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也許是唯一當得起“偉大”二字的詩人。但大家總是忘掉，屈原不僅是詩人，還是思想者，不僅寫過《離騷》，還寫過《天問》。《天問》問天問地，問曆史，問宗教，有一百七十多個問題。而從漢儒起，便把屈原的作品，強拉入正統的陣營，一篇《天問》，也被說成“泄憤”之作，好像屈原指天劃地，隻是發發小孩子脾氣。也有高看它的，如“奇崛派”詩人李賀推《天問》為楚辭中第一，但那理由卻是它的語言“奇崛”，這怎能不叫人既笑且歎？屈原是楚國的大夫。當時的思想體係，南方和北方很不一樣。北方有孔子和墨子，南方有老莊和彆墨。和齊魯學派相比，楚人似乎更喜歡琢磨本體問題和自然現象，有點兒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屈原既有頭腦，又是個極認真的人（不然也不會自殺），這種性格，在後世越來越罕見，他的《天問》，也跟著進了冷宮。《列子》中有個寓言，說兩個小孩兒爭辯太陽的遠近，難倒孔子。注者張湛拿《莊子》裡的一句話來搪塞：“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太陽的遠近，居然成了不必討論的問題。這隻是寓言，但說明著那時的情況。漢代以後，齊魯學派占上風，其餘各家，紛紛式微。儒家的一個毛病，是沒有知識上的好奇心，對《天問》之類，完全能做到視而不見，晏然自若。唐代有柳宗元，作了《天對》，來回答屈原的問題。柳宗元是唐代最聰明的人之一，他不相信神話，比同時人高出一籌，但一涉及天地萬物，他多不承認問題的存在，“九重”沒有、“八柱”沒有倒也罷了，而大地也沒有儘頭，所以談不上度量，——你怎麼知道呀？他的另一個辦法是膚廓地談談元氣。屈原明明已經在問，“氣”有象無形，該如何定義呢？柳宗元沒有懂得這個問題的意義，仍用“氣”來高遮低擋，這個也是氣，那個也是氣。——“氣”果然無所不能，不隻解釋一切，還能把人氣死呢。不隻有氣，還有理呢。朱熹集注《楚辭》，是流行的讀本。他說：開辟之初，那些事雖然不可知，但其道理就在我們的心裡，想知道的話，反省內心就行了。藏在自家肚皮下的大道是什麼呢？“天地之化，陰陽而已。”好個“而已”！——屈原苦苦的追問，到了朱子這兒，則隻有“而已”而已。如對大地的麵積，朱熹回答：地的大小雖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遍曆，也非算術所能推知。——其實從不曾試圖去遍曆，也沒有工具來推知。思想的懶惰，莫此為甚。對實在答不出的問題，宋代的朱熹說：“兒戲之談，不足答也。”清代的錢澄之說：“必求其義，豈非愚乎？”——各代的聰明人麵對《天問》中涉及古史和神話的那一部分，尚能漫引舊說，振振有詞；麵對涉及自然界的發問，無不東拉西扯，支吾其詞，借用明末黃文煥的評論，便是：“人無由問，天不肯自問，一時千古，隻共昏迷。”要回答屈原的一批問題，辦法隻有一個：測量。測量是科學的肇始；而既無窮究事理的學者，測量反成工匠的賤役。一直等到黃文煥的時代，才有一位周拱辰，引用利瑪竇的地圖，解說“地一周有九萬裡，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裡”等。這已是距屈原兩千一百年後的事情了。各民族都曾有自己的《天問》，如冰島人的《埃達》，希伯來人的《約伯記》，印度人的《梨俱吠陀》，希臘人的《神譜》。後來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原因。在中國，傳統的教義是用審美代替思辯，用玄想抵製實測，用善惡混淆是非。屈原作了《天問》，兩千年間的學人，則共同創作了一部“不問”。——那麼，這兩千多年裡，人們怎麼還好意思去紀念屈原呢？答曰：沒什麼不好意思的，賽龍舟、吃粽子嘛。藏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