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包拯事，總有幾個疑惑。一是他為什麼鮮有朋友；二是他彈劾張方平的上疏為什麼沒有流傳下來；三是他為什麼不笑。宋仁宗時，海內無大事，士大夫樂享太平，詩酒往來十分稠密，我們看當時的名臣，無不留下這方麵的豐富記錄，唯獨包公，其個人生活，幾乎沒有指爪可尋。史書裡記他平生不寫私人信件，沒什麼朋友，與親戚也不往來（如果鞭打有違法行為的表舅不算“往來”的話）。他流傳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詩，晚年一篇家訓，其餘全是奏議。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剛嚴峭直的典範。他從頭到腳找不出一絲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飭得一無破綻，似乎就從沒有處過暗室，不曾道過中冓之言。裡裡外外立於不敗之地。但從常識可知，人是不可能這樣完美的。道德的意義，不在於“滅人欲”，而在於克製一部分欲望，使個人行為與社會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衝突的勝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無道德衝突。《鍘包勉》裡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戰，但隻是戲文，史上並沒有這種可歡欣的記載。北宋時唐風未滅，人們還算開朗，不大遮頭護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員，雖棲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個大大的例外。歐陽修疏論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說道：“心中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於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說人心隔肚皮，評價一個人，可信賴的還是他的作為。不過，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線索，一個人的作為，或為迷霧所隱，或為光芒所掩，也會含糊起來呢。歐陽修的批評，源於包拯連劾張方平與宋祁。宋祁即有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鬨”，人稱“紅杏尚書”者。包拯抨擊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時多遊宴，蜀人不滿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彈劾過宋庠）來，宋祁確實生活鋪張。但當時文官遊宴成風，若以此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況宋祁在蜀每晚宴罷，還燃燭展紙，乾起正事，遠近的人看見燈光，都知道這是宋先生在修唐書。他死後，成都數千人哭於祠，似乎名聲也不很壞。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張方平。此人天性豪邁，頗有才乾，見識在當時彆具一格，隻是一生未得伸展。當時京城某人拍賣家產，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購得一處房屋。包拯立加彈劾，說他“無廉恥，不可居大位”。張方平確實不謹慎，但隻憑這一點，似乎不足以立“無恥”之論，據司馬光後來說，包疏檢舉張方平的不端事跡，還有不少條狀。但這麼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傳的包公奏議中，竟不見蹤影。清朝有人猜測是包公子孫不願意以示後人因而削去，毫無根據。但不得見此奏原文，總有些遺憾。碰巧的是，張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時都與呂夷簡不和，而包拯受過呂夷簡的提拔。要是能從中尋出一絲足跡，我不覺得包公形象會受多大損害，相反，倒還覺得親切些——人都有個三親六故。但沒有，無論前後，包拯的議論沒有半分私情的把柄，無不堂堂正正。包公的心事不為人知，是否應歸罪文獻失傳呢？宋人話癆最多，記述成風，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對包拯的記錄，少之又少。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過歐陽修的薦舉，還曾是上下級，多少總有過從，但整部臨川集，竟無一字提及包拯。彆人那裡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吳奎，和包拯親密，給他撰過墓誌銘；另一位張田，自稱門下，給奏議結集。若無這兩人，包公的形象，便隻剩元雜劇中的了。我猜測當時多數人的心理或許是這樣：對包拯，說他不好，實在說不出，說他好，又不情願。人至清則無徒，此之謂也。最奇異的，是包拯不笑。當時流傳的一句話：“包公笑，黃河清。”——包公一笑，比黃河變清還難得。史籍未曾記載包拯有過類似麵部神經麻痹之類的疾病，我們也無由推斷他是個內心麻痹的人。但不管為什麼，一個不會笑的人，無論多麼多麼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會喜歡有這樣的一位同僚，這樣一位鄰居，或這樣一位表外甥。元代名臣王惲夜宿開封府署，曾撰一絕雲：“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範見留題；”“驚鳥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