫它什麼。但在漢武帝、董仲舒時，這一合作隻是初具規模，許多諒解尚未達成。如在董仲舒體係中，天的地位太高，還得“屈帝以伸天”，這是漢武帝不愛聽的，——他恨不得自己就是天。董仲舒之未得重用，或與此有關。另外，他的脾氣過於樸直，也是武帝不喜歡的。武帝也不喜歡儒生借天象以示警。作為天人之證，災祥是神意最強大的證明。但說說祥瑞倒也罷了，災異就不是好玩的了。建元六年曾有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便殿兩次火災，董仲舒與《春秋》比照後，得出結論，“天災若語陛下”：你應該誅滅在藩親貴中的壞人，就像我燔燒遼東高廟一樣；應該誅滅近臣中的壞人，就像我燔燒高園殿那樣。他的草稿被主父偃見到，偷去奏給漢武帝。漢武帝拿給眾儒看，就連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是老師的文字，也說這是“大愚”。因為妄言災異，董仲舒被下獄。以後他再也不談災異了。後世儒生，也不大談災異。雙方默契已成，花花轎子人抬人，不會再拿索要證明之類的事難為對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