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煩費巨億，天下虛耗。弄錢的辦法，也都想遍了，直到連打魚也要收歸官營。隻是國用未見豐足，貧者反而益貧。那時畢竟是古代，富人還沒什麼覺悟，不要說不肯捐輸以佐公家之急，有一回山東發水，向他們借，都借不出錢來。忽有河南養羊大戶卜式上書，願意捐出家財的半數，以助軍興。天下怎麼會有這樣的好人，怎麼會呢？漢武帝又喜又疑，派使者去問他有什麼要求。卜式說：沒什麼個人要求，隻是覺得縣官和匈奴打仗，有官爵的應該出命，有財產的應該出錢。話說得如此樸實，在武帝耳中，不啻時代的最強音。漢武把這話和丞相公孫弘商量，公孫弘卻說：此非人情，不可以為“化”以亂法。此事便擱下。幾年後，招賞降人花費太多，遷徙貧民的錢告缺，卜式再次提出捐輸二十萬錢。當時富人爭相匿財，一捐就是這麼多的，普天下不多不少，隻有卜式一位。這一回武帝感動得再也受不了，立拜卜式為中郎，另有賞賜，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這裡提到風和化。風就是教，如風行草上，化則是從風而服，隨風而化。古代以德治天下，風化是主要手段，後來流行的旌表烈女孝子，都屬此列。在林立於古代的種種榜樣中，卜式算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位。有意思的是，對道德榜樣的褒揚，是許以名利，想讓人知道做好人可能得“好報”——即有利可圖，一方麵宣揚反功利即為道德，一方麵又以功利勸善，隻能令道德的涵義本身發生墮落，執行長久，後果不問可知。數年後呂嘉造反，已經官為齊相的卜式又上書“願死之”，即報名從軍。他養羊的本領了得（曾傳有《卜式養羊法》，雖是偽托，可見他在古代畜牧業的聲望），打仗是不行的，年紀又老，確實和送死一樣。武帝不讓他去，下詔表彰說：今天下有事，各方官員貴顯沒一個挺身而出的，隻有卜式一個好人，“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讓百姓學習，“天下莫應”。武帝一手頒告緡令，一手褒揚卜式，一手大棒，一手胡蘿卜，而百姓仍然不肯分財給天子。於是大棒上場，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大抵破家。結果怎麼著？“民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掙點錢都花了，也不肯留給官家。每回讀《漢書》至此，我都要歎氣：怎麼漢朝人的覺悟這麼低呀？從卜式前後的作為看，這個人確實是老實的好人，沒理由懷疑他的真誠。問題出在武帝身上。古代政治理論，一大核心是要與人類趨利的本性作鬥爭。鬥爭的結果可想而知，不是率天下為善，倒是率天下為偽。至於如何富國，既充實中央財政，又不使民間經濟失去活力，說老實話，在抑商扼巧、天下以貧的古代，是條死胡同，不可能有什麼好辦法。通常的情況是，對富人，無事任其胡為，有事力加搜刮。明末崇禎年間，財政崩潰，亡國在即，這時有一位李璡想出主意，請搜刮江南富戶，以實軍餉（郭沫若曾誇讚此議為“相當合理的辦法”）。大學士錢學升疏論曰：“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這自然是典型的富人立場；曆代也多批評此論代表著富貴階層的自私、不與國家共患難。是的，確實如此。但自私畢竟根於人性，是通過製度來利用亦即限製，或通過製度來抵製亦即縱容，那也是古今之分野了。“秦皇不行於巴清”，說的是巴寡婦清（據說近年已被封為“中國的首位女企業家”），采礦致富，用財自衛，不受強秦的侵犯。至於“漢武不行於卜式”，自是指漢武大力樹立卜式，終於無補於事。當然，所有這些都怪不到卜式頭上，他的本色是牧羊，愛國，做好人，哪裡能夠對後麵的事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