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降臣固位難，癡頑老子幾朝官；”“朝梁暮晉渾閒事，更舍殘骸與契丹。”這https://是一首罵馮道的詩。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劉因。馮道的挨罵，在於他曆仕四朝十一主，拿喪君亡國不當一回事兒。但說起來，“梁唐晉漢周，播亂五十秋”，一轉瞬之五十幾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馬燈；便是同一朝裡，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殘，一鎮之內，殺帥奪旄，習為常事；各路兵將儘是虎狼之性，稱孤道寡者不過沐猴而冠，借《沙家浜》裡一句詞，叫做“忠在哪裡，義在何方”。此時能知些廉恥的，便自謂勝人一籌，哪裡還顧得上什麼主辱臣死？從後梁的張文蔚、杜曉，到入宋的範質、呂端，一批名聲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舊人，豈獨馮道為然？馮道另一挨罵處，是奉使契丹，有漢奸之嫌。不過唐代的華夷之防不像後世那麼嚴，安史亂後，更是嚴也無從嚴起。陳寅恪曾論河朔藩鎮為“胡化集團”；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來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無恥，但心甘情願給他人做奴才的，從古代到今天，難道又少了？石敬瑭不過是“皇帝”，當天下之重，格外地沒麵子而已。將燕雲十六州割給契丹，遺患二百年，罪過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漢奸”兩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倫不類。馮道雖是漢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當極廢州裂之季，責他以“民族大義”，是以後世人之所見，責前人之所不見。他在契丹的言語，“哄洋鬼子”而已，“弱國無外交”而已；臉皮厚是真的，但臉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馮道不以諂媚事人，而能取容於四朝，可見這個人是很滑頭的。逢大事則依違兩可，不得罪武人，不預廢立，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馮道善持大體，若說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來。有個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懷裡一定會掉出兔園策來，他也不以為愧。他的好處是心胸開闊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並不報複。詩人杜荀鶴的才能倒高，但剛在朱溫那裡得寵，便在家中氣衝衝地掰著手指頭，算計都有誰得罪過自己，準備儘殺之。這等傾險之徒，不如馮道這樣的庸人遠甚。五代兵連禍結，黎民深被荼毒，當此之時，忠為下，仁為上。馮道慈悲為懷，活人無數，然而他的口碑居然還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漢”，這隻能說是老百姓做芻狗做慣了。史弘肇這種人，不逢其會，殺豬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時，必有視人如草芥者出，選對主子，多殺人，便可為英雄。史上名氣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惡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說明社會出了毛病，不是縱人為惡，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難之事。如馮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罵。《宋史》批評五代臣子視事君猶如拿錢乾活兒，改朝易姓，就像換個東家，一拍兩散，——便該如此！司馬光罵馮道為奸臣之尤，理由是馮道“求生害仁”。——在司馬光的頭腦中，“忠”與“仁”已經分不清了。漢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為倫常之首。以忠君為大節，把它像草標一樣插在頭頂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義。隻知吠非其主，不問善惡是非。這倒省心，最不堪時，至多落頂“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還有什麼不愚的忠。其實哪裡有呢？凡忠必愚。評說人物，古人也說“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問題是，什麼是大，什麼是小？以忠為大，則義為小；以節為上，則仁為下。在司馬光、歐陽修看來，馮道所做的善事，隻是“小善”——如他的廉儉，如他念誦聶夷中的《傷田家詩》來感悟李嗣源，如他勸耶律德光不事殺掠，如他救下違反買賣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將把搶來的婦女送給他，他置之彆室，訪得其家送回去；及隨遼北上到恒山，見到被遼兵俘掠的士女，掏錢贖出，設法送歸鄉裡。——在忠字當頭的史學家眼裡，大節既虧，這些小善也就無足道了。五代的慘劇，本可換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紛紛而出，把觀念的舊山河收拾起來，重入輪回。此後紛紛攘攘，不出矩矱。至明亡，才有人認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馮道為例——無論是王夫之，還是顧炎武、黃宗羲，都以馮道為小人，批評譽馮道為“吏隱”的李贄為邪妄。在三人者，身為勝國遺老，自然要痛罵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來做忠臣節士，便有萬年不倒的王朝了。見王朝而不見國，見國而不見民，見民而不見人，此其所以翻遍墳典，拍破腦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